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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的提高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全球各大制造业企业纷纷从中国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企业也希望在海外建厂以降低生活产成本。但据英国媒体报道，中国企业在海外寻找廉价生产地时大多遭遇失望，因为像越南、孟加拉国等地的交通、物流及上下游支持产业均不理想，生产率远不及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11月8日报道称，梁先生的女鞋制造公司总部位于香港。由于内地劳动力成本近些年以每年15到20%的速度增加，梁不得不把自己设在东芝的工厂工人从三年前的8000人减到现在的3000人。今年秋天，他前往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等地，想寻找一个“替代生产基地”。 　　孟加拉国工资是中国的20-30%，工人们每周工作48小时，孟国政府还向外企提供10年的免税期，但梁还是大失所望。“那里的交通拥堵太夸张了，工厂里每人都有个发电机，因为电力供应很不稳定。”梁先生说，“糟糕的物流也使工作很难高效。” 　　而埃塞俄比亚虽然工资比孟加拉国还要低，但梁先生根本找不到制鞋的支持性行业，比如鞋掌和硬纸板工厂，而且位置太偏僻。印度“难以忍受的贫困”也使他放弃了在印度金奈建厂的想法。现在，梁先生对于他是否要把工厂搬离中国很不确定。 　　报道称，中国制造业的环境使很多企业想搬迁至南亚及东南亚国家。上周，北京咨询企业龙洲经讯发布预报称，中国2012年的出口增长将降到9%。很多工厂主，如生产手提包的刘先生，都想过把工厂搬到越南等地。但是，他们最终都选择留在东莞，因为供应网络和工人生产率更理想。 　　还有一些公司则在中国及国外都建有工厂。天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自2007年起开始在越南建立纺纱厂。越南的月工资是1200元，中国则要2000元，而且越南的新工厂自动化程度更高，需要的工人更少。该公司老板惠先生（音）说，他现在在越南有4000个工人，在中国有一万工人，全公司产品的四分之三都在中国销售。惠还补充说，中国企业大多不愿意搬迁到外国，因为他们“不熟悉如何管理与他们文化不同的工人。” 　　龙洲经讯还发现，即使在纺织、服装、玩具这样劳动力极密集的行业，中国的制造商们今年的涨价幅度10-20%，表明他们“拥有一定的定价能力”。投资咨询公司瑞士信贷集团的经济学家董涛（音）说，原因很简单，“没有发展中国家能超上中国生产效率的一半。” 　　报道最后称，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极高的生产效率以及优良的港口、便利的高速公路，这使厂商们很难在别的发展中国家找到替代。“当中国从这样的状态中成长起来后，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中国。”董说。


　　今年3月起，当美国人在商场选购“Miken”碳纤维棒球棒和“First Alert”烟雾警报器时，他们会发现“MADE IN CHINA”的产地标签已被悄然换成“MADE IN USA”。 　　当美国音响发烧友拿起“Sleek Audio”耳机时，他们会发现，同样的价格，他们买的将是“美国制造”而再不是“中国制造”。 　　独立媒体连日独家调查发现，尽管还没有形成大规模风潮，但美资尤其是高端美资制造业，正在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中国悄然撤退。对于被誉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以至整个中国来说，“美国制造”正在崛起正成为不争的事实。 　　“全球制造业的再分配已经开始，虽然目前还只是最初阶段”，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希尔金说。中国商务部的最新监测数据，让人隐然嗅到风雨的气息———今年前8个月，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967家，同比下降5.29%；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5.45亿美元，同比下降14.42%。 　　静悄悄撤退为哪般 　　位于广州番禺东涌镇的广州自强体育器材公司，在业内名气不算大，但这家公司却是世界500强企业、美国消费品巨头佳顿在中国的一家代工厂。“在美国市场的佳顿公司Miken碳纤维棒球棒和钓鱼竿，就是我们这里生产出来的。”自强公司的阿MAY（化名）表示。 　　阿MAY说：“之前自强公司有一个车间，专门负责生产Miken碳纤维棒球棒，有几十个中国工人在一线负责生产，还经常有一些老外帮忙。”不过，从今年3月开始，“Miken”碳纤维棒球棒的生产已经从番禺撤回到美国本土。除了碳纤维棒球棒，据记者了解，佳顿公司同时还将安全器材“First Alert”的生产也转移回了美国。 　　在广东东莞，美国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近期也将生产业务回迁到美国佛罗里达州。这一消息很快引起美国媒体和咨询公司的关注。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这是美国制造业回流风潮的一个典型案例。 　　然而，在东莞当地，这则消息并未引起震动。10月16日，在东莞做耳机生意的合智电子有限公司吕先生表示，对这件事情并未耳闻。东莞另一位做耳机代理出口生意的周先生表示：“Sleek Audio五年前已经在东莞生产高端可调谐耳机，产品主要外销，国内知道的人并不多。”周先生称，据他了解，Sleek Audio撤出中国的导火索是质量事件———2009年，Sleek Audio东莞工厂生产的货品中，有1万件产品出现焊接不牢的问题，这批货令Sleek Audio一下子亏损数百万元。 　　回流美国开厂招工 　　美资制造业的离开，并非仅仅出现在珠三角地区，更多个案在陆续冒头： 　　美国玩具生产商Wham-O决定将50%的飞盘和呼啦圈订单在美国国内生产，这些订单此前一直是交给中国等地的工厂的。美国发光二极管灯泡生产商Seesmart LED公司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如今却正筹备将其整个海外业务迁回美国。随着福特汽车公司近日与美国汽车工人协会达成协议，福特公司宣布将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汽车零部件。此前，这些业务通常外包给中国企业。 　　8月11日，美国ATM（银行柜员机）供应巨头NCR签下中国农业银行一万台ATM硬件维护的大单。目前，NCR号称在中国拥有最大的ATM安装量。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NCR已经把部分ATM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美国佐治亚州的哥伦布。10月15日，北京安迅金融设备有限公司相关人士默认了这一消息，但拒绝进一步透露详情。 　　世界500强企业卡特彼勒公司的美国主页也显示，卡特彼勒已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中南部的维多利亚市开设新工厂。该项目将在2012年中正式运转，生产液压挖掘机，一旦全面启动，将会使美国本土产能提高三倍多，并为本土员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多为高附加值产业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回流美国的生产线中，不少属于高附加值产业和高附加值环节。 　　和市面上普通的棒球棒不同，佳顿公司生产的Miken碳纤维棒球棒身价不菲，市场售价高达二三千元。阿MAY透露，碳纤维棒球棒中的碳纤维全部由日本进口，产品售价高昂，不仅因为原材料价格高，更因为研发设计成本很高。阿MAY说：“以前碳纤维棒球棒的设计研发也放在中国，由美方派员工专门负责。不过，现在研发设计已经全面转移回美国了。” 　　Sleek Audio从东莞“悄无声息”地撤走，甚至连许多同业都不知道。深圳市盛佳丽电子有限公司盛先生对此表示，这很大程度上与国内耳机行业的生态有关。“国内厂家生产的主要是低端耳机，高端耳机主要在国外生产”。 　　盛先生分析：只有高端耳机才可能回迁美国。他认为，高端耳机动辄售价数千、数万甚至十几万元，“这类耳机，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占比很小，他们考量成本的因素不多，回迁美国可以理解”。 　　Sleek Audio的SA Six耳机，每副售价约250美元。为了继续在美国市场保持这样的售价，回迁美国后，Sleek Audio重新设计了耳机，所需要的零部件不到原来的一半。再加上Sleek Audio在美国生产后，加强了质量控制，次品率降低，增加的人工成本因此得以抵消。 　　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正出现新的特征，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之风似乎悄悄刮来。广东省外经贸厅在《每周外经贸热点》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迫使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其国内产业结构，探索实体经济再振兴道路，鼓励高端制造业留在国内，甚至从国外向国内回流。”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日益显现，今后五年间，美国将新增200万至300万个工作岗位。 　　拐点显现 　　研究结果定于当地时间近日公布。报告主笔哈罗德·西尔金说：“大约10年前，我们开始外包器械、计算机等占美国制造业相当比例的诸多产品。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因为中国正快速涨薪，而美国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4倍。” 　　西尔金说，某些商品在美国制造可能更为经济，这一“临界点”已开始显现。 　　他说：“回流过程仍然缓慢，但企业正从中国搬回美国。几天前，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 　　研究发现，最可能回流美国的制造行业包括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和电脑。这些类别的商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将近70%，年均耗费美国消费者大约2万亿美元。 　　美国权威行业研究机构供应管理协会（ISM）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美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26个月扩张，增速比上月略有提高。 　　成本考量 　　西尔金说，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美国制造”其实更为经济实惠。 　　汽车配套产品供应商德国大陆集团6日宣布，将在美国投资大约5亿美元兴建一座工厂，为美国市场生产轿车和卡车轮胎，预计新增1600个工作岗位。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对于过去十年间不断迁出美国的轮胎企业而言，这一抉择可谓重大行业转折。 　　“如果你的产品距离消费者近，就不必守着那么多库存，”西尔金说，“随着成本越压越低，企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他说，对于美国企业而言，“美国制造”已是一项经济考量，未必谈得上爱国举动。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商学院院长W.P.凯里说：“随着中国日渐成熟，生产成本上涨，向中国行业转移（然后向美国出口）的吸引力将开始减退。” 　　关乎就业 　　上述研究结果将给白宫增添些许乐观气氛。在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提出的可持续经济复苏计划中，发展制造业是关键内容。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间，美国向全世界流失大约57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西尔金认为，政府可借助多种手段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税率调节就是可行的刺激手段之一。 　　美国户外用品企业Outdoor Greatroom公司首席执行官丹·施梅克说，“多重因素”促使他把企业在美国的订单比例从4年前的20%提高到现在的50%，例如在美国改换设计的空间更大，物流同样更为便捷。 　　不过，施梅克认为，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不会走得太远，“某些类别的产品再也不在美国生产，比如编织类户外用品和柳条家具，我们不得不在中国外包”。


　　曾经被资本青睐的LED产业正面临着被洗牌的命运。 根据已经获得的数据显示，产能过剩已经成为LED产业的软肋。前两年各地竞相出台的LED投资规划和在建产能已经远超出市场的实际需求，以投资过热最为严重的LED蓝宝石衬底为例，其在建项目产能达10100万片/年，而中国当前实际需求量仅为685万片，尚不足产能的1/10。 　　“现阶段LED产能已经处于周期性、结构性的过剩状态，今年中小企业的日子会比较难过。”高工LED产业研究院院长张小飞表示，目前LED企业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年内或有10%的LED企业倒闭。 　　面对LED产业濒临洗牌的局面，瑞丰光电总经理龚伟斌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竞争加剧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合适表现差异化的时期，企业应该把握时机。 　　“洗牌充分、大批企业倒闭后，整个LED行业才能从无序到有序。”一位LED企业的高管指出。 　　张小飞认为，“终端市场空间巨大，但还未到爆发点。”他表示，LED照明的大规模增长还依赖于政府补贴终端消费和销售渠道的建设。


今年8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光伏上网标杆电价，文件明确要求，满足今年7月1日前审批或者12月31日前建成任一条件的光伏工程，可享受每千瓦时1.15元的补贴政策。这一举措，掀起了青海等省份“大干快上”建设光伏电站的热潮。在青海，几十家企业同时开工抢建电站，几十辆土方车来回穿梭的情形可以用“壮观”形容。 国内地方政府与企业发展光伏热情高涨，外资企业也希望能有机会抄近道分享我国光伏盛宴。日前，记者从业内相关人士处得知，已有两家外资企业表示有意入主我国光伏电站。针对外资企业入主我国电站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的行业专家进行探讨。 外资可涉足光伏电站运营 纵观全局，在全球新能源投资热潮以及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带动下，我国新能源产业已经受到大型能源集团，民营企业、国际资本、风险投资等诸多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和国内光伏等市场的逐渐开启，我国新能源产业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已经毫无悬念。但能源领域相对敏感，外资能顺利涉足国内光伏电站运营吗？对此，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光伏市场应该是一个比较商业化的环境。新能源领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在国际合作中未遇到障碍或者障碍较少的领域，政府的态度也应该是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 孟宪淦说：“由于国家对新能源发展定位是战略性能源，并且整个新能源在能源领域的占比非常小，所以还不能上升到能源安全的问题层面上。另外，我国在新能源发展上有非常明显的产业优势，完全有能力在世界太阳能行业自由拓展空间。国内陆续也有一批企业向海外拓展的现象，既然我们可以进入国外市场，也就不能排斥外资进入。” 据了解，近年来的确有不少中国光伏厂商大举挺进海外市场。如2009年11月尚德电力宣布在美国建设首家太阳能电池生产工厂，成为首家在美设厂的中国光伏组件制造商。此后，赛维LDK也宣布，以约3300万美元收购美国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70%股份进入北美光伏下游市场等。 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萧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早在2009年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已经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合作建设内蒙古鄂尔多斯20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合作协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合作项目。尽管该合作此后出现一波三折，但是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于外国企业投资国内的光伏项目应该是持欢迎态度的。 外资抢占市场份额有限 针对外资购买国内电站的需求，国内光伏电站运营商反应如何？近日，力诺光伏市场分析员丁文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全球光伏市场的低迷背景下，中国推出了光伏上网电价的积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国际光伏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未来外资进入国内市场是必然趋势，国内光伏企业也不排除出售光伏电站的可能。 丁文磊说：“在国外，建工程卖工程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对光伏电站的后期维护及运营都是外资企业的强项。他们在电站运营市场方面，有比较科学的、成熟的体系。” 力诺光伏集团执行总裁司海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肯定了这一看法，他表示：“如果有好的机会，企业可以尝试这样的合作。” 孟宪淦指出，尽管外资购买电站可以作为今后市场探索的一个模式，但预计涉及的规模不会太大。孟宪淦解释说：“目前，国内的上网补贴电价远远低于国外。以欧洲地区为例，分布式能源系统上网电价的补贴是每千瓦时39.1欧分，地面电站补贴为每千瓦时28欧分，折合人民币达2-3元每千瓦时，远远高于国内1元的补贴价格。所以国内的补贴电价还不能和国外的同日而语。现在外资进入国内，其主要还是希望抢占市场空间，但从市场发展来看，未来规模不会太大。” 萧函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随着国内光伏市场的全面启动，外资进入国内光伏发电领域是必然的趋势。尽管政府并未在这方面设置过多的限制，但是外资在国内市场难以取得较大的份额。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光伏企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低廉的成本，外资在此方面处于劣势。虽然目前外资的进入门槛较低，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不具备优势的外资企业难以取得大的突破。


　　从国际金融危机到本次欧洲债务危机，国际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方向转化。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中国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必须加快转型。 　　17日，在于文登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养生产业峰会上，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提出，中国经济要从追求经济总量到提高经济质量、从依靠外需到挖掘内需、从注重经济发展到重视社会发展、从重视硬实力到增强软实力4方面实现转型。 　　从以GDP为中心到以人为本 　　龙永图表示，中国实现经济转型首先要解决如何在扩大经济总量的同时提高经济质量，从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其中，生活质量可以成为经济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 　　据调查，中国一些大城市60%-70%的人都处在亚健康状态。与欧美人相比，中国人每天多工作一个半小时，休闲娱乐的时间少两个小时，睡眠的时间少半个小时。养生产业是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延伸到体育、食品安全等很多方面，跨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 　　在中国经济从以GDP为中心向以人为本的转型过程中，养生产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给予健身产业和养生产业以更高的重视。 　　内需为主 　　龙永图表示，中国经济转型要在继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同时，转型成为依靠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针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国外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的内需不足，使得中国的产品倾销到全世界，影响了所谓的全球经济平衡。这个观念显然站不住脚，但是从中国可持续发展看，确实应该从以外需为主过渡到以内需为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之道。 　　龙永图说：\"我可以很幸福地告诉大家，中国建立一个以内需为主的社会的条件是完全存在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以内需为主经济的条件。\"中产阶层和中高收入群体不断增加，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内需旺盛。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在中产阶层之上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富有阶层。 　　据美林银行统计，全世界身家超过百万美元的富翁中，中国排全球第四，大约有55万人。 　　瑞士信贷研究院的报告称，2005年中国的消费只占全球消费市场的5.4%。但是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占全球14%的消费份额，仅次于美国。 　　这不仅吸引了中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同时，内需不仅要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更需要日益富裕起来的中低收入群体，这是中国解决内需失衡的关键问题。 　　关注弱势群体发展 　　龙永图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不仅要注重经济的发展，更要重视社会的发展，注重社会各阶层和各群体的均衡发展，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发展。 　　养老和养生产业不能仅为少数有钱人服务，更要为广大普通老百姓服务。在产业发展中，不仅要关注中高端人群的消费需求，更要大力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龙永图说：\"文登有一个叫七里汤的地方，那里有一些很简单的温泉设施，一般老百姓花10块、20块钱就可以享受一次温泉服务，这让我很感动。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 　　强化软实力 　　龙永图还表示，中国经济转型的另一个方向是在继续增加中国硬实力的同时，强化软实力。 　　中国强大的硬实力毋庸置疑，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国。 　　增强软实力的核心是增强文化软实力，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也就是提高每个人的文化素质。不仅要提高教育水平，更要提高每个人的修养。使人们变得在生理上、心理上更加健康，变成一个真正有文化素养的人。 　　龙永图说，文化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一个人的素质体现在对待自己的时候能自尊、自强，但又非常谦恭、包容和自信；对别人时，能尊重、爱护，而且谦卑，具有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对待环境时，知道怎样爱护环境，怎样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怎样遵循发展的市场规律，这是对一个人文化素养的更高要求。 　　整个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注重硬实力到更加注重软实力的过渡阶段。


　　 一年内，台塑七次引火上身。 　　 台塑集团云林麦寮六轻厂区7月30日凌晨起火，这是近一年来第七次大火。如此高频率的安全事故，已经让台塑石化董事长王文潮和总经理苏启邑引咎辞职，并让台塑陷入舆论旋涡。这或许是台塑自王永庆去世后，遭遇的最艰难时刻。 　　 多年来，台塑集团一向以效率和管理著称，是台湾的企业标杆。国内的石化、化工企业也曾多次拜访“讨教”先进管理经验。但台塑六轻近一年内的七连烧，已经让“台塑神话”蒙尘。台塑一向引以为傲的“效率和管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神话破灭　 　 　　 台塑一向以成本控制和效率为业界称羡。2010年，台塑网科技老总蓝伟成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台塑曾经与其他国际石化巨头在投资盈利率方面做比较，发现主要差距其实不在营利，而是在管理、成本的节约能力上。在微利时代，台塑外部利润率曾经低到只有2%~3%，但是在台塑持续进行内部管理改善后，产生的利润却升至18%~23%。 　　 高效的成本控制在带来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 　　 台塑集团经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鱼骨理论”：一鱼要多吃，鱼骨、鱼肉片片都要剖析，每滴油和每克原料都要精打细算，以期用极少量的投资，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在七连烧之后，调查部门在连日来剖析台塑安全管理问题时发现，事故原因处处不脱“鱼骨理论”的痕迹。包括：为了节省成本，安全维护人员不足，导致出事时间总是在半夜；为了省成本，有了漏洞不愿马上维修，而是要等到年修的时候一起处理；采购要关关审查，导致采购过程过于冗长等。 　　 当初台塑的建厂方式，就跟业界采取的方式不同：设计不是采用原厂一起统包，而是通过分开采购来建厂。用业内的话来说，六轻是用“拼装”的方式盖起来的。当时它以建厂成本比业界低而被外界津津乐道。也正是因为没有采购较高质量的材料来建造工厂，造成管线腐蚀速度远超过想象，再加上不按器材组件使用年限提前替换保养，导致事故连发。 　　 据离职员工透露，台塑六轻为降低成本，裁汰员工，厂内人手不足，工作繁重。想加入六轻工作的人很多，资方的姿态高，对员工的态度强硬。员工情绪低落、向心力不足，加上设备老旧，意外频传。 　　 曾到六轻麦寮突击检查的“劳委会主委”王如玄近日指出，事故当天坐镇工厂现场的最高层级只是一位副理。还说厂长“一周有一半时间不在“，显示台塑高层面临接二连三的意外，“决心不够”。六轻最大问题在管理，即高层对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也认同台塑连发大火的根源在于对安全管理不够重视这种说法。“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十分重要。如果企业没有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从领导到基层员工都缺乏基本的安全素质，那么有再好的制度和管理都没用。“刘铁民说。 　　 明星企业为何频频跌倒在低级安全失误上？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生产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李湖生表示，明星企业的安全事故并不鲜见。标杆企业由于扩张较快，在各地广泛建厂，原来在本企业或者本土适用的管理模式不一定在各地适用。同时，各地员工素质、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标杆企业的各地分公司出现一些事故很正常，像全球知名的汽车生产商丰田一直以质量见长，但最后还是栽在了扩展过快后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上。 　　 “没有一劳永逸的安全管理模式和经验。”刘铁民说。这次安全事故也给国内相关企业一个警示：也许现在的这套管理模式很先进、制度也很完善，但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分厂设立、产品结构调整，新工艺、新设备、新员工的引进等，企业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如果一味地引进和套用原先先进的管理模式，不进行改进和创新，那就意味着安全事故已经不远了。 　　 此次台塑还有一点被广泛质疑，为何在前几次发生大火之后，台塑已经很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还会接连发生类似事故？刘铁民表示，重视了并不代表就有了科学的改进措施。可能台塑采取的改进措施效果不好，而且各分厂管理者执行力度也有差异。另外，任何改进措施从实施到产生效果都会有一个时滞，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在台塑本身存在不少安全隐患时，连续爆出事故也很正常，特别是在设备集中老化后，就很容易进入安全隐患的集中爆发期。 　　 　　火烧石化 　　 　　 “七连火”让企业形象大伤，大面积停工更使台塑生产大乱，损失无法估计。 　　 被下达停工令后，台塑集团所属台塑、南亚、台化、台塑化四家公司的股票全面跌停，两天市值蒸发掉了新台币3900亿元，台湾的塑料类股重挫5.7%。但最大的损失还是台塑企业集团长期以来累积的社会形象以及人们对它的信任。 　　 作为全球石化、化工大鳄，台塑是全球聚氯乙烯的第二大生产业者，南亚的乙二醇是全球第四大业者，台化的纯对苯二甲酸是全球的最大业者。业内预计，台塑产品的停产将造成业内相关产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扬。 　　 事实上，台塑麦寮炼厂相关装置2/3产能很有可能被同时关闭。此消息成为一颗重磅炸弹，炸响市场。亚洲丙烯价格更是坐上火箭，露出直上云霄的气势。当地要求台塑全面停工受检，为亚洲市场化工产品价格上涨提供了炒作题材。上游原料PX现货价8月1日暴涨60美元，重回1600美元/吨上方。 　　 目前，中国大陆乙二醇自给率仅为30%，台湾地区为重要进口来源地。业内认为，台塑的停产将使大陆市场供应紧张。台塑的乙二醇项目若全面停工，将助推乙二醇产品价格上涨。 　　 台塑大面积停工将牵动全球柴油、航空燃油、塑化产品的行情大乱，也将牵动供应链出现缺料的问题。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台塑在化工领域举足轻重，工厂大面积停工将会对全球的相关原材料、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短期内价格会有上行空间。相信这种停工会很快过去，所以并不会对长期的石化、化工市场产生太大影响。 　　 这种认识得到金银岛一位分析师的认同。他告诉笔者，严控或者压制台塑的生产，先不论它的产量下降会给下游产业链带来多大连锁反应，光是失业增加、GDP下降就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相信台塑会较快地结束这种停工局面并恢复正常开工。 　　 　　不当看客 　　 　　 标杆企业出现安全事故后，社会公众都会高度关注并用“放大镜”审视，此次也不例外。七把火烧掉了台塑的良好形象以及外界对台塑的信赖，这说明了没有永远的先进和标杆企业。只要有一时的疏忽，就会让明星企业顷刻陷入安全事故的旋涡。 　　 “现在很多企业对安全建设认识有偏差，只考虑安全建设的投入成本，却没有想到通过积极的安全建设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带来的收益远大于那些投入。“刘铁民说。 　　 对于这次事故，李湖生建议，国内石化、化工企业应该高度关注整个处理过程，从中汲取经验。现在企业各种安全隐患很多，台塑的今天就可能是别的企业的明天。石化企业不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看客，要系统地分析总结台塑事故的原因，把这次教训当成企业的一次好的演练机会。试想如果碰到类似的事故危机应该怎么去处理，并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形成一套更加合理有效的事故危机的应对处理机制。 　　 中国石油基金论坛研究院冯跃威说：“包括台塑大火在内，最近石化安全事故频发和世界整体经济形势相关。“现在美国货币不断超发，通货膨胀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企业盈利率下降。企业增加的成本很多情况下只能在内部消化，员工可能出现消极怠工情况。安全管理有一个安全生产经营边界，如果成本控制压缩超过边界，各种安全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这点放之四海而皆准。 　　 冯跃威认为，石化企业应该认真从人员、设备、管理等各个细节去加强建设，并根据企业的生产实际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经过科学精密的计算来得出安全生产边界，指导企业的科学生产


　　世界石油行业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壳牌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一行15人不久前走进大庆油田，为首次在中国召开的董事会拉开序幕。而就在前一天，壳牌宣布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全球合作协议以及一份成立建井合资企业的股东协议。 　　为大幅提升陆上钻井和完井的效率，依照双方意愿，这个合资企业将开发一套高度自动化的建井系统，并计划应用自动定向钻井和钻井优化等最先进技术，其中包括壳牌在北美致密气开采作业中率先应用的一些技术。为此，该合资企业将向低成本的中国供应商采购所需的大部分钻机、服务和钻井设备。这一合作模式将以较低成本大规模开采资源量可观的天然气资源。 　　向中国供应商采购所需的石油装备，映射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据悉，2011年壳牌将在中国投资300多亿美元用于采购。这表明在跨国石油巨头的带动下，国际石油装备采购重心正在向我国市场偏移。 　　成本诱因下的转移 　　由于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刺激投资者将资金投向油气勘探开发，形成新一轮石油投资高峰。同时因为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长也带动石油装备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国内三大石油公司均加快海外业务发展，进一步推动石油装备走向国际市场。 　　在众多我国制造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一些国际石油装备制造企业也进入我国，他们在我国投资建厂，或者与国内企业合作，直接参与我国油气工程项目。一些世界知名油田技术服务公司也利用其在我国的制造资源，为拓展全球业务服务。随之带来的是国际石油公司逐步加大在我国的招标采购力度。 　　国际石油装备采购重心向我国市场偏移，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好事，也是一种鞭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石油产业的快速发展，石油装备制造业也取得长足进步，一些产品逐步赢得国际市场认可，我国石油装备出口在数量、质量上也登上一个新台阶。但必须强调的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我国石油钻探设备人工成本低，产品价格平均比国外同类低30%，有的甚至更多，在国际上价格优势明显。 　　据了解，在石化产品成本中，装备的投资在石化投资中所占比例最大，大体上炼油装备投资占工程投资的40%左右；化工装备投资所占比例更高达50%～60%。在石化装备方面，目前国外产品在技术上占优势，而国内产品则在成本上占据优势，国内外价格相差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如果说在“十一五”初期，要建一个1000万吨的炼厂需要投资120亿元，而现在如果再建一座炼厂，基本是170亿~200亿元，如果在中东建厂，这个费用还要再乘以1.5倍。 　　如此看来，油价上涨在刺激石油石化装备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设备的成本投资压力。 　　据悉，目前我国很多国外项目的设备都着眼于国内制造，然后运到国外。因此，国产化对于我们提高装备的制造力极为重要。因为“装备国产化是减少投资、提高投资效益最切实可行的重要举措。” 　　从这一层面上来分析，国际石油石化装备采购向中国转移主要是迫于成本压力。当然反过来看，这也说明我国石油石化装备达到了国际买家采购的要求。 　　装备国产化面临六大挑战 　　可以说，目前我国石油石化装备制造已经具有了一定基础，但能否实现从大到强的华丽转身，关键在于我国石油装备制造能否在高端市场、自主创新、国产化等方面实现新的技术突破。 　　目前，包括石油装备在内的能源装备发展已被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2010年国务院提出，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7项战略性产业，将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其中，海洋工程装备成为高端装备制造的5个方向之一。同年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将努力把能源装备制造业培育成我国重要战略新兴产业，在7大重点推进的细分行业中，油气行业在列。 　　新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当中，国家通过多项条文明确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调整和发展方向。纲要强调，要优化结构、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并强调要加强重大技术成套装备研发和产业化，推动装备产品智能化。 　　因此，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政策利好将有利于石油石化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事实上，不仅是国家政策释放了利好信号，不断高企的国际油价也助推了石油石化装备产业的迅猛发展。 　　在高油价的刺激下，近年来我国石油石化装备制造业发展迅猛。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石油石化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从1019家快速增至2023家，将近翻了一番。全行业资产总额从674.16亿元增长到2005.6亿元。五年间全行业工业总产值和工业销售产值均增长了3倍以上。新产品产值、出口交货值、利润总额等指标的增长均在两倍以上。 　　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顾问赵志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等措施，都将为我国石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总院副总工程师张福琴也十分看好我国石油石化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她预计，未来五年，我国乙烯产能将达到2160万吨，增加700万吨左右，这700万吨要在五年中实现，估计一年要有100万吨的乙烯设备投产，所以，石油石化设备市场潜力巨大。 　　但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石化装备制造业水平还面临六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石化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大型骨干企业少；二是装备技术开发跟不上石化工艺技术发展的速度；三是重大设备的软件技术开发基本靠模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很少；四是设备开发还做不到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五是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六是一般设备制造能力过剩，重大装备制造能力不足。 　　对此，赵志明建议在加强国产化的同时，还要加快产品结构调整。他认为这是“十二五”时期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我国石油装备制造业的首要任务。


　　1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背景 　　英国石油（BP）研究数据显示，尽管全球石油、天然气已探明储量小幅增加，但按照目前的消费速度，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仅够使用40年，天然气仅够使用60年。并且传统能源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是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为应对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各国政府积极开发可替代的新能源。太阳能光伏电池的原材料硅的蕴藏量在地球的矿产中排名第二。太阳能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污染的清洁能源。这些优势使光伏产业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太阳能光伏发电利用半导体的光伏效应原理，把太阳辐射能转换成电能。光伏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包含的环节有：晶体硅生产、硅锭与硅片生产、太阳能电池生产、组件封装、光伏产品生产、光伏发电系统。 　　2 全球光伏产业价值链的驱动力 　　（1）政府主导下的采购商驱动 　　光伏发电应用和推广的障碍是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成本和发电价格。太阳能发电在诸多新能源中成本最高。市场上商用太阳能电池片的转换效率只有16.5%-17.4%。这使得安装太阳能电池组需要较大的占地面积。在拥挤的城市利用屋顶安装太阳能，或者将太阳能光伏产品集成到建筑上（BIPV）是降低土地成本的最佳选择。高昂的成本使得采购商在产业发展初期必须依赖政府优惠政策才能发展壮大。 　　德国是全球发电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并且德国的石油严重依赖进口。德国政府在2000年实施《上网电价法》，并在2004年进行修订。规定光伏发电必须上网，电力部门必须收购，上网电价每年下降5%（2009年改为每年下降9%），《上网电价法》实施超过20年。此法案的成功之处在于以下几点：解决了电力的销售和输送问题；刺激了个人和企业投资光伏装机积极性和装机容量的爆发式增长；促使光伏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使光伏发电成本逐渐向化石能源发电靠拢。自2004年起，德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市场。德国企业发展和积累了先进的技术，培植了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光伏发电成本也快速下降，从2004到2008年共降低了32%。 　　《上网电价法》凭借其巨大成功得到其他国家的借鉴和推广。2000年以来，世界并网光伏发电飞速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40%。2010年全球太阳能光伏累计装机容量接近40GW。2010年全球太阳能光伏行业前5大市场分别为德国、意大利、捷克、日本和美国，大约占据了全球80%的需求，光伏市场仍然以发达国家为主。从产业的未来全球规划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制定了本国2020年的光伏发展路线。世界光伏产业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产业发展前景乐观。另外，韩国、印度、巴西等众多新兴国家的加入扩大了市场的覆盖广度和市场规模，使得光伏产业逐渐摆脱对少数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度依赖。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吸引了新企业的加入，充分的竞争降低了产业链各环节的价格。光伏产业正朝着完全市场化方向稳步迈进，抵御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强。 　　（2）市场驱动。光伏产业的另一驱动来自掌握核心技术的生产商 　　以产业资本为原动力的全球价值链强调技术的研究与创新，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产品的不断更新，通过产业的垂直一体化达到规模经济效应。在产业价值链中，各个环节对资金、技术、规模的要求不同，因而存在着组织形态与赢利水平的差异。 　　多晶硅行业在太阳能光伏市场发展初期主导了整个产业链。多晶硅是典型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行业。2008年全球多晶硅供应依然被七大传统厂商所垄断，其占据全球总产能的78%和产量的90%左右。光伏产业市场规模以超过年均40%的速度迅速增长，促使各大厂商不断扩大产能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产能的扩充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利润，同时也提高了新进入者的壁垒。 　　硅片行业的生产技术相对成熟，吸引了众多企业的加入，降低了该行业的集中度。硅片全球前八位企业2009年合计占有率仅为33.3%。该行业对上游多晶硅的严重依赖，把多晶硅的价格不断推向新高。多晶硅的价格从2000年起一路攀升，在2008年最高达500美元/公斤。这些多晶硅垄断厂商的毛利率最高时达70%。硅片行业的毛利率只有20%-40%。 　　光伏电池行业为了降低成本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一方面与多晶硅厂商签订长期供货合同，结成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的太阳能巨头无锡尚德与LDK签约10年硅片供货协议。2007年头三季，尚德有50%的硅材料是靠长期合约所供应。另一方面，单纯经营太阳能光伏电池片业务，利润率较低，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弱，主营业务为晶硅电池片的企业都在向产业链上下游扩张，进行垂直一体化整合，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中国英利公司整合了从硅料到光伏系统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在同等售价下获得了最高的毛利率33.5%。光伏电池的高昂价格也刺激了替代技术——薄膜电池的长足发展。产业链的终端环节，即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建立，对各种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要求较高。企业为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纷纷控制销售渠道同时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光伏产业在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的推动下，产业链一直处于持续的整合中。韩国、日本和中国的众多新兴厂商，打破了世界多晶硅行业七大巨头的技术垄断。多晶硅供应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价格从高峰回归至100美元/千克以下的理性价格水平。光伏发电的成本也随着太阳能电池技术进步、硅原料和组件供需形势逐步缓解而快速下降。在政府削减补贴后，国外的一些太阳能光伏制造商难以承受高成本，导致出现产能“挤出效应”。2010年欧洲电池片企业大都关门转移到东南亚，目前德国、西班牙、美国均已在中国设立制造基地或研发中心。预计光伏制造业将在中国进一步聚集，由目前占全球产能的1/2向更高比例迈进。 　　随着多晶硅产能释放和全球装机需求扩张，各环节的价值增值差距正在缩小，产业链逐步趋向利润均匀分布。技术进步和降低成本是推动整个行业向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随着行业走向成熟，只有成本较低的公司能够生存。业内将出现更多的整合，预计未来将只剩下少数同时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的超大型制造商。 　　3 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的位置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光伏产业2010年的产能为8000兆瓦，占全球光伏产业产能的一半以上。目前，中国已形成了完整的太阳能光伏产业链，并涌现出了无锡尚德、江西赛维、天威英利等一批在海外上市的知名企业。 我国光伏产业不仅长期面临原料在外、市场在外的问题，制造业的关键设备依赖度也较高。太阳能电池生产的关键设备绝大部分来自国外供应商，进口设备费用约占企业设备费用的80%。 　　原料方面，我国多晶硅2010年进口占总需求的50%以上。大多数多晶硅生产电耗目前在180千瓦时/千克以上，单位成本并不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硅锭、硅片产业对上游多晶硅的依赖，导致部分企业开工不足。上述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缺乏自主核心技术。中国在光伏研发领域的落后从2008年中国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可见一斑。中国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额的比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尚德在国内企业中研发投入比例最高，但是也只有0.8%，发达国家最低的比例是1.4%。中国的专利申请更多的集中在硅片、硅锭的制造上面。日本及欧美国家的太阳能专利一半以上集中在太阳能光伏材料领域，而我国专利在相关技术领域只占1/3。中国在高纯硅领域的专利申请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很难占据技术领先地位。 　　在市场方面，2010年，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90%都是出口，只有10%是国内市场需求。市场的缺失直接导致我国光伏企业无法参与规则、标准的制定。我国光伏产品进入欧美市场，必须将样品送到欧美进行美国的UL标准或欧盟的IEC标准认证。此过程耗时长达10个月甚至一年。标准的修订与更新国内企业只能被动接受，欧美光伏企业在国内销售则无须任何认证，间接削弱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缺乏市场的另一危害是国际市场的任何变动都能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整个光伏产业。 　　中国整个太阳能光伏产业核心技术的缺失，间接造成了产业链发展不平衡、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除少数几家拥有核心技术和专业能力以外，在这个行业里滋生的企业大都集中在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地方政府争上项目各自为战，企业同质化发展现象普遍存在。生产企业内部的恶性竞争无法避免，前端受制于原材料限制、恶性降价争夺市场。目前光伏产业的恶性竞争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低附加值再加上恶性竞争，使得这些环节的利润迅速减少，在高端多晶硅环节利润率仍有30%的情况下，光伏组件企业的利润不足10%，而且还在持续走低，惨烈的价格战不断升级。 　　4 光伏产业升级策略 　　光伏产业是能源产业中的重要一环，发达国家无一不是牢牢地掌握光伏产业的控制权。世界光伏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全球化，笔者认为要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制定光伏产业升级策略： 　　4.1 制定光伏产业标准、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 　　政府在光伏产业中主要解决市场培育和产业规范的问题。要加快建立光伏产品和发电系统的技术标准和监管体系，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企业标准及时转化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要尽快实施光伏产品的质量认证制度，并且依靠政府的力量使我国的标准获得国外认可，减少企业赴国外检测的资金和时间成本。 我国太阳能优质发电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与中东部能源消费中心呈现逆向分布的特点。如果对大规模安装光伏并网进行补贴，财政将不堪重负。我国近期光伏发电的首要方向仍然是面向无电区的电力建设，同时根据相关科技攻关和前期产业化工作要求建设一批并网光伏系统电站，为启动大规模并网光伏发电市场做好技术储备并积累运营经验。 　　2010年由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制定的《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对多晶硅企业在生产规模、能耗和资源回收方面的门槛显著提高。 　　借助《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加快行业整合，形成协同发展产业链，从而实现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与生产成本的不断降低。 　　4.2 加强自主研发，重点突破光伏产业关键技术 　　政府要支持相关单位和企业从事从基础理论到生产工艺的研究和开发。支持重点包括：在晶体硅材料提纯技术上实现进一步突破；努力提高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降低晶硅片厚度，减少晶体硅材料的消耗量；加大对薄膜电池、聚光电池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开展应用技术研究，积极推动应用示范工程建设，为大规模应用做好技术和管理准备。 　4.3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随着欧盟市场下调补贴并且需求趋于饱和，中国光伏厂商必须在海外开拓新兴市场。中国光伏企业应该根据不同的海外市场制定不同的策略。美国2010年7月通过了千万太阳能屋顶计划，将成为全球最重要、增长最快的市场。面对庞大市场以及贸易争端的风险，直接在出口国建厂或者与当地光伏厂商合作，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此举不仅能够避开贸易制裁的威胁，还能进一步扩大国内厂商的销售渠道。 　　对于光伏产业薄弱的印度、泰国等亚洲国家，可以利用低廉的价格优势击败竞争对手，占领广大的市场份额。中东地区的太阳能资源极其丰富、财力雄厚，可以提供整体解决方案，采取太阳能项目建设总包的方式，承担“交钥匙工程”，不断以营造品牌、质量和服务的优良口碑来取胜。


　　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社会的迅速发展，不锈钢餐厨具制品品种、规格日益繁多。不锈钢餐厨具制品在炊具产品中属于中高档产品，具有高贵、美观、耐用等优点，符合现代人审美要求以及饮食习惯，其不光发挥传统烹饪的功能，更成为提升主人品位、家居装饰档次的表现。随着全球炊具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不锈钢餐厨具制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需求也日益增多。虽然其本身属于家庭必需消费品，但由于产品款式外观的快速更新，以及高新技术在该产品生产中的逐步应用，产品智能化、个性化、功能多样化特征日益凸显，更新换代周期缩短，该类产品目前在国外已具备快速消费品特征。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地区受经济发展、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不锈钢餐厨具市场也各具特点。例如，欧洲与北美地区不锈钢餐厨具产业发展历史悠久，市场发展较为成熟，消费者众多，市场规模较大且逐年稳步增长，2010年分别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与25%；亚洲地区市场规模的增长则主要依赖于日本及中东等新兴市场强劲需求的拉动，2010 年约占全球市场规模的26%。 　　随着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使得全球不锈钢餐厨具行业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其生产制造环节逐步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我国依靠人力成本和制造能力优势，吸引国际知名不锈钢餐厨具企业在我国投资建厂。目前全国现有600多家不锈钢餐厨具生产企业，53%集中在广东，21%在浙江，13%在山东，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不锈钢餐厨具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90%以上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 　　我国不锈钢餐厨具行业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信息中心“不锈钢制餐桌、厨房或其他家用器具及其零件”项数据统计，我国不锈钢厨具出口金额除2008、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小幅下降之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平稳增长。2010年出口总额达到18.41亿美元，较2009年上升30.66%。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信息中心“其他餐匙、餐叉、勺等类似的厨房或餐桌用具”项数据统计，2010年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除，餐具出口金额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达到14.02亿美元，较2009年上升了26.87%。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我国不锈钢餐厨具杂件制品出口额归入“不锈钢制餐桌、厨房或其他家用器具及其零件”项统计，约占不锈钢厨具出口总额的10%，2010年出口额达到1.84亿美元。 　　1、国内不锈钢餐厨具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不锈钢餐厨具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逐渐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出口规模迅速扩大，至今已出口至全球六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不锈钢餐厨具出口的不断扩大，在增加创汇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行业发展。如原材料生产、上游装备工业、中游加工工业、下游产品制造业以及模具生产等配套产业。如今，国内企业生产工艺已日趋成熟，产品质量逐步提高，OEM/ODM代工合作关系相对稳定，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产业转移在促使国内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对国内不锈钢餐厨具市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目前，国内不锈钢餐厨具市场呈现出以下特点： 　　(1)国内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不锈钢餐厨具消费升级 　　近三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家庭数量上升，未来20年将有大量居民迁入新居。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元，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109元。城镇家庭数量上升和中产阶层数量增多将使人们的消费能力进一步扩大，从而对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提出新的要求，给消费品行业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消费者对于不锈钢餐厨具制品的需求日益增多，其考虑不仅仅是餐厨具功能化，其便捷化、智能化、美观化也已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要因素。此外，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也将提高其对不锈钢餐厨具制品质量的要求，这必将带动中国不锈钢餐厨具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提升，为行业带来巨大的消费动力。 　　(2)不锈钢餐厨具制品种类繁多，各类产品增长势头良好 　　不锈钢餐厨具制品种类繁多，包括锅、壶、盆、盘、桶、盒、碗，铲、勺、餐刀、叉、匙、夹等等，按功能大体可划分为不锈钢锅具、不锈钢餐具、不锈钢餐厨杂件制品三大类。其中，不锈钢锅具是不锈钢餐厨具的主要产品，其所占比重约为50%。近年来随着不锈钢餐厨具市场需求不断上升，锅具、餐具、杂件制品产品销售额均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 　　(3)国内不锈钢餐厨具市场品牌集中度较低 　　国内不锈钢餐厨具市场产品众多，但总体上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目前国内知名品牌主要有苏泊尔、爱仕达、双喜、老板电器、凌丰等，但市场品牌占有率较低，单一品牌市场份额不超过5%。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消费者品牌意识逐渐增强，品牌消费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品牌消费将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4)行业技术不断提升，逐步与国际接轨 　　国内不锈钢餐厨具行业技术方面，在20世纪60—90年代以前基本没有发展，其技术主要以冷冲压、普通的模具制造和手工操作表面处理为主，科技含量很低。近年来，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引下，国内企业逐步淘汰了落后设备，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引进先进生产制造工艺。例如在材质方面，运用多材质复合底超导热技术，可将不锈钢、铜、铝、银、导磁不锈钢等热导材料利用强力热压成型，从而使锅具达到超导热性能；在模具制造方面运用模具数控加工技术来提升加工精度达到微米级；在材质检测方面通过金相分析技术从微观上对材料的成形性进行研究；抛砂光技术由传统的人工手动抛砂光向自动化抛光方向发展，传统的人工抛砂光质量不稳定，工人劳动强度大，采用多头自动抛光技术能够使锅具表面处理由原来的人工操作改为自动化机器操作，同时可使锅具表面的光亮度达到产品相关标准，从而提高效率。由此可见，行业技术的不断升级，将促进我国不锈钢餐厨具行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逐步转变，智能化、多功能化、节能环保等不锈钢餐厨具产品正逐步替代传统经济适用型餐厨具，这对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餐厨具企业经过多年来为发达国家进行OEM/ODM代工生产，在生产中不断摸索与研发，在材质、工艺、检测等领域都累积了相当的技术，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正逐步缩短。 　　(5)国内高端市场规模增速明显，品牌竞争逐步体现 　　国内不锈钢餐厨具市场的品牌格局划分明显，分为高端、中高端、中端和低端的市场。目前高端市场多为国际知名品牌所占据，但还没有出现一家或几家垄断该市场的局面。中高端市场品牌较多，如苏泊尔、爱仕达、双喜等，品牌实力和渠道向三四级城市及农村市场拓展与延伸。中端市场聚集大量的品牌，厂家众多，竞争激烈；低端市场主要以杂牌为主，多由一些小企业生产。 　　目前国内很多产品在质量上完全可与国际知名品牌媲美，但因为缺乏品牌知名度，只能在中低端市场徘徊。随着生活水平和高收入人群需求的不断提高，客户将越来越注重产品品牌，国内外知名品牌将逐步进入国内不锈钢餐厨具高端市场，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2、国内不锈钢餐厨具高端市场，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1)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产品日趋多样化 　　不锈钢餐厨具在餐厨具产品中属于中高档产品，具有美观、耐用、节能等优点。根据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统计，2010年销售收入达79.84亿元，预计到2015年，国内不锈钢餐厨具销售收入将达到204.44亿元。 　　针对我国不锈钢餐厨具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这一现状，我国企业在对产品设计方面，应加强对适合各地区市场的色彩、形状及装饰设汁，并增加产品方便、安全、保险、保健、卫生、节能、省时、自动化及智能化等功能，从而形成高、中、低档次齐全的不锈钢餐厨具制品系列。今后不锈钢餐厨具产品品种、规格、功能将日趋多样化，对于生产企业而言，产品差异化、品类多样化则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2)国内中高端市场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品牌是产品质量、品位、功能的集中体现。随着消费者品牌意识的逐步增强，品牌已越来越成为消费者决策时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对于不锈钢餐厨具中高端市场来说，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进入为该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其市场规模将日趋扩大。高端市场的产品品质定位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未来国内中高端市场增速将超过行业平均增速，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较高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3)自动化水平提升与新材料应用是本行业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高新技术在不锈钢餐厨具行业的不断应用，自动化生产将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内不锈钢餐厨具企业正逐步向自动化进程迈进。通过吸收行业内的先进自动化生产线技术，设计制造自动化生产设备及模具，改进生产工艺，不仅可有效地提升生产效率，保护人员安全，降低劳动力成本，还可满足国外市场客户的严格要求，因此，自动化水平的提升是我国不锈钢餐厨具行业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必然选择。 　　性能优异的复合材料、新材料将逐步实现对传统材料的代替。复合材料、新材料的应用是提高我国不锈钢餐厨具制品性能、增加功能、品种及规格的必由之路。只有加快推进新材料的广泛应用，提高我国产品档次，发展高级、优质不锈钢餐厨具产品，才能使我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保持持续性优势。


受“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一场大规模的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正在缓缓地拉开序幕。 这次产业升级由富士康所引领。7月29日，富士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披露，未来3年内他们将把目前厂里的1万台机器人扩充100倍，用100万台机器人取代部分人工劳动力。 作为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这一举动无疑具有代表意义。 “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涨被认为是富士康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自2010年富士康发生震惊中外的员工持续跳楼事件后，富士康曾两次上调职工工资。2010年财报数据显示，富士康全年净亏损2.18亿美元，其中员工成本总计达5.65亿美元。 采用大量的机器人是富士康消减人力成本上涨压力所采取的措施。如果中国制造业转型成功，机器在代工企业被大量地采用，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会不会出现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局面呢？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 在中国，制造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头。仅以富士康为例，目前富士康有超过120万工人，大陆员工超过100万。如果3年采用100万机器人则意味着相当于1000万工人的规模，至少在大陆可置换出50万个以上的雇工岗位。 虽然数据有点吓人，但是有学者表示，用机器人来取代一般劳动力主要还是一个成本取代的问题。虽然我们的人力成本上升很快，但是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上升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快，与替代性技术成本相比较，还是有盈利空间的。 而且中国市场容量很大，梯度的差距很大，有纵深的空间。这从制造业产业转移的现状中可以看出，近几年我们企业并没有大规模进行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加速进行结构性的产业转移。 着眼于中西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目前一场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发动的“北上西进”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上演。2010年8月2月，富士康在我国中部省份郑州分工厂的首条生产线正式投产。 从目前机器人成本和作业范围来看，在未来10年中，机器人可以运作的岗位只占到社会全部行业环节的50%，机器的可代替性并不能彻底颠覆人工劳作。 有业内人士分析，富士康的机器人100%的自主研发制造，别的企业还没有效仿的能力。再有就是机器人成本高昂，建筑、手工等劳动密集行业，附加值很低，不具有普及的价值。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民工荒’不仅在东部，中西部也开始出现，招工难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只要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地发展，我们产业的快速升级就不会对中低端劳动力市场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可以被发展的速度而抵消，对就业问题构成实质性威胁的还是发展速度和形势。 虽然如此，制造业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发展趋势还是应该引起我国政府部门的注意，在引导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提前未雨绸缪做好劳动力的升级和转移。 对此，有学者建议，一是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吸纳劳动力；二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加强人力资本的培育，对现存的劳动力进行再教育、再学习。因为我国的自然失业率和结构性失业太高，没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人、不能适应现代化生产的人太多。 从产业转移承接角度来看，二线内地城市需要积极引进沿海产业，以迎接大规模的产业内迁；从政府角度来看，需要出台相关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对相应的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以争取产业结构升级在5—10年全面完成。 其实，类似于富士康的做法，一场自动化装备的产业升级革命已经在我国的制造业拉开了大幕。


“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美欧两大经济体出于各自经济复苏与提振的目的，在货币定价权上冲突不断。而美元与欧元之间的货币战争使国际贸易处于一个动荡的货币环境，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又使其经济前景变数颇多。在如此复杂的交锋中，中国经济受到了怎样的影响，面对美欧危机应采取何种对策？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每个成员的生活；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货币定价权的重要性可见一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对美元的一再贬值以及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无论是太平洋上空还是大西洋上空，似乎都笼罩在“货币战争”的阴云之下。 目前欧债危机、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和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并存，同为市场焦点，任何新的进展都将会引起汇市波动。美元与欧元两大国际货币的角力背后，其实就是美国与欧洲对于全球经济主导权的争夺。 这不仅仅停留在美元与欧元之间，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构成，美欧两大经济体的较量必然会对中国经济，进而对人民币定价产生影响，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出口、吸引外商投资策略的执行与就业目标实现、外储投资贬值风险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发挥等四方面。 欧元诞生对美元的三大威胁 欧元诞生于1999年，迄今为止有17个成员国。 自诞生之日起，欧元就作为全球最有力的潜在竞争对手，全面地挑战美元霸权体系。 首先，欧元冲击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欧元诞生之后占全球总外汇储备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美元则持续下降。根据IMF的官方外汇储备构成数据统计，从1996年至今，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倒U”型走势。 在欧元正式成立之前和成立初期，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占世界储备的比重从1995年的59%上升到了2001年底71.5%，但是，自从2001年以后，美元的比重就开始不断下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受美元兑主要货币持续贬值影响，2011年第一季度美元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所占比重大幅下滑至12年以来最低水平。资料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止的第一季度，全球央行外汇储备美元比重降至60.7%，创1999年3月来最低水平。据IMF季度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报告显示，相对去年第四季度美元所占比重为61.5%，而欧元所占比重则由26.2%上升至26.6%，日元比重持平为3.8%。 更有甚者，瑞银集团(UBS)在6月27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美元持续贬值影响，各国央行储备管理者普遍认为，美元将在未来25年丧失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美元会在25年内被一揽子货币取代。这与数年来在调查中储备管理者认为美元将保住全球唯一储备货币地位的看法完全相左。 其次，欧元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欧元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选择。由于欧元区主要出口商品品种与美国具有竞争性，欧元结算量的上升就必然导致美元结算量的下降。结算量就是定价权，美元结算量的比重下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的流失。 最后，最具根本性的是，欧元冲击了美元的信用基础―石油美元。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使用欧元进行石油贸易，宣告着“石油欧元”对石油美元的挑战。 美欧深陷债务危机泥潭 从目前情形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元区，均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阴霾中。 首先，美欧评级不断改写。 在7月刚刚过去的半个月时间里，可忙坏了标普、穆迪和惠誉这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不仅“欧猪五国 PIIGS”(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的信用评级一再被调低，美国的评级等级也一再变化。 欧元区方面：7月4日，标普宣布，将希腊长期评级从“B”至“CCC”，并称新债换旧债计划或将希腊置于选择性违约境地；5日，穆迪将葡萄牙政府长期债券的评级连降4级，调至垃圾级；12日，穆迪将爱尔兰的外币和本币政府债券评级下调一个等级，从“Baa3”下调至“Ba1”的垃圾级评级，评级前景则仍为“负面”(Negative)，这使得爱尔兰继葡萄牙和希腊以后成为第三个评级被下调至“垃圾级”的欧元区国家；13日，惠誉宣布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3个等级，至“CCC”，仅比违约评级高出一个等级。惠誉评级指出，下调希腊评级的原因是该国缺少一项可以信赖的支持计划、私人投资者是否会参与第二项援助计划的问题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该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也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方面：13日，穆迪将美国的3A信用评级加入负面观察名单，意味着有可能下调，理由是该国的违约风险正在加大。该评级机构表示，美国国会可能无法按时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这是促使其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14日，标普宣布，将美国国债的AAA长期信用评级和A－1＋的短期信用评级列入信用观察名单，并表示在未来三个月内调降美国长期信用评级的可能性最少为50%。 其次，金融大佬纷纷表示忧虑。 7月14日，“末日博士”之称的麦嘉华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考虑买收益率约为3%的美国10年期国债“实在不可想象”，美国不会明目张胆地债务违约，它将通过让美元贬值来偷摸违约。他指出：“我认为美国不会出现无法偿付债务利息的违约，他们将通过让美元贬值来隐秘违约，因为伯南克早已开始印刷更多钞票。”13日，身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在国会表示，如果美国经济状况恶化，他考虑采用更多的非常规宽松措施。 麦嘉华预测标普500指数2011年内的最高值是1370点，如果美国股市在目前基础下跌10%至20%，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将不可避免，“持有黄金不会有什么风险。虽然近期内金价可能会回调10%，但在未来5-10年中，黄金的收益将是巨大的。另一方面，纸币的购买力将持续缩水”。他还称：“现金是一种风险很高的资产，除非你处在市场大幅调整期。” 而对于欧债，6月17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断言希腊的违约“几乎是肯定的”，而这可能使美国经济滑入衰退。 金融大鳄索罗斯先是在6月27日表示，欧盟“可能不可避免地”需要制定一个让脆弱经济体退出欧元的机制。他说：“我想大多数人同意‘欧洲危机’实际上是以欧元为中心。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类型，它可以被预测，而大多数人也意识到这种危机。如今欧洲危机仍在演变之中。虽然欧洲各国政府努力争取时间应对危机，但时间拖得越长对他们越不利”。之后在7月12日又亲自撰文称，欧元危机源于欧洲出现的逆一体化现象。他认为欧洲应当承认现存架构的缺陷，追求统一的欧洲解决方案，如果满足于现状，分歧只会越来越大。 再次，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双生。货币危机往往与银行危机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 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来看，国际知名评级机构屡次提示各国银行业的风险，欧盟也数次做出银行压力测试。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消息，欧盟银行业监管局宣布的最新结果是，在刚结束的银行业压力测试中，有8家银行不及格，即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5%，它们的资本缺口总计25亿欧元，此外16家银行涉险过关，它们的一级资本充足率都在5%至6%之间。 25亿欧元的资本缺口低于去年压力测试的水平，去年总计有7家银行不合格，但资本缺口却有35亿欧元。EBA同时指出，这一情况部分得益于进入今年以来银行业大幅增加了额外资本。今年1-4月间，欧洲银行业总计筹集了约500亿欧元资本。如果不计今年筹得的资本，今年将有20家银行无法通过压力测试。 针对大有蔓延之势的欧债危机，为防范引火烧身，已有国际大银行开始从欧元区撤资。比如，英国第三大银行渣打银行在6月底就称，为了避免被欧债危机“感染”，该银行将大笔减少对欧元区银行的借贷，并同时在亚洲增加投资。事实上，目前该银行已经不持有任何一个欧元区困难国的政府债。该行同时发出警告说，假如危机深化出现“错位”，所有银行将无一幸免。最终可能引发的连锁效应，甚至将牵连一些不持有债务国国家债券的银行。所以，渣打银行将继续扮演其银行间借贷的资金提供人的角色。 按资产计算的美国第三大银行花旗集团(C)15日称，预计该集团对“欧猪五国”的贷款、交易资产及其他风险敞口的总额至少为220亿美元。摩根大通(JPM)当日发布报告称，该行对上述五个国家中的未偿还贷款和合同总额大约为150亿美元。按资产计算的美国最大银行美国银行(BAC)则在5月份提交的一份监管文件中称，截至3月31日为止，该行对这五个国家的风险敞口总额为169亿美元。虽然大行均表示其风险敞口是合适的，但股价均出现了波动。 黄金避险功能突出放大 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WGC)1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央行今年上半年所购黄金总量已超过2010年全年。据CNBC报道，WGC没有给出具体数字。考虑到2010年所谓的“官方部门”(official sector)20多年来首次成为黄金的净买入者，今年上半年央行黄金购买量飙升并不奇怪，它们将黄金作为美元资产多样化的一种手段，这一趋势推动了黄金价格的上涨。 墨西哥5月初买入超过40亿美元的黄金，成为本年黄金储备增量最大的国家，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末结束了为期一年的降低黄金库存的努力。金属市场研究公司黄金矿业服务公司(GFMS)数据显示，全球央行2010年总计买入黄金73吨，官方部门的净售出在2009年和2008年分别为34吨和235吨。 挥之不去的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决策者推出的市场刺激措施增强了黄金作为替代投资手段的吸引力，央行对黄金再度发生兴趣，近几年黄金价格受其推动涨势创出历史记录。2008年第2季度，全球央行整体上首次成为黄金净买入者。以一年为周期计算，官方部门在2010年成为净买入者，为20多年来的首次。 WGC投资研究经理阿蒂加斯(Juan Carlos Artigas)表示：“投资者同样在寻求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和有效管理风险的办法，黄金已成为央行的一大选择”。他认为，官方部门成为黄金净买入者的现象近期可能持续，这是储备资产管理结构性调整的结果。 由于投资者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感到担心，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下属商品交易所(COMEX)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已连续三个交易日创下名义上的历史最高收盘价，上周五收报于每盎司1590.10美元，周涨幅达3.2％，而自7月1日报收于每盎司1482.60美元以来，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已经上涨了107.50美元。美国总统奥巴马15日敦促达成一项“大规模的”赤字削减协议，称债务违约将相当于“提高所有人的税收”，美元汇率有所下跌，也对黄金期货市场形成了支撑。 对中国经济四方面影响 出于各自经济体复苏与发展的目的，欧元与美元在汇率上的冲突，为国际贸易营造了一个动荡的货币环境，作为最主要、最广泛应用的国际结算货币的不稳定，对世界各国国际贸易交往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在此，且撇开两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霸权的争夺图谋，把视线放回到国内。 首先受影响的必然是出口。 众所周知，出口被誉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中国外贸出口主要对象中，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者就占到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60%以上。尤其是欧盟，目前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和第二大进口市场。 欧元与美元之间汇率主导权的争夺似乎在欧元诞生那天就注定要与之相伴相生。而美国与欧洲的债务危机也看似巧合地携手而行。随着美元对欧元汇率的不断走高，在人民币对美元保持升值幅度的基础上，人民币有效汇率也将有所回升。在对外贸易依存度日益提高，与世界经济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结算币的贬值，一方面直接减少国内贸易顺差，造成逆差，导致我国企业产品价格优势丧失，企业效益下滑，经营困难；另一方面，给企业直接造成汇兑损失。“近半年来我们一直受到人民币兑欧元升值的压力，我们发现一些正在履行的合约按照原先定下的汇率结算，实际上已经亏损”，某沿海城市外贸企业负责人表示。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欧盟方面订单违约风险。由于受累债务危机，欧洲国家已出现大批企业倒闭迹象。而这些客商的倒闭，将很有可能连累下游的我国沿海出口企业，导致合同订单无法履行。同时，由于欧洲债务危机，许多欧洲国家信用评级被下调，目前企业的出口信用证使用也出现问题，直接影响交易实现。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取得了449亿美元的顺差，并且保持了20%左右的增速，增速回落幅度稍大，对GDP贡献率为负0.7%，相比另外两驾马车，出口已经显示出其对经济增速的掣肘。 其次，影响吸引外商投资策略的执行与就业目标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伴随欧美债务危机与国际贸易结算币值的下滑，外商直接投资到国内的购买力将下降，同时，国内人民币计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相对走高，起初的比较优势丧失，这势必抑制外商在内地直接建厂的投资冲动。相反，对于那些在资本项目下直接进入国内的投资，或许披着合资的外衣，其真实目的是寄望人民币升值收益。这不仅给国内狙击热钱增加了难度，也为货币政策的效果增添了困难。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进口产品价格变相下跌，对部分国内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将使中国的工作岗位减少，同时，贸易出口受阻，必然会进一步加大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尤其是布局于东南沿海出口导向型企业。有统计显示，汇率每上升10个百分点，全国就业人数减少381.2万。 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1―5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500万，二季度外出农民工的人数在一季度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就业形势稳定。这其中国内投资刺激因素发挥的重大补位作用不可忽视。 再次，外储投资贬值风险显露，转向多样化。前不久在欧洲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匈牙利访问期间表示，中国愿意购买一定数量的匈牙利国债。此外，他还表示，“中国是欧洲主权债券市场的长期投资者”。有关专家分析认为，由于美元弱势政策，我国已经开始外储投资方向的调整，转向多元化格局。渣打银行最近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今年已将更多新增外汇储备用于购买欧元资产，并明显减少了美元资产的购买量。 其中原因显然不是出于美元贬值造成外储投资损失那么表象。更重要的，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经济复苏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扶住欧盟走出经济阴霾也是对中国自己最大的帮助。6月17日，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北京表示，欧洲的经济复苏，以及相关欧洲国家走出债务危机，对中国至关重要。傅莹还表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在增持欧洲债券。 最后，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发挥。在当前货币政策背景下，欧美危机产生的大量流动性势必流入我国，并通过影响中国资产价格的走势等途径影响抑制通胀进程，干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同时，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平抑这种冲击，央行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有关专家指出，这些增加的基础货币主要流入了持有外汇的机构和个人手中，他们的投资意愿和方向与经济发展对资金运用的需求有可能存在偏差。可能导致无生产性投资意愿的群体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他们或将其存入银行或用于其他非生产性投资。而有项目和投资意愿的一些民间投资者却缺乏资金支持。这样，表面上看，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结构的差异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这就造成当前国内流动性严重失衡的局面，使货币调控政策决策处于两难格局。 综合以上分析及最新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中国经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正曲折前行，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已经化解，消除外界干扰，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发掘培育经济内生变量，稳定物价抵御通胀仍然是当前主要任务。


以制造业为立国之本，以中小企业为中坚力量，以职业教育为智力支持，德国在百年间数度崛起。同属制造业大国的中国要思考的是，如何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诞生以来，这个浸润于古典音乐、散发着古典哲学理性光芒的国家，经历了数度起伏。这里曾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也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这里经历过社会经济的快速繁荣，也经历过战败后的迅速衰落。每次衰落之后，德国总能在短时期内再度崛起，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就连本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德国也早于其他欧美国家，率先实现强劲复苏。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为两德统一以来最快增速。 究其原因，强大的工业实力是德国数度崛起的直接推动力。现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曾说过，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与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与铁之上。 如今，在工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德国制造”已成为世界市场上“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也树立了德国“双高”（高使用价值和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美国《新闻周刊》曾发表题为“众厂之厂”的文章称，“德国制造”之所以称霸世界，是因为德国人能把普通的金属敲打成震惊世界的科技奇迹。 实业立国 身处欧洲中部的德国，既无地缘优势，也无资源禀赋，却能在100余年的时间里数度崛起为世界强国，其“独门秘籍”之一即为其实业立国道路。 德国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之际，即确立了工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100多年来，无论是备战、战后重建，还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德国工业始终是国家振兴的中流砥柱。即使是在美英等国对金融业“神话”趋之若鹜的年代，德国也依然坚守自己的立国之本。 德国工业的核心思想是制造有高使用价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为落实这一思想，德国在制造业发展中不断动态调整其发展重点。 19世纪德国工业革命起步于纺织工业，但明显落后于英国等发达国家。为扭转局面，德国将制造业发展重点从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转向以铁路建设为中心的重工业，通过铁路建设带动其他工业发展。这一策略调整使得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微电子技术、集成电路技术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将仍满足于传统工业生产（如机床、汽车、照相机等）的德国甩在了身后。德国意识到微电子发展落后的教训，开始实施快速赶超战略。1990年至1994年，德国经济、科技、邮电三大部门对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年均增长825%，有效提升德国信息技术实力。 之后，由于东欧和亚洲国家廉价产品的挑战，德国再次调整发展策略，着手改进生产工艺，注重利用制造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技术，提高资源使用率和保护环境。为此，德国投资4.5亿德国马克（约合3.2亿美元），实施为期五年的“生产2000”计划，其核心内容是“清洁制造、确保就业、提高竞争力”。该计划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德国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频发，德国工业开始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将重点放在新能源发展领域。 德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可以为国家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那些看似会威胁德国经济增长的国家——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新兴国家——恰恰给德国经济增长增添了动力。因为随着其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国家需要购买大量德国高科技设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建厂。 即使是在西方其他国家竞相发展金融创新时，德国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制造业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上。这种制造业立国的发展战略，不仅让德国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促进了德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也使得德国具备了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坚实产业基础。 隐性冠军 1986年，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际，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曼 西蒙教授在哈佛商学院作演讲，有个听众问他：“德国为什么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哪些企业贡献最大？”他一时语塞。回到德国后，他找到了答案。 西蒙提出，德国的出口贸易乃至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小公司，尤其是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却籍籍无名的中小企业。这些年营业额低于5000欧元、雇员人数少于500人的企业，数量占到德国企业总数的99%，就业人数占到全国总数的70%，公司净产值占到全国总量的近一半。 这些中小企业被西蒙称为隐性冠军（Hidden Champions），他们从不会进入福布斯《财富》500强的排行榜，却“闷声发大财”；他们不像大型企业一样占据整个行业，并极力在产业链上游、下游进行纵向延伸；成功的中小企业可能只生产单一的专业产品，却努力将这个产品销售到全球、应用到无数行业中去。比如德国伍尔特公司，只生产螺丝、螺母等连接件产品，却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数百家销售网点。 德国特别注重壮大中小企业的规模，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为扶持中小企业，德国政府甚至采取了“限大促小”的政策，在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限制大企业在国内的竞争优势。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帮助德国保障了大量就业，使德国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有效缩小了收入差距，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全力支持国内中小企业的同时，德国也在积极推动大众、宝马、戴姆勒、西门子、拜耳、巴斯夫等大型企业向海外拓展。德国跨国企业的成功运营，不仅是在向全世界宣传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是在向全世界传播德国严谨认真的民族精神，是德国质量强国形象的最佳代言。 “秘密武器” 1991年，在荷兰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技能大赛上，德国选手以24个工种第一名的好成绩获得团体冠军。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将此归结于职业教育：“国际奥林匹克技能竞赛中的优异成绩证明了我国‘双轨制’职业教育的质量。”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被誉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德国是一个原料缺乏的工业国家，仅拥有不到1亿的人口，却能够长期踞守世界出口大国的地位，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国通过大规模、系统化的职业教育，创造了质量型的人口红利优势。依靠独特的职业教育体系，德国培养了庞大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这些技术人才在德国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借此“武器”，德国可以在投入更少劳动力、使用同等数量的进口原料的条件下，加工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德国全社会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形成了尊重产业工人的社会氛围。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曾说，“职业教育是全民族的事业。” 德国社会普遍认为，人才的定义范围并非局限于前沿行业或学科的领军人物，更包括在普通行业中发挥专长的个人。这种广义的人才观和平等尊重的社会共识，使得德国有大量年轻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成长为优秀的产业工人。在德国，大学毕业生仅占同龄人的20%，将近80%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并由此走上工作岗位。 与德国一样，中国也是追赶型的后起国家，也是出口大国。随着劳动力成本进入补涨阶段，中国制造业的传统生产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借鉴德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与职业教育体系，将有助于中国再造质量型的人口红利优势，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蜕变。


　　中国汽车、航空、军工、模具、制冷、电力等精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对金属加工刀具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迅速增加。业内人士罗百辉估计中国刀具市场约有200亿元人民币(全球大约有250亿美元的刀具市场)，国内高端刀具市场约有50亿元人民币，但到目前为止，高端市场基本上由进口刀具占领。 　　近年来国内刀具市场高歌猛进，销量节节攀升，呈现出虽竞争加剧但也繁荣的景象。国内有一些刀具企业如株钻、金鹭等，通过多年的磨练和努力，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些企业重视技术进步，产品质量稳定，正在逐步替代进口产品。 　　国产刀具大多应用在中、低要求的客户群里，如农业机械、摩托车、农用车、通用机械及中低档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些行业产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所以，对加工精度的要求也只好放宽，以便使用便宜，但精度和效率也相应降低的机器和刀具。尽管这些领域用量很大，市场也不小，但刀具的附加值很低。中国刀具企业数量不少，但多是“低水平的重复”。 　　但另一方面，竞争层面也变得更为分明，国外刀具基本上只与国外刀具竞争，国内刀具也基本上只与国内刀具竞争。一些重要领域，国内刀具的技术水平离国外同行相差较大。 　　国内机床工具企业的产品水平逐年提高，而国外的一些工具企业的产品也大量进入中国，并不断在国内投资建厂。中国的刀具市场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真正能称得上全球化的市场。国际上大小的刀具公司悉数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或通过代理商销售，市场上随处可见来自德国、日本、美国、以色列、韩国、瑞典、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刀具产品。这些进口刀具基本上占据了各机加工行业的高端客户。特别是在汽车发动机制造车间、飞机发动机制造企业机加工车间或汽轮机制造车间，高效、高精度的机加工刀具中几乎被进口刀具垄断，很难看到国产刀具的踪影。


　　当\"XX制造\"代替\"中国制造\" 　　以往“只能赚取‘刀片利润’的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如今，中国还未完全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而“打工者”却越来越多，连这“刀片利润”也要分别人一杯羹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 任伟娇 发自北京 　　最近，薇薇(化名)在Mango店买了三件衣服，“产地分属三个不同的国家”。 　　就在买这三件衣服的半小时前，在H&M，她刚试穿过一条“孟加拉制造”的裙子、两件“Made in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的T恤。 　　“没什么好惊讶的”，薇薇去年在淘宝网买的那双耐克原单“空军一号”的标签上早就印着“Made in Vietnam(越南)”了。 　　事实上，据耐克公司年报最新显示的数据，2010财年，每100双耐克鞋中就有37双产自越南工厂的流水线，23双出自印度尼西亚工人的手艺，另有两双来自泰国，一双来自印度，只有剩下的34双贴着“中国制造”标签。 　　“这是十年来(耐克)首次非中国代工厂的产量超过中国，”广东省东莞一家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的经理接受采访时说，“不过诸如运动鞋厂之类对劳动力成本十分敏感的行业，迁到东南亚，比如越南、印尼的情况早就出现了。”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Sysco总部国际部的进口经理蔡灏，只不过他的回答更为明确：“中国产业(向国外)转移从6、7年前就开始了。” 　　“非中国制造”变多 　　对美国自由撰稿人萨拉·邦焦尔尼来说，2005年发动家人抵制中国货一年的尝试让“生活越来越麻烦，代价越来越大，”因为那时\"进口’几乎跟‘中国制造’是一个意思。” 　　不过可以预见，如果让她再体验一年“远离中国制造”的日子，肯定比6年前“走投无路”的生活要轻松的多。因为萨拉可以花同样少，甚至更少的钱买到同“中国制造”一样“XX制造”的产品。 　　的确，在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生产体系中，“非中国制造”和“中国制造”并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当店家信誓旦旦地推销“越南产的现货正品”时，薇薇义无反顾地以“难以想像的低廉价格给老爸订了两件TOMMY HILFIGER全棉圆领短袖T恤 ”。 　　事实上，除了衣服鞋袜等日常用品行业，诸如IT、汽车、电子等OEM零部件代工领域，中国也正在逐渐丧失“世界工厂”的位置。 　　2010年6月，富士康国际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陈伟良称，在考虑将部分厂房搬到内地北部的同时，也考虑搬往印度和越南。 　　2011年4月，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计划在越南北部北江省投资1亿至1.5亿美元建厂，新建工厂将给苹果iPhone和iPad生产触摸屏，而且并不否认“在成本压力下大陆工厂减产或外迁的可能”。 　　就在上个月，三菱重工表示，将增加对印度市场的关注度，增加与印度企业的合作并讨论在印度本土进行汽车制造机械的生产。 　　7月2日路透社以“中国的一些美国厂商不堪成本压力 回国办厂”为题介绍了一批从中国制造变身为“美国制造”的企业。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哈罗德·西尔金两个月前就表示“未来五年，在美国销售的企业会减少在中国投资，大家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品是美国制造。” 　　不比“美国制造”便宜多少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产业转移是中国丧失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产物。 　　“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工资不断提升，人民币升值、通胀压力的加大，企业开始把工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刘元春分析说。 　　而哈罗德·西尔金则直接算了一笔账：考虑美国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上海等地工人工资，仅比美国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由于工资在总成本中占约20%～30%，在考虑库存和运输之前，中国制造只比美国制造便宜10%～15%。 　　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从购买力平价看，越南工人工资是85美元/月，印尼是148美元/月。而截止到2011年3月末，中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为1320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约合190美元。 　　虽然只列举人力成本未免有失偏颇，但对于需要支付工资的企业来说，这组数字所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只付最低工资是根本招不到人的……更何况现实情况是在大幅增加工资的情况下，招不到足够人手的企业依然很多。”上述广东东莞那家外贸公司的经理这么说。 　　除了薪资期望较高，“招不到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14～65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据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点，全国14～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53%，比2000年下降8.20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和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实际情况都远比预测更严重，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 　　这意味着在中国会有越来越少的人进入劳动大军。 　　不过，除了劳动力，“基础设施、市场容量，扶持政策，还有上下游产业链的状况都会影响产业转移。”刘元春进一步分析说，“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制造业具有更大的优势。首先，中国市场巨大，其次，中国的产业链基础比较完备。这就是一种大国效应。”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显然持有相同的观点，“由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且国家规模较小，越南、柬埔寨基本没有能力吸引某个行业产业链的整体搬迁。” 　　实际上，回顾历史，耐克代工厂的生产基地的“外移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同样是由于劳动人口不足且工资上扬等原因，耐克公司决定将其运动鞋的生产基地从当时的韩国、中国台湾移至中国内地。 　　“当耐克从台湾转出的时候，台湾的代工厂也开始积极扩展海外生产据点，同时把高端产品的生产、设计、研发部门留在了台湾，”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介绍道，“企业从高产业梯度地区转移到低产业梯度地区是很正常的现象，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从中国向外转移，中国也完全可以将这次‘外移’当做产业转型的契机。” 　　中等收入陷阱 　　相比“契机”一词，蔡灏觉得用“瓶颈”概括更合适，因为“中国目前产业升级有困难，转出去也有困难。” 　　多年在美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他深知中国企业“大多数为海外客人贴牌，核心技术大多数控制在海外客人那里”和中国国民“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还不到日本人均GDP十分之一”的尴尬处境。 　　“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鲁政委解释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代工产业的兴起使得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不再明显;而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没有优势。” 　　换言之，以往“只能赚取‘刀片利润’的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如今，中国还未完全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而“打工者”却越来越多，连这“刀片利润”也要分别人一杯羹。 　　在此种隐忧之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从另一个角度对“契机”进行阐述：“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同地区就好像是以省为单位组成的小经济体，而这些经济体恰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得整个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覆盖一段而不是一点。”也就是说，“当沿海地带逐渐进入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内陆省份仍然有很大潜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刘元春同样认为“这种分梯度的产业转移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事实上，不少中西部省份已经感受到了这股产业转移潮。 　　比如重庆市璧山县“去年一年引进的IT级配套就占了全重庆的四分之一。”而“安徽省现在每年流入的投资和产业想挡也挡不住，”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规划处处长何春这样说道，“承接产业转移就三五年的机会，国内各个省，包括越南等国都在抢，如果不能牢牢把握，我们将失去摆在眼前的发展良机。” 　　创新还未准备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中西部地区开始抢夺“发展良机”，东部地区好像还未做好组建更具核心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业的准备。 　　陆铭曾描述过这样一件事：“在上海的企业调研时，企业(对于不重视创新)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创新投入很多钱，风险很大，我为什么不买国外的技术，然后培训培训劳动力就可以赚钱了。\" 　　习惯了“模仿”和机械化作业的中国制造业对待“创新”的漠视由此可见一斑。 　　“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决不能一蹴而就，可以说这是个长时间高投入的过程，”刘元春解释说，“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这个因噎废食。” 　　而在鲁政委看来，此类技术创新还有“捷径”可走，那就是“继续大力发展代工产业”，“中国现在已有的运动品牌，比如安踏，为什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就是因为阿迪达斯在中国设厂的同时也把技术和产业标准带进了中国。” 　　他认为，创新绝不是关起国门、奋发图强、刻苦钻研就能实现了的，“(中国企业)可以从加工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开始，与这些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依托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则把“企业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看做“产业转移”的第一步，就是“由过去前三十年的末道工序，也就是加工组装为辅，转型为制造为主。同时从低价竞争，转变为差异化竞争。”


阔别6年之后，由上海汽车打造的自主品牌MG6日前正式在英国上市。源于英国，生在中国，现在回归英国，“上海版”MG6正上演一出“回乡记”，与此同时，国内多家车企也正积极海外拓荒。不过，国内车企出海搏击国际市场目前并无成功先例，倒是出现了 “华泰闪婚闪离”等闹剧。业内人士表示，车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应转变为“走进去”更加贴近当地的文化和市场。 “上汽模式”开拓海外市场 6年前，上海汽车斥巨资收购英国罗孚的核心技术，在合并南京汽车后，其又拥有源自罗孚的MG系列轿车。源自英国的MG品牌已有87年历史，在欧洲有不错的知名度。随着MG6在英国上市，“上海版”名爵正式“回乡”。 上汽相关人士表示，MG6汽车项目创造了“英国设计、中国生产、英国组装”的崭新模式，有效利用了中国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以及英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优势互补。 据上海汽车方面介绍，上海汽车将欧洲研发中心和新车MG6作为“走出去”的阶段性成果，成为“自主创新，方法先行”精神方针的实践者。 而随着MG6的上市，多年来备受争议的上汽走出去战略获得最佳正面回应，而国际化运营的“上汽模式”也浮出水面。那就是不满足于形式化的“走出去”，而实施扎根国际市场本土化的“走进去”。 据悉，2007年开始，上海汽车力排众议组建欧洲研发中心，同步国际研发理念，之后旗下荣威和MG品牌的产品均由欧洲团队主创。事实证明，这种“英国设计、中国生产、英国组装”的国际生产模式和中国自主创新体系是成功的，上海汽车不仅通过这种模式迅速与国际研发水平接轨，也突破了中国汽车自主创新的瓶颈问题，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同时，这种将研发中心设在海外的产业模式也不失为应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方法，上海汽车的成功经验再次为中国汽车工业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事实上，上市月余的MG6也的确获得向来苛刻的英国媒体的溢美之词，英国当地媒体发出感慨：“MG6的全新设计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它的设计和工程都是在伯明翰的长桥完成，MG6的创意完全来自英国设计师。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值得期待呢？”而国际专业汽车租赁集团安飞士欧洲在MG6上市前便一举订购了500台新车。 在上海汽车股东大会上，胡茂元对投资者表示，“上汽要成为世界知名汽车公司，这是上海市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上汽的国际化定位。” 事实上，上汽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寻求成长为一个跨国企业。如果从全球汽车发展现状看，一般汽车集团销量超过300万辆时，就已成长为成型的跨国公司。胡茂元直言，“上汽集团的汽车出口太少。世界上没有一家像我们这样销量超过300万辆的公司，出口量却如此之少。”“2015年我们的产销目标是600万辆。其中，80万辆在海外生产，520万辆在国内生产。”胡茂元表示。 民营车企加快海外拓荒 与上汽国字号大军不同，不少民营企业也正加快海外拓荒。日前，中国国家发改委正式审批核准奇瑞汽车在巴西投资建厂，奇瑞巴西工业园，占地面积100万平方米，总投资4亿美元，一期产能是5万辆，二期产能15万辆。 与此同时，奇瑞汽车正面向澳大利亚推出轿车J1，而作为更早进入澳洲市场的长城汽车其销量也可圈可点。另一家中国车商吉利汽车也到了澳大利亚的西澳进行销售。 跟过去单纯靠贸易出口汽车不同，长城、奇瑞等中国本土车商在已经在海外设立组装工厂，合资、独资公司，以更好地融入当地，试图重演日本车企在海外攻城略地的经典故事。目前，长城的海外KD（组装）工厂有12家，奇瑞的海外CKD（散件组装）工厂有16家。这些工厂多数在亚非拉中东，还包括俄罗斯和巴西。 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表示，当年外资汽车进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中国汽车走向海外市场，面对的是夹缝一样的竞争空间。中国车现在走进任何一方国际市场，就像进入一个严阵以待的战场，需要中国汽车企业找到自己的位置。 海外并购并非一帆风顺 事实上，国内车企的“出海行程”并非一帆风顺。日前萨博汽车和华泰汽车的 “闪婚闪离”无疑已经成为中国车企海外并购中最大一个反面案例。华泰之前更有“腾中买马”的闹剧。也正因为其戏剧性的表现，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中国车企海外收购本身。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大量的资金投入一度引来业内人士的质疑，所谓海外并购的背后无疑是中国汽车企业希望迅速掌握完备技术和先进管理体系的发展诉求。 分析人士指出，通过跨国并购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中国企业自身的技术短板和市场瓶颈问题，更是将来确立其全球地位最为快捷的方式。然而中国企业在整体收购海外企业之后，整合有力从而达到最初目的的案例却乏善可陈。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企业在运营能力上还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车企在海外并购中存在贪大求快的问题。 针对国内车企隔三岔五就传并购国际知名汽车品牌的消息，资深汽车评论员张志勇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企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国际环境，要想成为一家跨国公司，必须要实施海外战略，或者并购，或者对外贸易，闭关自守是要不得的。 “但是国内车企似乎忘了最重要的一点。 ”他说，“对于收购者来说，进行收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收购而收购，而是要以尽量合理的价格拿过来，并最终盘活。 ”而一系列的跨国并购案件告诉我们，“盘活这些资产是最困难的，也是关系到收购真正成功与否的关键。 ” 模式之变：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去年销量达1806.19万辆，同比增长32%。不过随着国内汽车保有量增大及货币政策收缩等，中国市场销量增速今年开始放缓，海外市场将是不少车厂未来的突破口。 业内人士表示，以前“走出去”是走出国门，“走进去”是走进海外市场，融入市场，通过产品本地化，人员本地化，合作方式本地化，以更强化自己能抓住的机会，与当地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对于走出去，商务部曾表示中国政府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我们希望并且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发展。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今天，不走出去的公司是不能成为跨国经营的一个真正强大的公司。 ”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车企未来命运所系。虽然中国市场占据了全球汽车销量的四分之一，但竞争之激烈也显而易见。中国本土车商在喊了多年进军海外的口号之后，不得不真正开始将眼光放之全球，那里有另外四分之三的世界在等待着中国汽车的到来。 “企业除了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上去’。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陈全生说，所谓“走上去”，就是指产品受当地人欢迎，进入他们的主流市场。而“走进去”，就是要在人家那儿买地办厂，在那儿把产品卖出，要围绕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来设计、改进自己的产品。因此想要成功地“走出去”，关键还是要靠产品质量和信誉。


　　美国《时代》周刊6月27日一期（提前出版）发表题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文章，以下为主要内容： 　　5月25日，美国商人查尔斯·哈布斯从广州去了趟香港。他现年64岁，已经在中国做了22年的医疗设备对外出口贸易，他的办公室所在地广州一向以世界制造业工厂闻名。而这次短暂的香港之行有可能意味着他在中国的成功经营将要结束了。 　　哈布斯是要去听美国驻柬埔寨大使卡罗尔·罗德利以及柬埔寨美国商会会长的演讲。演讲的目的很简单：希望外国投资者尤其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人考虑到柬埔寨建厂。哈布斯听碍很认真。据他说，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快让他的公司失去竞争力了。 　　类似情况很多。在中国这个原本被认为有无限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有着13亿人口，20年来的非凡经济成就主要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高盛公司驻香港首席经济学家乔虹说，过去10年来，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增长近12%。这是20年来经济以两位数增长带来的结果。推动这种经济增长的是国内火爆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再加上有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巨大需求。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认为，现在不可避免的结沦就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结束了。” 　　这种新情况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也是全球性的，首先从中国开始。不过工资的上涨也给中国西部带来了变化，政府一直鼓励对西部的投资。过去一年，许多跨国企业和中国公司都扩建或搬迁到了劳动力仍然廉价的西部。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效果正是它想要的。里昂证券亚洲公司首席中国宏观战略分析师罗福万（安迪·罗思曼）说，“四川或河南等地的人们能够在离家近的地方找到一份报酬不错的工作”，而不用每年跑到离家千里的地方去住在公司宿舍里，“这难道是坏事吗？” 　　这当然不是坏事。24岁的吴丁丽（音）来自四川资阳，她曾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小电子厂工作5年，2008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失业。一年后，她在重庆一家为惠普公司提供电缆的工厂找到了工作。她说自己现在赚的钱只比以前少一些，“但在这里的生活对我来说舒适得多，因为我离家更近。我更喜欢现在的而不是以前的工作”。 　　也许中国工资上涨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人们口袋里有了更多的钱，而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尤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它们都急切地希望中国增加消费以减少国际贸易的巨大不平衡。虽然工资上涨可能会影响到查尔斯·哈布斯这样的出口商以及多个产业的中国公司，但这是中国成为货币更坚挺同时也更富裕的国家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必须发生的，”美国罗迪厄姆咨询集团经济学家丹尼尔·罗森说。 　　许多跨国公司早就开始把在中国的生产瞄准更广大的中国市场。惠普在重庆的工厂只为中国国内市场生产笔记本电脑。华南美国商会在8年前做的一次调查显示，75%的商会成员主攻出口市场。而去年这个数字发生了跳跃性的变化：75%的受访公司表示它们在中国的生产主要供应中国市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正在逐步变得富裕起来。


　　5月中旬，以电子科技业著称的台湾电子企业，纷纷交出了今年第一季度的成绩单。纵观各家成绩单，只能用一个字形容：惨！惨的原因有三点。 　　新台币升值造成汇兑损失。一般预估，这一轮新台币升值目标价位是1美元兑换28元（新台币，下同），而实际情况是新台币一路飙升，幅度逼近2%。原本，台湾代工行业利润就偏低——前五大代工大厂中，仁宝第一季度毛利率只有3.12%、宏碁4.11%、鸿海4.52%、广达2.73%，加之以美元报价，在这样的状况下，整个岛内的电子业很难大展雄风。 　　苹果计算机的iPhone、iPad影响台湾岛内PC、NOTEBOOK产业。全球最大广告传播集团之一的英国WPP集团5月9日发布了“全球最具价值品牌百强排行榜”，苹果公司首次超过谷歌，成为全球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比去年增长了84%。调查显示了苹果的声势正如日中天，而苹果的崛起，则严重地伤害了长期以PC、NOTEBOOK为主的台湾企业的江湖地位。 　　日本地震的余威还没有结束。从3月11日开始，台湾电子业的大佬们就一直处在高度忧虑中。缺料、限电是目前日本两大前景未明的现象，而偏偏台湾有超过50%的上游原料要依赖日本的大厂，如果日本上游企业迟迟无法正常运作，未来一段日子，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台湾企业将会处于一个相当紧张的状态中。 　　以上三个因素中，由于新台币升值已接近尾声，汇率损失的威胁将会递减；苹果的威胁也大势渐定——短期之内，台湾的PC产业只能跟进，在制订规格和创新上恐怕没有能力反击。倒是日本地震的启示录，值得台湾电子行业深刻反省。 　　集中度风险 　　此次日本地震初期，台湾电子企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了解地震的震中在何处，震中的企业主要生产的原材料有哪些，而这些原材料厂商的库存还有多少，等等。 　　盘点的结果让台湾全行业大为吃惊。这次的重灾区包括了硅晶圆大厂信越和SUMCO，这两家硅晶圆的产量占了全球的六成以上，而硅晶圆是半导体原料中不可缺少的。加上东芝掌握全球超过三成闪存的订单，如果东芝受损，iPhone、iPad都将在出货顺畅度上受到影响。 同时，日立化成生产的ACF（异方性导电胶）和富士生产的广视角偏光板，全球市场占有率也达五成以上，这些面板业的关键原料，全部卡在日本公司手上。虽然，全球面板现阶段陷入供过于求的处境，原料的缺货有助于使面板价格趋于隐定，但关键原料攥在别人手上的感觉，和喉咙被别人用手捏住，有什么分别？ 　　另外，在笔记本产业中同等重要的电池，其关键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分隔膜等，日本企业也拥有五成以上的市场。 　　根据《日经Business》杂志的报道，日本在市场占有率上达五成的材料不在少数。像是汽车零件制造商理研（RIKEN）公司，就因厂房受损，而造成日本国内所有汽车制造业被迫中断生产。 　　该公司主力商品——活塞环的生产工厂，集中在新潟县柏崎市。所以当理研生产中断时，日本的汽车厂商及电机厂商也都必须被迫中断生产。虽然一周后，理研工厂开始复工，但还是反应出产能太过集中所带来的风险。 　　后续的担忧 　　不幸中的万幸是，在全球产业界因为日本地震造成了速度变慢的情况下，全球的主要制造业产业链并未受到过大的影响。但随着进入6月的用电高峰，挑战才刚刚开始。 　　有预测显示，由于这次地震造成日本福岛核电厂的四套机组受损，加上核电安全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未来全日本的暑期供电将会出现巨大缺口。日本政府已经透露了今年夏天的工业用电量会大幅受限的口风，届时，不排除会有分区限电的措施。而这一做法对于台湾的电子企业来说，将会是一场无止尽的噩梦。 　　原本，3-6月，台湾电子企业准备的库存已经消化殆尽，而即将面临的限电阴影则让全球厂商，犹如盼望甘霖一样，引颈盼望日本本土的零部件出货。 　　这样看来，对于台湾高科技业来说，今年最大的任务不再是“抢订单”，而是“抢材料”。根据某些拥有20年经验的PC从业者的判断，未来如果日本进入限电期，影响最大的将是半导体行业。因为半导体的制造设备一般都是24小时运转，一旦停电，设备中的所有材料会全部报废。 　　专业人士同时表示，要解决供应链的问题，就要让“所有原材料”都没有问题。可以想象，智能手机里的500多种零件、PC里超过1000种零件，哪怕其中只有1%的零件还无法正常供应，即使另外99%的供应再充足，一样白搭。 　　面对如此的严重性，大佬们此时都顾不得身段，纷纷派人或亲自打电话，了解零部件材料的生产进度。比如，富士康集团。因为富士康是全世界iPhone、iPad最重要的组装工厂，原材料断货对他们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即使此时一些关键材料价格会上扬2-3成，其也会绝不手软，先到手再说。 　　其它包括奇美电、友达，广达、台达电等面板一线大厂，都是大老板亲自督军，当作是一件战备大事来对待，不敢掉以轻心。 　　一堂危机课 　　日本这场地震，“震”出了对原材料太过集中依赖的危机。 　　从全球产业链的分布来看，日本一向都是往上游原料方向走，特色是技术难度高，需要研发的时间超过10年，投入研发成本大。但是一旦研发成功，就是一笔大的财富，有专利授权，有原材料销售。一般中下游企业无法自行研发，必须长期向日本厂商购买。 　　像是台湾早期的空调，就得向日本购买压缩机。压缩机是空调的心脏，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自主技术不强，就得依靠日本企业，长此就产生了供应链高度依赖单一产品的现象。这样的技术优势，确保了在经济景气被“冷冻”了20年之后，全球制造业的重要角色里，还是不能缺少日本。 　　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说过，目前国内技术对外依赖度已超过5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技术必须从国外引进。举例来说，一些还没有建立核心技术的产业，都得要付出20%-30%不等的专利金。像是过去在晶圆、光盘盘片、光驱、汽车零部件等，核心技术和专利几乎都是卡在欧美、日本企业手上，以中国这样的工业大国来看，都是不可忽略的缺口。 　　日本重创级的地震还会不会再发生？从日本地震专家呼吁政府停止核能运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现象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像这样高度依赖日本零部件、原材料的现象，已经到了要全面检讨的地步，无论是要自主研发，还是要分散对日本的依赖，都是日本大地震给全球制造业上的最有价值的一堂课。


　　去年刚刚从美国归国的薛朋，现已成功在南京复制了他在美国成立的小型软件服务公司，不仅在南京，这家名为普兰穆特的软件科技公司已分别在美国、印度、巴基斯坦、法国开设了分公司，承接全球各地的软件外包服务。像这样规模小巧、服务项目灵活的科技创新公司在今天的中国几乎遍地开花，成为中国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活跃“分子”。 　　事实上，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大会高峰论坛上，美国普华永道公司高级董事Charles L.Aird在其针对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所作的分析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服务外包产业对中小企业带来的大量机遇，据该公司分析数据显示，在(服务外包)这个产业，中国拥有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小型服务提供商，这些小型企业正在不断拓展他们的全球业务范围，从大型服务提供商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像金融服务行业，还有通讯软件制造业等。 　　但是，虽然国内外企业高管、专家对于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一致赞好，对于一家中小型服务外包企业在中国的运营来说，却依然面临各种问题。 　　“人才是企业的命脉，也是小公司发展的关键，大公司头疼的是要从几十万份简历里挑出3份，而我们头疼的是从哪里找30份简历。”谈起短短一年多的公司起步阶段，薛朋大叹“人才难招”，由于信息不对称，小公司的招聘信息往往引不来合适人选的关注和兴趣。 　　同时薛朋还希望在当地可以建立更多的交流平台，让“各自为战”的中小型企业能够经常互相通气，“往往有些项目我们做不了，但是其他企业可以胜任，这时候就苦于无法互相交换信息，让很多商机白白流失。” 　　不过.薛朋对于中小型企业在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实际上，现在的市场需求中有很大比重的项目都很适合小型企业接包，这些十几万、十万、甚至五万美金的项目不仅进程快，同时见效快、收益快，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整体经济都有一个加速器的作用。” 　　据悉，从6月9日起，第四节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合作大会在南京举行，作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最为重要的盛会之一，为期两天的大会上，将有来自国内外服务外包产业相关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专家学者、中小企业业主近千名参加会展。


　　随着区域间生产成本差距的消弭，企业内迁步伐可能放缓，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二、三线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的进程将因此受到影响 　　通胀和“用工荒”正在推动企业薪酬走高。近日，一些机构联合完成的《2011中国薪酬白皮书》显示，2011年超过六成企业“要加薪”，其中民企薪资增长依旧是最大亮点，且二、三线城市的人均薪酬预算增长率为13.18%，远高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低于10%的增长率预期，成为薪酬领涨主力。 　　虽然上述《白皮书》认为，该趋势会使未来地区上的收入分配格局和人才流动更加合理化，但山东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认为，随着区域间生产成本差距的消弭，企业内迁步伐可能会放缓，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二、三线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的进程将因此受到影响。 　　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内迁 　　一个月前，匹克体育用品公司在国内的第4个生产基地落户菏泽。 　　按照规划，投资10亿元的匹克体育菏泽工业园占地2000亩，建成后将达到年生产能力2200万件。“菏泽基地将有效满足未来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品牌的长足发展。”在4月17日的奠基仪式上，匹克副总经理许志达表示。根据匹克2010年财报，2010年匹克服装产量为4220万件，鞋产量为2150万双。菏泽基地对其产能增加显然意义重大。 　　对落户菏泽，许志达解释，除了企业市场布局的考虑菏泽生产基地将与福建泉州、惠安及江西上高这3个生产基地形成稳固的金三角，跨越华南、华中、华北等重点市场区域，为匹克开拓市场疆土奠定强大的货源基础，“并且面对原材料涨价、用工荒等风险，也具备较高的控制能力。” 　　事实上，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体育用品、家纺等行业企业这几年开始集中内迁。如，为耐克代工的广硕集团亚荣鞋业有限公司落户湖南祁阳；为特步、安踏、凯迪拉克、乔丹、耐克等境内外品牌贴牌生产运动鞋的福建艾力艾集团，在河南上蔡投资兴建河南飞度鞋业有限公司；杭州中羽集团海峡服饰有限公司在河南荥阳投资兴建河南海峡服装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耐克、阿迪达斯、李宁、特步、德尔惠品牌服装及家纺、羽绒、服装面辅料。 　　山东艺达集团投资10亿元的菏泽工业园2006年正式投产，现在已成为艺达集团超过文登总部的生产基地。该集团党委副书记张鹏超表示，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原材料价格、用工成本持续上涨，每年春节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 。为降低生产成本，整个制造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同时，中西部市场潜力和空间较大，企业转移至中西部有利于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占领更多的市场。目前，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市场，正在成为企业竞争的新战场。 　　现在，艺达集团的加盟店已发展到400多家，遍布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省，内销比例占到产品销售总量的35%。而今年的目标是二、三线城市，国内市场将确保增长50%，力争翻番。 　　内迁成本渐高 　　但随着通胀和“用工荒”，企业内迁的成本正越来越高。 　　在菏泽市汽车站对面的劳务中介处，多个用工单位都开出管吃住、月工资1600元以上的条件，但应聘处冷冷清清。该中介经理李胜利表示，去年月薪在1300元左右、前年1200元左右也能招到人，今年月薪涨了300元，却少人问津。 　　来自菏泽郓城的徐海涛表示，高中毕业的他经过5年的磨练后，现在做管道工，每天的工资不少于200元。由于聪明好学，能看懂安装图纸，工作熟练，他成了抢手的“香饽饽”，参与过全国许多省市新上电厂、化工厂的管道安装。“工资日结，从不拖欠，如果加班，即使一小时，也有加班费。”他说，在菏泽的日工资是200元，和在浙江、江苏、广东一样；最高的是海南，日工资230元。 　　不过，他平时很少回菏泽老家，和女朋友一起住在威海。在他看来，威海的企业普遍缺工，机会比菏泽多。女朋友也是菏泽人，现在在威海一家外贸企业工作。“过几年如果回来，就自己做点生意。” 　　和徐海涛一样，菏泽很多年轻人在当地工资水平较低的状况下，选择了外出打工，这让曾是劳务输出大市的菏泽也面临着“用工荒”，许多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招人、留人。 　　面对“用工荒”的尴尬，菏泽基地甫一建设，许志达就表态：“匹克利用高现金流来降低原材料的涨价风险，为员工多谋福利，营造归属感和发展空间，以此来留住人才；工业园也将建设房地产项目，为员工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配套问题。” 　　为稳定“军心”，艺达集团也在工资之外扩展了福利范畴，如建起了职工活动室、浴室、阅览室等公共服务设施。 　　“随着物价普涨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的企业薪酬提高是必然的，否则难以满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需求。而且，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企业薪酬领涨的趋势可能会持续几年。”张卫国认为，以前地区间居住、生活成本差距都较大，现在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相比，基本上只有房价之差，而且这种差距随着二、三线城市房价的快速升温，也在缩小。相应的，工资差距也应缩小,才能让农民工在城市立足。 　　而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对内迁企业而言，则意味着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的劳动力优势明显降低，靠转移生产基地降低生产成本的经营模式开始受到挑战。 　　如果企业转移受困，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张卫国表示，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过去更多地采用了转移的方式，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这种转移升级的方式，在二、三线城市企业薪酬不断上涨的倒逼压力下，需要重新考量。那些寄望于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赢得竞争力的企业，不管在沿海还是内地，也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发展空间都难以乐观。明晰如何彻底转型升级，才是未来的根本出路。


　 机床落后曾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经过十年发展，一些领域的国产机床已不亚于国外同类产品。 10年前，在科技日报组织的“技术瓶颈纵横谈”系列栏目中，时任机械科学研究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屈贤明接受专访时指出，国家对制造业的投入难以摆脱“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虽然将引进技术部分或全部移植到国内同类产品，但几乎没有创新成果。 当时专家指出，数控机床的研发是当务之急，应当使机床的“柔性、加工精度、效率大大提高，促使我们的制造加工水平发生根本性转变”。其时，我国的数控机床市场还被国外商家垄断。我们自己研发的机床由于稳定性不足，难以跟国外优质机床竞争。 机床是一切制造业的起点。十年过去，机床水平是否还是中国制造业的瓶颈呢？记者近日再次采访了屈贤明专家。 “十年以来，中国制造业规模增长很快。根据前年的数据，大概是年均25%。”屈贤明指出，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拉动了国内的机床需求，促进了国产机床的技术进步。今年在南京举行的数控机床博览会上，放眼望去，多是国产品牌的机床。 “跟十年前相比，中国的数控机床水平提高了很多。”屈贤明说，比如五轴联动机床，十年前中国还生产不了，如今已有好几家国产品牌了。 屈贤明认为，近年来机床水平的明显进步，使我们在一些制造业领域实现突破。随举一例：成功国产的3.6万吨的垂直挤压机，使中国能够生产大口径厚壁管，因此日本同类产品的售价被迫大幅调低。其他一些重型机床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国产五轴机床也是标志性成就。 但一些重要的高端数控设备我们仍未掌握生产技术，这使我们在大飞机、集成电路生产等一些最重要的制造业领域受到约束。因此想要实现制造业的全面腾飞，高端数控设备仍是必须攻克的难点。 “在先进技术上，我们仍处于跟随阶段。”屈贤明说，中国的数控机床在高速、精密方面还有阶段性差距。同样规格的产品，国外机床转速大概是国产机床的三倍，精度也高出接近一个数量级。 屈贤明告诉记者，数控机床是一个生产环节极复杂的产业。国产机床的技术瓶颈，很难归结为单个具体环节。大体来说，数控机床由数字控制系统和机床组成。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差距。 一方面，高性能数控系统是决定整台机床性能和成本的关键因素。今年南京博览会上展出的国产高端数控机床，采用的都是西门子或法那科等外国公司的数控系统。国内数控系统在高速、高精、五轴加工和智能化功能方面，相对世界先进水平有明显差距。这是由于国内数控系统的体系结构（硬件平台、软件平台、现场总线）、高速高精控制算法、伺服驱动的综合差距所导致的。另一方面，电主轴、双摆头、转台、纳米精度光栅等功能部件，及整机设计制造的核心技术，也是中国制造高端机床的关键制约因素。我国数控机床整体技术的提高，最终离不开先进功能部件产业的支持。 　　以上所述的差距，又来自于质量管理不善、技术积淀不够、研发投入低等多方面的原因，其解决都需要较长时间。尽管如此，屈贤明的预期仍然乐观。他认为，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是拉动技术进步的一个积极因素，可以预期，到2020年，制造业各领域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将有大量产自国内。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发布报告称，美国将制造业外包给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预计今后5年美国制造业可迎来复兴。 以生产率增长势头不错及工资相对较低为根据，BCG预计到2015年美国将略领先中国，成为北美地区众多产品的生产基地。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很多地区迅速攀升的工资水平正在降低其它国家将生产部署在该国的积极性。 在最近几个月，卡特彼勒、通用电气、福特汽车等大公司宣布在美国新增制造投资，与此同时预计2011年第1季度制造业产值将增长9.1%，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经济领域。 不过，仅凭工业财富的增长美国还不足以赢回全球最大制造商的头衔。这一头衔它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去年被中国摘龋 BCG高级合伙人哈尔•西尔金(Hal Sirkin)表示，未来几十年，中国工业和消费者对商品的庞大需求将足以使其继续成为头号制造大国一段时间，因为这些商品大多数将由本地工厂供应。西尔金称：“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仍将是第二大制造国，并远远领先于西欧等国家。西欧的经济趋势不太乐观。”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约翰-马金(John Makin)表示，对美国制造业崛起的预测与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调整生产这一趋势相符。 美国第二大钢铁制造商Nucor CEO迪米科(Dan DiMicco)表示，受美元走弱影响，未来十年很多美国企业有着扩大本土制造规模的巨大机遇。 咨询公司IHS Global Insight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1990年中国仅占3%。BCG的研究显示，今后5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成本可能每年上涨17%，美国增幅仅为3%。中国工厂工人的平均生产率过去20年提高了10倍，但仍不及美国相应指标的三分之一，从而抵消了它的低工资优势。 雇工成本一般占制造业总支出的20-30%，而购置设备等其他成本中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并不低，因此在许多面向美国市场的产品制造方面，中国在2015年前不大可能拥有相对于美国市场的成本优势。


　　随着国际车企在华经历了设立销售公司到本地生产、本地采购再到尝试本地研发的过程，并不断要求提高国产化率，外资零部件供应商也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并逐层带动其二、三、四级供应商来华。仅德国截至2010年，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就已经在中国设立了180家生产工厂（包括独资、合资或控股的厂），在华员工超过6万人，而在2009年中期，这一数目尚只有不到5万。 　　即使没有日本地震的影响，已国产的外资车企在华均已有了较高的国产化率，大众甚至计划将国产化率提高至100%，即在华组装整车需要的所有零部件均在中国采购。伴随着国际车企在华销量增长的是其原来的一级供应商也纷纷随之到中国设厂。这些外资一级供应商在中国不仅实现了销售额的大增，也在逐层带动其二、三、四级供应商来华设厂，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加大在中国本地的采购。 　　在上海车展上，德国供应商就作为一个整体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执行董事Klaus Braunig在本届上海车展上表示，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近些年随着中国乘用车市场快速发展而在中国迅速成长。“截至2010年，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已经在中国设立了180家生产工厂（包括独资、合资或控股的厂），在华员工超过6万人，而在2009年中期，这一数目尚只有不到5万，”Klaus Braunig称。他表示，德国供应商已经并将继续在华扩大产能。其实，这些外资供应商不仅在华扩大产能和客户范围，还在将更多的研发职能放在中国。 　　而相比较国际零部件供应商在华研发上的投入，外资整车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本地化程度相对较低。不过也已有越来越多的外资整车企业在华建设或启用研发中心，以研发出更多适应中国本地市场需求的产品，甚至能与中国本土品牌制造的低价车竞争的产品（如上海通用的新赛欧）。而一些合资车企已或计划实施的“合资自主品牌”策略，则是其迎合中国政府鼓励自主品牌要求的一个表现。部分“合资自主品牌”车型已在本届上海车展上展出。


《印度时报》刊登题为《中国意欲加大电动汽车研发力度》评论文章，现全文摘要如下： 　　在本次上海汽车展上，电动汽车的亮相无疑显示出当前中国政府对未来推进汽车高科技技术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与其他国外竞争对手在电动汽车领域展开一轮新的较量。 　　在此次上海汽车展上，吉利携三大子品牌6款新车首发亮相，而其中最为夺目的则是一两座概念车魔卡McCAR。与此同时，东风帅克microvan车型、雪佛兰旗下四座的M1 REEV以及其他品牌的电动汽车也将悉数登台亮相。这些车型在单次充电后的行程均超过了100千米（约合60英里）。尽管某些车型仍在不断改进翻新之中，但不乏有部分车型已经迫不及待的投放进入中国市场。 　　目前，越来越多的车企纷纷加大了对电动汽车的研发力度。这同时也成为未来能否在汽车行业稳居前列的致胜砝码。尽管中国目前已经开始投入到电动汽车的研发中，但其也不忘向外国先进车企取经，要求那些在中国市场建厂和成立合资企业的外国汽车制造商分享它们先进的汽车研发和生产技术。 　　按照中国政府在上月发布的投资管理规定，目前外国车企仅仅只能持有小部分中国电动汽车零部件生产商的股权。在下月，中国政府将对外发布能源车型的十年产业发展规划。某些车企担心，这些条款可能会在未来对有关产量和进口方面设限。 　　许多外国汽车制造商表示，担心北京可能会要求他们移交某些极具价值的汽车技术以帮助其在华的合作伙伴打造一个本土化品牌。 　　IHS Global Insight的分析师John Zeng表示：“毫无疑问，外国车企确实存在上述担忧。目前他们的投资都仅仅是处于进行研发的阶段，因此，要进行技术交接恐怕对于他们来说还未真正做好准备。” 　　据了解，目前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对于那些欲在华生产电动汽车的外国汽车制造商，其在华的合资企业必须至少要拥有以下三大生产技术中的一种：电动车核心零部件、汽车发动机以及动力管理系统。 　　据了解，目前对于中国汽车制造商来说，研发动力性能佳且安全性高的电池是一个关键的技术挑战。在汽车的研发中，中国制造的电动车爆炸的概率比外国竞争对手高出10倍多。分析师表示，这样的技术瓶颈使得司机都不敢驾驶这样的汽车。 　　作为新崛起的汽车领域，电动车行业的发展十分迅速。中国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如今高速发展的汽车市场大力研发自主的电动车生产技术和推出全球化的汽车品牌。在2009年，中国一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汽车大国。 　　中国政府要求外国车企在华运营时需成立合资企业。这将有助于中国本土企业学习先进的汽车生产技术，并迅速成长起来。但目前的情况似乎还没有达到预期。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外国品牌的汽车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如通用汽车、大众汽车以及其他的国外品牌。本土化的汽车企业，如奇瑞和吉利，尽管增长迅速，但却远远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因此，对于中国车企来讲，电动车领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起跑线。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气候能源问题首席顾问沈岱波(Deborah Seligsohn)表示：“中国企业看到了新的机遇，希望能在该领域上拔得头筹。它们希望能在某些汽车领域内占据领导者地位。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9.0级大地震。日本首相菅直人宣布：这次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相叠加的复合型灾害是二战后日本60多年来的最大灾难。毫无疑问，这场大灾难也将给步入复苏通道的日本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同时也会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一定影响。 　　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从供需两方面来看，此次灾害对日本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的阻碍因素和拉动因素并存。此次灾害波及范围广，东日本长达1000公里的海岸线、约400多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区遭到海啸的袭击，死亡与失踪人数近2.8万人，其损失程度远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损失（损失额10万亿日元，死亡6400人）。可以肯定，灾后重建时间将长于阪神地震。 　　1.短期影响。第一，东北地区铁路、公路等社会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物流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恢复，这将给救灾和灾后重建带来困难。 　　第二，停电带来的连锁反应。福岛第一核电站被摧毁，周边共13个核反应堆或损毁或停机，再加上东北及关东地区其它能源设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即使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日本也将有 6%左右的电力供给处于瘫痪状态。尽管日本的石油储备比较充足，国家和民间储备170天左右的石油，还储备有许多天然气，可以通过提高现有火电设备利用率来应急，但也需要一些时间。 　　第三，产业链条发生断裂。位于灾区的丰田和本田公司的汽车整车厂和零部件工厂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为日本汽车生产实行零库存管理，汽车产业零部件生产的断档已经导致丰田和本田公司在国内全线停产，国外关联企业也受到影响；索尼、东芝、松下等公司设在这一地区的半导体元器件、芯片、液晶器件等生产工厂的恢复需要一些时间，不可避免地造成短期性产业链条的断裂，特别是市场占有率较高的部分电子元器件的断档使日本国内甚至国外相关企业生产受到影响。 　　第四，日本的保险业将遭受沉重打击。数以万计的居民被夺去了生命，数十万栋房屋被毁、受损。据有关机构初步预测，灾后的人寿和财产保险赔付将高达1万亿日元（约800亿美元）之巨。尽管有“地震保险制度”即“地震保险准备金”以及再保险等机制缓解，但对本来就处于长期低迷状态的日本保险业的打击也将极为沉重。 　　2.中长期的影响。其一是能源短缺问题。日本核电占总电量的近29%，而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的核电装机容量占全国核电的35%。遭受如此巨大的核冲击，日本今后的核电发展肯定受阻；可以预料2005年日本在《新国家能源战略》中提出的“到2030年将核电在总发电量中的比重提高到30%―40%”的目标恐怕很难实现。目前在建的3个反应堆（总装机容量367万千瓦）已经宣布暂时停建，前途未卜；计划建造的12座反应堆（总装机容量1655万千瓦）很可能落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对国家能源战略进行调整。水电站的发电余力有限，不可能临时或短时间内快速增长；太阳能、风能、地热、潮汐发电等新能源不稳定，发电单位规模小，杯水车薪。巨大的电力亏空将主要用火电来填补，而火电站的建设等也很难在短期内完成，中长期能源短缺不可避免。利用火电替代核电、同时加快新能源发展的步伐可能成为中长期日本能源战略的主要内容。 　　其二是水产品、农产品的短缺。此次受灾地区主要是日本的农业地区和渔业地区。灾后大面积农田被海水浸泡、地下水上涌，导致盐碱化，今年可能难以耕种，从中长期看也会受到影响。另外，灾区渔场、海岸水产品加工设施被毁。特别是核辐射的影响更加致命，福岛核电站向大海排泄核污水，一旦导致食物链遭受严重污染，对近海甚至远洋渔业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受核污染的影响周边地区的农产品、水产品的生产、出口将遭受沉重打击。日本是世界上水产品消费最多的国家，人均水产品年消费量达70公斤，水产品的短缺会对日本人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不过，相对来说，农业的损失带来的影响将低于渔业，主要是因为日本大米过剩，政府一直鼓励农民减产和休耕，通过其他水稻产区的增产，可以使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其三是财政问题。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财政支出必将进一步扩大。而资金的筹措只能依靠继续发行国债。但问题是，日本的财政状况已经十分严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已达GDP的200%，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的。扩大财政投资固然能够促进灾后重建，也可以带来需求的扩大，但是继续大幅度增发国债，必将使财政负担更加沉重，必将制约中长期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3.灾后重建将拉动日本经济增长。震前日本政局长期动荡，这在一定程度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由于震灾的发生，民主党各派阀以及各党派捐弃前嫌，齐心协力进行抗震救灾，民族凝聚力提高，政局暂时转向稳定，这也为灾后重建和未来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日本经济实力雄厚，危机管理特别是抗震救灾的经验丰富；国民素质较高，都自觉配合政府投入抗震救灾；倘若核泄漏能得到控制，估计日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度过最严峻的灾后抢险期，此后经济社会秩序将逐步趋于稳定。 　　虽然灾害给存量经济带来重创，但灾后重建将会产生巨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会拉动经济的增长。有效需求不足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灾后重建的需求扩大对刺激日本经济复苏也将起到积极作用。大兴土木，就业亦有望扩大，失业压力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缓解。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后，由于灾后重建需求的增加，就曾经拉动了日本经济的增长。1995年和1996年两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0%和4.4%（当时公布的数字，此后修正过的数字分别为2.3%和2.9%），这几乎是近20年来日本经济最高的增长率，而地震前的1992―1994年是连续3年的零增长。目前日本内阁府已经拨出302亿日元的紧急救灾款用于紧急救灾。4月7日，菅内阁已初步确定进款编制总额为4万亿日元规模的“赈灾紧急对策补充预算”，而且资金来源尽量不通过增发国债而是停发儿童补贴、停止高速公路免费等等，即减少不必要支出来填充。在灾后重建的特殊情况下，政府投资的乘数效果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更大。灾后重建对占日本GDP与就业比例均为8%左右的建筑业将有较大拉动，这对日本经济正向影响意义重大。 　　至于说股市的波动，是短期指标，近期将随核泄漏控制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汇率在发达七国的共同干预下，可能不会再发生剧烈波动。倒是有可能出现贬值，这正是日本所期盼的。现在日元汇率处于高位，实际上有利于日本对原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如果引起国际原油涨价，固然会带来生产成本的增加，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复苏的通缩压力。也就是说，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复苏的有效需求不足、通缩和失业等难题可能得到缓解甚至解决。2011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前低后高的现象，全年以及以后的一段时期日本经济取得较高增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对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的影响 　　1.对世界经济影响有限。如前所述，如果核泄漏能够得以控制，此次灾害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不会特别大，因此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有限。日本中央银行在灾后初期连续数日对市场注入战后史上最大规模的巨资，3月14日起连续8个工作日计划为短期金融市场供给资金累计106.6万亿日元，实际注资70万亿日元，其中60%的资金采取即日供给的紧急救助方式。4月7日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银行又决定继续保持零利率不变，并且向东北灾区金融机构提供为期一年的 1万亿日元日本银行特别融资，利率仅为0.1%。人们担心流动性过大，日本银行采取一系列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世界性金融市场混乱。笔者认为，在大难当头时期，从经济层面上看，日本央行采取非常规的金融政策对解决受灾企业资金困难以及保证灾民的提现很有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稳定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稳定民心和提振企业及市场信心。同时也向国民和世人发出信号：日本央行有足够的财力保障救灾所用资金。央行的注资政策是临时性、救济性政策，随着救灾抢险期的结束，央行的政策还将进行调整，短期内可能引起世界金融市场的波动，但不至于引起世界性金融混乱。另外，对于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日本大量发行国债将会冲击世界金融市场的担心也大可不必。日本国债的95%来自于内债，对国际金融市场影响有限。估计灾后重建需要政府投资 10万亿―12万亿日元，可能分5年投入，平均每年不足3万亿日元，第一年可能要多一些，如果停发儿童补贴、取消高速公路免费制度、提高消费税，通过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便可筹措一定的财源。而且，日本在国内举债还有一定空间，目前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长期债务余额约为1000万亿日元，而日本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400万亿日元，即还有400多万亿日元的国内财源，估计今后举债仍将以国内为主。 　　由于灾后日本国内企业将出现资金短缺问题，有可能出现企业资金从海外回流的现象，但估计资金流不会太大。其原因在于国内资金充足，加之东北地区企业本身相对较少，而且所受损失有限，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的资金从海外回流。关于灾区生产基地遭到破坏是否会导致日本与全球性产业链条断裂问题，短期内不可避免，特别是汽车产业、电子产业中的个别企业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但从宏观层面上看，影响有限。前面提到，因为东北地区的产业大多集中在仙台等城市的周边，没有受到海啸的袭击，并未遭到毁灭性破坏。而且日本企业的再生能力很强，经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关键是现在交通和物流遭到破坏，产品难以运进运出，可能短时间造成一定的断货、或价格上涨而影响相关产业的生产。而且还应当看到，灾区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未必都是不可替代的，也许其他地区生产厂也有生产，通过增产也可缓解或弥补短缺。因此对此也不必太悲观。 　　随着灾后重建的展开，日本对原油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将会增加，其结果可能会导致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的涨价，从而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日本为了灾后重建，势必会扩大来自国外的进口，这在客观上会促进世界贸易量的增加。 　　2.对中国经济与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次大灾难对作为日本的近邻和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日经贸关系也将产生各种影响。总体来看，如果核泄漏能够得到控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 　　从负面影响来看，我国有许多出口企业是进口日本的高端零部件、组装后出口欧美，对日本高端零部件的需求较大。由于东北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恢复需要时日，半导体生产基地难以在短时期内恢复正常生产，短期内可能出现半导体供货不足或价格上升局面。这样就必然对我国国内相关厂家的生产和出口造成一定影响。但是，由于中国自日进口主要来自日本的首都圈、中部、阪神和北九州等没有受到地震影响的经济发达地区，从东北地区的进口相对较少，因此影响可能是局部的和短期性的。从大行业来看，我国的中日合资汽车企业的零部件主要来自在中国投资的日系零部件厂，国内供给率很高，所受影响有限。 　　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多方面对我国产生影响。首先，短期内可能对中国赴日旅游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如前所述，核电遭受重创，将导致日本电力严重短缺。首先核电减少的空缺必然要用火电来替代，而日本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需求的扩大可能导致世界能源价格上涨。而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会给我国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生产成本上升、输入性通胀加剧等等。其次，日本常规能源需求的扩大也可能加剧与我国在能源市场的竞争。再次，日本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使人们对核电站的恐慌心理增强，将对日本乃至全球的核电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人们恐核心理的扩散完全有可能使我国核电发展战略受影响。我国已经迅速做出反应，国务院做出决定：停批新建核电项目，立即对我国运行的和在建的核电站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强化安全措施。这是完全正确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次大震灾的出现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中日之间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带来的僵局。在大灾面前，中国对日本进行多方面的无私援助，拉近了两国人民感情。中日关系得到暂时的改善，而良好的中日关系为促进中日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 　　很显然，日本东北地区的灾后重建将给我国企业带来很多机遇。灾后日本物资缺乏，如前所述，灾后初期对农产品、水产品、食品的需求将会扩大，而灾后重建将对水泥、钢材、沥青及其他建筑材料产生巨大需求。而这些产品的生产恰恰是我国的强项，中日又是近邻，日本增加对我国这类产品的进口的可能性很大。从我国自日进口情况来看，进口来源地主要不在受灾区，而是关东、中部以及关西等经济中心区，所以对我国的进口影响不会太大。中日贸易在2010年出现了30%的强势恢复，总额高达2978亿美元，远远超过了金融危机前2008年（2288.5亿美元）的水平，但中方当年对日贸易逆差却高达560亿美元。2011年由于我国对日出口可能增加，这将有助于扭转中日贸易中中方长期处于逆差的不平衡局面。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估计2011年和近期中日双边贸易可能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 　　另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日本经济中心地区，受灾地区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很少。近年来日本对华投资本来就处于低迷状态，进一步下降的余地不大。日企在华盈利不断增长，2010年上半年来自中国法人企业的收入盈余相当于2005年全年水平。日本对华投资绝大多数为优良资产，因此人们所担心的日企从中国撤资的可能性很小。相反，由于日本灾后重建需要大量的投资，投资机会增多，我国企业对日投资及并购等机遇也会相应增多。2011年以及未来的一段时期，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4月13日公布的《第二届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从业人群健康问题严重，体检异常发生率名列第一。 　　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和人民网等40家机构联合举办的本次调查历时4个月，收到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湖北、湖南、河北、江苏、山东等地区的有效问卷149093人份，结合慈铭体检集团全国300万例体检数据，排列出十个健康透支严重的行业，依次是：制造、金融、教育、传媒、法律、电子信息、交通运输、广告、销售和房地产。 　　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人群73.8%血脂异常，30.1%颈腰椎异常，51.5%超重或肥胖，15.9%幽门螺杆菌阳性，30.9%尿酸升高，32.9%肝功异常，27.3%脂肪肝，7.96%有胆囊疾病，11.1%高血压，2.69%空腹血糖高。 　　调查组委会主席韩小红博士分析称，该行业人群近八成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明显高于其它行业，6成人未实行双休日；3成人需经常加班，近7成人感觉疲劳。长期超负荷工作、休息不足和缺乏锻炼，导致健康受损。此外，健康意识不足，饮食结构不合理以及不良生活方式也是造成健康问题的原因。


　　过去，中国因成本较低的优势吸引着全球太阳能光伏生产线汇集而来。然而，随着欧美国家经济持续萎靡、就业压力日趋严峻，这种加工制造业向成本洼地聚集的潮流正因贸易壁垒而发生逆转。 　　近日，力诺集团正在酝酿并购一家美国工厂。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刚刚出台了新政，要求军方购买太阳能电池板必须“美国制造”，以缓解就业压力，因此太阳能光伏工厂开始重新考虑把生产线搬回发达国家，稀薄的利润不得不面对高成本的考验。 美国制造 　　“公司正在筹划并购一家美国光伏工厂，预计两周内可能就会完成收购。”力诺集团海外事业本部总监张贝文表示，在美国投资建厂将成为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通行证。 　　虽然张并未透露工厂名称，但据他介绍，这是一家已经停产的光伏工厂，拥有60兆瓦的产能，收购加运营成本、流动资金，投资额约在2000万美元。 　　事实上，包括力诺集团内的整个中国光伏产业最为熟悉的运作模式是，利用低廉的成本优势在国内生产、然后以出口贸易的方式将光伏产品卖到全球各国。 　　“在美国投资建厂是企业不得已的选择。”张贝文表示，因为如果继续维持过去的出口贸易方式，很可能会丧失在美国的市场。 　　2011年1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军事授权法，其中包含了一项鲜为人注意的 “购买美国制造”条款，即国防部购买太阳能光伏产品必须是“MADE IN USA”。 　　该条款是在部分议员的支持下添加进去的，其中起草者之一的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西奇表示，美国过去拿出大量资金投资于海外市场，尤其是替代能源。但现在美国不需要假手于人，而是要亲历亲为地的生产。 　　“太阳能光伏产业较为特殊，在欧美各国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市场快速增长，但制造产能大多数都在中国。由于美国军方是美国最大的能源消费者，这一法案对中国光伏厂商们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贝文如是说道。根据规划，到2025年，美国军方所使用的所有能源中，必须有1/4来自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目前，美国包括西奇在内的众议员正在着手，推动美国政府采购美国制造的太阳能光伏产品。这个政策一旦实行，绝大多数中国光伏企业将被拦在美国市场之外。 　　成本高涨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过去两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下降了16.3%，是继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大降幅。在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上，美国目前排在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工业国家之后，仅仅为13.9%。与此同时，从2007年12月危机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200万个制造业岗位消失。 　　张贝文认为，美国政府原来认为核心技术在本土，制造业出走无关紧要。但在经济衰退、失业率猛增的情况下，美国正在改变原有的看法。包括奥巴马在内、即将参与新一届总统竞选的美国政客们都将降低失业率作为主要的政治牌。 　　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内部人士也表示，中国太阳能原料是多晶硅，核心技术被欧美发达国家所垄断；生产线绝大多数是从国外购进的；下游95%以上的市场在国外。而生产加工环节的技术含量不高。上述法案出台更多的应该是从就业上考虑。 　　“一旦中国光伏产品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就会形成一个真空，谁能在里面生产，就会拥有市场。”张贝文如是说道。 　　事实上，在美国酝酿投资设厂的不仅仅是这一家太阳能公司。英利集团宣传部王志新对本报称，企业正计划在美国投资，目前设厂工作还在推进之中。这是英利集团第一个海外的工厂。 　　无锡尚德也把“守住欧洲，抢食北美”作为企业的市场战略。无锡尚德公关经理张建敏称，公司在美国的工厂已经建成，预计今年年底生产规模可达50兆瓦。张建敏坦言，目前企业已感受到美国针对清洁能源反倾销等政策的影响，在美国设厂增加本地材料采购、本土工人雇用等，则可以规避市场障碍。 　　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制造商平均利润率一般在15％左右，成本高低直接关乎企业是盈是亏。张贝文坦言，在中国和美国开设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成本相差悬殊。如一个美国蓝领每年平均工资至少要在3万至4万美元，这个数字是国内的数倍。 　　“即将并购的这家太阳能电池板工厂之所以停产，是因为产品成本过高，没有市场竞争力。但为了获得美国的市场份额，力诺哪怕近期不赚钱，甚至短期亏一点，从长远战略上都值得去做。”张贝文称，现在整个行业都在等待美国市场的爆发，那对于任何太阳能光伏厂商都是极具诱惑的。与此同时，力诺还计划尽量争取政府项目以保证投资利润。


CMIC（中国市场情报中心）最新发布：与跨国企业相比，中国LED企业在诸多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何有效提升中国LED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竞争之中，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尽管国内LED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工艺水平比较低，但国内一些企业通过聘请海外技术人员，在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许多企业已经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国内优质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与台湾大厂的技术水平相差不大，与国际大厂的整体差距也在不断缩小。LED初始投资一亿元就可建厂，联创光电、士兰微等行业内知名上市公司总资产也就10余亿元，国内企业进入门槛较低，容易实现滚动发展，这与集成电路制造及液晶面板制造动辄几十亿到上百亿人民币的投资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国内企业容易进入形成产业集群。 CMIC分析师认为在LED领域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小。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从外延片生产、芯片制备、器件封装集成应用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现在全国从事半导体发光二极管器件及照明系统生产的规模以上的企业有400多家，产品封装在国际市场上已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根据CMIC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诸多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努力下，我国LED产业已经初步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东南地区、北京与大连等北方地区四大区域，每一区域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CMIC分析师表示，总体而言，我国的LED产业格局南方产业化程度较高，而北方依托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产品研发实力较强。在地域分布上，珠三角和长三角是国内LED产业最为集中的地区，上中下游产业链比较完整，集中了全国80%以上的相关企业，也是国内LED产业发展最快的区域，产业综合优势比较明显。与LED有关的设备及原材料供应商纷纷在这两个区域落户，与国际应用市场便捷的联系为LED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服务及市场环境，产业集群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最近，投资界一个让人瞩目的举动是，上海、宁波等地纷纷成立专门指向现代服务业的私募股权基金。前不久公布的“十二五”规划重笔点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市场则迅速对此作出敏捷的反应。 　　纵观全球工业化的进程和产业格局的变迁，一个基本规律是，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最近半个世纪来，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在就业方面和在增加值方面很快超过了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份额最大的产业。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源泉，是服务业的发展。这对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成本降低，特别是交易成本降低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未来十年，我国有可能从现在的人均GDP4000美元提升到1万美元左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未来我们调整和发展空间在哪里？如果仅仅靠第二产业，这不现实也不应该，因为第二产业是一个高资本投入、高耗能、高耗资源的产业。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三次产业占GDP比例是，第二产业在45%到50%之间，第三产业占40%，第一产业占10%到20%。在发达国家，三产占GDP的比例一般都是70%到80%，美国占77%。我们急迫需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状况，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使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相协调。 　　目前，关于“十二五”时期服务业发展规划还在制定之中。我们在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方面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指向，一是要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以发展生产服务业为重点，带动我们整个服务业加快发展。二是要规范提升面向生活的服务业，要大力发展社区卫生、家政服务、养老托幼等社区服务业。三是重视改善面向农村的服务业。 　　消费性服务主要是针对个人的需求所提供的服务。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的时期。据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社会产品不断丰富，在人民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之后，服务性需求开始快速增长，这将推动消费性服务领域的整体快速上升，并将维持到后工业化的最初20年。目前，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我国消费服务行业正在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在工业化初期，我国居民的消费性服务支出在整个消费性支出中占比仅20%左右，之后不断上升，目前已达到40%以上。和美日相比，这个比重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其中主要的动力来自于未来居民消费的整体升级。 　　另外，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要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推进力度，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新的模式和增长点的培育力度。我们将生产性服务业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在当前中国制造业转型的背景下，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增加工业附加值、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驱动的集约式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因素。 　　根据测算，“十二五”期间GDP增速预计为8%，2015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将提高到55%，达到印度2009年的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占到服务业的55%，达到韩国2007年的水平。到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15.8万亿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1%。 　　新的五年里，我们应该站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高度，战略性地谋划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谋求从制造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变。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3月26日表示，由于零部件短缺，该公司在北美的汽车生产安排可能从4月1日起被打乱。本田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三个州的汽车工厂将受到影响。分析人士认为，地震海啸灾情导致日本许多企业停减产，由于日本企业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很多依赖于日本零部件供应的外国制造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断链”压力。 　　此前一天，本田和马自达汽车公司透露已停止接受美国发出的汽车订单。本田停接订单的对象包括主力小型车飞度和混合动力车Insight等，从5月起不再向美国市场发货。专卖店现有库存和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则照常销售。马自达停接订单的对象可能包括运动型多功能车CX—7和CX—9等。马自达的主要工厂虽未直接受灾，但零部件供应的停滞等导致生产一度中断。虽然广岛公司总部的工厂等22日起使用库存零部件部分恢复了生产，但是尚未达到全面复工的水平。 　　美国 　　加剧供应紧张 　　美国福特、通用等几大汽车公司日前相继公布了未来的生产计划及销售预期，这一做法和往年相比提前了数月。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地震加剧了美国汽车业面临的零配件供应不足的形势，迫使美国汽车制造商暂时抛开同业竞争的顾虑，通过提前公布相关计划，给零配件供应商更多的准备时间。 　　美国汽车业以及电子行业对日本出口的电子芯片及用于电动汽车的电池有很大依赖。日本生产的半导体占全球生产量的20%，其中广泛用于智能手机、个人电脑的快闪存储器占全球生产总量的40%。地震发生后，美国两大芯片制造商之一得州仪器表示，由于设在日本的工厂生产中断，今年前两个季度的销售额将受到影响。分析人士认为，对供应短缺的担心可能会推高电子芯片等零部件价格，造成包括汽车、个人电脑、手机等价格的上涨。 　　不过，美国汽车业零配件严重短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汽车零配件供应商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自去年以来，美国汽车销售量增加，但由于难以获得信贷扩大生产，相关厂家的零配件供应能力没有跟上。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零配件供应困难明显加剧了这种紧张。但美国汽车业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影响是零星的，时间上只会持续几个月时间。部分车型汽车的暂时停产和零配件短缺，可能会影响美国汽车生产总量，但对汽车生产厂家及供应商的利润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东南亚 　　导致连锁反应 　　东南亚国家在汽车、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方面已经围绕一些日本跨国公司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及时供应生产链。由于部分日本本土企业的生产受到地震海啸影响，零部件及半成品的供应方面出现了“断链”现象，在汽车制造业尤为显著。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6日报道，日本汽车业过去两个星期减产30多万辆，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生产水平。现在一部汽车所需的零件多达3万多种，其中有70%至80%分别由数百个零件制造商提供，只要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零件，汽车制造厂的整个生产线就不得不停下来，并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汽车业人士分析认为，通常汽车的整车装配因零配件缺少而出现“断链”，要到两三个月后库存用完才会显现。但由于日本本土一些生产重要零部件的企业暂停生产，他们担心未来会对东南亚的整车装配形成冲击。 　　泰国是东盟国家中最大的汽车市场和生产基地，汽车行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日本主要汽车制造公司在泰国均建有工厂，丰田和五十铃目前是在泰国投资规模最大的日本汽车制造商。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泰国的汽车生产很快就出现“断链”现象。据泰国《曼谷邮报》报道，由于产自日本的钢板和锻造品等零部件可能无法按期到货，丰田泰国公司从14日起就停止了加班生产。 　　佳能越南公司在越南制造业中占据最大出口份额，其主力产品喷墨式打印机的零部件库存目前只能支撑一周。据报道，该公司已经开始研究从日本以外的地区进口零部件的可能性。 　　美国咨询公司埃森哲日前发布报告称，由于面临日益上涨的物流与运输成本，多数美国大型制造企业正在考虑将部分工厂从低成本的亚洲国家迁移至美国或拉丁美洲。日本发生的地震和海啸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破坏，凸显出跨国制造企业如果缺少关键零部件，就会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因此有可能会加快这种转移。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被认为是我国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之年。在产业竞争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越来越重视国家产业发展和产业形象。 　　过去，中国的产业总体上还是“中国制造”标签下的世界加工厂，缺乏核心技术的低端制造与我国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形象越来越不匹配。近年来已经有很多中国企业开始强化创新，在产业的核心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和超越。而这场“造心”运动也对“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形成了强大的推力。 　　在未来五年时间里，我们的产业将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重塑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形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民航业 和欧美差距30年 　　业界声音：飞机发动机应实施重大专项 　　国产大飞机C919计划2014年首飞，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飞机ARJ21更是已进入最后的适航取证阶段，这些都让人感叹中国人正努力“用自己的翅膀飞行”，然而，发动机研发滞后好像给这双翅膀套上了锁链。如何给国产飞机配上“中国心”已成为全行业关注的焦点。 　　据了解，航空发动机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工程技术之一，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业内更流传着一句话叫“一代发动机决定了一代飞机”。但目前，全球民用飞机发动机市场基本被GE、罗罗和普惠三大欧美巨头垄断，我国除在军品研制上有一定基础外，在技术难度更大的民用产品方面，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个从研发到生产的完整路径。有关专家直言不讳：中国的民用飞机发动机和西方比起来相差30年。最乐观的预测，中国要追上世界先进水平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 　　航空专家杨育中告诉记者，民用飞机发动机技术要求非常高，因为军用飞机的发动机寿命只有几千个小时，而民用飞机发动机则要求在高速运转的状况下维持几万个飞行小时，所以中国要制造自己的民用飞机发动机可能需要10多年的努力。不过，一旦研制成功，无论是国家战略意义还是市场商业前景都是巨大的。 　　正是意识到发动机的重要性，2009年初，中航工业商用飞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注册成立，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的研发工作开始尝试向大飞机“心脏”难点攻坚。 　　然而，空军装备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晓华曾指出，国内民用飞机发动机的研发还存在不少困境，包括研发经费少、人才短缺等。“一般的民用飞机发动机研发费用至少需要五六十亿元，大飞机的发动机研发更需耗资上百亿元。而现在，没有专项研究经费，不仅研发费用得不到保障，连技术人员的收入也很微薄。此外，发动机技术人才的缺失与工业基础薄弱等也是我国民用飞机发动机发展的障碍。 　　全国人大代表、中航工业科技委主任张洪飚在今年“两会”期间建议，建立国家实施发动机重大专项，就是像当年搞“两弹一星”工程一样，进行高强度的投入，不断积累经验，完善技术体系，培养人才队伍，夯实发展基础。在综合现有各项规划的基础上，建议国家每年增加投入15亿元，持续20年，共投入300亿元；同时，在航空发动机原材料、元器件、制造与试验装备方面再增加投入600亿元，总投资约1000亿元，20年平均每年投入50亿元，以保障科研、技术方面的突破。 　　不过，对于国产发动机的前景，中航工业通用飞机公司总经理孟祥凯指出，即使技术水平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国产发动机离真正的商业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飞机使什么发动机是用户说了算，所以未来中国的发动机很可能面对技术好，但客户就是不选的尴尬局面。由此可见，品牌、营销渠道等问题都亟待解决。中国不光要造得出发动机，还要能向客户卖出去。只要获得客户认可，未来不光国产飞机使用，欧美飞机制造商也会选用“中国心”。 汽车业 国产品牌已开始行动 　　业界声音：目标是让国际市场认可 　　在汽车界有句至理名言——“得发动机者得天下。”中国汽车工业发展50多年，国内发动机技术研发滞后已成为民族自主品牌与跨国公司角力中的一大短板。但近几年，作为全球少有的在危机中保持体面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正在努力改写这一局面，直至在发动机身上打下“自主”的烙印。 　　汽车分析师贾新光认为，前几年，随着自主乘用车品牌的茁壮成长，自主品牌发动机的缺失成了制约自主品牌轿车发展的瓶颈之一。有没有自己独立配套的发动机，代表着一个企业有没有长足的核心竞争能力，而发动机的技术水平则代表着这个企业科研开发能力的强弱。 　　这一点得到了众多企业的赞同。奇瑞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金弋波的观点非常鲜明：“奇瑞如果没有自己的高端动力，必然会在产品上受制于人。”他告诉记者，旗云轿车原来使用的发动机是奇瑞从巴西引进的宝马发动机，为了保证旗云的售后质量，奇瑞公司不得不购买了大量零部件进行储备，占用了宝贵的资金，增加了成本。 　　对于这一点，长城汽车的感受更深刻。长城汽车在2000年以前一直从其他企业采购发动机。其宣传部部长商玉贵坦言，原先从外部采购发动机，承担高额的物流成本还是其次，更关键的是，公司无法自行对发动机进行升级换代，也就无法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 　　近几年，随着一些自主研发的发动机相继上市，中国整车企业自主制造发动机的曙光已经到来，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开始进入了一场振奋人心的“造心”运动，而作为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奇瑞、长城等汽车企业也早已成为了中国自主发动机研发的先行者。 　　为了确保发动机的优质低价和制造技术的可持续性发展，奇瑞应用世界流行的成熟工艺，从德国引进国际最高水平的9条生产线，近200台数控加工中心，能够柔性生产18款样式、性能都不同的发动机。长城在2000年进入汽车领域生产皮卡，从那时起就定下要自己生产发动机的决心，现在长城已走上汽油与柴油并重的道路。排放方面，新开发的发动机均以达到欧V法规标准为基本要求。 　　目前，在硬件上，奇瑞发动机研究院至少有50个发动机台架，用于进行发动机各项数据的开发试验。长城汽车动力研究院的工程师队伍现在有400人，发动机试验台架有20个，目前又正在投资上亿元加建一个新的发动机实验室。 　　可以说，率先投入到这场“造心”运动的奇瑞、长城正引领着吉利、华晨等“国家军”在核心技术上与国外汽车巨头争夺“制空权”。 　　贾新光认为， 自主品牌的目标已经明确，但与国外的发动机技术相比，国内车企的发动机水平还没有达到国际认可的程度，目前国外车企开始将重点放在直喷和增压技术上，但国内发动机的技术水平还停留在VVT（可变气门正时技术）技术上。 手机业 国内芯片厂商正从3G身上找突破口 　　业界声音：TD将引发市场重新洗牌 　　作为通信产业上游环节，芯片的研发与生产不仅能为企业“点石成金”，而且在电子信息网络日益成为社会角色的今天，其也攸关国家经济、安全等诸多方面的发展。 　　目前英飞凌、爱立信等国际巨头在手机核心芯片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国内手机从业者已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世界制造工厂”的角色，进军手机产业链上游已经成为主旋律，这些国内芯片厂商正试图从3G身上找到突破口，在手机行业全线发力，力图打破全球手机业生态平衡，重新划分新版图。 　　业内人士分析，进入3G时代后，在CDMA2000、WCDMA两个标准领域，撼动这些巨头的市场地位都并非易事。但当TD-SCDMA成为３Ｇ移动通信的国家标准后，由于大部分国外厂商并未制定生产ＴＤ芯片的计划，这也给国内厂商带来了机遇。其中包括大唐电信、展讯通信、上海凯明等，这些半导体公司已研发TD芯片两年有余。而中国移动出资6亿元作为TD终端专项激励基金，也催熟TD终端。其中大唐旗下的联芯、T3G、展讯三家中资芯片厂商共分到2.9亿元的TD芯片研发资金。而随着投资的日益加大，中国手机芯片的力量进一步增强。 　　据了解，每颗3G手机芯片的价值约为25-50美元，占手机成本的50％，有些甚至高达70%，这是手机产业价值链中利润最高的部分。据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３Ｇ手机芯片的市场需求高达145亿美元。 　　有关电信专家表示，ＴＤ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中国手机芯片市场重新洗牌，一场国际厂商与国内厂商的３Ｇ手机芯片大战即将上演。而在３Ｇ市场启动初期，芯片领域市场格局还没有形成，这为每一家半导体厂商都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对于国内手机芯片厂商普遍存在缺乏资金等竞争劣势的情况，国内手机芯片厂商可以选择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打造和加强产业竞争力。 　　2007年，联发科技就收购美国ADI公司的手机芯片部门正式切入TD芯片研发。据联发科技全球副总裁喻铭铎透露，联发科技TD芯片出货量已超出1000万套，占中国内地市场近一半的份额。国际品牌厂商LG，以及国内著名厂商中兴、天宇朗通、宇龙酷派等都在使用。 彩电业 电视芯片面临“雷声大雨点小”尴尬 　　业界声音：智能时代芯片至关重要 　　2010年，一直靠价格取胜的中国彩电企业在商战中遭遇滑铁卢，国内企业再度经历缺芯少屏的阵痛。为了提高竞争力，国内企业大规模的造屏运动已经拉开帷幕，然而芯片市场仍显得力不从心。 　　从平板电视问世开始，本土家电企业深知从显像管电视向平板电视升级的过程中，芯片如同心脏一样重要。因此国内各家企业纷纷展开了在芯片领域的布局。 去年8月创维集团投资建设的创维半导体设计中心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9.1076亿元，建设成功后其设计内容涵盖视频芯片的设计与验证、LED光源新型材料的研究等。清华同方也希望能够掌控上游产业链的主动权，继在北京、沈阳建成两大LED产业基地后，又兴建南通LED基地。而早在2004年年中，TCL便开始了它的造芯历程，那时，它与美国著名电视芯片企业GeneSIS成立了一家联合实验室，不久便推出了所谓第一代DDHD技术（数字动态全程高清），如今已推出第三代。而四年前，海信成功研发出我国第一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产业化的数字视频处理芯片 “信芯”。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行业人士指出，国内企业在芯片领域的投入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的造芯运动只是一个宣传卖点，并没有实现量产，芯片实力非常薄弱。以TCL而言，TCL只是沾了GeneSIS的光，TCL提供的更多是方案设计，毕竟芯片研发需要系统厂家配合。厦华、长虹的相关产品则有着类似的背景，均有国外技术作为依托。对于海信研发的“信芯”，北京奥维咨询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喻亮星指出，尽管海信有自己的上游芯片，但仅仅有一小部分是供自己应用，绝大多数还是进口，并不能够满足自给自足。 　　中国台湾地区的晨星半导体是芯片出货量最大的厂家，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图像控制芯片份额。据晨星的一位销售透露，2007年，公司在内地总出货约1000万片，其中仅海信就采购了100万片，TCL、康佳等公司60%以上的产品也采用了晨星的芯片。 而剩余的份额则主要由泰鼎、GeneSIS及Pixelworks三家美国企业掌握。占据本土前十大液晶电视芯片的企业，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内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全恩向记者表示，不好说这些企业究竟有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但不管是数字电视解码芯片还是图像处理芯片领域，都没看到国内企业有太大的作为。 　　芯片在彩电的成本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这就是国内企业不愿意投入太多的原因，假如国内企业进入此领域，肯定会支付很高的研发成本，所以还不如进口划算。 　　喻亮星指出，平板电视升级越快，芯片的重要性就越凸显，智能电视的时代，芯片决定着电视的功能以及应用性是否强大，如果国内彩电企业不在芯片领域有突破，就永远无法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只能被动受制于人。 　　上世纪90年代，彩电巨头三星也没有自己的芯片研发技术，但现在三星已经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供应商。喻亮星也指出，国内企业必须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国内企业要想提高彩电产品的竞争力还得自行研发芯片。 　　彩电企业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创维集团新闻发言人李从想指出，其实国内彩电企业很怕受制于人，不管是哪家企业，只要是国内企业掌握了芯片技术就好，这样民族工业就能够自立。 　　刘全恩表示，在彩电行业中，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减少开发成本和重复劳动。虽然中国芯片的产业化还存在一定困难，但是国家的调控和支持有望打破这一局面。


　　因地震导致的日本核电站危机，给世界各国能源的发展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多年来围绕核能利用的争议因危机而得到了放大，核电发展注定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徘徊停滞。光伏、风电和生物质等新生力量似乎借机获得了上位的良机。 核电再次“腿”软跌跤 　　无限的供应，清洁的能源，这是核电一向留给人们的印象。但人们同样不会忘记曾经发生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的人间惨剧。安全性问题，一直都是核电面对质疑时，颤抖发软的那条腿。不幸的是，这次它又因此跌了跤。这也给世界其他致力发展核能的国家，包括中国，一个警醒。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的清洁能源在能源总量中的占比应达15%,比现在要增加近一倍。作为清洁能源中的主力军，中国的核电也正在步入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上目前在建的核电机组有60多个，中国就占到了近一半。“十二五”规划草案里更提出，未来五年将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其中，将加快沿海省份核电发展，稳步推进中部省份核电建设,开工建设核电达到4000万千瓦。 　　而恰恰就在两会尚未结束之时，日本特大地震发生了。我国整个核电产业的发展，也势必因此面临一场安全方面全方位、深入的检视，但总体的发展方向，轻易不会做出改动。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核电的发展应不会因日本核泄漏事故而全然中止,尤其是中国现阶段化石能源比例高达90%以上,节能减排的压力巨大,因此发展核电仍是中国能源必须走的道路,但安全显然会被放到更高位置。 　　此前，中广核和中核公司均做出反应,表示其所属已投运或在建的核电站,在厂址选择和设计阶段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设置了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核电站的安全分析报告均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局严格的评审。国家电网公司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胡兆光表示，今后核电站的建设，会把核电站的安全性摆得更高，包括在核电厂选址上,借鉴日本情况,远离人口密集地方。 　　林伯强强调,中国发展核电的争议将会更加激烈,虽然对核电战略整体是否会因此有变化还很难说,还要看日本核泄漏事故的事态进一步发展,但在选址、审批等方面中国将更为仔细和谨慎。 光伏、风电“意外”得利 　　俗语说，危机中孕育着生机。当然，其他种类新能源从此次核电事故中获得的发展空间，并不值得夸耀。但在自地震发生以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确实均获得了各方一致的看好。投资分析机构纷纷表示，日本核危机将促使世界各国对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在深度检视自身的核能规划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认识与定位，并且今后发展的重点很大程度将转向光伏、风能等尚未完全成熟但较为安全可靠的新能源。 　　据分析称，全球光伏、风能和生物燃料产业收入已经从2009年的1391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881亿美元，增长35%;到2020年，光伏、风能和生物燃料产业收入有望翻番。而在日本核危机爆发后，随着世界各国对光伏、风能的重视与投入加大，本已发展迅速的“风光”行业将获得进一步的提速。 　　这点在金融市场得到明显的体现。地震及核电站危机发生后，仅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主要新能源企业股票，均获得大幅上涨。其中，光伏企业英利绿色能源涨幅就达到近8%。虽然后几天受累大盘整体走势，但投资者对于光伏的看好不言而喻，非核电的清洁能源板块短期可能成为市场的焦点。来自高盛等投资银行的分析称，日本关闭核电站，意味着需要进口更多的油气，作为当今全球第三大石油消费国，此举势必将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而如果其他各国继续跟进，巨大的能源缺口将使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新的变数。因此，各国可能转向光伏、风能等新能源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其中，光伏、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将被看好。其中，光伏和风电具有安全性高、储存量丰富、发点质量稳定等特点，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可能进一步得到各国政府重视。 　　据媒体报道，德国、英国和法国现在已经开始计划扶持光伏、风电等安全的新能源。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建议政府应着手 　　将能源发展方向转向风能、光伏等清洁能源。巴伐利亚州、黑森林州等宣布关停核电站的地区，已经开始计划兴建新的风能和光伏项目;英国亦将推动政府出台光伏、风能产业的扶持政策;而法国则已经宣布将年光伏安装量上限提升至500万瓦。 中国企业应冷静面对“利好” 　　在舆论对于光伏和风能一致的良好预期下，多家世界主要光伏和风能厂商，都已经开始进一步扩大产能的动作。作为世界光伏和风电最主要的生产制造国之一，中国新能源企业也开始做出调整。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近日表示，日本核电站危机可能将为太阳能行业带来新的机遇。他同时预计未来五年内，天合光能的太阳能设备销售量将以每年 50%的速度增长，并有望到2015年完成80亿至100亿美元的销售额。山东力诺集团等企业也将逐年开发提高产能，以抓住市场巨大的需求潜力。 　　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利好，也有企业不以为意。英利集团对本报表示，公司将冷静看待日本核电事件，并不会轻易改动企业至2015年的发展规划。 　　有行业专家指出，风能、光伏虽然日渐得到重视，但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而言，仍然不算成熟。核能的利用，尽管因为此次危机而暂时遭遇挫折，但其能源供给的长久与稳定性、技术与产业化的成熟度远远领先于风、光、生物质等后起之秀，同时国家能源发展的大战略方向也是相对长远与稳定的。在当今世界普遍面临能源枯竭的形势下，核电依然具有着无法忽略的战略价值。因此，中国的风电光伏企业，应当冷静面对这次的“意外之财”，立足技术创新，稳步提升产能，保证行业健康、全面发展。


　　日本地震使其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也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变数。地震会否改变日本经济复苏轨迹，会否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从全球视角来看，日本地震的影响应该是短期的。同时日本灾后重建甚至可能将对全球贸易构成一定提振作用。 　　燃料限供 　　3月15日，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人们排队购买汽油。日本东北部海域11日发生的地震并引发海啸，使得燃料供应严格限制。 3月11日，日本发生史上最强地震，除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地震和海啸对苦苦挣扎、试图摆脱“失去的十年”经济衰退期的日本来说，影响可能更为深远。虽然现在还很难得出大致数据，但不管是死亡人数还是经济损失，都将是令人难以直面的巨大数字。 　　日本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将受到何种影响？全球经济是否会被波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趋势又是否会逆转？这些问题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地震造成多大经济损失 　　鉴于地震及海啸等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仍在持续发生，高盛董事局主席吉姆·奥尼尔说：“目前还很难判断损害范围和损失金额。”不过，这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受地震和海啸冲击的直接损失。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东北部地区并不是日本最主要的工业区，但也集中了汽车、核电、石化、半导体等众多重要产业工厂，该地区经济规模占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8％左右。目前来看，汽车业遭受损失最为严重，日本三大汽车厂商——丰田、本田、日产一共有22家工厂已经关闭。 　　其次，地震将导致供应链危机。虽然日本的主要制造厂商并未受到灾难性损害，但由于地震导致交通中断，原材料供应受到影响，成品也无法运至机场或港口。由于日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供应链危机将在数月内给日本厂商乃至全球厂商带来损失。 　　3月14日，日兴证券公司分析师河田刚表示，地震对日本经济将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据日本官方的初步预估，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将超过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将达20万亿日元（合2400多亿美元），相当于日本GDP的2%；而发生在16年前的阪神地震造成近1000亿美元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2.5%。 　　日央行巨额注资稳定股市 　　在过去的数天之内，投资者们不得不经历着市场的大幅震荡。这种震荡或许几天，或许还需要更长时间。 　　11日地震发生前，东京股市日经股指在10360点徘徊，地震发生两三分钟后，日经股指快速下跌，收盘时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79点，收于10245．43点。 　　14日，强震发生3天之后的周一上午，东京股市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大幅下跌6．18％，收于9620．49点，为去年11月4日以来最低水平。 　　15日早盘更是继续大幅走低，跌破9000点大关，跌幅高达6．45％。日经股指收盘时较前一个交易日大跌1015．34点，报8605．15点，跌幅达10．5％。 　　终于，在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约16％后，东京股市日经股指在16日早盘反弹，截至收盘时，日经股指上涨488．57点，收于9093．72点。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上涨50．90点，收于817．63点，涨幅为6．64％。 　　面对因大地震以及次生灾害的影响而带给投资者的恐慌心理，日本央行更是连续3天巨额注资以稳定市场。日本央行14日在金融政策会议后宣布实施创纪录的21．8万亿日元公开市场操作，其中15万亿日元为立即投放；15日宣布向短期金融市场追加20万亿日元资金，包括立即实施的8万亿日元紧急公开市场操作；16日，日本央行再次宣布，向短期货币市场提供5万亿日元紧急资金。 　　至此，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东京股市恐慌性抛售已经告一段落，16日早间数据显示，外国资金大量涌入，个人投资者也多采取买入操作。但因核电站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电力短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依然不明朗，日经股指此后一段时间可能出现震荡走势。 　　全球金融市场震荡 　　3月14日开始，由于投资者普遍担心核泄漏影响日本经济，进而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全球股市普遍下跌。 　　14日、15日，亚太地区主要股市全面下挫。 　　欧洲方面，大量投资者从资源、保险、银行等风险较大的板块中撤资。15日，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纽约股市15日开盘后即受到外围股市动荡影响而大幅下挫，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近300点。然而，随着市场恐慌情绪的逐渐平复，主要股指的跌幅持续收窄，投资者也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灾后重建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机会上。与此同时，美联储当天对于美国经济的表态，也对股市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但受核泄漏消息影响，三大股指最终仍以超过1％的跌幅结束了全天交易。 　　除全球股市大幅震荡外，国际大宗商品等高风险资产也遭投资者抛售。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15日大跌近4％，收于每桶97．18美元，为近三周来最低水平。而小麦、大豆等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当天也大跌，超过5％。 　　不仅如此，被投资者视为避险工具的黄金期货价格跌幅也高达2．3％，收于每盎司1392．8美元，创2月18日以来新低。 　　华尔街中型投行——美国纽约国际集团总裁本杰明·卫认为，市场对日本大地震的反应过激，恐慌心理在市场中占据了上风。 　　本杰明·卫指出，美国股市在15日开盘大跌后显著反弹，表明华尔街对全球经济前景有信心，许多投资者将股市的大幅调整看作买入的好时机。同时，美国经济目前的复苏前景变得更加明朗，而日本经济实际上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已大不如前。因此，他认为，全球经济目前并不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相信股市受到的冲击应该是短期的。 　　有分析指出，投资者开始更多将注意力放在灾后重建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机会上。同时，历史经验也显示，重大自然灾害在短期内会对受灾国和全球股市造成冲击，但不会成为市场长期趋势的转折点。 　　对全球经济有何影响 　　奥地利赖夫艾森银行日本问题专家英戈·容维尔特14日对媒体指出，日本大地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则可能是暂时的。他认为，日本大地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避免日本发生核灾难。“如果能够避免核反应堆发生爆炸及泄漏，全球经济就不会受到明显拖累”。 　　美国高频经济信息社首席经济学家卡尔·温伯格13日表示，日本大地震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传导给世界经济：一是日本是第三大出口国，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企业依靠日本提供的产品，供应链中断将使它们生产中断；二是日本是各种商品的进口大国，需求的变动将引发国际市场价格动荡。 　　日本制造业是全球供应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日本生产供应全球40％的手机和电脑芯片，1/5的半导体产品；丰田汽车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商；索尼集团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电子产品。 　　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东北部沿海分布着汽车、核电、石化和半导体等众多重要产业的工厂。灾难发生后，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并且导致多起核电站爆炸。轮番限电除了导致灾区企业停产，也影响到日本境内几乎每一家公司。 　　在ＬＣＤ屏幕、芯片设备等方面严重依赖日本的韩国企业将受到最大影响。世界第二大记忆芯片制造商——韩国海力士半导体公司就担心，日本地震会导致其停产，并导致产品价格短期迅速上涨。而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模块厂商ＳｕｎＰｏｗｅｒ20％的晶片来源依靠日本企业，也极为关切地震影响。 　　温伯格说，日本需要大量重建资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债务是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而且日本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近10％，政府没有过多资源可以利用。这就可能导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资回流，从而引发资产抛售。另外，大量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因为需要偿付地震损失，也会出售资产。 　　日本是美国国债的第三大持有者，截至2010年年底，共持有美国国债近9000亿美元。如果日本出售美国国债，美元将走低，美国融资成本将进一步上涨，无疑会令美国债务雪上加霜。 　　日本是世界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其灾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需求增加，或推高物价，加大全球通胀预期。 　　美国奥本海默基金总经理李山泉说，日本灾后要恢复生产，首先要恢复供电，但目前来看，短期内核能将受到极大限制，势必加剧对传统能源——原油和煤炭的需求。因此，他认为原油价格将进一步上涨，全球将面临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日本地震对亚洲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分析人士总体保持谨慎乐观。新加坡星展集团研究所研究员戴维·卡本说，亚洲地区其他经济体受日本地震的影响将非常轻微。香港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邓世安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十分稳固，日本地震不会拖慢这一进程。 　　灾后重建或将推动日本经济 　　虽然普遍认为短期内日本经济将出现萎缩，但经济学家指出，重建过程可以创造就业，长期来看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德勤全球经济调研部主管卡利什说，在重建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会进行大量投资，“在未来几年，日本经济会因此增长”。 　　15日，摩根大通表示，灾后重建过程将对日本经济起到推动作用，并因此将2012年日本经济增幅从之前预计的1．8％上调至2．0％。花旗集团也将这一预期从1．9％上调至2．1％。 　　英戈·容维尔特说，对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来说，自然灾害的后果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它虽然会对现有的生产力造成破坏，但灾后重建的大量投入会刺激经济增长，大量新技术采用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的改善，也会成为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的推动力。 　　他认为，这场巨大的灾难会暂时打击日本经济，但今年下半年日本经济活动就会再度活跃起来，生产将会很快恢复。


　　一片民工荒中，深圳富士康的员工返回率高达98%，而且早早招满了工，其中的秘密何在？ 　　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反复强调，不是内迁，是布局那意味着不是沿海向内地的产能转移，而是继续扩张。也就是说，富士康正在从日益紧缺的劳工市场上抢走更多工人。 　　“挤”进富士康 　　开工第一天，员工的返回率就达到了95%。元宵节后，这一比率继续提高，达到了深圳富士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98%。 　　即使经历了噩梦般“十二连跳”，富士康，今年依受到员工青睐。 　　开工第一天，员工的返回率就达到了95%。元宵节后，这一比率继续提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98%用句大白话说，100个老员工中，就有98个人回到了原来的岗位。这在“大进大出”的制造业，简直是一个奇迹。 　　从大年初四开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求职者就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 　　由于富士康每个人的招聘都需走八个程序，花4个多小时，这里的日均招聘量只能达到4000人左右。但是，据富士康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目测，每天 排队的人少则八千多则上万。他们中的一些人，天不亮就到了现场，因为害怕位置被人抢占，有的人中午甚至连饭也不吃，水也不敢去买。一些当天应聘不上的求职 者，接连数日排队。 　　为何富士康的招工如此火爆？刘坤分析，去年的涨薪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两次加薪之后，目前富士康新入职员工，基本薪资不低于1550元/月，综合收入可达2100—2800元/月；新员工试用期满六个月起，基 本薪资再涨100元。按照富士康的规定，之后再进行三个月考核，若考核合格，基本薪资不低于2000元/月，综合收入甚至可达2700—3600元/月。 　　与深圳同类行业相比，富士康的薪酬“颇具竞争力”。在富士康招募点外，既有从未进过富士康的新人，也有此前进过又离开的老员工。来自甘肃的种育 良属于后者，2008年，他在深圳富士康待过半年，此后去了北京、杭州等地，转了一圈之后，他听说富士康涨了工资，便又来了深圳。“二进宫”的他还带来了 三个老乡，老乡们都没进过富士康，但也听说“富士康的工资比别人高”。 　　富士康如何能承受薪水调高 　　富士康一直拒绝对外透露加薪对其成本的影响。他们更愿意综合算账，因为加薪也给富士康带来了好处。 　　谁都知道调高薪水能吸引更多员工，但为什么富士康能在此时做到调高薪水？ 　　去年下半年，当富士康提出二度加薪，并且将幅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66%时，外界纷纷忧虑：这将令鸿海的利润大跌三分之一。 　　面对质疑，郭台铭反驳：“太小看鸿海了！”他对媒体表示，在第五跳时，就已经在重新思考，“发现90年代的员工要的是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工作。在想通这件事后，鸿海决定由从前的\"跟随者\"转型成为\"破坏性的创新者\"，以后的薪水水位希望可以与国际化的企业媲美。” 　　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富士康带头加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些企业被迫跟进。他们甚至因此而对富士康颇有微词。 　　不过，富士康一直拒绝对外透露加薪对其成本的影响。他们更愿意综合算账，因为加薪也给富士康带来了好处。 　　据刘坤介绍，高工资提升了其吸引力，相比以前，员工的流失率大大降低，这意味着熟练工人在增加，这一方面降低了招工和培训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产品的不良率后者对制造业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两者相加，抵消了部分人工上涨成本。 　　另一些改革也在进行，比如日渐被提上日程的“去社会化”。 　　去年下半年，深圳富士康引进了两家专业的物业公司，将员工的住宿剥离出去，现在与员工对话的不再是企业，而是物业管理公司。 　　而在内地的许多城市，比如富士康的郑州工厂，这些服务往往都是由招商引资心切的地方政府来想办法提供。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富士康进行了第三次加薪，底薪由1350元/月涨到了1550元/月，实际上，这也只是后勤社会化的措施之一刘坤介 绍，工资其实并没有涨，以前为了防止有员工省钱不吃饭，公司统一将饭钱扣下，现在只是将钱重新打到了员工饭卡里，让员工自己去消费。 　　除了加薪，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一事件之后，富士康内部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和调整，而对员工的关怀正在增加。 　　十二连跳事件，对富士康来说，是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全新认识。 　　刘坤创立了两个新词：“富士康时代”和“后富士康时代”。在他看来，前者是属于农民工一代的，后者则是属于农民工中的新生代主要是“85”后。而2010年的连跳事件，则被他视为划分这两者的时间节点。 　　“一代农民工主要以求生存为主，而二代农民工则不同。”刘坤分析，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太大家庭压力，他们的个性更张扬，诉求也更多，更需要尊严，“这对富士康的传统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变化发生在许多方面，比如说去年富士康成立了专门的“员工关爱中心”，遇到投诉，不但有专人跟单，还要问责。“一个人的问题，可能会有几百人一起去解决。” 　　不是内迁，而是布局 　　从这80家子公司的投资时间与分布区域图中，可以看到，富士康的布局紧跟着整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 　　更大的转变，是在内地建厂，让员工从“外出打工”变为“在家门口上班”。 　　也就是在去年，富士康加大了对内地的投资，先后在重庆、成都、湖南、郑州等地建设新厂，这被外界解读为“内迁之举”。人们大多相信，富士康向内地城市的持续扩张，是为了追逐更低廉的劳动力和更优惠的条件。 　　“这种解读并不准确。”刘坤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富士康不是内迁，而是布局。准确的说法是，立足深圳，走向全国。” 　　连跳事件发生后，媒体纷纷报道，富士康将缩减深圳厂区规模，有的称，深圳厂区目前的45万人，将会减少一半；更离谱的说法是，将只剩下5万到 10万人，“这些也是误传”，刘坤解释，当时富士康集团提出的理想目标是，将位于龙华和观澜的两大厂区的规模控制在30万人左右，“之所以提出这一目标， 是因为这里的人口密度太大，土地资源又非常有限，但这并不代表产能的削减，更不代表富士康要\"内迁\"”。 　　事实上，从去年到今年，富士康深圳厂区的产能不减反增。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度，富士康在深圳加工贸易企业出口额达480亿美元，同比增长50%，继续雄居深圳出口额第一名。 　　据他透露，富士康在减少深圳厂区的人数时，并不是撤掉了生产线，而是将一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保留下来，用机器去代替人工。 　　从去年富士康台湾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一季度大陆投资详情来看，不仅富士康针对包括深圳在内的大陆沿海主要城市的追加投资仍在 继续，其从沿海向内地以及中西部各省市投资扩张、延伸的战略也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事实上，一些投资也并不是去年这事(指连跳事件)之后才进行的，有的 投资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意向。”刘坤解释。 　　根据可供公开查询的资料统计，鸿海在大陆的子公司已经达到至少80家，大致分布于四大片区：一是始于1988年的，以深圳为核心的华南片 区，涵盖了大部分6C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加工制造；二是始于1992年的以昆山为核心的华东片区，该区域以便携式电脑及其元件的生产制造为主业；三是始 于90年代末期，以烟台的环勃海城市片区，以手机等移动设备及通讯等专业设备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研发制造为主；四为始于新旧世纪交替至今，以太原、武汉 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等内陆片区。 　　从这80家子公司的分布区域图中，可以看到，富士康的布局紧跟着整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 　　延伸制造这个核心 　　从制造开始，富士康已经接连进入设计、物流、维修等环节，现在则到了渠道。这样的延伸，带来的是制造业附加值的提高。 　　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以制造为主业的富士康的唱衰之声亦不绝于耳。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认为，富士康要转型。 　　事实上，对富士康的转型，郭台铭并非没有规划。近几年其不遗余力进行的渠道拓展，便是其加强竞争力的一重要途径。 　　2009年底，郭台铭公布了一个“万马奔腾”计划，打算组织富士康的退职员工2011年在中国内地开出1000家3C零售连锁店，与富士康目前分布在一二三线城市的另几种合资型零售连锁赛博数码广场、万得城、敢创数码超市和飞虎乐购网站等形成互补。 　　富士康的发展轨迹是：随着产业细分，上游厂商逐渐将非核心优势环节剥离外包，富士康作为下游承接并将其变为自身优势。通过这样的方式更紧密地与上游客户捆绑。 　　从制造开始，富士康已经接连进入设计、物流、维修等环节，现在则到了渠道。“一些人以为，我们要和国美苏宁竞争，开大卖场，其实不是，这是富士 康对制造业的延伸。”刘坤说。在他看来，富士康坚守制造的宗旨并没有改变，“客户也许只有一个点子，富士康可以帮他实现，并且帮他卖光”。 　　这样的延伸，带来的是制造业附加值的不断提高。 　　不过，这个计划进展不算顺利。虽然富士康对外宣称有几千名符合条件的员工向公司表述过回乡创业的梦想。但万马奔腾连锁店今年年内开店数量远低于100—200家的目标。而要从一群工人中培养一批创业者的难度也远超预期。


　　2011年，对于新能源汽车中的电动汽车，尤其是纯电动汽车产业是发展的重要一年。6月份，全新亮相的国际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展览会(以下简称“eMobility展会”)将于北京开展，这也是近年来首个单独为纯电动车产业开设的展会。作为第八届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以下简称“CEEC展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eMobility将为国内外的纯电动车厂商、配件商、贸易商提供一个宽广的交流和互动、贸易平台。 　　据了解，在未来可能发生的能源危机面前，纯电动车已经被公认将最有可能成为传统油料汽车的代替品。目前的混合动力未来也将向纯电动车方向靠拢——相比于太阳能能需要复杂转化装置的车辆设计，电动车的技术瓶颈显然要小的多，更加平易近人。宝马、本田等国际汽车大品牌都已经纷纷瞄准了纯电动车市场，准备推出相应的产品。而国产如比亚迪等电动车厂商，也已经在电动车的研发制造及应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简单而言，一辆作为商品定义的电动车，应该在结构上包括：电力驱动及控制系统、驱动力传动等机械系统、完成既定任务的工作装置等。并且这些系统应该是有机集成在一个底盘内，并能满足各种环境、温度、湿度、一定里程等使用条件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要求。在电动的几大组件中，电力驱动及控制系统是电动汽车的核心，而如何实现电动汽车的能源补充，则是确保电动车行驶的重要外界保障条件。 　　作为电动车真正实现量产、走入汽车市场的关键一步，电力供应等保障问题以及纯电动车在具体设计应用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直接影响着电动车的真正普及和技术完善。在今年即将推出的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将有望成为国家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点——这显然有利于电动车的未来市场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即需要给予市场充足的信心，以便吸引更多的投资、社会公众关注。这就需要加快电动车产品的市场化步伐，尽快在电力供应保障、产品技术细节，尤其是国产纯电动车的产品技术细节的研发能够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作为eMobility展会的主办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指出，具有行业推动力的展会，是促进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与行业之间交流的重要手段，电动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本土电力工业的保障和支持，同时，电动车自身的一些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可以藉由电力工业的保障背景提供支撑，从而使一些关键的核心问题得以解决。如众所周知的电动车行业标准问题、换电站和充电站的建设，以及由类似问题导致的电动车的最大路程、时速、对充电设施对接、充电方式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现在很多问题是整个产业，甚至几个产业都在‘坐等’答案从天而降的局面，我们需要迫切改变这种局面，使至少电动汽车相关产业链条上的参与者都能够彼此达成共识，这需要一个集中的交流平台，方便大家交换彼此的意见和思想；需要一个贸易平台，打破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贸易坚冰，形成贸易链条，eMobility展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eMobility展会另一主办方——德国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从目前的市场整体状况来看，未来的五年将是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迅猛发展的五年，电动车将迅速实现市场化，把前期的产业投资及技术积累转化为实际的产出，并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目前迫切需要的，是电动车产业及电力工业的联合，尽快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产业推动机制，使电动车从规划、设想快速落地，变成切实可转变为市场规模的产业系统。顺应国际汽车工业发展潮流，把握交通能源动力系统转型的战略机遇，坚持自主创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快推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对抢占未来汽车产业竞争制高点、实现我国汽车工业由大变强和自主发展至关重要，也十分紧迫。 　　在2010年2月份日本召开的技术交流会上，日本德勤咨询(Deloitte Tohmatsu Consulting)公司的周磊更是表示，因为中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将HEV/EV等环保车的销售比例提高到新车的10～15%，届时的销量有望达到200万～300万辆。 　　其中，中国力争截至2020年普及400万辆EV，将向运营商(Fleet User)支付每辆最多约6万元的补助金。尽管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推迟到7月出台，国内的电动车高潮显然也值得期待。


今年春节过后，我国华南地区“用工荒”的声音再度出现；与往年不同的是，中西部地区这次也加入了“农民工抢夺战”。 作为人口及劳动力大国，为何年年出现“用工荒”？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近日深入珠三角等地调查发现，所谓的“用工荒”与企业用工特点密切相关。 用工时间差导致的“用工荒” 据了解，每年的“用工荒”一般在春节前一星期出现一波高潮，春节长假后两三天出现另一波高潮，元宵节后逐步归于平静。农民工潮汐式迁徙、企业招工与农民工返城之间的“时间差”，恐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张宝颖认为，“用工荒”称为“节后荒”更为准确。制造业企业春节后都缺员工，广州节后招工需求15万人左右，但一个月内慢慢会补充上，恢复常态，日常实际招工需求维持在3万人左右。 许多在生产一线就业的农民工向记者表示，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一年一度春运，好不容易回到家乡，渴望享受难得的亲情乡情和闲暇时光，节后不再像过去那样急于返城求职，许多人过了元宵节才出门。而企业急于开工，遵循“三六九往外走”的民谚，春节长假一过即展开招工，自然会扑空。 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在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担任销售经理的胡小燕说，以她所在的企业为例，尽管春节假期刚结束时全厂区冷冷清清，但元宵节过后工人基本都会返回岗位就业，“年年都是如此，企业早已经习惯了。集团春节前就会储备一批产品，应付春节后的销售。这已经成为惯例了。” 然而，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新的“时间差”因素出现了，这也是今年引发所谓东西部地区“农民工争夺战”的重要原因。 在劳动部门工作了近20年的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科科长黄炜说，在广东南海，过去的支柱产业是五金、印染、陶瓷、建材、纺织等，而新一轮产业投资重点已转移到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而在安徽一些县市，近年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服装、玩具、机械加工和电子加工，用工需求加大，两地的用工需求出现了“错位竞争”。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说，内地同沿海的“农民工抢夺战”，有利于加快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兴产业跟传统产业“抢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抢人”，有利于产业优化，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用工荒”凶猛力促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透视用工荒：长三角企业上门招工首遭婉拒长三角遇严重用工荒南京上万岗位招工不足一成廉价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用工荒节后继续上演新华时评：用工荒暴露农民工难融城市的残酷现实 用工歧视导致的“用工荒” 尽管一些企业高喊“用工荒”“招工难”，但是记者走入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厂区，走入当地的商场食肆，那里的工人、服务人员往往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你也许会纳闷：年纪大点儿的人干啥去了？ 如此使用劳动力的现象很普遍：一些城市的街头，一个十字路口4条人行横道，站着8个交通协管员。 这些原为解决“4050”人员就业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如今大量被高中以上学历的青壮年挤占。在广州的中高档住宅小区，每栋楼楼道口24小时三班倒地站着一个青年保安，人力资源投入可谓过于充分 专家认为，所谓的“用工荒”，严格来说应该叫“青壮年员工荒”，实际上是用工“歧视”造成的。谌新民说，不少企业的劳动力消费模式，是招收二十岁左右的单身青年男女，让他们吃住在集体宿舍，一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两天。一些企业出于管理等考虑，专门招女工，年龄、性别甚至地域歧视十分明显，严重限制了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空间，加剧了所谓的“用工荒”。 广汽本田有限公司总务部部长赖博轶说：“我们许多工人就在生产线上一直干到退休。可一些企业非要18岁到25岁，招工能不难吗？” 用工不经济导致的“用工荒” 据调查发现，与上述的用工歧视相比，不少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用工过程中“精打细算”，造成了农民工就业“大进大出”的现象，也是导致“用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东省劳动部门统计，珠三角企业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离职。 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莫颖文说，不少企业之所以喊“用工荒”，与企业普遍遭遇的招工成功率、流失率“双高”有很大关系。“现在企业是常年有缺口、随时在招工。同一个就业岗位，一年招工两次甚至三次，这也使得用工需求被两三倍地放大。” 企业为何难以留住员工？一些企业反映，这与当前全球市场态势变化有关。目前，纺织、服装、玩具、日用电子消费品等行业的订单越来越小、越来越急。面对这一状况，企业不愿承担过多养人的成本和风险，往往采用“接到订单才招工，招不到工就拒单，订单完成就炒人”的临时性用工模式，于是企业工人每年大进大出，订一来四处“抢人”，高喊“用工荒”。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用工成本，一方面拒绝与员工签订长期合同，坚持“一年一签”甚至不签合同；另一方面大喊“用工荒”“招工难”。这样一来，缺乏保障和归属感的农民工就很容易跳槽，导致了流动率大增。 黄炜指出，企业“精打细算”的用工方式，从社会用工来说是“不经济”的，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片面追求利润增长，而忽视就业稳定这一社会效益的倾向。 谌新民认为，很多产业特性就是就业不稳定。有订单就招工，没订单就炒人，遭遇金融危机就让农民工返乡，这种以就业不稳定性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在成熟社会是不可接受的。 专家指出，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能带来多少GDP增长和财政收入，还应考虑能带来多少高质量、稳定的就业岗位；同时，还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加强企业员工社会保障、专业技能培训等工作。


　　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正在进入第四次，而这次则是以中国的产业转移为主。即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往中西部转移，形象地可以称之为“将工厂开到家门口”。 　　此前的每一次产业转移都带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而此次如何做好产业的梯度转移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能否再次腾飞的重要一步。 莫慌!此次主力仍然在假摔? 套牢的股票很可能有救了! 3月股市很可能发生巨变? 拉锯战背后暗藏的资金动向! 　　 但是，将工厂开到劳动力的输出地，把产业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形成梯度转移模式，而非分散转移，并充分发挥产业的集群效应和带动效应。 　　怀化市，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往西是贵州南部与广西相邻，到深圳的火车最快要16个小时左右，以前都是怀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往深圳去，2009年前后，至少已有2家深圳的企业在怀化建起了工厂。 　　把工厂建到内地去的不只是深圳的企业。与代工巨头富士康在河南建立可容纳超过10万人就业工厂的热闹相比，在上海做服装外贸生意的罗卫明决定在安徽滁州新建一座服装加工厂的决定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是罗卫明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未来3~5年，因为劳动力紧缺，上海郊区以及周边地区，可能很难找到一家从事纺织服装生产的工厂。”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强有力支撑点之一，包括富士康在内，正是中国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和各种丰富廉价的资源，使这些企业以成本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胜出，如今这一情形正在发生变化。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富余劳动力会逐渐减少，最终消失。 　　虽然理论界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还在争议，但宁波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节前发出的，要求员工春节前后不得请假，否则扣罚三倍工资的通知，还是实实在在地凸现了民工荒到底有多严重。 　　一位政府官员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有人做过粗略调查，成都在土地、人力等方面的成本要比上海便宜16%左右，成都IT类人员的薪酬仅是上海的50%。成都一位制鞋企业老板还介绍，虽然在成都的物流成本比在广州的每双多3块钱，但是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不一样，而且广州还招不到人，流动性也大。 　　以西部某城市为例，其土地成本一亩50万~60万元，高的还有70万~80万元一亩，甚至还有一些土地是通过开山出来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给企业并没有这么高的价格，这相比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具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不仅如此，当地政府对一些投资项目都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因为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别说几亿元，就是几千万元的投资都是很大的，投资企业都可以和当地政府谈判获得很多优惠政策。而在投资过程中，企业还可以获得规费减免，土地报征绿色通道等优惠措施。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鼓励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还出台《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尤其是列入国家鼓励类产业的所得税减按15%计。这比沿海所得税低10个百分点。 　　此外，金融危机对东部地区的冲击以及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涨将倒逼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优化，从而也加速低端产业向外转移。 　　不过，地处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相对沿海无论在地理环境上还是投资环境上，仍然存在诸多不利，这也是产业西进的障碍。 　　2008年1月29日，主管商务及招商引资的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率团拜访富士康。在会见现场，郭台铭叫其部下拿出一幅中国地图问黄小祥，四川到欧洲路线怎么走？到南亚包括通过船运到达越南的通路的物流条件怎么样？ 　　其实，物流条件一直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瓶颈。郭台铭关心的问题也正是所有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目前四川省已提出打造西部综合交通枢纽，新增10多条出川通道。而且在去年10月开通经阿拉山口到达欧洲的班列，并将开通直飞北美的货运班机。 　　此外，相对于那些大项目有政府支持，其他转移过来的企业仍然面临物流短板，而且还担心当地领导的调任，一位台资笔记本配套企业负责人就向记者表示，领导调任很容易带来政策的变化，并导致投资环境发生改变。 　　运达服饰是怀化工业园具有产业转移色彩的招商项目之一，2009年该公司投产，实际运营情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知情人士介绍，运达服饰从事的主要是服装外贸业务，原来工厂在深圳。资料显示，运达服饰是一家港资企业，主要生产美国警察服装，有固定的境外原材料采购地和产品销售市场。2009年前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运达服饰决定在怀化工业园修建2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原计划在湖南生产，再运至深圳出口。 　　运达服饰在当地生产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产业链不配套。知情人士说，运达服饰服装生产需要的拉链、纽扣、线等辅料都需要从外地运到湖南，本地无法购买到配套的材料，导致企业必须支付额外的成本，对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浙江桐乡市濮院是羊毛衫生产的聚集地，早在2008年，当地企业劳动力价格上涨已经让当地企业感觉不堪重负，对于离开濮院去其他地区发展的建议，一位企业负责人顾虑重重，他曾对记者表示，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链发展完善，生产羊毛衫需要的所有材料都能在当地找齐，换到其他地方很难有类似的配套条件。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指望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地开发区不乏希望落空的案例。在安徽省某县的工业园区内，道路两侧全是各种各样的招工广告，而在工业园内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由于连日未雨，大风在工业园区刮起阵阵尘土。 　　一位地方工业园招商部门的人士认为，产业转移要实现预期的效果，不能仅仅转移一个企业，最好是整个产业链进行转移。 　　不仅如此，意想不到的是，把工厂开到家门口，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再遭遇“民工荒”，而且当地工人的素质也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 　　相比而言，富士康等大型项目就要从容得多，其招工由政府包办，而且富士康去年招的工人就是成都市组织到深圳培训的。当地一个区就业局的人员介绍，当时有几个人送几个人过去，不计成本。不过，其他企业就需要自己解决，一位节能灯企业负责人说，要招到人很难，要招到合适的人更难，因为熟练工的短缺，企业只好自己培训。 　　“明管车间的成型工和弯角工达到比较熟练的要半年，这需要大量投入原材料。成型工和弯角工每个月的培训成本为5000~6000元。培训两个月后比较成熟，但是产品合格率只有70%~80%。合格率上不去也要赔钱。”除了技术工种外，还有工业会计、仓库、品质检验等岗位招不到人。 　　对凯旺电子而言，虽然本地员工工资较低，1000多元对当地农民仍具吸引力，但同时员工素质不高，只能负责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流水线作业，而在重要的技术核心岗位，仍然由凯旺从深圳等地雇工负责。 　　除了产业链不配套，运达服饰原来希望在怀化建厂能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建厂后发现这一目的也落了空。怀化市下辖十余个区县，一直是劳动力输出的主要地区。知情人士说，运达服饰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在1500元/月左右，这是包括加班在内的薪水；而在沿海地区，雅戈尔日中纺织公司工人的工资在2000元左右，另外公司给工人免费提供食宿。在怀化上班，虽然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不过对于那些在沿海工作拿过更高工资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说，显然出门打工的吸引力更强。 　　2月8日，在怀化市河西开发区火车票集中售票处，开往上海、广东方向的火车甚至连站票都一票难求。在劳动力输出地怀化，运达服饰同样遭遇工人不足的困境。 　　全球最大的运动鞋代工企业台湾宝成国际集团公司(下称“宝成”)也在遇到这样的尴尬。最近几年，宝成逐步将生产基地从大陆沿海城市往安徽、江西和湖北等内地转移。在广东东莞，宝成在这里投资设立的裕元鞋厂在高峰期时工人接近10万，而在内地省份因缺少外来工，招两三万人都可能变成难题。宝成2008年于湖北阳新县落户设厂，一期工程去年初投产，已有员工7560余人。今年，二期20条生产线将分两次启动，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要招14000人。而这对于人口百万人、外出务工人员多达25万人的阳新，看似微不足道，可目前该企业的招工情况并不理想。 　　不过，在这轮产业转移过程中，学者们仍表示担忧。“现在主要是县级市、地级市有问题，西部很多地方还远远没有达到招商引资的阶段，还是求人的阶段。”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表示。 　　李勇说：真正一流的企业是不会来西部的，一般来西部的还是资本金不足的企业，几亿元的投资在东部就是毛毛雨，但是在西部就是很大，别说几亿元，就是几千万对于西部一些地方都是很大。因此，西部处于不利的地位，企业的博弈能力就比较强大。 　　在这种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为了追求税收，大量污染、耗能产业可能会迁移到西部地区来，对脆弱的生态形成威胁；另一方面，企业会对地方政府附加很多条件，要地方政府满足很多要求，增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本。 　　不仅如此，西部地区招商引资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为了能够使得企业落户本地，各地纷纷开出优惠条件，企业往往会在几个地方进行选择来获得更多条件，由此形成恶性竞争。 　　事实上，学者们抨击东海沿海发展模式就是“race to bottom”(向谷底竞赛)，以牺牲资源环境、员工福利等模式来吸引外资。然而，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光是要防止污染产业的转移，还应该要防止“向谷底竞赛”模式向西部转移。 　　与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招商部门策动的自发零散式产业转移相比，江苏、广东等地的产业转移更具有组织性。广东有组织地对深圳、东莞等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腾笼换鸟”，在广东北部等地规划了多个产业转移园，其中广东清远市抓住佛山产业转移机遇，大建陶瓷生产基地。 　　江苏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区域共同发展战略，通过苏南向苏北进行产业转移等措施促进苏北地区发展，缩小苏南与苏北的发展差距。江苏省发改委公布的材料显示，江苏多年坚持推进产业、财政、科技、劳动力“四项转移”，“十一五”期间江苏省财政对苏北转移支付及专项资金达到1463亿元，苏北承接500万元以上产业转移项目9854个，总投资6086亿元；江苏有关部门组织南北共建开发园区，由苏南开发区采取选派团队、挂钩结对，帮助苏北建设开发区，产业转移项目效益因此相对更高，苏北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已连续四年高于江苏全省平均水平。


农历兔年，以调整、转型为主线的中国经济画卷将如何展开？复苏之路是否像虎年一样充满波折？回归“稳健”的政策如何控制节奏？不断加码的调控能否抑制房价？通胀是否能如预期前高后低？新兴产业如何破题？…… 货币：政策有望“前紧后松”政策工具组合灵活 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已经明朗，央行提出2011年M 2初步预期增长16%。故此，有关经济学家认为，政策收缩的节奏力度，将成为影响今年经济走势和市场变化的关键变量，而影响政策节奏力度的关键变量又在于CPI走势。 机构大多预期，在2011年上半年，由于物价翘尾因素明显大于下半年，部分月份CPI就很容易达到超过5%。在已经明确年度物价目标是4%的条件下，这种明显超过物价目标的物价走势就可能会形成较强的政策调整压力，防止物价上涨从食品领域全面扩散。 基于许多专家对全年物价“前高后低”的基本判断，市场普遍预期，一季度很可能将会是政策调整与出台的密集时期。政策出台节奏会呈现一个标准式的动作———“三率齐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与汇率。预计今年还将加息3次，其中上半年2次，下半年1次；存款准备金率将提高至20%；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空间将达5%作用。同时，对应16%的货币供给，加上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和融资总量控制的目标，全年信贷目标预计在7万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将从2010年的回落中逐步趋稳，大致的波动区间将保持在9%～10%之间，因此，央行控制信贷的目标导向将主要参照C PI走势。从物价走势看，在2011年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央行货币政策的阶段性重点将是有效管理流动性，通过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调整措施以及其它常规性工具，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创造抑制物价的货币条件。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的“稳健”，也体现在节奏的灵活之上。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仍面临控通胀和保增长的两难。当下，如果大幅连续加息，将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复苏造成不利影响。故此，在下半年回落趋势明显以后，收缩力度将明显放缓。 楼市：调控持续发力 房价回调动能加大 从史上最严“新国八条”政策颁布到沪渝房产税“靴子”落地，各界猜测已久的新一轮调控终于来临。与以往历年楼市调控政策出台时点多选择在两会前后相比，2011年楼市调控政策出台时点明显提前，楼市调控持续发力，僵局将打破，房价回调动能加大。 北京中原地产张大伟认为，房产税的推出，再加上“新国八条”的相关政策，对打击市场上涨的预期将会产生显著效果，北京等大城市房价将再次停涨，部分郊区房价将出现下调，60%以上的购房者会选择观望，北京等城市很可能出现去年4月以后的萧条现象。但因为目前货币供应量依然比较高，另外保障房及商品房的供应效果只能在下半年才能明显出现，所以实际对价格的抑制作用依然需要看政策的落实及持续力度。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认为，在此轮调控严厉行政干预之下，2011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将迎来一场明显的降温潮，加上货币政策紧缩、商品住宅供应量增大、开发企业资金吃紧等因素，房价下调的可能性急剧增大。他预计，70个城市房价指数将于二季度出现同比负增长，年内多个月份房价会出现环比负增长。部分房价偏高的一二线城市，房价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 市场预期，在新“国八条”框架下，春节之后各地细则将陆续出台。完善地方政府问责机制，各城市一季度要公布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将成为后期关注的焦点。 物价：权重“重组”让C P I更具指导意义 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 PI)同比涨幅超过3%，今年物价上行压力不减。国家总理温家宝春节巡访山东，强调稳定物价是今年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专家认为，现在政府最缺乏的不是对抗通货膨胀的手段，而是准确计量CPI的方法。 国家统计局日前宣称，今年起我国将采用新的C PI权重。市场预期，C PI将因为调整相关权重而改变一直以来被低估的局面，调整后的C PI将更真实地反映物价水平，更具指导意义。 通常情况下，CPI超过3%视为通胀，超过5%就比较严重。然而C PI数值高低，不仅取决于各个类别中每一个规格品的价格变化，也取决于C PI中各个商品的权重。比如说目前C PI中食品类权重尽管比30年前下降了接近一半至32%-33%，但食品类商品的价格变动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C PI的高低。另外，近年来房价不断上涨，可居住类支出却一直没有在CPI中充分体现。 当下，随着本轮物价上行，各界对C PI是否真实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质疑不断。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应该及时调整食品支出和居住支出在C PI中的权重，以准确反映经济运行状况。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1月21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2011年起我国将采用新的C PI权重。国家统计局每年对食品、居住等8大类的CPI权重进行微调，每5年进行一次大调。 据了解，2011年C PI编制的新权重方案中，居住类、医疗保健类、娱乐教育文化类价格权重将上升，食品类权重将下降。 红币：人民币国际化提速“红币”将深度崛起 与被称为“绿币”(greenback)的美元相对，人民币被一些人称为“红币”(redback)。汇丰环球研究在此前发布的一份名为《R ise of the R edback》的报告中指出，“如果说21世纪会诞生一种能与美元相抗衡的世界储备货币，那一定是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其实已从贸易领域悄然开始。2010年，央行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和广东省的4个城市至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不再限制境外地域。据央行1月底公布的《2010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0年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据汇丰预测，“对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需求主要来自新兴市场国家而非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目前占中国全部贸易比重的近55%，而十年前为47%。随着全球经济重心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预计这一比重将加速上升。若保持目前的趋势，预计3至5年内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贸易额的至少一半将以人民币结算(这一比例目前不足3%)。换言之，每年将有近2万亿美元的贸易将以人民币结算，而人民币也将由此成为全球三大贸易货币之一。” 伴随着在贸易领域人民币认可速度的逐步升温，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加速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动力。2010年7月，央行与中银香港签署了修订后的《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与香港金管局就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安排签订了补充合作备忘录。截至2010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达到3149亿元人民币。在香港，中央政府和各类企业可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境外投资者可自由购买。据统计，截至2010年12月中旬，当年在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超过200亿元，一个可供投资的人民币市场正在逐步发展和成形。 与此同时，为解决人民币国际化中重要的“人民币回流”问题，央行已经允许境外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而为了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顺利开展，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和俄罗斯卢布的交易。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步伐也许将比许多人预计的要快。2011年，境外人民币通过在港中资证券及基金公司投资A股市场的“小Q FII”模式有望正式开闸，而渣打银行预计韩元和新台币有望成为下一个直接对人民币交易的币种。 产业：新兴产业进入实质推动阶段 2011年新兴产业政策将进入实质性推进的阶段，预计“两会”期间将出台一系列具体的相关配套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届时，新兴产业板块上涨的催化剂将再次出现。其中新兴产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大的上市公司将最为受益。在已发布2011年策略的30大券商机构中，有11家机构明确表示，将新兴产业确定为2011年的重点投资品种而超配。这主要是由我国未来20年的产业发展方向决定的。 此前，于2010年10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已经明确指出，未来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将成为我国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国民经济先导产业。 据业内预期，对于这些国家发展的支柱产业，我国将从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策加快培育和发展。对于这些行业的发展前景，我国也给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预计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力争达到8%左右，而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15%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产值预计将在2015年超过4.5万亿元，2020年将超过10.7万亿元，复合增长率将达15%～19%。


对沃尔沃在中国的生产而言，虽然尽快扩大产能已成当务之急，但对于品牌的定位\"分歧\"以及品牌在中国的成长计划仍是沃尔沃尚未化解的难题。 被吉利收购5个月后，沃尔沃在中国将上演\"绝地反击\"。1月25日，沃尔沃中国总部在上海正式落成，沃尔沃汽车公司高级副总裁兼沃尔沃汽车集团中国区董事长沈晖表示，未来五年，沃尔沃计划在华的年销量达到20万辆，市场份额达到20%。 对于这个大胆目标，沃尔沃方面并未透露更多的细节，沈晖只是表示，沃尔沃将制定《沃尔沃汽车中国成长计划》，并在今年尽快公布。 据了解，《沃尔沃汽车中国成长计划》中包含一系列车型研发、引进以及建厂与销售等内容。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相对其他豪华品牌，沃尔沃的成长计划应该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目标，而产品无法得到高端市场认可才是沃尔沃在中国生产前遇到的最大尴尬。 研发独立性待解 事实上，自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集团及沃尔沃轿车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一直在强调沃尔沃的独立性，在他屡次谈到的\"沃尔沃是沃尔沃，吉利是吉利\"中，也在本次中国总部中体现。据悉，当天，李书福并未出席落成典礼，再次传递出沃尔沃独立性的信号。 \"中国总部是全功能的总部，与瑞典的总部有直接汇报的关系，\"沃尔沃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雅各布也表示，无论是销售制造还是研发，都是总部下属的分支机构，总部有权利来做出最后的判断。 沃尔沃汽车集团中国区公关总监梁虹告诉记者，沃尔沃中国总部的成立，意味着沃尔沃汽车在华业务，已经从一家全国性销售公司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全职能的业务集团，业务范围从产品开发、制造、质量控制、采购、销售、市场与客服，到投资者关系、财务、法律、人力资源与公共事务等各个领域。 \"瑞典依然是沃尔沃的全球总部，而中国总部与美国总部一样，是一个地区总部，从销售公司上升到了集团层面，至于中国成长计划要到3月份时才会有信息披露。\"梁虹透露，沃尔沃已经在中国成立了研发技术中心，而未来中国的研发技术也要融入到沃尔沃的全球技术中，同样全球的研发成果也要进入到中国总部中采用。 然而，在业内看来，沃尔沃新成立的中国研发中心最快也要到明年才能投入使用。而一般性的研发最少也需要两至三年才能形成成果。这也意味着国内的研发中心在五年内仍会采用沃尔沃在全球的技术资本，国内的技术研发短期内仍无法应用，并融入到全球产品中。 本土化定位难题 尽管沃尔沃方面一再表示，在中国建厂的计划，具体如何实施还要看董事会的决议而定，但有知情人士透露，沃尔沃已在中国选定了三个基地，沃尔沃国产化已提上董事会的议程。 对于沃尔沃在中国的生产而言，虽然尽快扩大产能已成当务之急，但对于品牌的定位\"分歧\"以及品牌在中国的成长计划仍是沃尔沃尚未化解的难题。 此前，对于中国市场的定位，李书福曾表示希望生产直接跟奔驰S系列和宝马7系竞争的产品，但沃尔沃全球总部却认为应以沃尔沃现有车型为主。 实际上，沃尔沃在中国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虽然在李书福眼中，沃尔沃是一个全球豪华品牌，但在中国消费者眼中，沃尔沃是介于大众化品牌和奔驰、宝马等豪华品牌之间较为高端的品牌。 业内人士也认为，在中国设立三个基地，对于一个刚刚国产的品牌而言，显然需要先生产冲量的车型，尽快打造品牌知名度，而目前的沃尔沃产品序列中，适合的产品已经不多，这无疑存在着分散、管理成本高等风险. 销售亟待破题 面对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的诱惑，沃尔沃的管理层最大的担忧还是如何尽快在销售上取得突破。沃尔沃中国总部接过销售公司的职能后，在未来中国销售中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对此，沃尔沃制定了五年内在华年销售20万辆的目标，同时也对沃尔沃中国总部提出了挑战。 统计资料显示，去年沃尔沃在华销售仅3万辆，与奥迪、宝马和奔驰的销量相比，实在是个小数目。奥迪去年的销量是23.7万辆，宝马15.1万辆，奔驰14.1万辆。 在去年的销售数据中，沃尔沃的销售显然有些难堪。去年，沃尔沃仅取得了36%的增长，远低于豪华品牌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沃尔沃是国内豪华品牌中降价幅度最大的品牌之一。\"即使在今年年初北京市场销售停滞的情况下，沃尔沃的经销商也依然打出了优惠措施。\"一位市场人士说。 虽然沃尔沃考虑国产化后将在价格上占据一定的优势，但面对今年中国汽车市场的减速，摆在沃尔沃管理层面前的将是一条艰难的增长曲线。 值得关注的是，沃尔沃在美国的生产已受到了阻力，有消息称，该公司计划削减投放美国市场的车型，期望通过这种手段扭转其美国销量不断走低的现状。 \"沃尔沃在美国市场尚且出现低迷，能否在中国销售取得突破，还要看沃尔沃中国总部的具体成长计划的细节。\"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前几年，雷克萨斯在中国连续超过100%的增长，也遇到了突然下滑的尴尬，沃尔沃要想迎头赶上，在渠道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应跟上。 按照计划，今年沃尔沃将在中国销售4万辆汽车，增长仅为33%，而奥迪、宝马、奔驰等品牌都提出了高增长计划，同时沃尔沃的市场份额也正被其他品牌蚕食，这恐怕是沃尔沃没有想到的。


　　目前国际上的LED照明多倾向于户外，包括三大巨头在内的大型集团已经开始布局LED照明的国际市场，从市场运行观察，单纯的以LED技术为核心的灯具销量增长势头较为迅猛，具体体现在洗墙灯、小型彩色照树灯等景观灯上。若需要其它技术的支持，例如涉及到美术设计、概念涉及等高端时尚类别，供给则远远小于需求，但是此类产品的利润却相对较高。　 　　整体而言，当前LED照明市场一直处于良好的发展空间，我国企业猛增到了10000多家，从业人数超过100万，并且吸引了国外大量资金的投入，国际上一些知名品牌大企业相继进入国内产销领域，国外优势企业在国内的全面布局也给国内照明器材带来强大的竞争压力。　 　　中投顾问指出，LED照明市场的需求在2010年已经开始显现出来，需求拉动市场，大量LED行业内的企业进驻该行业，这对本身并不稳定的LED照明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这种上下游的拓展在整个LED行业屡见不鲜，但真正实现了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以及横向扩展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核心技术的掌握程度与品牌建设的进度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　 　　据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半导体照明（LED）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因为LED产品价格相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仍然偏高，中国LED应用产品销售主要集中在商业照明和市政工程，普通消费者接受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不少珠三角地区的LED企业出口占据了50％以上的比例。　 　　一般照明企业多发力于功能性指标较低的照明产品，当然这一部分市场竞争也就更为激烈，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若要获取大量市场份额，品牌的建设必不可少，这也是当前中国大部分企业的真实写照，因为出口份额较大，所以国际品牌的建立对中国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对于以技术为突破口的企业，要想往高技术、高附加值、智能化产品方向发展，持续的技术、资金投入必不可少，一旦技术落后，将丧失市场份额。


　　通常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一般定义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产业政策的功能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幼小民族产业的成长；熨平经济震荡；发挥后发优势，增强适应能力。这个定义指出了产业政策的数种功能，但是没有明确提出促进就业。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产业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时，就会发现扩大就业本应就是产业政策的应有之义。 　　一些学者也把某些群体就业难的原因与产业政策联系起来。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学良2009年做客岭南大讲坛时，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不应仅仅怪扩招，而要从人才需求上反思产业结构政策，建议政府推动创意产业发展，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也曾指出，大学生就业难，其实与产业结构不合理有莫大关系。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向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与之对应，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型就业岗位相匹配，才能消化这些人才。可从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看，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大行其道，而像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等能够大量吸纳大学生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明显发育不足。可以说，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严重制约了劳动力市场对于知识型人才的需求。 　　这些都要求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能充分考虑对就业可能发生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至今的两年多时间，是我国产业政策集中出台的一个重要时期。到2009年2月25日，汽车和钢铁、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房地产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全部出台，其实施时间是2009年至2011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种大规模、高密集的产业政策发布，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 　　这十大规划的短期着眼点是渡过当时经济危机的难关，长期目标则是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提升和布局优化。为什么选择这十大产业作为重点振兴和调整的产业？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在当时看来第一要务无疑是为完成 “保八”的任务，因为从经济总量看，十大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80%，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1/3。不过，同时这十大产业也对促进就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即使不包括农民工，十大产业的直接城镇从业人员也达到了3000多万人。而且，这十大行业里大概有一半是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其中的，这些行业的振兴，也会相应地使中小企业活起来，这对于促进就业有间接推动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刚刚减退时，2009年12月，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又把我国置于“节能减排”的风口浪尖上。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沈思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于是他们想到了拿气候问题做文章，拉住发展中国家和他们一起降低碳排放。通过把各国的碳排放固定下来，在技术条件没有很大变化的条件下，各国经济总量就基本被固定下来了。对于美国，这样安排是在本国经济陷入低迷的情况下，拉低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以维持自己的相对份额不变。对于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高速增长以满足碳排放约束。” 　　然而节能减排对于中国来说是有现实困难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实行低碳经济，对于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可能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尤其是在就业方面，这对产业政策选择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要完成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承诺，另一方面又不能对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造成太多障碍。 　　我国的承诺是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国防科工局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孙国梁说：“我们制定的这个减排目标是在承担中国应尽国际责任的基础上，又不脱离自己经济发展水平的。不能说实施起来对经济发展没有一点影响，但肯定不是不可企及的高标准。这也是西方国家一再要求我国进行总量控制，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强度控制的原因所在。毕竟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居于首位的。” 　　我们可以发现，2008年以来，我国新一轮密集出台的产业政策已经开始充分关注其对就业的影响了。其实，早在2007年8月30日颁布的 《就业促进法》中，我国就已经在法律中明确了产业政策必然兼顾就业的原则。 《就业促进法》第十—条、十二条、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扩大就业作为重要职责，统筹协调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国家鼓励各类企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增加就业岗位。国家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扶持中小企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国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国家发展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拓宽就业渠道。


　　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在十年内超越美国，这使双方关系更加敏感和脆弱 　　（专栏作家 黄益平）胡锦涛主席即将访问美国，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2010年，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三次会晤、八次通信和两次通电话，充分证明两国关系已经变得日益紧密。虽然中美没有正式采纳“两国集团”的国际组织模式，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老牌市场经济体和最活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合作，确实已经成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条件。这无论是对气候变化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都是如此。 　　然而，一系列客观因素决定了中美之间的合作不会一帆风顺，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能是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考验期。 　　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在这期间超越美国。这也可能使得双方的经济合作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更何况中美之间还存在许多潜在的冲突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失衡和贸易争端等。因此，如何降低冲突的风险、保障两国经济的合作与增长，是对两国政府智慧的考验，其结果对全球经济前景至关重要。 　　中国崛起带来的新博弈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成功保持高速增长，起码部分地得益于长期平稳的中美关系，这对于中国经济拓展海外出口市场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至关重要。 　　1949年以后，中美之间形成非常严重的敌对关系。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两国甚至在朝鲜半岛直接交手。70年代初，中美关系迅速改善。当时双方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分歧根本没有缩小，所以，两国关系改善完全是出于建立战略同盟、共同遏制苏联的国际战略需要。 　　不过，可能连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平稳的中美关系对于推进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初期，许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企业家到中国来建厂，大多数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后来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这些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管理和技术，大大促进了出口增长。即使在今天，外国投资企业仍然占到中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而所有这些，与当年友好的中美关系紧密相关。 　　80年代末，苏东剧变、苏联崩溃，旧有战略平衡被打破。在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已经坚定地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随着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强大，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担忧的声音，从90年代到本世纪初，“遏制中国论”不断出现。不过，总体上来看，两国之间还是保持了比较好的经济合作关系。 　　但是，这个格局现在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2010年，即使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GDP大概是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一，不过，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远远超过美国。随着中国经济赶上美国的可能性提高，部分美国人的担忧也不断加重。有的专家指出，在20世纪，德国和苏联等大国的崛起，直接导致了战略对立甚至战争。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出现这种情形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前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令这种担忧更加突出。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市场动荡。2009年全球经济开始走出低谷。2010年，经济持续复苏，但也经历了一些反复，包括对二次探底的担忧等。2011年年初，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所面对的问题已经极不一样。美国经济复苏不够强劲，既改变了世界各国对美国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也影响了美国人自己的心态。 　　2011年，中美经济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中国的通胀压力已经明显上升，尤其是流动性泛滥、负的实际利率、工资高速上涨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飙升，都表明今年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形势并不乐观，除非政府及时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显然，对中国来说，决策者迫切需要防范通胀和泡沫的风险。 　　同时，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直接将矛头指向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从2010年11月开始实行高达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全球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美联储政策的问题在于它所增加的流动性是计价和储备货币，直接抬高了许多大宗商品的价格，同时流向新兴市场经济的资金迅速增加，也直接导致了新的通胀压力。对于中国来说，流入的资金增加可能导致三种情形：通胀提高、货币升值或者加强资本管制。 　　对美国来说，经济复苏的步伐还在继续，但对决策者来说，失业问题却是一个巨大的掣肘。如果剔除低技能工人，美国的就业状况其实已经开始出现改善。 　　如果扣除房地产，其他部门的投资也已经明显增加。有的专家说，这些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其实并非特别糟糕，问题是美国低技能工人如何找到工作？如果考虑一些工人在过去一年因就业市场糟糕没有再找工作，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可能远远超过10％。 　　更大的问题是，美国未来靠什么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美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系列政策来振兴经济，包括投资教育、科研和倍增出口。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看不到美国经济未来的方向，许多投资者就变得比较悲观。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最近许多美国高官一再出面强调，今后几十年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而美元仍将是最强劲的储备货币。这些官员一再宣誓，也许正是他们看到了经济中的风险。


不久前，有专家指出，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面临很多问题，质量纠纷案多是产品可靠性差引起的，其中非金属件的老化问题较为突出。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旗下的广州威凯检测技术研究院是我国专业进行汽车、家电等材料老化研究的机构。针对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遇到的问题，尤其是材料老化问题，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专务陆启凯和广州威凯检测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杨春荣。 《中国汽车报》：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陆启凯：最突出的问题是很多汽车零部件企业对出口市场当地环境不够了解，包括自然环境、技术壁垒等。这就造成一些产品出口后，不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容易发生质量问题，从而引发一些贸易纠纷，有的企业还要面对索赔问题。 另外，我国汽车零部件进入跨国汽车公司的全球采购供应链比较难，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很大一部分在售后市场，为跨国公司OEM配套的比较少。一是质量确实有差距；二是没有途径，不知道如何联系；三是一些外国公司对我国制造的产品仍有偏见，不相信我国汽车零部件的质量。 杨春荣：出口的汽车零部件在适应当地环境过程中的确存在问题，全球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不一样，汽车是户外使用，国内很多汽车零部件产品都没有针对当地气候条件进行改进。 此外，汽车零部件企业对出口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近来，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外国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案在增多。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越来越多遭遇反倾销，出口难度在加大。 《中国汽车报》：我国汽车零部件的质量与国外先进产品相比有哪些差距？ 陆启凯：主要是可靠性问题，包括零部件的腐蚀老化等。 杨春荣：我国汽车零部件质量问题很多，最关键的是技术质量保障体系有差距。跨国汽车企业都有一整套整车、零部件和材料的标准，对相关产品的技术指标、质量要求、试验方法等进行了详细规定。比如，某跨国公司对汽车塑料件涂层的性能要求涉及项目就多达几十项，包括颜色、光泽、鲜映性、气味、硬度、附着力、耐磨耗性、耐腐蚀性、耐气候老化性等。而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有的项目无行业检测标准，企业没验证体系，导致产品质量很难控制，技术无法升级。汽车零部件测试标准、方法和技术落后，制约了国内零部件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汽车报》：我国汽车零部件老化问题是否比较严重？ 杨春荣：老化是非金属材料必然存在的问题。汽车中有许多零部件由非金属材料制成，如汽车外表面的油漆涂层、塑料保险杠、仪表板、大部分汽车内饰件等，这些非金属部件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变色、失光、粉化、开裂、脱落、脆化、失去弹性、丧失强度等老化现象，严重影响零部件的功能。所以，汽车零部件的老化性能指标一直是汽车企业严格控制的质量项目之一。由于容易老化的零部件多数都是汽车内外饰件，消费者能直接感受到，性能老化影响到国外消费者对我国汽车零部件的总体评价、品牌信任度等，进而影响到产品的出口。 《中国汽车报》：汽车零部件企业应该如何解决老化问题？ 杨春荣：非金属汽车零部件的老化是固有现象，不能完全消除，因此解决老化问题就是减缓老化速率。在这方面，汽车整车厂、零部件供应商以及材料供应商必须联手寻找解决方案。材料供应商的工作很重要，要从选材、材料配方、制造工艺等方面采取措施来减缓老化的速度。汽车零部件企业应从质量控制体系上建立老化检测标准，加强同国内专业技术机构的合作，进行定期检测，提高产品抗老化性能。 《中国汽车报》：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是否必须经过国外检测机构的检测？ 陆启凯：不同国家的要求不同，比如我国是要求安全件必检，欧盟则要求汽车电子类必检。现在一些零部件的检测也可以在国内进行，比如我们威凯已经与美国、英国等地检测机构合作，可以出具相同效力的检测报告。 《中国汽车报》：作为一家检测机构，威凯针对汽车零部件老化问题能够提供哪些帮助？ 杨春荣：广州威凯检测技术研究院自建院以来，一直从事包括材料气候老化方面的环境适应性技术研究，至今有50多年历史，为汽车企业提供气候老化试验服务也有10多年。我们在海南琼海和广州花都有两个自然环境暴露试验场，在全国各典型气候区还有多个试验网点，另外我们还是全球最大的气候老化试验服务机构———美国阿特拉斯气候服务集团的试验网点之一，通过我们可以进行全球各气候区域的自然环境暴露试验。


　　新年伊始，国内最大的纯电动客车制造基地产品下线仪式在河南许昌举行，20辆中文牌纯电动客车下线。据悉，河南许昌生产基地预计未来２到５年内年生产能力将达到2万辆。 　　2010年10月份，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到，到2020年，要把作为国家七大新兴战略之一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先导性产业，这一决定使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 　　许昌市公交公司负责人表示：“这种纯电动客车一次充电行驶超过360公里，许昌市纯电动客车上路运行指日可待。” 　　许昌市引进国内最大的纯电动客车基地，其社会和经济效益更是显而易见。据悉，河南基地的运营首先为当地提供了1500个就业岗位，随着整个产业的逐步启动与完善，公司的产业化集群产生以后，带动当地的物流、交通等相关配套产业，将会产生1万个就业岗位。 　　2010年8月出炉的《汽车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草案进一步给力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草案称未来10年，中央财政将投入上千亿元，支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到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和市场规模达到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500万辆，更进一步明确提出未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方向即――纯电动汽车。 　　中文牌纯电动客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据河南新美景电动汽车公司董事局主席贾秉成称：“我们最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自己投入研发，一边学习人家外国，研发出自己的产品。最初的时候，我们研发的一台车需要1000多万，根本没有利润可言，而现在，我国技术纯熟，国家的扶持力度也进一步加大。” 　　此次国内最大的纯电动客车制造基地是中文牌纯电动客车的第二个生产基地。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以及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各地政府更加倚重纯电动客车，各种迹象表明，纯电动客车将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之一。 　　目前，市场上的客车品牌主要是金龙、宇通、少林、安凯、青年等，是以生产传统的公交客车为主。2010年，中国汽车拥有量为7500万辆，其中公交客车40万辆，一辆公交客车的寿命为8年，每年需要新增5万―10万辆公交客车。能源的紧缺与城市环境的亟待改进使得未来发展纯电动客车成为必然趋势，公交客车制造业格局将发展改变。（董


　　《瑞典日报》2日报道称，美国制造业将在2011年失去保持近百年的世界第一地位，但在服务业方面依然强大。 　　全球贸易不再靠美国 　　该报说，虽然新年刚过统计数字还不全，但全貌似已清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显示，201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以上，而发达经济体整体增长不到3%。中国经济继续增长，预计2011年中国制造业将超过美国。中国不仅在世界出口中排名第一，而且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报道认为，2010年是“第三世界”真正实现突破的一年，全球经济至少在贸易方面已经不完全依赖美国。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一直由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引领。2011年，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汽车和住房等方面的需求将继续保持强劲，不久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实际购买力将降到全球一半以下，全球经济将主要向南部和东部倾斜。 　　资金回流美国需防范 　　世界经济在走过风险迭出的2010年后，2011年又将呈现怎样的局面？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低迷增长形势是否会持续、新兴经济体通胀风险将如何消解、全球经济失衡局面会否进一步扭转、全球货币体系调整应遵循何种思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不应过度看空美国经济。新兴市场应该注重防范资金回流美国带来的风险。她说：“如果美国经济未来好于预期，造成资金回流，可能对已在高位的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和汇价产生冲击。”她认为，亚洲需防范热钱风险。 　　对于新兴市场出现的通胀趋势，她指出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价格水平也有抬升。这些通胀趋势既有各国经济增长强劲，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也有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天气因素带来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还有大宗商品上涨带来的输入性因素。 　　“量化宽松”影响难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认为，2011年美国还会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将加剧全球汇率动荡，国际热钱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是很大的问题。 　　关于全球汇率动荡对中国的影响，他说，发达经济体复苏持续放缓，美欧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将会增多。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变得恶化。对此，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推动欧盟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力争有所作为。


　　（联合早报网讯）环球时报翻译美国《纽约时报》12月22日文章，原题：中国崛起，越南也在崛起。该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崛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并非中国，而是其历史上的对手、特殊时期的敌人和作为邻国的社会主义兄弟越南。内容如下： 　　10年前，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中国的魅力正在制造一种投资的“巨大的吸食声”，波及遥远的越南城市。不过，越南却紧紧跟在中国后面，这既得益于该国的经济改革计划，也归功于迅速增长的人口、廉价劳力和自贸协定，后者让越南成为给中国制造业机器服务的全球庞大供应链的一部分。 　　“如果中国不在亚洲”，瑞银集团驻香港经济学家安德森说，“越南可能无法实现对外开放。” 　　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很多人担心越南等很多东南亚国家作为外资首选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警告称，该地区将不得不放弃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改为集中满足中国对原材料的贪婪需求。同一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自贸协定的签订似乎加剧了这种恐惧。虽然协定规定越南等国2015年后对中国商品开放，但中国2003年就免除了这些国家的农业产品税。越南从该协议中得到实惠，成为主要的大米、胡椒和咖啡出口国，也成了石油净出口国。 　　不过，中国泛滥的技术剽窃，民族主义游行和技术工人短缺让很多外企将生产线搬回东南亚。更糟糕的是，中国工资飞速上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在中国想雇多少劳力就雇多少。现在人们谈论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安德森说。拥有素质好且便宜工人的越南正翘首以待。越南最大的两个城市最低月工资是广东工人的一半。 　　世行驻河内的经济学家丁俊月（音）说，现在，更加清洁和以消费者为核心的产业是中国的下一个主要目标，问题是越南能否在追赶中国方面足够快。“越南在吸引投资方面是否准备好了？能力如何？”丁俊月问道，“越南要抓住此次机会还有诸多障碍：基础设施差，物流业欠发达，劳动力充足但技术性不够。”


　　当前，制造业面临着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局面，企业的生存环境颇有些艰难。此时的企业毫无疑问地应该“开源节流”，可是目前的“开源”的手段多被竞争对手之间使用殆尽：你投入广告促销，我增加人员推销;你打折销售，我销售返点，长此下去留给企业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加之客户的购买行为是企业本身不可控的，所以在大家都捂紧钱包的情况下“开源”的难度可想而知。 　　此时“节流”不失为一个上佳的举措。虽然某些成本价格上涨是企业不可控的，但是企业自身的库存成本是可控的、交货期成本也是企业可控的、产品质量成本也可控的。只要企业能够运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就可以压缩这些方面的运作成本，为企业节省现金创造利润。这就是所谓的通过供应链管理挖掘企业的“第三利润源”。 　　企业除了对自身内部的销售预测管理、计划体系、生产工艺路线、仓储配送、采购管理等环节进行供应链精益管理外，还应该对加强本行业供应链的协同管理，对下游客户进行分类、有所侧重的进行销售，客户服务水平不要求一致对待;对上游的供应商也进行分类，如一般供应商、伙伴供应商、战略伙伴供应商等。对不同的供应商进行不同级别的信息透明共享，使供应商能够降低它们的运作成本;对不同的供应商进行不同程度的扶植，使供应商能够得到企业的帮助。企业做出这些举动并不需要投入资金只需投入一定的智力。 　　企业的成本压力越大，就越要加强销售预测管理。这是因为销售预测的准确程度直接关系到产品是否能够准时送达销售前线、企业是否需要被动堆积库存。如果销售预测管理不好，企业就不得不为之付出一定的成本代价了。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让市场需求变得强劲，而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更是让跨国企业倍感欣喜。受益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未来装备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和核电、高铁和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将持续带来新的需求。ABB、西门子、GE等国际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市场，这些跨国公司纷纷延伸在华产业链，不仅仅把中国作为加工基地，而是作为新兴的、具有潜力的市场对待，一方面建立中国本土研发中心，向研究、开发及核心部件制造等产业链的上游延伸；另一方面则向销售、物流等产业链下游发展，从而实现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本地化。 　　中国“金砖”的角色和承担的职能超越了传统的意义，具有了更丰富的实质性内涵。去年一些跨国公司们一边高喊“in China，for China”的口号，一边抱怨在华经营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而如今，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已经在以与中国崛起同步的节奏开始“in China，for China and the world”。ABB中国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方秦在采访中表示，“我坚信未来中国市场的需求依然强劲，虽然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但ABB中国公司的业务将会随着中国GDP的增长而继续增长。” 　　ABB:扎根中国 服务全球 　　如今，ABB中国公司已连续4年保持ABB全球第一的位置，中国已成为ABB最重要的市场。“全球第一位置”的成功，则源自于ABB“进一步加强本地化的建设力度，在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供应链等方面继续执行本地化政策”。 　　回顾2010年，我们非常震憾这一电力与自动化巨头发力中国市场的步伐：1月，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天长分公司开业，标志着ABB仪器仪表业务最新全球生产基地在华正式投入运营；2月，ABB在华第30家企业——广东四会ABB互感器有限公司宣告成立；3月，ABB在重庆建立特高压试验中心，并将800千伏高压直流变压器技术转让给在华企业——重庆ABB变压器有限公司；6月，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扩建工程第三期如期落成，这家全国最大变频器生产企业产能再上新台阶；8月，ABB在上海建成中国首个机器人整车喷涂实验中心；11月, 合肥ABB变压器有限公司配电变压器与组件新厂和ABB质量控制系统暨纸幅成像系统工厂落成；12月，广州ABB微联牵引设备有限公司开业。 　　2010年，ABB中国分公司和工厂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神州大地遍地开张，彰显出ABB进一步推进集团全球资源配置，以及“扎根中国，服务全球”的战略，为亚洲及全球客户持续提供一流产品和解决方案。这意味着中国对ABB全球的运营已经能够产生深刻影响，影响着ABB重新审视区域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关系，加速其资源配置、业务布局、组织结构和文化演进的变革脚步。 　　西门子：打造中国“绿色”价值链 　　在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仍将对环保科技保持强劲的需求。这将继续成为西门子在中国的重要发展领域。西门子凭借其约14000项“绿色”专利，为城市在应对交通、楼宇、照明、供电、医疗保健、供水、废物处理及安保等领域的挑战提供解决之道，从而最终帮助城市适应未来可持续发展。 　　2010年4月21日，西门子全球IT运营中心在成都启动，它将成为一个核心的服务供应中心，提供西门子所有的IT支持；5月15 日，西门子与威胜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争取中国智能电网项目机遇；6月18，西门子节能中心在宁波正式成立，旨在进一步推动西门子“绿色”技术的应用，促进当地的节能减排工作；7月16日，西门子与上海电气签署意向性协议，在华建立一家服务性合资企业，服务于迅猛发展的中国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市场；8月6日，西门子合肥分公司开业，将坚持发展绿色经济，提供工业、能源、医疗以及轨道交通等城市建设方面的领先技术；9月8，西门子与荣信电力电子签署协议，双方计划在华建立一家合资企业，以更好地服务于迅猛发展的中国输电市场；11月30日，西门子风力发电叶片（上海）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作为其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风机叶片制造厂，将更有效地满足中国和海外市场对风机设备的巨大需求。 　　“我们把中国视为西门子在全球的关键市场，将来它的地位会变得更加重要。”与ABB一样，在世界各地建厂，拉近与客户的距离，这是西门子占据海上风能设备市场的诀窍之一。2010年，西门子有针其重要业务在中国成立了新的生产制造基地，打造中国的“绿色”价值链，布局中国的能源市场。 　　GE：投入20亿美元强化中国创新 　　2010年11月9日，通用电气（GE）宣布三年内将投入超过20亿美元拓展其在中国的技术创新和客户支持能力，并与行业领先的中国公司建立新的合资企业。GE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在北京宣布，GE将投入5亿美元用于在中国加强研发活动和建立多个创新中心，更好地服务于西南、西北、东北和中部市场。他还承诺投入超过15亿美元建立新的合资企业。 　　5月25日， GE公司中国东北区总部在沈阳成立，这是GE在中国推进第二故乡战略、致力于加强本土化能力的进一步体现；9月28日，GE与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宣布成立新的合资公司，主要为中国市场开发制造风力发电机组, 帮助双方在中国价值130亿美金的风能市场上赢得更多竞争优势；10月25日，GE运输系统集团在中国成立的首个铁路信号实验室，旨在帮助中国的铁路信号行业攻克业务技术难关、提升在华服务质量，为中国铁路信号行业提供不断革新的解决方案；12月07，GE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一个合作框架协议，在美国建立合资公司来共同促进高速铁路及其他轨道交通技术在美国市场的推广发展。双方的合作将带来约5000万美元的合资公司投资。 　　与上述两大巨头不同的是，GE不仅在中国成立新的制造基地，更加明确地强调本地化的创新。在其中国研发中心十周年的庆典上，GE中国研发中心总裁陈向力表示，“在中国为中国”战略，使GE中国研发中心完成了从产品本地化及工程支持向高新技术开发及专门为本土市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功能转化，成为GE“反向创新”模式的示范。


所谓“战略新兴产业”，主要是指国务院确定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近期有海外媒体报爆出，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将出资1.5万亿美元，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这在市场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海外媒体的报道很快被发改委否认，并称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将不是简单的政府投资支持，而是包含一揽子政策框架。该规划大约要到明年“两会”之前正式定稿公布。但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基本已经明确：第一阶段，到2015年，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左右；第二阶段，到2020年，比重达到15%左右；第三阶段，到2030年，战略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发改委的澄清使人们不再关注投资量，而把把注意力转向了政策支持力度与方向上，到目前为止，中央投资资金支持的确定方式有两种：一是由发改委主管的，有一个支持基金，如果企业在科技上有突破，进行大规模生产，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提出申请，国家进行投入。这笔基金的规模会放大。二是由工信部主管的，有一个企业技术改造基金，企业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增加或改造设备，可以向这里提出申请，支持技术改造。这种基金的规模也会扩大。 具体的新兴产业支持政策可以归结为5类： 第一，税收支持政策。比如，对战略新兴产业相关企业，施行税收减免政策，在享受“三免三减半”政策之后，有望继续减征企业所得税。 第二，消费端补贴。包括新能源企业消费的客户端补贴、太阳能发电使用方的客户端补贴，以及企业采购战略新兴产业相关产品，对应的增值税部分抵扣等。 第三，政府采购类支持政策。比如今后政府对公共企业、路灯等类似产品的采购，优先采购战略新兴产业类产品。 第四，国家对企业研发的支持。过去中国的国家级工程实验室，都是设立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今后有望在企业也设立国家级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国家也会有一些大型科研项目放到这里，有相关的配套资金支持。 第五，吸引人才政策。包括目前组织实施的“千人计划”等，吸引人才的主体可以是企业，由政府提供相应的人才支持。


　　一次中国企业身处其中的制造业变革盛宴。金刚石制造业作为中国少数依靠技术优势胜出，集中全球90％产能的高端产业，将在光伏、LED等新兴应用领域带动下，在中国产业升级全面推动下迎来发展高峰。中国金刚石合成企业将作为主要的参与者分享这一盛宴，实现自身高速成长。 　　制造业中的“钻石”。如同钻石在珠宝界中的尊贵地位，金刚石工具制品在工业应用领域同样居于尖端，高昂价格是其主要推广障碍。随工业界更为看重性价比而非仅强调购入成本，对加工精密程度提出更高要求，节能环保标准大大提升，金刚石工具替代传统工具进程将加速展开。 　　潜在替代市场巨大，需求保持高增长。金刚石工具下游包括建材、机械、采掘、电子、光伏等主要领域，预计其在各领域的市场渗透将呈阶梯状良好结构依次发展推进：光伏、LED等领域应用将实现从无到有突破，伴随产业高速成长而迅速壮大；汽车机械等领域将主要在中国市场实现突破；石料建材等传统领域将依旧保持稳定增长。初步判断金刚石材料及制品全球潜在市场规模达上千亿元，而集中于我国生产的单晶材料市场规模也在百亿元以上，需求增速将保持25％以上CAGR。 　　中国企业控制上游单晶合成环节。金刚石产业链目前的全球分工态势为中国控制上游金刚石单晶合成环节，发达国家转而集中于下游聚晶复合材料与制成品的生产。区别与其它依靠国内劳动力、资源成本优势而获得产能中心地位但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的低端制造业，国内人造金刚石企业依靠自主研发六面顶合成压机技术胜出欧美同业，并已度过前期无序竞争阶段，目前呈现3家领先企业寡头垄断局面，享有超额利润。 　　供给有序增长。主要由国内3家企业控制的单晶材料供给端将保持有序增长。目前3家公司扩产规划增速约在10％，未来或将上调。同时考虑到行业由于技术、资金屏障而不断升高的壁垒，潜在竞争者进入造成供给过度扩张的风险较低。


“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制造业大国，调整结构和产业升级自然有着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英德美日都曾被誉为世界工厂，中国则是第五个。但中国这个后起之秀最为特殊，因为中国主要依赖于出口、组装和代工，与英德美日有着明显的、本质的区别。 种种困难不容小觑 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虽然逆势上扬，但面临的困难也不可小觑： 一是利润越来越低。近年来原油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飙涨，人力费用、土地等也是涨声一片，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出口放缓等不利因素，“中国制造”的利润越来越薄，很多企业的资金（不少企业甚至挪用信贷资金）向楼市、股市转移。这并不奇怪，当炒楼、炒股的利润是制造业的几十倍时，如履薄冰地搞制造还有多大吸引力呢？ 二是出口退税不可持续。改革开放30年来，廉价劳动力、低资源价格和高退税补贴这“三驾马车”，铸就了“中国制造”的辉煌。但出口退税补贴了全世界，中国人却没得到多少实惠，反而连续14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出口还有一项负作用，结构性通货膨胀。现行制度下出口越多，央行接受的能看不能用的美元就越多，返还给出口企业的人民币也就越多，通货膨胀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如果人民币一再升值，必然会有大量的企业亏损倒闭，再怎么出口退税也于事无补。 三是大而不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少数中国企业在规模上虽然已跻身世界前列，但组装加工能力强，技术集成能力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主要依赖进口。大部分中国企业则还是生产要素和投资导向，走的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增长、低效益的“四高一低”型老路，销售业绩增长依赖于涨价和市场容量的自然增长，而不是内生式、效益型的增长。笔者冒昧地认为，中国制造最核心的竞争力一是产能，二是价格，三是市场份额，四是质量，第五才是创新能力。所以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远不如表面上那么风光和强大。只要环保政策还不够严厉，只要劳动密集型企业还能生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有利可图，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升级就千难万难。 四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中国企业大多是资源型、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少之又少。要获得更多的利润，自然就是上规模、上产能。据工信部披露，目前中国传统产业24个工业行业中，有21个行业产能过剩，风能、光伏等新兴产业的过剩产能也极为惊人。但各地政府和企业依然一窝蜂地大上快上、重复建设，未来的产能过剩将更为严重。 五是企业科研投入严重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极为缺乏。根据科技部统计，迄今为止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研究开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0.56%，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怎样提高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呢？如果还是靠政府评奖、定创新项目、成立投资公司促进创新等老套路，实际成效并不大，反而成为一些企业借机向政府要政策优惠、财政资助和专项资金的机会。用这种“跑部钱进”获得的公共资金搞所谓自主创新，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风险，也就谈不上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感、紧迫感。 当然中国市场太大，也足以让一些中国企业放弃研发。不管专利费用是如何的昂贵，只要有1%的利润，再乘以几亿人的消费群体，一样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既然走老路还能活下去甚至还活得不错，又何必研发创新呢？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去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如果中国制造还在大量招聘缺乏专业训练的农民工，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遥远的梦想。 民企之困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新36条”），希望民企能为中国企业发现新途径、焕发新活力、寻找新增长点。国“新36条”的出台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当前对民营企业的扶持不够。表现之一是国36条出台之前民企被禁止进入很多领域，而这些领域对外企是开放的；之二是信贷融资比较困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银行也是一级理性经济人，放贷肯定首选规模大、实力强、信誉好、风险小、评级高的客户。很多民营企业规模偏小，可抵押物有限，也不能全怪银行嫌贫爱富。与此同时，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又不到位。一些中小企业扶持引导资金、技改资金、专项资金，发放到民营企业后就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了。但不管怎么说，中国还是诞生了华为等具有世界声誉的民企。此次中央希冀民营企业再次为中国经济助力和求解，然而民企果真能不负厚望吗？能担起中国制造的重任吗？ 我们必须承认，一些中国民企并不是一个增量的概念，而是原国企的存量。企业的改制，往往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如此脱胎而出的民企，不仅没有带来什么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反而带来了国企里的种种弊病，安全、环保和法制意识相当薄弱。有些民企徒有现代企业的华丽外表，本质上仍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手工业作坊，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仅仅是皇帝的新装。即便是腾讯和360这样的高科技IT业新贵，其“3Q”大战又有多少道德底线和职业操守可言？ 即便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民企，也大多以技术引进吸收起家。引进并不可怕，日韩同样是以引进起家。关键是日韩引进以后是吸收创新，中国企业则是引进落后再引进。中国经济同样高速发展了三十年，世界级的知名民企寥若晨星。把企业当“猪”卖，可能是很多民营企业家最现实的心理，真正想打造百年老店的凤毛麟角。 自主知识产权同样是民企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我们有些民企的产品，确实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也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但产品的先进性、成熟度、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可靠性等指标都大打折扣。换言之，仅仅是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产业化还差得远。还有些“自主创新”产品在技术上仍有很多难点没有解决，其目的就是“圈钱”。往往是政府充当了投资主体，领导成了忽悠对象，仓库成了最终归宿。应该说中国民企的创新成果早就得到了尊重，也获得了合理回报，但令人遗憾的是，自主创新远未成为主流。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也是民企的一大软肋。国美是中国民企的杰出代表，被公认为家族公司转变为公众公司的典范。虽然已达成和解，但上次国美内讧仍严重损害了中国民企的声誉―――大股东视国美为提款机，一再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固然需要法律的惩罚；管理层一方，虽然全体股东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这个董事是由大股东提名的，于情于理都不能背叛大股东。这只能向人们表明，中国企业不值得让人信任和尊敬，信托责任的土壤、氛围和理念相当贫瘠。 由此笔者认为，必须要对企业改革作一番反思。这三十年来，企业的改革目标是什么？是追求规模，是降低成本，是提高效率，是“甩包袱”……唯独不包括增强提高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是近十年才时髦起来的提法。问题是经过激烈的向底部竞争后，中国研发的基础已很薄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我们的企业改革思路又是什么？是把产权改革神话到了一种真理的程度，是将现代企业制度膜拜到了一种宗教的程度，以为这是无所不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国企一有问题，就毫不犹豫地搞产权改革。企业民营化后，才发现问题一样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与生俱来的弊病，不是靠深化改革所能解决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君不见也爆发了金融危机？ 毫无疑问，中国民企将有美好的明天，但还需假以时日。中国制造路在何方？就在所有中国企业的脚下。特别是民企更应未雨绸缪、勇立潮头，担当起中国制造的重任。


　　成芯转让引发的产业震荡远未平息。 　　2010年10月22日，武汉市政府与中芯国际宣布，双方将联合注资共同运营武汉新芯半导体制造公司（下称新芯）。 　　这意味着，同属“成芯模式”，同样经营不善，同样正面临海外资本收购威胁的新芯得以免于出售命运。 　　消息人士透露，在成芯确定向TI出售后，中芯国际就已展开“武汉保卫战”，其形势一度重演成都故事，最终依靠业界人士的呼吁，并有高层的紧急介入，才得以保全新芯。 　　成芯与新芯同为中芯国际投资，以同样模式运营，最终结局不同。其中折射的问题是，在地方政府诉求与国家产业发展之间，在引进外资与扶持本土产业之间，或当早作抉择。 　　而对中国发展中的集成电路产业乃至战略新兴产业而言，找到更为实效的规划与扶持方式，才能避免更多成芯故事的上演。 　　本土芯片保卫战 　　对成都市政府而言，成芯最终是盈利还是亏损，是中芯国际回购还是TI并购，都不会是最关心的问题。 　　原因在于，创建成芯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很赚钱”的公司，而是以芯片概念“卡位”，拉动产业链聚集，而这个任务，在成芯成立后早已经完成。 　　如果只看投入产出，成芯项目总投资为4.2亿美元，但到2010年7月，成芯挂牌转让时，挂牌价格仅为11.88亿人民币。 　　成都更看重的是，在2003年引入英特尔之前，成都还没有芯片制造和封装测试的生产线，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不到20家。而现在当地已聚集1家芯片厂、5家封装测试厂、80余家芯片设计公司，10余家配套企业以及全面的产业链；芯片总投资超过20亿美元，2009年产值248亿元，稳居中西部首位。 　　用成都市政府官员的话说，成都已经成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的芯片“第四极”。其中，成芯起了多少作用无法估算。 　　有专家认为，成都电子人才众多、优惠政策较好等原因对产业链拉动更大――但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这没有疑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TI的入局令成芯得以“发挥余热”，由于能带动更多的芯片厂、封装测试厂和设计中心，成都自然乐见其成。 　　但如果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成芯被收购却会对中国芯片产业带来较大影响。 　　虽然芯片设计才是芯片行业技术最复杂、含金量最高的创新前沿，但由于芯片业的特殊性，芯片制造对产业的拉动力远非其他行业可比，往往芯片制造才是“拉动两头”的产业核心。 　　与芯片设计企业可以“小作坊经营”不同，芯片制造是高投入慢回报高风险行业，投建一条线动辄需要数十亿人民币，建设周期至少需要1年到1年半，而且失败率高，本土企业愿做能做者寥寥，失去成芯线对本土产业的打击，并非轻易能够弥补。 　　半导体调研机构isuppli中国区高级分析师顾文军表示，包括成芯在内，中国国内做模拟芯片代工的8英寸生产线只有3家。2010年以来，芯片产业重新抬头，产能紧张后，代工厂大多确保国际芯片厂商的大订单，中国本土设计公司即使加价10%~30%，也难以拿到足够的产能，产业发展受到极大制约。 　　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集成电路处处长孙加兴透露，今年上半年产业形势较好时，该中心曾联手行业协会，为本土芯片设计企业争取产能，但制造厂并未给予太大让步。 　　此前，很多本土设计公司都能在成芯获得产能，但在TI并购之后，由于TI的业务模式不对外接单，最先进的技术也不会放在成芯，很多本土设计公司不得不回到去海外向外资厂求产能的尴尬局面。 　　对此，一位高新区负责人表示，成都市政府已经跟TI约定，在未来一段时间（约1年）的过渡期内，TI仍然会延续成芯的业务，对本土设计厂商接单。 　　尽管成都有所考虑，但在过渡期之后，这些厂商何去何从，依然无人能够保证。 　　这也是本土芯片业人士发起“武汉保卫战”的关键原因：目前，该生产线仍是中国本土的唯一一条12英寸存储芯片代工厂，虽然产能订单不多，但对本土芯片业和存储行业来说意义重大，如果被外资收购，产业的缺环将无人可替，无位可补。 　　赶超锦标赛 　　一位芯片从业人士说，成芯转让一事最让业界担心的是，芯片产业这个曾经的“一号产业”正在被地方政府放弃。 　　中国的芯片产业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起步，其后由于受到种种波折，逐渐被国际上拉开差距，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加速追赶，但由于扶持财政分散，缺少龙头企业拉动，芯片业的整体实力至今仍落后美国一代（2年）甚至更多。 　　2000年，国务院公布18号文，加大对芯片业的扶持力度，是当时所有行业中最优惠的扶持政策。其时，无论行业内部，还是分析投资机构，都对中国芯片业充满期望：对2010年之前的市场年均增长率，没有一份市场预期低于30%，远高于同期的GDP增速。 　　政策的优势与产业前景的“光明”，在地方政府眼中，等同于一条以高新技术产业提升GDP的“赶超捷径”。 　　一场疯狂的锦标赛就此拉开。芯片与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新”产业一起，迅速掀起中国继彩电、冰箱和汽车之后的第三次重复建设浪潮。 　　在2001年，向原信产部提交上马芯片项目的申请中，从芯片厂商到整机厂商，从家电企业到贸易公司，甚至连食品等不相关行业的公司都匆忙杀入。 　　其时，全国大城市几乎言必称“硅谷”，芯片更被地方政府竞相列为引资扶持的“一号产业”。英特尔、中芯国际等知名厂商在地方的投资，也成为各地政府全力争抢的“一号工程”。 　　刺激之下，地方引资的优惠被用到极致：除了18号文、西部开发等国家扶持政策，地方政府还出台各种地方优惠，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要让路于“一号工程”，甚至还以“超常规办法”提升地方吸引力。 　　在2000年，全国芯片设计企业仅98家，2001年就翻了一番达到200家，到2003年达到465家。而在“十五”期间，仅新建的芯片生产线数，就相当于过去50年的总和，远超“十五”规划预期。 　　在1999年至2003年的发展高峰期，中国芯片产业规模扩大了4倍，年均增长45%，5年间市场规模年均增长35%，迅速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市场，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热情”功不可没。 　　不好玩的“一号产业” 　　让地方政府始料未及的是，芯片市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好玩”。 　　虽然各地投建了大量封装测试厂，但其处于产业链低端，高端的芯片设计和芯片生产至今依然是中国芯片业的最大短板。业内人士透露，在国外，芯片设计、芯片生产和封装测试企业的比例一般是3：3：4，但在中国，直到现在，还只能达到2：3：5。 　　在设计领域，中国一直远远落后，而在制造环节，芯片业的产业利益划分也已经基本完成：英特尔、TI等IDM（整合元件制造）厂商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都自给自足，只有在需求过旺时才会溢出部分业务给其他代工厂；DRAM已经被日韩企业基本垄断，并屡屡通过调整供需操纵市场价格，打压竞争对手；而在芯片代工领域，台积电和联电也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留给其他企业的空间并不大。 　　这注定中国的芯片产业成长需要经历残酷的搏杀。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直到现在，被寄予厚望的华虹NEC、中芯国际等“国字头”本土企业代表，都还未找到真正的突破口，仍然受到市场主导者的打压。 　　在当时激烈的引资搏杀中，成都的引资已相对稳健，当地的产业发展并未违背比较优势的原则，无论是人才、水、电、气、交通等基础产业，都足以支撑“芯片兴市”的发展战略，即使遭遇诸多变故，仍能寻求其他厂商接手。 　　但在一些城市，人才、产业配套等基础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已决然“大干快上”，芯片厂商利用政府吸引高新技术项目的热情，将经营风险转嫁给政府，一旦借机套取利益或遭遇市场波折，立即人去楼空的案例更屡见不鲜。 　　一位芯片业人士说，这在资金门槛较小的芯片设计领域最为明显，当时很多公司都是一些“海归”组个团队，或在政府帮助下找笔投资，在地方低价拿地修楼做产品。几年后钱烧光后直接卖楼散伙，投资商收回成本之余还有不菲收益，地方官员很多也已经升职离任。团队也依靠“经验”可以再度融资或跳槽高就，于是“皆大欢喜”。 　　与之相比，成芯被转让已经可谓善始善终。 　　如今，“一号产业”已成明日黄花。除了上海、北京、深圳、成都等城市仍在坚持，很多一度大举发展芯片城市都已经热情不再，悄然转向。 　　盼重点倾斜 　　中国芯片业落后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外资对中国芯片企业进行的密集产业压制和资本渗透。 　　在2000年来的地方投资热潮中，虽然国家出台18号文的出发点是发展中国芯片产业竞争力，但地方发展芯片业的路径，更多还是模仿台积电起家的“代工模式”，寄希望于通过大量的代工和积极吸引外资，借助外部力量积累产业基础，再进一步伺机超越。芯片业产业规模迅速扩大表相背后，绝大部分只是外资将产能转移到中国，真正的芯片需要大半都要依靠进口，本土企业实力增长较为有限。 　　其间，虽然地方政府大量引入外资，但在中国投建的，只是相对低端的环节，或是相对落后的工艺，而最核心的环节一直未在中国落地。 　　与此同时，中国在制造、设计环节具有竞争实力的企业，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外资打压，规模越大，受到的打压越甚。或以低价倾销等方式进行市场扼杀，或以诉讼方式狙击，或以资本抄底收购。而无论技术、市场乃至资本，中国芯片企业都还远远落后，在缺乏国家保护的情况下，本土芯片企业的实力已被一步步瓦解。 　　现在，新一轮的外资“抄底”正在进行。除了成芯已经转让给TI外，在最为关键的设计和芯片生产环节，台积电借诉讼入股夺去中芯国际（摩根士丹利参与配股成为第四大股东），美国银湖资本成为展讯大股东，联发科借海外投资基金曲线入主TD设计企业苏州傲世通，Microtune收购上海奥纬国际，Atheros并购上海普然通讯……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美光入主武汉新芯或也已成定局。 　　“现在的芯片产业政策其实非常尴尬。”一位行业专家说，在芯片领域，主管部门前没有审批权，管不着，后缺少扶持手段，没法去收摊，“作用只有在开工时，出个代表剪个彩。” 　　目前，已出台的芯片政策和扶持大多是“普惠制”，虽然有利于整个产业培育，但在当前阶段培育龙头企业，依然缺乏有效的扶持力度。比如芯片制造，一条生产线需要投资数十亿人民币，政府如果补贴几千万，看上去挺多，但用起来完全是杯水车薪。 　　业内人士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国芯片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很难与国外企业正面对抗，制造环节的压力尤大。但在芯片设计环节，由于领域众多、技术复杂、具备潜力的企业较多，所以抢先占据技术前沿，在未来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寻机超越的可能性相对产业链其他环节更大。 　　但这也意味着更大的市场风险。无论是研发还是市场的培育，这些前沿技术都需要更大的支持，才有可能避免外资厂商的强势打压。 　　“其实以国家现在的财政实力和对集成电路的支持力度，要说拿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亿出来，扶持几家企业建设生产线，是拿得出来的，但问题在于，现在缺少这样的重点扶持政策。”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主任邱善勤说。 　　这也是国家未来芯片产业的扶持方向。参与新18号文起草的人士透露，在即将出台的新18号文中，一些条文即将被修改，其中对重点环节的扶持有望获得倾斜。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32年的高速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大胆尝试和成功转型；那么这次的中国大转型将是中国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根本大转型，更是中国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法制生态实现\"大转型\"的宝贵历史机遇 \"转型\"是创新发展的必须，\"转型\"是再次超越的前提。 　　1978年，中国开始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此走上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路，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30年间，GDP持续增长年均超过9.2%，2009年经济总量超过4.91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人均超过3700美元。今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功崛起于世界经济的大国之林。 　　然而，2008年的世纪金融大海啸给全球经济敲响了警钟，世界经济要彻底摆脱衰退或通缩的阴霾，迎来真正复苏的曙光，必须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价值链结构性重整和经济大转型，必须重建全球创造价值的经济动力。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世界供应链的超级工厂，也迎来了产业与经济\"大转型\"的重大挑战和历史机遇。这也正是蒯辙教授的新书《中国大转型》一书中所要揭示、应对与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日益的崛起，已凸显了中国在G2结构中全球稳定的价值定位与经济动力，中国又再次站在了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就在美欧迷茫于\"二次衰退\"的忧虑之中，就在中国踌躇于\"调控与稳增\"的两难境地之时，作者发出了中国大转型的呐喊。 　　是的，中国已再次迎来了转型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历史机遇，为了实现新的经济腾飞和大中华的真正崛起，中国必须尽快转型，必须进行深层次和更全面的大改革与大转型。而这一次的\"大转型\"，还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还必须包括与之相适应和配套的新思维的转型、政治体制的转型、管理体制的转型与微观运作机制的转型等等。 　　现实的中国已面临太多的困难和挑战，经济的发展已暴露和发酵出很多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如：东西部经济落差的问题、城乡差别的问题、三农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以及基层民生和人权与尊严问题等等。而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呼唤着政治改革的深入、阳光政务的畅行、高官问责的落实、社会事业的改革、基层民生的发展和法制精神的强健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修正社会发展的失衡与延续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与政治是共生的关系，其间有着内在、深层的必然联系。富士康12连跳的悲剧，不仅昭示了时代的人权与尊严，也昭示了产业升级与经济大转型的必须，更加昭示了阳光政治与法制建设的迫切。大国的崛起不仅需要累积经济发展的实力，更需要树立道德的力量和建立完善的政治与法制高地，让经济、权利和法制在阳光下运行。 　　蒯辙教授的新著《中国大转型》可谓距《崩溃边缘》之后的又一力作和时代新语，书中系统收录了蒯辙教授近年来的重要研究成果。他深入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所累积的矛盾和经济发展瓶径，并全面阐述了中国大转型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提出了转型的思路和方向。 　　后金融危机时代已经来临，随着全球产业与经济结构的重整，西方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作为世界大工厂的中国，传统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市场已遭遇挑战和瓶颈，中国必须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破茧而出。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32年的高速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大胆尝试和成功转型；那么这次的中国大转型将是中国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根本大转型，更是中国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法制生态实现\"大转型\"的宝贵历史机遇。 　　未来5年，将是中国抢抓机遇实现\"大转型\"的关键5年，中国不仅要加快实现产业配置格局由低端、高耗、污染向高新、节能、环保型产业的转型，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投资拉动为主向扩大内需消费和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战略转型。不仅要实现长期唯GDP量向更加注重GDP质的转型，还要实现\"梯度\"型经济增长向\"兼容\"型经济增长的转型。不仅要实现国富带动民富的\"藏富于民与分享发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转型，更要实现经济、社会、民生同步、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所有这些都是蒯辙教授多年来积极撰文呼号的。 　　新一轮中国大转型的历史画卷正徐徐展开。


　　“股神”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日前，比亚迪股份(1211.HK)宣布，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45.02亿元，同比增长30.88%，实现净利润24.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02%。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季度的净利润为1182万元，同比下降99%。 　　在比亚迪公布三季度业绩后，其股价迅速下跌10%，此时，距离“股神”巴菲特高调造访比亚迪，仅仅一个月时间。 　　比亚迪的忧患不止于此，这个巴菲特眼中最有潜力的中国汽车制造商还面临多种问题。“经销商退网潮正在恶化，将令比亚迪被迫暂缓市场扩张步伐，未来销量进一步受压。同时，其向投资者推销的进军欧洲大计也一拖再拖，被迫缩减今年销售翻倍的目标，延迟向美国出口汽车的计划，传言西安二工厂项目被迫迁往长沙，并放弃了被认定为非法建造的7家工厂……” 　　这一系列问题，让比亚迪充满了远虑与近忧。 　　“近忧”： 　　退网风波愈演愈烈 　　今年5月，比亚迪成都金牌经销商退网。此后，比亚迪经销商退网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退网风波”将比亚迪置于风口浪尖。 　　“从比亚迪退网之后，我个人损失了几百万。比亚迪的理念就是在不断追求量的前提下，压榨经销商，光顾自己挣钱。” 山东一位刚刚退网的经销商说。 　　“山东是比亚迪的重点市场，也是现在退网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汽车媒体人士李军说。 　　“目前山东80%的经销商已经不再进比亚迪的车了，各家店里的库存都很多，仅临沂一地的两家A1网经销店，库存就达到600台左右。山东地区共有46家A1网经销商，现在正常运营的只剩不到6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济南经销商说。 　　“我的店铺筹建于2008年，当时光押金就交了近200万，包括基础建设等建店投入费用大概在1200万元左右，经过不到两年的运营，成本不但没有收回，且库存量最高时曾达到近300辆。虽然现在已停止从比亚迪进货了，但现有库存至少还需要4个月才能消化完。”该经销商说。 　　“我们这些经销商与比亚迪的问题，基本上无法解决，大家最后很可能只能选择退网。由于前期投入很大，退网简直就是一种类似于‘伤敌一万、自损八千’的非常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退网。”正在闹着退网的山东比亚迪经销商代表张鑫（化名）说。 　　针对此问题，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9月份在香港的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对汽车企业而言，经销商进出很正常。 　　但在短时间内受到如此多经销商讨伐，且事态的发展在进一步恶化，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问题。 　　有经销商曾向媒体曝光《2010年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A3网产品4S政策》的部分资料：省会及沿海城市专网4S经销商提车任务量：“月平均提车64—80辆之间，即半年累计提车量为N台(384≤N<480)，折让方式为一次性给予50万元折让，以冲抵车款形式进行结算。” 　　“提车任务超额完成的标准：月平均提车大于或等于80辆。” 　　比亚迪经销商能到手的整车利润必须与提车任务挂钩。如此一来，经销商往往背负了比正常销量高达3—4倍的库存。 　　“如果按照这份商务政策的提车量去完成，一个经销商几个月的资金链就会全部断掉。”西安一不愿透露姓名的经销商说。 　　比亚迪的经销商自入网时起，就要遵循比亚迪制定的游戏规则。 　　“按照常规来说，应该是把每个季度的销售任务一起列出来。但比亚迪只明确当月的任务，返利也是一环套一环，以F3一台车返利1000元为例，一个季度的返利就是几十万元，但是经销商基本上拿不到现金，最后拿到手的还是车。”上述西安经销商说。 　　在9月27日举行的经销商大会上，比亚迪千余名经销商得以与股神巴菲特共进晚餐，也在这场宴席中间，比亚迪承诺，对2011年之前建店的4S店，给予200万元的建店返利。 　　不过返利是有条件的，200万元的建店返利是以进一台F6给1000块钱计算的，这也是给全国经销商的普遍政策，也就是说还要进2000台。 　　上述西安经销商认为，F6在西安销售一直不是很好，目前经销商库存不少于30多台，按现在1个月卖3台F6的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卖出2000台？建店返利根本就是“画饼充饥”。 　　症结: 　　多生孩子好打架 　　分网销售是本次退网风波的症结所在。 　　在车型销量逐年成倍增长的同时，比亚迪销售网络的扩建速度更为惊人。从2005年的100多家发展到了年初的800家。至今，已突破1000家销售店，直追大众和丰田。 　　比亚迪采用4个网络分车型销售，其中A1网负责销售F3、F6车型，A2网负责F3R、F0的销售。2009年10月比亚迪首款中级车G3上市之际，A3网投入使用。运营不久，比亚迪就开始积极筹备A4网。今年第三季度上市的比亚迪新车L3、M6分别归于A3网和A4网的销售体系中。 　　比亚迪公关部在接受采访时称：比亚迪A4网第一批经销商全国范围内计划建设200家左右，已初步建成的有130多家，位于本部深圳的A4网经销商暂定为2家。 　　虽然新车型在增多，退网事件却还在频繁发生。 　　据西安比亚迪经销商透露，在此番退网风波中，A3网经销商倒得最多。因旗下现车仅F3R、G3两款车型出售，G3由于市场定位问题，销量很一般，唯一能依靠的车型F3R又被归入A2网销售。相比拥有F3、F6车型的A1网以及F3R、F0的A2网，只有一款主打车型的A3网经销商确实压力最大。 　　作为中国自主品牌分网销售的倡导者，奇瑞当年将分网形容为“多生孩子好打架”，分网的目的就是给经销商压力。 　　在今年5月的比亚迪股东大会上，王传福阐述其渠道策略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让经销商太高兴也不好，还是让他们有压力睡不着觉比较好，这样才有动力卖车，当然把他们逼疯了也不行，要有张有弛。” 　　分网的做法始于大型跨国公司，针对旗下不同品牌进行分网，各品牌都有不同的市场定位，有着不同的档次和个性，显然，这种互不干扰的分网营销是正确的。然而，比亚迪分网营销却不同，在比亚迪三条网络里，首先所有的车型都是比亚迪的牌子，其次产品同质化严重。 　　上述山东经销商认为比亚迪的分网策略完全是从厂家自身的融资需求出发，不考虑经销商。 　　“一个地区设一家店的话，那我一个月能卖到200台，存货最多400台，从厂家进货大概300台。但如果分成A1、A2、A3、A4网，一个网再设两家店，这个库存量一下子就大了，厂家能轻松地获得大笔资金进账，至于卖不卖得出去，就是经销商的事了。”西安一经销商说。 　　此外，经销商入网要向比亚迪缴纳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的保证金，店越多，比亚迪从经销商处收的钱就越多。 　　“比亚迪的销售工作还停留在资本运作阶段，没有把重点放在产品质量和研发，放弃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上述山东经销商这样评价比亚迪存在的问题。 　　“远虑”： 　　急剧下滑的销量 　　比亚迪曾舞动的A1、A2、A3这三网形成的绳子将自己荡入高空，成了业界令人羡慕的翘楚，而如今这三条绳子已经束缚住比亚迪的手脚，比亚迪汽车的销量已经从去年12月单月6万台的高峰，不断下滑到目前的3万台左右。 　　从2005年制造出自己的第一款品牌汽车，2008年获得“股神”巴菲特入股，到去年为止，比亚迪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汽车制造商。 　　突飞猛进的业绩促使比亚迪将今年的销售目标调高一倍——从去年的40万辆上升到80万辆。而实际上，比亚迪目前的主打车型只有三款，F0、F3(含F3R)、F6。在前九个月的轿车销量排名中，F3(含F3R)以19.84万辆的成绩位居第一。但从6月开始，比亚迪呈下滑趋势。9月，轿车销量前十榜已经不见比亚迪踪影。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销量前十的轿车品牌依次为：凯越、悦动、朗逸、桑塔纳、捷达、旗云、科鲁兹、夏利、新宝来和天籁。而此前风光多年、无数次站上单车销量排行榜第一的比亚迪F3，却以1.19万辆的历史新低销量跌到了十名之外，比排行第十、销售1.65万辆的天籁还差约4600辆。 　　其实，从今年6月起“销量王”F3就遭遇了滑铁卢，排行从年初的榜首急跌至第6位，在“金九”其他品牌车型销量多数回升的情况下，F3不仅没有打一记漂亮的翻身战，反而再创新低，令人大跌眼镜。F3连续四个月的跌势令比亚迪整体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并被迫在8月初将80万的销量目标下调至60万辆。 　　危险的信号: 　　车型后继乏力 　　业内人士张新光认为，比亚迪的问题在于，在没有具备足够产品力的时候，经销商网络扩展的速度太快，这样做对于比亚迪在圈地、占款、流动资金方面确实有很大帮助，但是却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退网危机也是车型的问题，比亚迪太依赖F3这款车型。产品线本来就不丰富，偏偏还要分4个网络销售，不在F3这个网的经销商就很被动。如果能解决车型后继乏力的问题，比亚迪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这可能也是所有车企都曾面临过的难题。” 张新光说。 　　事物都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车型逐渐老化、竞争对手增多的F3在经过了鼎盛期后必然会走下坡路，而比亚迪却没能及时拿出一款替代车型。被其冀予厚望、计划今年销量目标达10万辆的G3，市场表现不温不火，近几月的销量甚至跌至两三千辆，实在难以负担起挑大梁的重任。 　　在F3最为辉煌的时候，单月的销量可达3.6万台，一度领衔中汽协轿车销量排行榜首位。比亚迪的膨胀就此开始，新产品层出不穷、扩建、分网、进军海外市场，最具标志性的就是，王传福2007年借助比亚迪F6上市公开地喊出“比亚迪要在2015年成为全国第一汽车企业，在2025年成为全世界第一。” 　　“F3的成功也许就是一个偶然，当时确实是有个空当，正好比亚迪有这个机会，所以一下子就上去了，F3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现在随着A级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种幸运的因素以后越来越少了。”汽车分析人士钟师说。 　　“显然，比亚迪在其F3产品取得最初成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缺乏有足够冲击力的产品推出市场。这也许说明比亚迪对整个汽车市场以及自己产品的判断存在不足。进一步来看，如果最终证明F3的成功只是一个偶然，那比亚迪的未来就不乐观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新光这样分析比亚迪的潜在危机。


　　在经历了一阵离职传闻之后，蔡澈在不久前获得了一份任期到2013年的续任合同，而“重新落座”之后的蔡澈，正在为奔驰的未来计划揭开谜底。 　　从卡尔·本茨于1886年发明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开始，到2010年，奔驰已经走过了近125个年头。 　　在汽车消费观念发生了一轮又一轮的变化，金融危机潮水一波又一波地袭来，很多曾经叱咤风云的汽车巨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后，奔驰始终屹立不倒，“125年之后，奔驰要重新‘发明’汽车。”面对《中国经营报》记者的采访，蔡澈抛出了这样一个令业界意外的观点。 　　随时夹着“财务清单” 　　“奔驰轿车正在被分解为90个独立模块，大规模的车型零部件共享，将给奔驰带来上亿美元的成本节约。” 　　《中国经营报》：回想2008年金融危机对汽车业的影响，似乎依旧让人不寒而栗。以生产奔驰品牌汽车为主的戴姆勒集团在2009年一季度，公司总体的销量下降了25%，税前利润损失达48亿美元。即使在中国，2009年年初也出现过S级轿车在港口大量积压的现象。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戴姆勒集团似乎已经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你怎样看待公司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你依靠的是怎样的途径重振公司？ 　　蔡澈：2009年4月，戴姆勒彻底放弃了所持有的19.9%的克莱斯勒股份，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来发展奔驰品牌和Smart品牌。同时，我们也在寻求与宝马公司的合作。 　　从2009年开始，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戴姆勒集团总部，工程师、设计师、产品及采购经理们每周都会讨论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会议在位于Untertrkheim发动机工厂附近的三楼会议室举行，其中重要议题之一就是通过“滑雪靴测试(ski-boot test)”提升奔驰质量形象。这是重振公司的系列计划之一。 　　所谓“滑雪靴测试”，即指你可以尝试穿着滑雪靴踩车门，而门框不会出现凹陷，只有通过这项测试的车型，才有可能被批量生产出来并上市销售。截止到2010年9月，奔驰已连续11个月实现了两位数的销量增长幅度。可以说，我们的举措取得了一定效果。 　　《中国经营报》：据我所知，“滑雪靴测试”只是戴姆勒实现从上到下重新布局旗下产品线的巨大工程的一部分，我们想知道，这个巨大工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 　　蔡澈：我把这一工程称为戴姆勒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其影响将不只限于戴姆勒自身。 　　过去3年中，戴姆勒集团COO雷纳·斯默克(Rainer Schmckle)经常会夹着一捆财务清单在会议室穿梭。在这期间，他和他的团队已将奔驰轿车分解为90个独立模块，并试图尽可能多地进行模块化装配。模块化的初步成果已然体现在全新奔驰E级车型上，新奔驰E级车是首款大规模共享其他奔驰车型零部件的车型，而这只是一个开端。当3年后新奔驰C级车投产时，这一模块化战略将100%得到实施。通过测算，这一模式将带来上亿美元的成本节约。 　　而与宝马的合作，体现的也是降低成本的诉求。每两周，我们就会与宝马采购层面的负责人交流，讨论两家公司未来联合采购的具体细节。现在两家公司已共用很多供应商，我们正在努力寻求更多的技术交叉。 　　《中国经营报》：我们注意到，除了降低成本之外，奔驰各系列产品在品牌定位方面好像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什么判断产生的？是否会担心，过多的年轻化特征将会使奔驰品牌的地位受损？ 　　蔡澈：戴姆勒计划未来2至3年内推出一系列全新低价车型，这些车型瞄准更年轻、更时尚的买主，这些人将取代目前已显老态的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核心消费群。 　　在未来3年，奔驰将不断推出全新A级和B级车。我们希望从市场策略和销售策略上不断体现自己多元化的品牌形象。 　　用电动车拯救未来 　　“石器时代并不是因为石头不够用而宣告结束，而石油时代亦将在世界石油耗尽之前就会早早终结。” 　　《中国经营报》：在奔驰成立125周年演讲时，你面对全球媒体说：“奔驰将重新发明汽车”。这句话很刺激也很耐人寻味。你能否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奔驰接下来到底要干什么？ 　　蔡澈：电动车即将迎来真正的量产时期，因此，电动车作为纯展车的时代将要结束了。现在，大家都在看谁会抓住这一机遇，将电动车技术的讨论付诸研发生产。 　　在汽车变得越来越普及的同时，我们会越发感觉到汽车发展所带来的局限性：稀缺的石油资源，拥挤的道路和令人担忧的排放等等。如果新兴国家的公民汽车拥有量与发达国产的拥有量持平的话，从理论上讲，我们就需要两个星球，以满足必要的资源需求并应对随之而来的排放问题。因此，我们责无旁贷地需要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125年后，我们在重新发明汽车，不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而恰恰相反，是因为它日渐焕发新生。 　　《中国经营报》：可以理解，奔驰想在新能源车领域再一次实现领先，但是奔驰的底气和路径是什么呢？ 　　蔡澈：沙特阿拉伯前石油部长谢赫·扎基·亚马尼(Sheik Zaki Yamani)曾经说过：“石器时代并不是因为石头不够用而宣告结束，而石油时代亦将在世界石油耗尽之前就会早早终结。”谢赫是正确的：电动汽车时代起源于创新。成功地向市场推出领先的“绿色环保科技”产品需要同时依赖两个条件：一是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高端客户；二是高端汽车制造商的工程技术提升。试想，如果全世界都被低端廉价车所充斥，新技术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碍。 　　去年，我们首发smart fortwo电动车时就推出了“car2go”轿车共享计划(这是戴姆勒推出的一项全新流动性租车计划，用户只需通过有效注册便可凭植入电子芯片的个人驾照随时刷卡取用。租赁完成时，仅需将smart停放在市区内合法停车场所，从而最大程度摒弃了繁复的借还车手续，既免除了用户的奔波之苦，同时也方便了下一位租用者。)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在德国乌尔姆和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实施，并将很快推广到世界其他城市。 　　根据我们初步获得的市场反馈，它的前景非常乐观：目前我们已经拥有30000名car2go注册用户，其中三分之二的用户年龄在36岁以下。下一步，我们将推出专门为这个共享项目设计的首个量产车型：smart car2go特别版——这款车型将配备先进的远程通信设备和太阳能车顶。smart fortwo电动车与我们的A级电动车将进一步巩固我们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中国经营报》：当你抛出“奔驰将重新发明汽车”这一说法时，有人将它解读为“奔驰将逐渐放弃在传统能源车领域的研发、制造和推广，转而重点解决新能源车的研发制造方案”。你觉得这样的解读正确吗？如果说新能源车的普及还不能一蹴而就的话，那奔驰如何平衡在传统能源车和新能源车领域的研发制造投入？ 　　蔡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汽车行业的根本变革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依然一直在为降低整个产品线中的二氧化碳排量而不断努力的原因。 　　自2009年年底以来，我们已将产品的平均排放量降低至约160克/公里；我们的目标是，到2012年，在欧洲投放车型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要达到140克/公里。与1995年相比，这意味着减少接近4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运用多种技术方案，在未来12个月中，将有50款车型配备自动起停功能。 　　加大中国本土化进程 　　“奔驰在中国投资建厂的时候，中国汽车市场已经形成井喷之势，因此为了满足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只能通过进口车来实现，现在，我们要改变原有状况。” 　　《中国经营报》：在新能源车领域，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让任何一家国际性汽车企业都极为重视。我们看到奔驰已与中国的比亚迪公司在不久前正式签署了合资经营协议。请问奔驰此举是出于什么考虑？与比亚迪的合作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蔡澈：我们将和比亚迪一起研发出专门为中国制造的全新电动汽车，它将拥有独立的新品牌标识。奔驰将利用在电动移动这方面的技术经验与比亚迪在蓄电池方面的技术经验相结合，去实现研发全新电动汽车的目标。除去与比亚迪在电动车方面的合作以外，奔驰的新战略方向是，进一步优化常规的柴油机和汽油机(通过START/STOP起停功能，以及新的变速箱技术)使其降低油耗。 　　《中国经营报》：除了电动车之外，奔驰今年在华销量增幅很大。不过，奥迪的步子似乎迈得更快，他们宣布要在今后用3年时间实现100万辆的销量。奔驰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在中国追赶奥迪的步伐，但现在的情况好像是奔驰被奥迪越落越远了。 　　蔡澈：与竞争对手相比，奔驰在销量上的落后是有历史原因的。奥迪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早，而且产品的市场定位和奔驰不太一样，其在政府采购用车方面具有优势。但奔驰这两年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在3年前，奥迪在华销量是奔驰的5倍左右，现在，奔驰与奥迪的在华销量差距已经只有一倍多；宝马3年前在华的销量大概是奔驰的2倍左右，而2010年销量数据显示，宝马仅比奔驰多10%到15%。所以，我非常满意目前奔驰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而且我们也会随着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销量和市场份额。 　　《中国经营报》：那么奔驰，有什么具体动作来实现销量和份额的增长吗？ 　　蔡澈：我想要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我们将会更加体现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以及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市场投入的决心。例如，我们要提高中国本土工厂产能，同时我们还会建立发动机工厂，这将是奔驰首次在德国之外建立发动机工厂。奔驰计划在未来的几年中在华投资30亿欧元，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 　　增加的投资不仅限于已有的合资企业，同时还将包括一些新的合资、合作项目。比如，在今年7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和北汽福田的中、重型载重车合资项目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核准。在这个合资企业里，我们会建立一个先进的发动机工厂。 　　《中国经营报》：奔驰想要在销量数字上有所突破，乘用车这块才是重中之重。而在乘用车市场上，从其他豪华车品牌的市场表现看，一般都是以进口车为辅、以国产车为主，但奔驰好像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奔驰是否有具体的计划来改变这一状态？ 　　蔡澈：现在，奔驰在中国最主要的乘用车合资项目就是北京奔驰。我们会不断地努力去提高奔驰轿车的国产化率。并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进口车与国产车销量3：7的比例，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状况。现在，我们要改变原有状况，在投资扩产方面，我们与北汽控股有着良好的沟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在达到10万辆的国产产能之后，我们将马上着手把北京奔驰的产能扩充至20万辆。


　　印度内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收效显著，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已超过五成，但与此同时，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却明显滞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优化生产成本，吸引外资采购，成为世界工厂，正在成为印度新一轮发展目标。 　　印度政府总体上鼓励企业出口，支持外资采购，但直接的政府扶持力度很小，主要是通过出口退税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方式，以提高国内产能和效率，从而降低外资采购成本，提高本土出口商的积极性。印度当前吸引外资采购商品主要包括原材料、农产品、软件和外包服务以及药品和化工产品等。工业基础薄弱导致工业制品出口总量小，也成为外资采购少、贸易出口逆差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 　　印度迅速崛起为一个新兴发展大国，但其国内基础设施和能源瓶颈严重限制了该国经济发展和产能提高。公路、港口、铁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薄弱，政府监管不力，外国直接投资和储蓄匮乏等，使得印度工业发展缓慢。印度政府也抛出了庞大的基建规划，并称未来十年将是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黄金十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度外贸一度萎靡，政府去年出台了《2009—2014年对外贸易政策报告》，明确了未来5年外贸目标和具体措施，其中就包括小幅度的出口退税政策等，这为促进2010年印度外贸额回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私营企业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吸引外资采购以及合资的主要承担者。印度的私营企业起步较早，一些家族企业在印度独立前就已颇具规模，在独立后更是不断壮大。在中国未改革开放之时，印度私营企业就已经与外资合作，如塔塔集团等私营企业，其发展模式已相当成熟，效率高、生命力强。 　　目前，印度汽车零部件、精细化学和电子电器等领域已开始逐步显示出一定优势。如在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印度的工艺流程技术可以应用到生产流程的重组中，使流程的劳动密集度更高，资本密集度更低，有的零部件生产成本可降低近20%，吸引了跨国公司的采购，许多国际汽车制造商开始在印度建立工程中心，以利用当地的技能。 　　印度在制造产业中，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占到近40%，印度完全有优势吸收部分高技术外包工作。印度提供大量的工程和技术人才，每年毕业的工程类大学生数量高达40万。虽然跨国公司在印度经营时必须克服不可靠的电力供应、糟糕的路况、拥挤的海港和空港，应对过于苛刻的劳工保护的法律，但却被低成本和高技术劳动力所吸引。 　　世界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认为，下一波全球制造业外包浪潮将集中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机械、制药和电信设备等。欧美跨国企业离岸外包的制造环节中有超过一半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并且该比例将在2015年时上升至70%。因此，争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制高点，将成为印度吸引外资采购的关键。


11月7日，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赵福全表示，新能源汽车未来10年成不了大气候，10年后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占10%已经非常乐观。 2008年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元年”，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已呈全面出击之势。在密集的扶持政策出台背景下，我国新能源汽车驶入快速发展轨道。虽然新能源汽车在中国汽车市场的比重依然微乎其微，但它在中国商用车市场上的增长潜力已开始释放。 2010年6月1日起，国家在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等5个城市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工作。7月，国家将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由20个增至25个。新能源汽车正进入全面政策扶持阶段。在能源和环保的压力下，新能源汽车无疑将成为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 然而，在新能源汽车概念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一市场也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许敏教授表示，发展新能源汽车需要克服浮躁的“造车运动”思想。部分企业和政府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况，车企缺乏基础核心技术研发；不少地方和城市都拿新能源汽车作为自己的“名片”，对新能源汽车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缺少周密规划。 “现在对电动车争议多，原因是市场需求不明确，电动车发展需要国家尽快出台清晰的产业政策。”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上，赵福全指出。 据财新网报道，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商用车事业部总经理肖国普认为电动汽车普及面临三大问题：商业模式、电池成本以及配套，如果这三方面问题解决了，电动车在10年内普及不成问题。 “中国电动车实际上没有与国外巨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世界电动车协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说，美国做电动车已有几十年历史，最好的产品、技术都在美国实验室。中国车企应发展技术要求低、进入门槛低同时没有技术壁垒的市场，尽快将企业本身做大做强。 以电动汽车为目标的比亚迪，在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出面力撑之下风光了一把，以致其存在的众多问题被短暂掩盖。不过来自乘用车联席会的9月份销量数据显示，比亚迪汽车已经跌出乘用车车企销量前十排名，而曾经比亚迪汽车销量最高升到过第四名。比亚迪终于从公众对电动汽车幻想的“神坛”中走出。 中国汽车业如何在新能源汽车风潮下实现突围，成了焦点话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孔辉则表示，发展电动车是大势所趋，谁能抢占战略高点，未来就能掌握世界汽车工业的制高点。中国电动车发展应从低端切入、多层次发展，取到效益后再向高端市场拓展。“中国的优势是市场庞大，但技术上处于弱势，和别人拼高端拼不出好结果。”他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却有不同的观点。董扬认为，低端电动汽车达不到安全标准，且不管电池回收。低端电动汽车的技术与高端电动车不一样，低端电动汽车不能促进技术的发展，成本也难以降下来。


　　近日，世界很多重要经济体接连发布的制造业指数普遍回升，显示这些经济体制造业继续扩张，经济持续复苏或增长。 　　2010年11月1日，美国知名研究机构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10月的制造业活动指数为56.9，高于9月的54.4，制造业连续第15个月扩张。该协会认为，由于美国经济继续复苏，制造业也在延续扩张态势，其中汽车、电脑和出口行业成为制造业复苏的引擎。 　　就在几天前，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首次预估值按年率增长2.0%，略高于第二季度1.7%的增幅，表明美国经济继续低速增长。 　　此外，英国10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升至54.9，是3月以来的首次增长。这也与英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0.8%相符。同样，德国制造业指数也显示出该产业强劲复苏势头。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4.7，连续第三个月回升，达到六个月来最高点。专家指出，该指数连续回升反映经济继续保持增长趋势，不过未来经济走势还需密切关注，不宜过于乐观。 　　同时，汇丰银行当天发布的报告显示，印度10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显著回升，从9月的55.1升至57.2，结束了此前连续两个月的下滑局面。汇丰银行亚洲经济分析师范力民表示，印度制造业仍受到强劲的国内消费支持。 　　但日本和韩国的数据并不乐观。继上周五的数据显示日本制造业连续两个月萎缩后，汇丰银行的最新报告指出，韩国10月的制造业指数也连续两个月下滑，从9月的48.8下滑至46.75，创2009年2月以来的最低值。


1、五金业仍将延续结构调整势头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环境进程的加快以及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 　　中国经济设施比较完善，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且劳动力成本较低，具有成为全球五金制造中心的比较优势，五金制造业外向型发展特征明显。 　　中心地位的加强首先表现在近几年五金产品的出口全面增长：主要五金产品的出口增长率均高于产量的增长率，更高于国内市场销量的增长率；主要五金电器产品全面开花，不仅电动工具、手工具、建筑五金产品这些传统的出口大类产品增幅很高，而且以前出口比重不大的厨电产品和卫浴产品的出口增速亦十分明显。巨大的市场和中心地位引力将进一步吸引五金跨国公司制造中心向中国的转移。 　　2、行业内的资本运作将趋于活跃 　　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为了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和提高竞争力，产业资本是行业运行的另一个主题。苏泊尔、华帝先后上市，万和的资本市场运作也不会因与粤美雅重组失败而停止。从资本角度讲，当前的主要特点是资本的扩张在加剧。从竞争行为上看，企业间资源共享的合作在增加。 　　3、企业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未来几年将是五金行业的高速震荡期，这种高速震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目前五金橱柜品牌阵营中两极分化的趋势扩大。预计今后几年真正能够在市场上存活的五金企业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多。但五金行业的这种高速震荡将带来巨大的机会，震荡的结果将会使市场运作更加理性。 　　4、渠道间竞争日益激烈 　　由于国内五金橱柜产品供过于求，质量压力增大，销售渠道成为关键的竞争因素之一，各方对渠道的争夺日趋激烈。一方面，厨电生产厂家加强了对零售终端的控制，力争减少销售环节，节省销售费用，使销售渠道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企业销售模式朝着能同时适应多样市场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销售业发展的趋势使大型家电连锁店的地位不断上升，对行业的控制能力增强，参与并引发了以前主要由制造商主导的价格竞争。大型零售商凭借其广阔的市场覆盖面、采购规模和成本优势，在产品定价、货款交割等方面对生产企业的控制能力将日益增强。 　　　同时，国际市场对我国五金产品的要求也会逐步发展变化，对中国产品的质量、包装、供货期限都会有更高的要求，甚至逐步延伸到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研发，将产品与环境保护、能源资源、人文环境结合起来。 　　5、市场竞争转为品质和技术的竞争 　　随着竞争的深入，五金产业链各阶段的利润空间均在压缩，降价的空间日趋减少。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单靠价格竞争不能建立核心竞争力，不是长远发展的方向，从而努力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许多五金企业加大了技术投入，开发新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将产品的差异化作为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寻求新的市场需求，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进入如小家电和其他相近行业)，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五金企业为了提高自身实力，更快地拓展国际市场，将通过多种手段加快和国外企业的融合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竞争力。在继续拓展美国、日本等传统国家市场的同时，在东南亚、中东、俄罗斯、欧洲、非洲等也会全面开花。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铁道部支持，亚洲制造业协会、亚洲低碳经济促进会主办的亚洲制造业论坛第四届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亚洲制造业协会主席、经纬集团主席陈经纬在会上指出，广大制造业企业要高度关注全球金融危机给产业经济带来的深刻影响，低碳技术、信息技术将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传统制造业格局将被重新改写。 　　陈经纬说，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都更寄希望于科技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产业优化升级，以抢在全球新一轮经济起飞前做好充分布局。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革命。经济危机是社会生产、分配、消费失衡和矛盾日益尖锐的产物，一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应运而生。为了克服危机，社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更为迫切，创新投入增加，创新战略导向更加明确，从而加快科技革命的到来。我们要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引导企业合理兼并和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增强新产品的开发、生产能力，全面提升制造业的水平和竞争力，以促进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陈经纬表示，振兴制造业，必须始终着眼于科技创新。胡锦涛主席今年早就明确要求，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谋求经济长远发展主动权，形成长远竞争优势，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温家宝总理在新兴产业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们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根据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我们要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在新科技革命和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占居主动，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跨越发展。 台湾工商建研会名誉理事长朱志洋也指出，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产业格局的重新调整，并提供参与产业再分工再洗牌的机遇。他认为，大陆正处于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之关键时期，政府推动的产业调整和振兴综合性行动方案中，实施铁路交通设备自主化，实现高速动车组、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内燃机车、大型养护机械等装备的自主制造，必将带动装备制造业的迅猛发展。 　　朱志洋分析，未来五年内，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将维持大规模投入，投资额将保持在每年7,000亿元左右，共计约3.5万亿元。另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方案，至2012年中国将建成以“四纵四横”为骨架的全国快速客运网，总里程数将超过1.3万公里，到2020年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则预计达到5万公里以上，故对机床行业来说是重大利多，蕴藏着巨大商机，将拉动装备制造业高度发展。


近来，数十位经济学家和产业专家，他们总体认为，金融危机后世界产业格局将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国际产业转移向纵深进行；二是新兴产业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导致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郑雄伟表示，一方面，国际产业转移更加注重满足东道国的本土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研发中心伴随着生产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 美国借汇率战推贸易超限战 多国谋统一战线应对 央行今起加息25个基点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上调 传蒙牛高管涉奶粉性早熟事件被捕 中华黄玉一年涨7倍 各路资金抢矿 日外相称中国歇斯底里 中方驳斥 盘点国内十大死亡公路(组图) 谭雅玲：现在加息是否火上浇油？ 　　“对于传统制造业，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即是要顺应国际产业发展趋势，采取差别性的区域经济引导政策，实施传统产业有序转移，我国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重要性日益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表示。 　　数据显示，2009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3.5%，分别高于各地区加总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1.9、2.8个百分点，增速连续3年高于东部地区。2008年，我国中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发展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8%，西部地区更是高出56%。中西部地区对FDI吸引力加大，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趋势日益明显。 　　多位权威专家同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后，中央政府迅速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金融危机仍在肆虐之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依次出炉，这是走出危机之策，更是制造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之举。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指出，这种选择实际上蕴含着两层意思：第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应对金融危机要从实体经济发力，在这点上中国的政策取向非常清晰。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张莉表示，自《纺织工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发布后，工信部对牵头负责的每一项任务进行了细化分解，并联合其他部委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我国服装家纺自主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这将对整个行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产生推力。 　　金碚也表示，金融危机实际上反映了实体产业经济中存在的深刻缺陷，未来中国传统制造业必须告别“粗放制造”“快速扩张”的时代，形成“精致制造”“清洁生产”的机制，进一步夯实制造业竞争力的微观基础，真正具备现代工业文明的精髓。 　　加快　新兴产业重要性凸显 　　国际权威机构的预期是，危机后世界产业格局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新兴产业的份额和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我国需要加快新兴产业核心、关键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避免陷入不利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刘峰表示。 　　刘峰说，当前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席卷全球，谁能够在这一次产业革命中脱颖而出，谁就能抢占国际经济科技最高点，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都认识到了新兴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有重点地突出发展新兴产业。 　　去年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阐述了以新能源、物联网和传感网技术、新材料、生命科学、空间与海洋探索等为重点的产业规划。 　　10月18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将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到2015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将提高到8%，到2020年将升至15%。 　　据了解，国家已经将新能源产业、传感网与物联网、微电子等新型材料、生物技术、海洋工程等七大领域约20个产业纳入新兴产业规划之中。备受关注的新能源、电动汽车、环保型产业、信息与通讯技术、关键材料、医疗器械等将搭上此轮新兴产业发展快车。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产业调整转型升级”课题组测算，未来3年新能源产业产值可望达到4000亿元；2015年环保产业产值可达2万亿元，信息网络及应用市场规模至少达到数万亿元，而数字电视终端和服务未来6年将累计带动近2万亿元的产值。 　　提升　服务业迅速发展 　　专家和学者们表示，五中全会重笔点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是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其关系到现代产业体系的完整和效率。 　　“在未来十年，我国有可能从现在的人均GDP4000美元提升到1万美元左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未来我们的发展空间在哪里？如果仅仅靠第二产业，这不现实也不应该，因为第二产业是一个高耗能、高耗资源的产业。”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司长唐元说。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一、二、三产占GDP比例，第二产业还在45%到50%之间，第三产业占40%，第一产业占10%到20%。在发达国家，三产占GDP的比例一般都是70%到80%，美国占7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我们急迫需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状况，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使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相协调。” 　　郑新立表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产业结构中的突出问题。200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0.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33.2%，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第三产业落后，造成就业矛盾突出，制约经济发展。专家们认为，中国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有三个方面：一是研发、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二是现代中介行业发展滞后。会计、审计、法律、价格评估、招标投标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的规模和效率没有得到真正提升。三是社区服务业发展滞后。 　　多数专家和学者建议，“十二五”规划需要从三方面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一是要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以发展生产服务业为重点，带动我们整个服务业加快发展。二是要规范提升面向生活的服务业，要大力发展社区卫生，家政服务、养老托幼等社区服务业。三是重视改善面向农村的服务业。


大陆“十二五”规划方案还处于审议制订阶段，台湾地区it巨头已经开始蜂拥大陆，争夺其中隐含的太阳能产业商机，它们正掀起一波太阳能投资热潮，热情甚至高过本地企业。 昨天，台湾地区《经济日报》引述鸿海集团人士消息说，旗下富士康集团将与大陆前三大太阳能电池厂英利集团达成战略合作，联手在山西大同投资建立太阳能上游材料多晶硅工厂。 英利集团是大陆著名的新能源公司，旗下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yge.nyse）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垂直一体化光伏发电产品制造商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昨日未能联系到富士康科技发言人。该公司台湾地区人士表示，任何大陆投资项目，都会经过董事会与投审会等相关法定程序，一旦确定，将会公告说明。 记者获得的一份大同市政府宣传稿显示，上月9日，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耿彦波会见了英利集团与富士康科技人士。当时，双方表示，拟在大同投资建设太阳能产业区。 产业区包括两大项目。一是年产能2.7万吨的多晶硅项目；二是一个总规模为1吉瓦/年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其中多晶硅一期项目计划投资266亿元，年产6000吨；多晶硅太阳能电池一期项目计划投资2亿美元，年产200兆瓦太阳能模组。 无独有偶。昨天，全球第二大半导体代工巨头联电宣布，其转投资的山东济宁规划的华翰光伏电站一期项目正式并网发电。同时，其投资2.7亿美元的联相(山东)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昨天也在当地动工。 济宁科技园公布的信息显示，联电将以当地为载体，5年内建成一个中国最大的led外延片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基地。 消息人士说，联电创始人曹兴诚的祖籍就在济宁。目前联电一共有13个新能源项目落地济宁，总投资超过8亿美元。该人士说，看到联电这么积极，台积电也已向济宁表示有意在当地投资。 “我们也会投资一个太阳能工厂项目。”昨天，全球电源巨头台湾台达电子副董事长兼ceo海英俊在电话中对记者透露，该项目发电能力为360兆瓦，台湾当地也将另建两个，一个120兆瓦，一个500兆瓦。 台湾面板巨头友达光电苏州人士同样表露了投资大陆太阳能产业的意向。几天前，该公司总部公布了新战略，提出太阳能将成为面板之外的第二主业。 台湾it巨头蜂拥投资大陆太阳能，主要盯紧了政策利好。分析人士称，预计在“十二五”规划中，仅太阳能、智能电表、节能建筑等产业，10年有望投入5万亿元。


本月10日,在中国平安举办的财富论坛上,郎咸平再次抛出他对中国制造业的担忧。他认为,在近期的人民币升值汇率战中,中国遭受了来自全球经济体的压力,但人民币一旦升值超过3%的临界点,将会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一场灾难。 人民币升值容忍度在6.625元 郎咸平认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不可否定,但是也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制造业大国,失去了产品在国际上的定价权。 他表示,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率约为3%—5%。根据今年上半年对沿海地区制造业所做的压力测试,若人民币升值3%,沿海地区制造型企业将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灾难,“不排除大量破产、倒闭。”根据他测算,6.625元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关口。 中国政府领导人日前在第六届中欧工商峰会上曾呼吁欧洲的领导人和工商界不要参与压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无益于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也无益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美国人难道真不清楚这个事实吗?”郎咸平认为,这场汇率战争是由美国发起的,引导全球经济体向人民币施压,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意图,其中包括使华尔街资本进驻中国、参与中国锌能源的合作开发。 房价居高难下,通货膨胀的影子挥之不去、出口锐减之下内需不足……郎咸平将中国经济的困境归结为制造业的困境。要改善这些症结,最大程度上减少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他认为应下决心打破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利益关联,彻底改变“土地财政”的现象；改善投资环境,切实解决产能过剩,而不是“以将来的产能过剩来解决眼前的产能过剩”。 明年首季GDP增速或见底 在对今年下半年经济运行趋势的判断中,平安证券首席策略师王韧认为,GDP增速将在明年1季度见底,随后有望走高。 在宏观政策调控预期上,由于对通货膨胀持续走高的担忧、地产市场调控的延续并强化、银行体系监管的趋严态势,将导致周期股的业绩仍处于受压的态势。同时,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新起点,将催生一些正面的消息支撑市场行情。 他指出,目前市场运行基本遵循“估值修复—中小盘股领涨—全面调整”的三阶段模式,从2010年的两次市场反弹看,在经历明显调整后,市场的反弹总以权重股估值修复的形式展开,之后则是中小盘股领涨市场,在中小盘股遭遇高估值压力后,市场往往展开新一轮调整。 对于金融行业,他的分析并不算乐观。“由于面临经营模式的转型,利润贡献因素的变化,将使其盈利增速逐步降低,这会在相当程度上抑制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的股价和估值弹性。”他说,从银行盈利增长的构成看,未来一段时期,拨备计提将增加银行的信用成本,而经历2009年的信贷扩张以及在存款利率上浮的压力下,未来银行利息收入的增长也将受限。国内银行股将面临经营模式的转型,其稳态的利润增长率必将趋于下降。 不过,他认为当前的节能减排政策将对部分上市公司形成结构利好,国内农产品价格可能进入加速上涨期,“成本与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产品长期上涨的走势,进入高价格时代已经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北京郊区一家麦当劳“得来速”汽车餐厅外面，一列崭新的汽车排队等候。当“巨无霸”汉堡从宝马(BMW)轿车和奇瑞(Chery)紧凑型车的窗户递进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明显的：中国最近形成的汽车热，正在为新的生意铺路。 麦当劳公司(McDonald\'s Corp.)在中国开有105家得来速，并计划在未来三年再开300家，以满足这种新的快餐需求。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长曾启山(Kenneth Chan)说，中国快速增长的汽车行业给麦当劳带来了良好的前景。 为把财富散播到大城市以外，中国中央政府在过去十年已经推动建设了超过三万英里的高速公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汽车销量为1,360万辆，增长46%，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将超过2亿辆。 这进一步又带来了其他变化，就像是美国的州际公路系统(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带来的改变。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州际公路系统在降低配送成本、增加制造业就业和提高生产率方面功不可没。 半个世纪以前出现在美国、利用刚刚汽车化的消费者谋利的商业模式，如今正在进入中国。 汽车使用量的增长当然有其代价，比如空气污染和道路拥堵等。但它也给利用中国新兴汽车文化谋利的企业带来了利益。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Co.)和福特汽车(Ford Motor Co.)等汽车生产商明显是赢家，它们得以从去年美国市场的疲弱中复苏，一部分原因就是把重点放在了中国这个目前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上面。新的流动，还意味着更多的消费者住旅馆、在郊区商店买东西、开车时听广播。 随着中国中产阶级走出城市，他们正在改变零售行业的生态。消费者过去骑自行车购物范围有限，所以一周要好几次去商店购物，现在借助于公路和汽车，他们购物的次数减少了，但放进购物车里的东西却增多了。 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的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年中，人们平均每星期购买洗发水和肥皂之类的日用品0.5次，低于一年前的0.6次。但所购这类物品的价值却上升了31%。 这有利于法国家乐福(Carrefour SA)和美国家得宝(Home Depot Inc.)等大卖场公司，它们主要是在大块土地更加便宜的非市中心地区开店。家乐福8月份在中国开了第160家店，是一处面积77,000平方英尺的卖场。家得宝共有九处卖场，平均面积90,000平方英尺。 麦肯锡公司亚洲消费中心（McKinsey\'s Asia Consumer Centers）高级主任狄维瑞（Vinay Dixit）说，消费品生产商和零售商可能需要改变他们小规模的、单一产品的销售策略。 狄维瑞说，在美国，你可以选择购买六瓶装的软饮料，价格比单瓶购买优惠，但在中国，人们只能选择购买单瓶。现在他们有了购买更多数量的方式，消费者期待商家能够提供金融激励，促使他们批量购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认识到，当人们来加油时，他们想要的往往不只汽油。过去两年内，中国石化在其95000个加油站15%的加油站内建立了非加油区，销售长城红酒及开米牌水果洗涤剂等商品。 今年非加油区上半年的销售收入为26.4亿元人民币（3.94亿美元），比去年翻了一倍多。 刚刚兴起的国内旅游产业也正在逐渐崛起，以往人们只局限在离家不远的公交网络范围，而现在开始周末驾车出行。根据调研公司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调查，去年旅游者的消费攀升了33%，达1万亿元人民币。 刘波加入了日渐增长的周末自驾游队伍里。33岁的刘波（音）是北京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的生产经理，他在周末驾驶自己2004款吉普切诺基出行，逃离城市的喧嚣，有时会前往500英里之远的内蒙古。在路上，他从农民那里购买农产品，住在营地和酒店。 酒店行业非常希望从刘波这样的旅行者身上获利。根据研究公司STR Global的调查，今年前半年中国酒店的入住率相比去年上涨了21%。 英国的洲际酒店集团（InterContinental Hotels Group PLC）是中国最大的国际酒店连锁，在40个城市拥有132间酒店，并计划在未来5年再建148间酒店。 中国广州的经济型酒店管理集团7天连锁酒店集团在全国拥有400间酒店，计划年底前再开至少200多间酒店。 商业电台也在蓬勃发展，现在营销商们发现他们的目标群中产阶级开始在路上收听广播。电台广告收入去年上涨了4%，达到11亿美元，而其他媒体的广告商们在全球性低迷的状况下纷纷采取紧缩措施。 根据媒介购买机构群邑中国的调查，家居清洁产品、服装和家电产品生产商的电台广告支出去年翻了三倍。 某些公司甚至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从这种新型汽车文化中获利。南京六年前修建的一个赛马场结束了赛马的历史，现在成了一个停车场。


2010年上半年，多晶硅的现货价格一直没有超过60美元/公斤，自7月下旬开始，国内多晶硅的市场价格出现了迅速飙升的势头，从长期徘徊的60美元/千克的市场低谷启动，一直上涨到目前的95美元/千克，两个月内多晶硅价格的累计涨幅度已达到了50%左右，与100美元关口近在咫尺。另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我国8月份多晶硅进口量为3731吨，同比增长78.8%。 分析认为，对多晶硅需求的猛增和供应能力相对有限造成了近期多晶硅价格的上涨。此次多晶硅涨价的原因是包括北美、非洲在内的世界新能源市场应用范围的提升，多晶硅市场容量在扩大造成了多晶硅的上涨。另外，作为光伏系统的主要安装国，德国于今年7月宣布下调补贴，“抢安装效应”刺激了对多晶硅暂时的爆发式需求；在多晶硅供应方面，国际、国内大部分多晶硅生产厂家近年扩张的产能尚未完全实现投产，它们生产的多晶硅远不能满足市场上的需求。 长远来看，随着光伏应用市场的间歇性萎缩和多晶硅供应能力的增强，多晶硅价格上涨的压力有望得到缓解。德国下调光伏电价补贴，未来两年该国市场安装规模将下滑，另外，意大利等光伏市场安装大国也都在计划明年下调补贴，国际光伏系统安装市场面临萎缩，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减少了对多晶硅的需求；此外，随着多晶硅生产厂家产能的释放，未来多晶硅供应应该保持充足局面。有关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多晶硅需求量将会达到近14万吨，产量将达近15万吨，2011年以后多晶硅供给还会逐步增加，将缓解国际市场上多晶硅供不应求的局面。 有关分析显示，多晶硅是太阳能光伏产业链最上游的环节，近来多晶硅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对整个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所以市场对于多晶硅价格的未来走势非常关注，尤其是多晶硅价格突破100美元/千克的关口后是否仍将维持大幅上涨的趋势尤为关注。他认为，多晶硅价格的上涨空间已经不大，近期多晶硅价格的大幅上涨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另据最新消息，国际巨头也正纷纷加快多晶硅产业布局。日本德山化工近日宣布，公司已准备在马来西亚Samalaju重工业园区建造6000吨多晶硅工厂，并将于2011年初正式动工，预计2013年春季投产运营。瓦克化学在博格豪森生产基地扩建的多晶硅新装置不久前也正式投产，并以6500万欧元购买了挪威集团位于Trondheim市附近的Holla金属级硅生产基地。所有这些动态预示，未来多晶硅市场将长期维持供需平衡的格局已是共识。


　　商业社会信奉的法则是快鱼吃慢鱼，而不是慢鱼吃快鱼。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吃得太快，就会消化不良。比亚迪的问题不是速度慢了，而是速度过快，引发了渠道的反弹。 　　眼下的比亚迪，似乎遇到了格调和速度方面的问题。不仅竞争对手对其形成围剿之势，而且媒体中间也展开了“比亚迪快速发展模式是否合理”的讨论。一时间，比亚迪这个中国汽车的另类遭遇到类似家电卖场老大国美一样的质疑和观望，业界在质疑，投资者和消费者在观望，而竞争对手则在等待比亚迪出错牌。这个在是中国普遍的现象：一旦某个企业过快发展并形成垄断态势，那么当它出现经营和战略发展方面的问题时，对手们莫不拍手称快，希望它最好关门大吉。这样氛围下，比亚迪一样也需要谨慎行事。 　　在这种敌意的环绕下，以往张扬高调的比亚迪一改其行事风格，骤然变得异常低调和平和。今年开始比亚迪开始主动调低销售计划和发展速度，减轻渠道的压力，并且在新能源方面、海外投资建厂以及建立销售网络方面频繁布局。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企业需要适度减速，并且建构多元化的战略格局，比亚迪正在自我修正。 　　也许是巧合，就在比亚迪处于事业发展的低谷之时，股神巴菲特适时地出面了。这种类似救场的“华丽走穴”是否能够有效地消弭市场的质疑和担心尚不得而知，但明确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国际投资者并没有调低对于比亚迪的赢利预期。不仅是因为他们看好比亚迪在电池和新能源领域的潜力，也是对未来5年内中国汽车市场发展速度持乐观态度。 　　据悉，受比亚迪公司盛情邀请，股神巴菲特一行于9月27日抵达深圳，开始对比亚迪公司各基地的参观、考察。在深圳首站活动现场，比亚迪携全国1000余家经销商，隆重举行比亚迪与南方电网签约仪式、比亚迪汽车第100万辆销售庆典暨F3DM全国巡回上市启动仪式、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经销商代表授权仪式、纯电动车e6累计运营60万公里庆祝仪式等一系列活动，并开启“电动汽车、储能电站、太阳能电站”三大战略。 　　值得关注的信息在于比亚迪与南方电网的签约，这份关于储能电站设施建设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比亚迪在未来新能源领域分得了一杯羹，并且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而期间的原因在于比亚迪方面掌握了先进的铁电池核心技术，满足能源存储、削峰调谷的需求，通过均衡用电，解决智能网在建设中的储能难题，形成对智能网的技术支持，对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功率波动进行平衡。


我们制造企业的出路在哪？如何拿回定价权？对于长久困惑企业的定价权问题，郎咸平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制造业唯一的出路就是做“6+1”的产业整合，才能部分地取回定价权。 9月17日，由《浙商》杂志社、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安徽省浙江商会协办的“BMW5系•《浙商》财富论坛（合肥站）”在安徽合肥泓瑞金陵大酒店拉开序幕。本次论坛由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为主讲嘉宾，围绕“中国企业的突围之道”的主题，对话浙商精英。 《浙商》杂志社总编辑朱仁华表示，安徽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但总的来说浙商的产业层次和综合竞争力还不够强，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希望通过活动加强与浙商的交流，帮助企业成功转型。 在“BMW5系•《浙商》财富论坛”上，郎咸平作了“由富士康事件观察中国企业的突围之道--产业链整合”的主题演讲，帮助企业走出产业链的困局，避免重蹈富士康之路。 郎咸平举了大家关切的人工费用为例。他说，在苹果与富士康的合作中，人工成本是苹果规定好的，富士康没有决定权。而苹果对于人工成本的计算，是根据富士康所在地深圳的最低工资乘以每件产品的最高工时。此外，原料、制造成本等也全部都由苹果决定。苹果为了防止富士康仿造，制定了一套非常精密策划的流程，迫使富士康即使有40万员工也需要不断加班。在苹果的整条流水线中，富士康只掌握了制造，这是制造业的悲剧。 郎咸平表示，低廉的人力成本、优惠的政策和强大的加工能力使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坚力量。然而，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汇率上升、银行利率上调、出口政策调整等问题，使中国的很多制造企业都开始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随着全球性“产业链超限战时代”的来临，底端制造部门的生存价值被进一步压缩，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大危局。 最近，必和必拓收购加拿大钾肥厂，其实质就是必和必拓收要控制钾肥的定价权。作为制造业大国，这次的制造业危机败在定价权之战。而我们的制造业又如何？制造业的出路在哪？郎咸平告诉在场的企业家，除了单纯制造外，一定要整合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六大环节，因为只有这六大环节才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环节。他建议要做“6+1”的产业整合，才能部分地取回定价权。“这也是制造业唯一的出路”。


大河网－河南日报报道：9月20日，记者在鹤壁鹤淇产业集聚区汽车工业园看到一派加紧生产的繁忙景象。华晨汽车鹤壁工厂年产10万辆载货汽车项目首批产品于日前下线，标志着鹤壁一个新的产业形成，并带动了与汽车相关的一大批企业落户鹤壁。 一个月前，鹤壁市与中石化集团合作的总投资约170亿元的年产1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正式签约。鹤壁把这个项目作为该市的“第一号工程”，目前正在积极准备迎接该项目入驻宝山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业内人士评价，这个迄今全省最大的煤化工项目的落户，将大大改善鹤壁市的产业结构，并将带来近千亿元的相关产业集聚效应。 大项目建设的产业集聚效应在鹤壁越来越明显，形成了“落地一个，带来一片”的喜人局面。以陶瓷产业为例：广东新中源集团落地后，鹤壁市已先后签约陶瓷企业9家，陶瓷生产线达到52条，签约总额40亿元以上；为陶瓷生产配套的物流、包装、釉料等10多家企业也纷纷在陶瓷产业园区落户。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鹤壁市共完成重点项目投资180亿元，占年度目标任务的76%。全市新落地5000万元以上项目115个。 在强力推进招商引资的同时，鹤壁市加大产业集聚区建设力度。今年上半年，7个产业集聚区和产业园区累计完成投资77亿元，其中4个省级产业集聚区平均完成投资17.1亿元，单个集聚区完成投资额居全省第3位；区内企业完成营业收入150亿元，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 金山产业集聚区以引进的深圳中科诺集团、科王集团为龙头，形成了电子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该市的电子行业投资增速超过260%，电子信息企业已经达150余家。 鹤淇产业集聚区以投资4.2亿元的新纯服装产业园、总投资5亿元的浙商服装产业园、总投资5亿元的香港德城国际集团纺织服装产业化项目为依托，形成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以与华晨集团合作的10万辆载货车项目为龙头，打造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另外，以食品加工产业为主的黎阳产业集聚区、浚县粮食精深加工园区和鹤山区煤炭物流园区也逐渐形成同类企业聚集的规模效应。


在世界经济前景有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的外资投资环境是否真如某些人所言，正在变糟？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30年后，是否会下滑？ 本月中旬，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领军者年会（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北方沿海城市天津举行。在中国已举办四届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和瑞士本土的冬季达沃斯一样，正成为全球年度最重要经济会议之一。 本届论坛主题是“推动可持续增长”，中国和中国正在推动的经济转型无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三天的会期中有“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的自主创新”、“重新思考中国的竞争优势”等多场专题会议把话题直指中国。出席会议的跨国公司高管和与会政要们认为，中国经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德国麦德龙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克哈德·柯德斯说，作为全球第三大零售企业，他们将继续扩大对中国投资。 艾克哈德·柯德斯说：“我到中国数百次了，总为看到的景象感到振奋，就像大家都看到的那样。我们在1996年进入中国，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有50家分支连锁，年内还将在上海开设首个电子销售店。我和我们董事会的成员都对中国未来的前景很有信心。”　　 饱受经济危机煎熬的冰岛企业从中国找到了新的机遇——包括地热在内的清洁能源项目。冰岛总统松格里姆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召开了专门发布会，介绍两国富有成效的合作项目。 格里姆松说：“我的国家冰岛是一个遥远的小国，我们和中国在很多非常重要的全球问题上开展合作，比如在清洁能源、地震监测等领域有积极合作。我们在一个新的、变化的世界中，如果要有变革，有提升，那看看冰岛和中国开展的合作就会有发现。” 松格里姆谈到的清洁能源正是中国未来要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今年中央政府发布的一份利用外资的指导性文件明确规定，要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按照中国的发展目标，也将继续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 在中国由一个制造大国向创造型国家艰难转变的过程中，外界曾担忧中国会改变吸引外资的政策。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与出席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们座谈时表示，最近议论较多的有关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等问题，不完全是外国公司的误解，同相关政策不够明确也有关系。他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开放、公平的良好环境，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温家宝说：“所有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他们制造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他们研发的创新产品也都是中国创造，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企业都享受国民待遇，同时中国的政府采购对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温家宝的表态提振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合作人兼董事总经理金伟栋先生说，没有迹象表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势头在减弱。 金伟栋说：“温总理对中国经济过去几年和未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很清晰。我们的客户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也没有看到对中国投资迅速减弱的势头，反而是国外投资在继续进入中国。中国市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对国外企业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统计数据也佐证了金伟栋的观点。全球500强企业中，已经有470多家在中国落户，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已累计吸收外资1.05万亿美元，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　　 波士顿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麦维德认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就是新兴市场城市的崛起，中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城市化进程和刺激内需消费会创造大量商机。 麦维德说：“总体上来说，我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抱有很大信心。中国经济仍将受到寻求均衡发展以及消费刺激政策的驱动。目前内需消费只占到36％左右，这和世界上很多国家6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中国内需消费将在未来探寻经济均衡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当然也会有挑战，包括正在进行的社保、福利、农村地区等改革，我们对此也比较有信心。我们强调未来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哪里，就是新兴市场的城市，如果你想成功、获胜就得在很多中小城市而不是大都市寻找机会。”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会是跨国公司长期战略投资中的重要地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在本月初发布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也显示，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中，中国位居第一。而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正是中国宏观政策一直倡导的主题，在未来中国经济从量的飞跃到质的提升过程中，跨国公司将和中国本土企业一样获得发展机会。


　　中新社平顶山9月19日电(记者 李贵刚)“在世界经济逐渐复苏的国际环境下，新一轮的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正在加速对华转移。中国企业应当加快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否则将失去原有的市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19日如是说。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三届华侨华人中原经济合作论坛”19日在河南平顶山开幕，海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后危机时代的抉择与展望”话题建言献策。　　 　　卢中原说，境外企业包括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为应对金融危机，早已开始寻找新的市场，新一轮的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开始加速对华转移，中国企业家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生物体、核心材料已经孕育了多年，很有可能借助这次危机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外，最有前景的发达国家用跨国公司的国家战略，引领着新能源、低碳方向寻求突破，可概括为以绿色、智能、可持续为课题，以信息技术、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的突破。” 　　卢中原称，上述观点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研究部通过对中国1500多家跨国公司的问卷调查得出的第一手资讯。 　　卢中原认为，美国、日本、欧盟一些国家都在进行振兴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战略规划，中国企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否则将失去原有的市场。中国企业要做的就是坚持“市场本土化”、“研发本土化”和“创新本土化”的发展战略。 　　卢中原以“中原经济区”为例说，河南要率先带动几个有凝聚力、吸引力、高层次、产业结构和市场地位高的核心城市，使处于同一水平、同一平台的相邻省市形成呼应。


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仪器仪表市场逐渐回暖。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仪器仪表行业走出低谷；而智能化技术的进步，则让仪器仪表行业加快向高端制造业转型。 对仪器仪表行业产生较大影响的新兴产业，当属低碳产业。低碳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且与仪器仪表行业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仪器仪表具有“三高三低”的特点，即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低能耗、低材耗、低污染，低碳经济的发展势必带动仪器仪表需求的上升。 例如，热能计量仪表和热能监测仪表作为能耗计量器，可直接进入家庭或环境监测部门用来监测二氧化碳排放，其市场前景和市场容量巨大。又如自动化控制仪表，包括火力发电电网自动化控制仪表、煤层气发电自动化控制仪表、智能电网系统仪表、电机节能仪表、能源自动化调控仪表等，均随着智能电网的建设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过，我国仪器仪表行业总产值较低，企业规模也较小，这很不利于向高端转型。据统计，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1887家，但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不足15家，缺乏综合实力强的“旗舰”企业。 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仪器仪表市场逐渐回暖。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仪器仪表行业走出低谷；而智能化技术的进步，则让仪器仪表行业加快向高端制造业转型。 对仪器仪表行业产生较大影响的新兴产业，当属低碳产业。低碳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且与仪器仪表行业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仪器仪表具有“三高三低”的特点，即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低能耗、低材耗、低污染，低碳经济的发展势必带动仪器仪表需求的上升。 例如，热能计量仪表和热能监测仪表作为能耗计量器，可直接进入家庭或环境监测部门用来监测二氧化碳排放，其市场前景和市场容量巨大。又如自动化控制仪表，包括火力发电电网自动化控制仪表、煤层气发电自动化控制仪表、智能电网系统仪表、电机节能仪表、能源自动化调控仪表等，均随着智能电网的建设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过，我国仪器仪表行业总产值较低，企业规模也较小，这很不利于向高端转型。据统计，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1887家，但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不足15家，缺乏综合实力强的“旗舰”企业。


美国《纽约时报》9月15日文章，原题：中国将重点从廉价制造业转移 由于担忧曾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廉价制造业即将被淘汰，位于中国工业核心的公司近期正在加紧革新他们的业务。 近期，已有多家在华中外企业逐渐削弱廉价生产线所占的业务比重，而开始做原创设计并设立属于自己的品牌。尽管现在去判断这些改变能否带来成功有些为时过早，但是经济学家们均认为这种尝试是非常有必要的。 长期以来，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都是世界各大品牌的廉价制造工厂，使得这一地带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地区。距离香港并不遥远的东莞市，则一直是玩具、纺织物、家具和运动鞋等商品的制造中心。 然而，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急剧上升，同时中国正想方设法制造中档产品的消费者需求，有专家认为这一地区经济模式的改革，将有助于舒缓这个国家的薪酬压力，并且树立更加平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几个月前开始，由于人力成本的攀升，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已经因劳动力短缺而大幅上升。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的上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本来已经在走下坡路的出口利润。多年以前北漂工人排队等着找工作的现象，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这使得工厂主们已经没有挑选劳工的余地。而长远来看，地方官员希望鼓励的是创新，而非一成不变的低成本生产。


电子制造产业移往中国大陆中西部的话题不断延烧，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日前更进一步指出，目前占大陆员工数仅20%的中西部基地，将在2年后达到50%，5年后再提高至67%，届时鸿海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员工数将达150万人。 不过，从郭台铭的话语中，也可推测出未来大陆东部沿海的电子制造基地仍具有一定的规模;DIGITIMESResearch资深分析师兼主任简佩萍认为，在目前电子终端产品制造大厂规模，都已经大到可以在一个新基地建构完整产业链，因此未来大陆中西部将不会出现目前东部沿海超大型制造工厂(MegaSite)的局面。 事实上，近期在中西部布局最积极的鸿海与友达，也都采取多点经营的模式，其中，友达乃为布局大陆液晶电视(LCDTV)市场考量。 简佩萍分析，在布局中西部的同时，若仅考量单纯的工厂定位，将会错失大陆中西部快速激活的城市化商机;如鸿海在打造其中西部工厂时，虽朝向复合式工厂，但该复合式工厂的运作逻辑仅能环绕在房地产。 简佩萍评估，若电子制造业者朝向整合ICT的应用、并引进丰富生活型态的服务业，甚至朝向建构一个优质生活的新市镇发展，将更具价值，也值得台湾其它具有与中国大陆当地政府谈判实力的制造大厂思考。


富士康、友讯等用工大鳄的纷纷入驻，给河南出了一道新命题：在加速承接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持续多年的劳务输出政策是否需要转型？ 劳动力将捉襟见肘　　 　　由富士康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变局，正在逐步深入。 　　8月26日，在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二楼大厅里，上千人排成两条长龙等待向富士康公司递交个人资料和面试。 　　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表示，从7月22日以来，富士康每周四、周六在这里设两个展位招聘各类管理人员，场场爆满。8月14日专场招聘会应聘者超万人，应聘者队伍长达一公里。每逢富士康招聘日，人才交流中心都要派出一二十人维持现场秩序。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富士康的影响力不言而喻。据郑州市人才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截止到8月14日，富士康在河南已进行了9次专场招聘，之后，富士康招聘将成为人才招聘市场的招聘常态。 　　即便招工的消息一放出，门前便排起一公里长的应聘队伍，但对于胃口惊人的富士康而言，“招工”依然是其郑州开厂亟须解决的难题之一。 　　据省就业促进办公室介绍，我省年内要为富士康招聘培训员工10万名，虽然已有6万名城乡劳动力报名，且其中2万多人已经赴深圳培训，但其缺口依然很大。 　　“我们承担了8000人的招工指标，目前完成情况还不错，但还差好几千人呢。”南阳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河南不仅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中国劳务输出第一大省。到2009年底，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超过2200万人。但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明显开始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劳动力200多万，2008年为180万，2009年不到110万。 　　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未来几年将会出现变化，这一情况在拥有3200万富余劳动力的河南省已经初显端倪。 　　据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近几年来全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已在不断降低，预计2013～2014年将会“见顶”。 由外输到内转　　 　　“我一直在关注着江苏的劳务发展趋势，发现近两年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知名劳务网站中劳网的CEO周文华告诉记者，“原来苏北地区一直向苏南地区输入，但现在苏北地区的内部转化率已经远远高于输出率，因为苏北地区的经济也崛起了。” 　　据他介绍，苏北城市宿迁是一个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市，对外输出一直是该市劳务工作的主旋律。但是该市最近连续三年实现内转大于外输。 　　“宿迁劳动力输出如果每年都递增，那证明宿迁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实现劳务输出的反转,证明宿迁的经济上来了。”宿迁的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如此表示，“我们要利用节日动员探家的民工能留在本地，为宿迁建设做贡献。” 　　今年上半年，河南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2341万余人，其中省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1140万人，第一次高于1000万人，比去年底增加了164万人。而省外就业转移人数则比去年底减少81万人。 　　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一位负责人称，由于经济发展，很多中西部省份也开始出现用工荒，有些省份已出台政策，限制劳动力外流。 　　“河南这几年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很大，劳务输出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做出相应调整，而不是一味地把人往外送。要想办法多吸引务工人员回来，否则就会出现在劳务大省招不到工的局面，那也不利于承接产业转移的推进。”郑州大学MBA中心一位教授建言。 　　劳务领域生变　　 　　“除了劳务输出政策遭遇的新挑战之外，河南劳务市场的发展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中劳网CEO周文华介绍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劳务业的链条比较完整，服务也非常成熟，职业中介、派遣公司、综合性人力外包公司都很发达，企业在劳动力方面的需求有较多的服务供应商。” 　　郑州一家台资工厂的人事部经理回忆了刚开厂时的情景：“当时开工比较急，就想委托一家派遣公司，可是发现真的很难找到一家实力强一点的，见到的大都是个体性质的中介。” 　　综合富士康郑州厂区在各大人才市场的招聘情况，他们在河南主要需要普工、技工和中高端人才，而且富士康还比较看重求职者的工作经历和协调沟通能力。因此，仅靠相对官方的招工渠道并不能满足富士康等企业的需求，必须有更多的劳务服务商加入进来。 　　“富士康和台湾友讯入驻河南是一个信号，我们在长三角的很多合作伙伴是劳务服务商，他们比较看好河南未来的市场，也希望到河南来。”周文华说，“我们正在帮他们做前期市场调研。” 　　在劳务输出大市重庆，该市信息办和统筹办等部门联手，提出要以“政府引导、企业参与、政策扶持、市场运作”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模式，打造劳务信息呼叫中心，并最终建立以重庆为基地的“全国劳务电子商务平台”。 　　“而在河南劳务领域，市场化的力量还比较小和散，需要政府的相应扶持。因为最终一个健康的劳务生态还需要市场自身力量去支撑。”周文华表示。


据国外媒体报道，8月中旬的一天，富士康科技集团(以下简称“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的厂区，员工正陶醉在一场难得一见的庆典活动中。在该厂区内，生活、工作着30万名员工，为苹果、索尼、戴尔等公司生产各种产品。 　　游行拉开了庆典活动的序幕。花车组成了“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场景，员工则打扮成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日本艺妓和蜘蛛侠等。接下来是在一个巨大的体育馆内观看2小时的演出，节目包括杂技、音乐演奏、烟火，以及主题为“珍惜生命”、“相互关爱、共建美好未来”为主题的歌曲。 　　即将于9月13日出版的《商业周刊》报道，这次庆典并非是由员工自发组织的。的确，这是由工会和富士康联合举办的一次活动，是解决该公司20家大陆工厂中逾92万员工心理问题努力的一部分。 　　在今年早些时候11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后，解决员工心理问题就显得越来越迫切了。富士康及其创始人、董事长郭台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面临来自客户、劳工激进分子、媒体、学术圈和政府的“拷问”。 　　工业怪兽 　　员工自杀事件使富士康被称为工业怪兽——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员工，大量雇佣来自农村地区、年龄在18至25岁的廉价劳动力，以难以想象的价格为客户制造产品。自杀的富士康员工成为促使西方消费者考虑他们购买的电子产品真正价格的催化剂。 　　对于IBM、思科、微软、诺基亚、索尼、惠普、苹果等重视公司形象的富士康客户来说，富士康员工自杀无疑是一场公关危机，以及对它们严重依赖的外包战略的挑战。 　　富士康迟迟没有采取措施以及最初不得体的回应都令整个事件雪上加霜。在一次接受独家采访时，郭台铭承认没有立刻意识到员工自杀事件的重要性，“坦率地说，我没有将头3起员工自杀事件放在心上。我们的龙华厂区面积为2.1平方公里，生活着约80万名员工。现在，我对员工自杀事件有一种负罪感，但当时，我认为这并不全是我的错”。 　　全危机模式 　　郭台铭表示，“今年3月份发生第5起员工自杀事件后，我决定采取措施。” 　　5月末第9名员工自杀事件后，富士康转入全危机管理模式，在建筑物周围安装了逾300万平方米的黄色安全网，建立了由100人组成的心理咨询中心，24小时为员工提供服务。富士康还将位于深圳厂区的员工的月薪上调30%至1200元，并承诺将在10月份第二次加薪。 　　富士康还聘请WPP旗下博雅(Burson-Marsteller)公关公司制订了公关策略，这在富士康35年的历史中尚属首次。博雅为富士康制订的公关策略的一部分，就是同意《商业周刊》的请求，到厂区、员工宿舍、自杀帮助热线采访，并采访郭台铭本人。 　　富士康龙华厂区入口处像国与国之间的过境通道，有7个车道和身穿制服的门卫。厂区就像一个功能齐全的城市，设有快餐店、ATM、符合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巨大的LED显示屏和书店。书店中的突出位置摆放着郭台铭的各种传记，其中一本收录有他的许多“名言”，例如“工作本身是一种享受”、“艰苦的环境是好事”、“人在饥饿时头脑最清醒”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靠向母亲借的7500美元起家 　　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郭台铭则是台湾地区首富，《福布斯》估计其个人财富为59亿美元。郭台铭称，他不清楚自己的个人财富具体是多少，“有一个人在为我打理这些事情，他每年向我汇报有关我的个人财富的问题。我个人对知道有多少财富没有兴趣，我不关心自己有多少财富。现在，我工作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社会，为员工”。 　　郭台铭是靠着向母亲借的7500美元起家的，第一个公司总部是他1974年在台北郊区土城的一间小屋。郭台铭当时23岁，上过3年职业学校，服过兵役。后来做过3年的运务员，对台湾地区蓬勃发展的出口经济有最直接的认识，他决定开展自己的事业。 　　郭台铭用向母亲借的钱购买了几台注塑机，生产电视机上用来转换频道的旋钮。他的第一个客户是美国的Admiral TV，并很快获得了RCA、Zenith和菲利浦的订单。 　　郭台铭不满足于仅仅制造零部件，为其公司开发的技术申请了专利，并涉足电缆制造等新领域。1980年代初，郭台铭在游历美国时获得了为IBM生产接插件的订单。戴尔亚洲采购部门前掌门Max Fang说，“郭台铭是世界上最棒的销售员之一。” 　　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 　　1980年代台湾地区劳动力日趋紧张，工资节节攀升。企业开始向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迁移。尽管大陆地区近在咫尺，但由于对政策了解不够，许多企业都不敢来大陆设厂。 　　郭台铭在深圳郊区开了一家店。当时，深圳出现了大量生产廉价服装、鞋和儿童玩具的工厂。1991年，郭台铭旗下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证交所上市，为在大陆拓展业务融资。郭台铭说，他在1996年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大陆将成为制造业中心，并开始对设在龙华的工厂投入巨资。 　　现代福特 　　郭台铭在世纪之交的制造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前无古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对垂直整合、自己生产零部件、优化生产线获得最高效率有深刻的理解，曾梦想建立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需要全部美国人为它“提供动力”。 　　郭台铭之于深圳，就像福特之于密歇根。郭台铭迅速发现，为了维持一支高效的员工队伍，他必须为员工提供食宿、医疗服务——这些额外的成本使其大多数竞争对手不敢进入中国市场。 　　时任代工厂商伟创力CEO的迈克尔·马克斯(Michael Marks)见证了富士康深圳帝国的形成，“富士康用铜锭生产电线，它有自己的鸡场，一个宿舍楼内住2000名员工。我们当时不向员工提供这些服务，但后来也这样做了”。 　　1996年，富士康获得了向康柏供应机箱的合同，价格比康柏自己生产要低得多。Max Fang说，“郭台铭有涉足任何领域的魄力。我首次访问富士康的工厂时，看到了高效的生产线，一端是原料，另一端出来的是成品。” 　　富士康很快开始为IBM、惠普和苹果代工生产计算机，给计算机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瞄上笔记本市场 　　尽管苹果因员工自杀事件向富士康施加了巨大压力，但并没有中止双方的合作。有分析师指出，没有郭台铭，苹果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功。 　　员工自杀危机过后，郭台铭瞄上了笔记本市场。三大笔记本代工厂商广达、仁宝和纬创都是富士康的客户，每年采购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零部件。元大证券称，富士康目前占有4%的笔记本市场，计划明年将份额提高到11%。 　　这就是富士康模式的魅力所在。富士康零部件业务的利润率相当高，在为戴尔、诺基亚或索尼等公司组装产品时，它可以牺牲部分利润——甚至亏本，因为从零部件业务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富士康增长很快，已经不再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富士康雇佣有5万名技工，其中包括逾2000名模具设计员工。这使得富士康能比其它公司更快地提高产量——这在新品迭出的手机产业尤其重要。锡拉丘兹大学信息学院助教詹森·戴德里克(Jason Dedrick)说，“这就是富士康能提高市场份额的原因所在。” 　　3美分的工资 　　分析师称，尽管郭台铭的工资只有新台币1元(约合3美分)，却自掏腰包为高管发奖金，这使得富士康既能留住高管，同时又不损害公司利润。同时，郭台铭还积极通过法律手段捍卫公司的合法权益。 　　具有社会职能的工厂 　　富士康新一波发展浪潮已经展开。富士康建设了具有社会职能的厂区，郭台铭希望将为员工提供服务的职能移交给当地政府，“我们1990年代初期在深圳建厂，为员工提供食宿，甚至建起了洗衣店。我们不仅仅是一家工厂，还承担着过多的社会职能。现在，我认为这一切应当有所改变，企业应当专注于业务，社会职能是政府的事。” 　　成都市已经与富士康达成协议，未来5年富士康将在成都市投资35亿美元，成都市政府则将为富士康的员工提供廉租房。郭台铭说，“我们不愿意再负责员工食堂了。” 　　进军中西部地区有助于富士康降低劳动力成本，减少员工自杀事件。富士康认为，如果离家乡较近，员工出现问题后可以方便地向亲友求助。因此，富士康正在郑州建厂。富士康员工中有五分之一是河南人。 　　当西方公司外包更多的设计工作时，富士康面临仁宝、广达、伟创力等专业笔记本代工厂商的竞争。分析师称，设计是富士康的软肋，但它在积极地招聘工程师，有雄厚的财力。 　　拓展大陆市场 　　在富士康将在大陆生产的大多数产品用于出口时，跨国公司则在考虑向日益富裕的中国消费者销售产品。这是富士康积极拓展渠道业务、进军零售业的原因所在。富士康称，该公司计划2014年拥有1万家零售店，其中许多将由前员工经营。 　　进军美国市场 　　郭台铭计划拓展美国业务。目前，富士康设在休斯敦的一家工厂有约1000名员工，生产高端服务器。郭台铭计划5年内建立一家全自动化的零部件工厂


　　从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2008年商业服务业占29.7%,金融业占19.9%,批发零售业占16.2%,采矿业占12.4%,制造业占5.3%,交通运输和仓储业7.9%,而建筑业、信息传输业的比重比较低。 　　从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2008年商业服务业占29.7%,金融业占19.9%,批发零售业占16.2%,采矿业占12.4%,制造业占5.3%,交通运输和仓储业7.9%,而建筑业、信息传输业的比重比较低。尽管能源、资源、制造业目前在我国对外投资中占的比重只有17.7%,但却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重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先生认为,中国正在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对能源、资源的消耗继续增加,能源、资源、先进制造业仍将是2010年对外投资的重点。这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大战略,我国对外投资最重要的产业表现在这些方面。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我国在这几个关键行业的对外投资。 　　能源业 　　我国能源产业对外投资呈现出全方位的格局,石油、天然气,电力产业也走出去了,风能、生物燃料、能源科技这样的产业同样也走出去了。但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投资仍然是我国能源产业对外投资的重点。为什么呢？因为石油、天然气对外投资事关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2009年中国原油、成品油进口额达1000亿美元,位居各产业进口量之首。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外来油气的需求仍会增加。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目前的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已经高达70%左右。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中国国内市场已经国际化了,因此,在外资企业实现全球化布局并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不仅要跟国内企业竞争,同时也面临跨国企业的竞争。这就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中国企业要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提升自己;另一方面,就是要想办法走出去,寻求新的资源和机遇,去发现新的发展机遇。否则留给中国企业的市场空间就不够。而中国能源尤其是油气供应不足,现在中国的石油依存度高达52%,这意味着每年有大概两亿多吨的石油需要进口。国际市场上油气涨价的话,中国就得多付出。怎么办呢？要建立中国企业的境外油气资源储备,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油气企业的对外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布局,最早是中石油公司在海外投资。首先是在非洲、亚洲等油气资源边缘地区进行投资,积累经验,后来到中亚地区投资。中石油在中亚建立了天然气管线,从哈萨克斯坦修建天然气管道,然后在俄罗斯、南美投资,再后来,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进行份额油产业布局。在2009年以后,我国对外油气投资合作出现的重大突破是在中东地区的油气投资,在中东和BP以联合投资的方式进入伊拉克进行石油作业,这是中国油气国际合作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公司油气的海外投资由全球边缘区向核心区发展。当然,中国在伊拉克的油气项目主要是通过租赁经营或者商务服务及合同承包等方式进行的,并以联合投资方式获得了伊拉克部分油气资产的运营权,占了中国油气资源很大的比重。这种新的油气产业对外投资方式具有一定的创新,通过联合投资有效地规避政治风险和国际舆论的综合压力。为什么中国企业能有这样的战略机会呢？主要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少海外油气投资商缺乏资金,或者说实力受到了削弱,而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本,这就产生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油气产业对外投资面临严重的政治壁垒,存在国家威胁论和媒体壁垒等方面的制约,通过联合投资可以有效规避这种风险。 　　中国石油产业的对外投资在苏丹采取新建方式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构建了完整的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经营格局,并且在那里做了很多社会福利事业,带动了苏丹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西方在非洲数百年经营殖民地没有做到的。因此被学界公认为一个比较好的对外投资案例。 　　我国石油产业对外投资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中石油从1995年开始布局海外项目的时候,当时主要是以新建的低成本的方式进去,后来在中国资本的实力增强以后,并购开始成为重要的投资方式,并以股权投资和风险勘探相结合的方式加快布局境外油气上中下游产业链布局,这是我国加快布局海外油气资源储备的重要举措。 　　我国油气产业对外投资达到了什么阶段呢？三大油气供应商已经全部在海外布局资源投资。中石油、中石化、中石油等公司均在海外布局油气项目,涉及上游勘探开发,中游炼化和下游成品油经营领域,同时还涉及深海油气的勘探开发和油气服务合同等。中石化对外投资较中石油晚,它的对外投资规模不够大。但是,从2005年开始,中石化开始加强对外投资,对外投资的速度明显加快。中石化在2009年谈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这个项目总交易额是72亿美元,每年生产700万桶石油,油气资产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这个项目在我国油气对外投资中占据第一大,而2005年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油气资产的项目只能退居第二大。 　　资源业 　　在资源业,中国公司在海外的40个国家有投资,铁矿石对外投资占据矿业对外投资的比重最大,其次是铜矿,再次是锌矿。也就是说,铁铜锌是中国矿业对外投资的重点。我国是全球矿石资源的需求大国,2009年我国铁矿石的进口额为50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是全球矿业需求大国,但缺乏定价权,国际矿业公司要联合涨价,中国目前的状况非常被动。铁矿石行业的情况是,供应商联合涨价,容易形成价格联盟,不是一次涨1%这样的幅度,而是10%、20%甚至50%这样幅度的涨价。由于缺乏定价权,这些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很大的。这些年矿石涨价带来的损失最后都要转嫁到每一个消费者头上,包括购房户也承担矿石涨价后的成本。 　　据测算,我国铁矿石的依存度目前是在61%左右,铜和钾的依存度高达70%左右。这就是说,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同时也面临中国崛起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各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而且持续的矿产资源需求。矿业供应保障在哪里？海外是重要的方向。因此,需要中国企业利用各种各样的海外矿石资源,既要促进资源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也要保障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资源。毕竟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矿产资源在境内是找不到的,是供应不了的。增量的、可持续获得的矿石资源只能是面向海外市场获取。只有建立了稳定的国外储备基地,才可以规避或者减弱境外矿业供应商主导定价权给我国贸易带来的损害。在矿业方面,目前中国企业铁矿石海外权益资源量大概是8000万吨左右,占进口量的比重只有12%,而日本境外权益量占进口量的比重是53.8%。换句话说,中国铁矿石的供应结构和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日本公司控制的境外铁矿石供应比重远远高于中国。 　　因此,铁矿石是对外投资的重点。中国铁矿石海外布局从1987年在澳大利亚就开始了,即在23年前已经开始在海外拓展了,不过速度不够快。前面说过,2009年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63.9%,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现在,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巴西等传统国家建立了铁矿石稳定的供应基地,在蒙古、南非、越南、秘鲁等国家也投资了大量的铁矿石项目。 　　我国铜矿资源的境外依存度高于铁矿石,但资源开采总量低于铁矿石。我国铜矿的国际依存度是75%。这样高的依存度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铜资源。另一方面,中国有缺乏这样资源,不能满足供应。怎么办？只能面向海外市场想办法。目前,中国有色等大批中国公司在海外布局资源,开拓拉美、非洲等地的铜矿资源储备,目前发展良好。其中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投资的铜矿项目现在做的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第一,掌握了丰富的上游资源,第二搞了一个以铜冶炼为重点的境外开发区,通过铜冶炼产业带动当地产业链的发展,既达到了凝聚整合海外资源的目标,同时也为赞比亚国家带来了就业和税收。现在,中色公司在赞比亚的信誉良好。 　　中国五矿集团对外投资的特点是从贸易起步的,先布局全球贸易网络。后来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在海外的上游资源领域进行较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大家知道,2009年,中国五矿收购了澳大利亚OZ公司。这个项目为什么有影响呢？当时,中铝收购力拓案受挫,中国五矿收购OZ案也遭受压力,由于中方展示灵活性,因此这个项目谈成了。这项目涉及的矿产品种主要是铜锌资源,对多国矿产资源进行了并购整合。目前,中国有色公司正在从铜出发,构筑多种金属资源的全球经营体系,并在安哥拉、赞比亚、老挝、菲律宾及尼日利亚等国家拥有矿产资源开发项目。 　　制造业 　　制造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产业,但它的投资潜力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地挖掘出来。制造业对外投资的重点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综合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 　　从对外投资的总量看,目前我国对外投资所占的比重不是很高。2008年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总量是96.6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比重的5.25%。而且制造业对外投资分布非常广,涉及家电、服装、汽车等产业。这里有一个制造业的微笑曲线,它可以说明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现状和问题。中国产业的地位比较低,低到什么地方呢？在制造业这个领域,中国企业没有国际知名品牌,缺乏核心技术,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于低端,这是媒体、专家、学者公认的。然而,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也为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找到新的发展方向。现在,中国制造业需要提升竞争力,需要提升品牌,需要加强技术。这些资源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国外。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战略目标之一是要通过境外技术资源投资来凝聚自己的核心技术,并加强中国企业自身的品牌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国制造企业要搞研发,仅仅在国内搞研发是不够的,更不能关起门来搞研发,要整合全球研发资源,整合前面说的全球技术创新能力。另外,我们的企业要整合全球知名品牌。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的相对地位提高了,中国产业在全球重要产业的地位也提高了,因此中国制造企业投资海外国际知名品牌的进程被大大的提前了,中国企业已经可以以单项投资购买海外先进技术,收购境外高端知名品牌。比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一下子得到了全球高端品牌、全球营销网络能力、先进的技术开发能力、整车平台和发展技术、核心配件平台,还有整车技术和动力总成技术等,总的格局是,整个境外产业高端配套生产线都进来了。这是吉利投资沃尔沃的基本情况。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新的制高点和标志性投资项目。通过这个制造业微笑曲线,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制造业外投资的战略任务是什么呢？要在海外获取技术、品牌、营销通道等高端资源,并进行吸收和消化,以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能力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 　　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早期对外投资基本上是以家电为主,在海外投资建家电厂、摩托车厂。为什么？当时部分企业认为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国内市场要开放了,外资进来以后一定会压迫内资的市场空间。因此部分国内企业在实力不强的时候就“走出去”了。早期对外投资的情况最近媒体报道的不多了。主要是由于它的比重或重要性下降了,被更大的项目盖住了。媒体的注意力也变了,其实家电业等行业的对外投资还存在。早期起步阶段对外投资的实质是在海外搞加工贸易,主要目的是规避贸易壁垒。本人通过多次调查发现,多数家电企业在海外建厂、生产,通过原产地当地化等措施,目标是通过全球化链条来减少进入发达国家的压力或阻力。这是海尔集团在海外投资建厂的状况,它在海外搞了很多投资项目,最典型的是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工业园和生产线,在巴基斯坦有一个工业园和生产线,在海外建立设计、研发、营销之后,采取了许多营销措施,目标是建立全球知名品牌。 　　第二个阶段,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处于成长阶段,最典型的是标志是机床业的对外投资,大概时间段为2004年和2006年,发生在欧美日等国家的10多起机床境外收购案例成为当时对外投资的焦点。毕竟机床业和家电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它是需要整合海外先进技术,需要整合海外制造业的高端资源,目标是通过整合机床业在全球好的高端技术及知名品牌及管理系统,通过消化来提升中国机床等企业制造业的质量和水平。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大约2006年到现在,中国企业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境外高端制造业和综合性制造业。这一阶段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标志性产业表现在汽车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最典型的投资案例是吉利收购沃尔沃公司。我国汽车业对外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核心零部件、整车及研发。目前,许多公司在海外收购零部件企业,如北汽收购萨博这样的公司等。大家可以看到,在早期,万向集团在美国收购配件公司,只有900万美元的水平,已经被写进教科书。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项目,显示我国汽车产业对外投资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汽车业对外投资本来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近年来会突然提速了呢？主要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甚至丰田这样的全球汽车巨头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面临调整的压力,甚至有些公司申请了破产保护,需要剥离非核心的,当然对于他来说是非核心的品牌资产,而这些品牌和资产却是我国汽车企业成长和发展所需要的高端品牌和市场。 　　我国汽车产业的对外投资,需要发动机技术、整车技术、品牌资产,以及研发能力。我国汽车业对外投资的方式是什么呢？主要还是合资和战略联盟,到目前为止,合资或战略联盟形式的对外投资达到了52%。中国汽车企业在海外主要是采取建立组装厂的模式,国内大部分公司都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海外投资,并以奇瑞公司为代表,它采取这种方式海外投资了10多家组装厂,遍及亚非拉美欧等国家和地区。而采取收购兼并方式进行海外投资有例子却比较少,目前主要是上汽、吉利和北汽等公司。 　　装备制造业的对外投资主要是通过新建和并购方式进行的。比如三一重工在德国建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物流中心,服务体系等对外投资网络。另外,也有企业通过收购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主要例子是中联重科联合弘毅、高盛、曼达琳基金等并购CIFA公司。这表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分几个方面,以家电为代表的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属于起步阶段,主要是搞加工贸易为主;以机床业为代表的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属于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投资重点是整合境外先进的制造和高端制造能力;目前制造业对外投资表现在高端的制造业领域,比如汽车业和装备制造业,这些产业的对外投资规模比较大,单个投资项目往往涉及几亿十几亿美元这样的规模。这些产业属于战略产业,可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大局,因此对外投资具有战略性。


　　“加薪潮持续蔓延”“外企或被迫迁移中国”“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丢失”……春夏之交，中国东南部沿海的一股加薪潮，让一些外国媒体浮想联翩。 　　不过，在东莞工作的叶亭却显得很淡定。作为一家美国家具进口商在中国的代理，叶亭并不担心会有工厂迁出，影响她的业务量。“2006年，我们有家台资供货商因为人民币升值和美国反倾销，把工厂从广东搬到越南，后来看那边配套部件都找不齐，就又把厂子搬回了广东。”叶亭估计，这次的“加新潮”也不会对她的供货商产生太大影响，“关闭中国工厂还早呢”。 　　叶亭说，其实外媒类似的担忧，也出现在两年前《劳动法》修订和《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及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后，但最终并没有出现外资工厂的大量撤离。 　　“这股加薪潮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说一加薪外资就跑，这完全是利益集团散布各种谣言、耸人听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接受采访时说。 　　加薪潮蔓延 　　“我曾在珠三角地区做过大量调查，那里的GDP长期维持10%以上的增长率，企业利润实现快速增长，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相当少，基本没有增加。”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轮加薪潮是由富士康员工“12连跳”引发的。富士康6月2日和7日两次宣布加薪，通过三个月考核的一线作业员月基本工资可达到2000元。一周之内两次涨薪，部分员工薪资涨幅达122%，幅度超过了过去10年加薪的总和。 　　一石激起千层浪，加薪潮形成连锁反应。6月9日，深圳市将月最低工资标准调高至1100元。由于深圳企业普遍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工资水平，众多原本对加薪仍持观望心态的企业主不得不上调薪金。据统计，近期已有11个省市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皆在10%以上，一些省市甚至超过20%，平均涨幅为17%。 　　企业主是天然的加薪反对派。有些外资企业表示，它们无法承受加薪潮的压力和冲击，并发出撤离警告。 　　“这样涨薪非常不合理，台商协会没人能理解！我们不会跟风，根本无法承受！”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说。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焦佑钧称，在成本考量下，未来三五年内，大陆台资电子厂离开大陆将势不可当。 　　难寻替代 　　此轮加薪之后，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已超过了周边很多国家。因此一些舆论担心，加薪浪潮如果进一步蔓延，一些外资企业将会把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 　　在越南，从事最简单工作的劳动者在2008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约合人民币500元，印度的最低工资比越南稍高，而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则比越南要低很多。 　　香港工业总会近期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部分或者全部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它们迁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资成本上升，而搬迁的目的地就包括越南和印度等国家。 　　有媒体认为，在加薪潮的影响下，中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将集中在低端、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业环节。在仲大军看来，这些要离开的企业本来就属微利行业，他们当初来中国完全是看中中国的超廉价的劳动力，现在这个行业没法干了，离开也是市场调节，“它们爱走就走”。 　　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越南等对比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与越南等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竞争优势迥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也在近期表示，廉价的劳动力已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位优势，中国对外资最重要的优势在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经济不断高速发展，法治环境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配套体系发达，工资涨一倍都不会对这些企业有任何影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说。厦门大学中国经济能源中心研究主任林伯强也认为，工资成本的增加不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中国将继续保持世界工厂地位。” 　　向内走，向上走 　　产业的集聚有很多的因素，除了工资之外，还有市场、物流、效率、税金、生活条件等等很多因素。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生产部门的转移不是说转就能转，也不会因为一个单一因素的变化就完全撤离。” 　　但是，沿海的加薪潮毕竟给外资工厂带来了成本压力，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产业链条中的议价能力低下，劳动力成本难以通过提价转嫁到下游，因此“逐低成本而居”仍是这些工厂的重要选项。 　　“如果转移，它更多的是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政府也鼓励这种转移。”张汉亚说，目前，富士康等企业已准备将产业更多地迁到内陆和华北。 　　有媒体认为，对于一些无实力搬走的珠三角小企业，这次加薪将使他们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林伯强看到的是乐观的一面，他认为加薪潮会促进产业升级。“加薪必然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来抵消工人成本的增加，这对于工厂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好处。”


　　2010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4日下午在安徽省合肥市发布，中国500强企业前十名依序为：中国石化、国家电网、中石油、中国移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人寿保险、中国铁建、中国中铁、农业银行，全部为超大型国有企业。中石化以1.39万亿元营业收入居榜首。 　　“2010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中排名前十位的依序是中石化、东风汽车、上汽、一汽、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宝钢、河北钢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五矿集团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2010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榜单中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国家电网、中国移动、工行、建行、人保、农行、中行、南方电网、中化和中国电信。“2010中国企业效益200佳”前十名分别是工行、中国移动、建行、中石油、农行、中行、中石化、中海油、神华集团、交行。 　　这是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自2002年以来连续第9年向社会发布中国企业500强，连续第6年发布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企业500强及其分析报告。 　　本次大企业高峰会的主题是“新阶段：大企业的责任与使命”。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强企业代表、跨国公司代表、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和新闻单位的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了会议。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三运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企联会长王忠禹以及企业家代表柳传志、宁高宁等在开幕式上做了主题发言。与会政府官员、企业家、海内外专家学者还在会议上就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金融变革与企业成长、数字化时代的商业未来、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新兴产业发展论坛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探讨。 　　500强营收总额等多项指标创新高 　　63家中国企业进入“千亿俱乐部” 　　中国企业联合会4日在合肥最新发布的《2010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0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和资产分别超过27万亿元和91万亿元，刷新历史纪录。平均营业收入、平均利润、平均资产等各项指标也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从经济总量看，９年来，中国企业500强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资产规模都增长了数倍。2010中国企业500强分析报告显示，2010中国企业500强平均营业收入为552亿元；实现平均利润为30.4亿元；平均资产为1833亿元。与2002年第一次排名相比，平均营业收入增长4.5倍，平均利润增长4.9倍，平均资产增加3.5倍。 　　2010中国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有63家，其中中石化、国家电网和中石油三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均已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而在2002年首届中国500强评选时只有10家。值得注意的是“千亿俱乐部”中有5家民营企业，分别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海尔、苏宁电器（查看地图）、国美电器（查看地图）。 　　500强的准入门槛也翻了几番。2002年首次评选中国企业500强时，只需企业营业收入超过20亿元即可入围，而2010年这一门槛已经提升至11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对此分析说，弹指一挥间，中国企业已走出了一条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成长道路。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则指出，中国企业500强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对财税贡献和社会就业发挥着巨大作用。目前中国500强企业的纳税总额已经占到全国税收额的３５％以上，吸纳就业超过２７００万人，比９年前有明显增长，在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中流砥柱”。 　　2010中国500强与世界500强差距缩小 　　43家中国500强企业入围世界500强 　　新发布的2010中国500强企业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500强的规模差距继续缩小，经营绩效保持领先。这表明中国500强的国际竞争力在逐渐增强。 2010年，中国500强企业入围世界500强的达到43家，数量创新高，其中包括深圳华为这样的民营高科技公司，而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和中国石油三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的前10名。 　　相比而言，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世界500强欧美及日本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大幅减少，中国500强的营业收入与世界500强相比则有大幅提升。2010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相当于世界企业500强的17％，相当于美国企业500强的41％，而２００２年，这一比例分别仅为5.3％和10％。中国入围企业的数量和营业收入占世界企业500强的份额分别为8.6%和8.08%，比上年提高1.8和1.84个百分点。 　　中国入围企业的利润在世界500强中所占份额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高达12.40%，平均收入利润率明显高于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水平。 　　2010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折合成美元为40458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企业500强的17.53 %，比上年继续缩小2.62个百分点差距。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缪荣博士说，中国企业500强的收入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世界企业500强，资产收益率首次超过世界企业500强。 　　中国500强企业地域分布向东部地区集中 　　银行邮电油气开采三大垄断行业利润惊人 　　新发布的2010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在地域分布上出现了更向东部集中的趋势；资源向大型和特大型企业集中的趋势也比较明显，500强企业的大量利润集中于银行业、邮电通信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及生产业这三个行业。 　　全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企业进入2010中国企业500强，西藏、宁夏没有企业入围。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中，东部9省市共有354家企业入围，比上年增加了6家，占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总数的70.8%；中部6省区共有59家企业入围，比上年减少6家，占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总数的11.8%；西部11个省市共有58家企业入围，比去年减少3家，占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总数的11.6%东北三省共有29家企业入围，比去年减少了3家，占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总数的5.8%。 　　分析报告指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发育程度、临海优势以及产业优势孕育了更多的大企业，而政策对资源性企业的倾斜程度减少，使得企业发展环境成本不占优的中西部地区雪上加霜，这可能是2010年中西部地区的500强企业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2010中国企业500强前200家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分别占全部企业的80%、84.7%、90%。可以看出，资源向大型和特大型企业集中的趋势比较明显。 　　2010中国企业500强共实现营业收入27.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黑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建筑业，银行业，电力、热力、燃气等能源供应服务业，石化产品、炼焦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石油、天然气开采和生产业，汽车及零配件制造业，煤炭采掘，邮电通信业等九大行业的营业收入都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占75个行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3.8%。 　　同时，银行业，邮电通信业，石油、天然气开采及生产业的净利润占据500强的接近一半。2010中国企业500强共实现净利润总额15029.4亿元。银行业，邮电通信业和石油、天然气开采及生产业共实现利润6873亿元，占500强利润总额的45.7％。银行业实现利润4534亿元，占500强利润总额的30.2％；邮电通信业实现利润1210亿元，占500强利润总额的8％；石油、天然气开采及生产业实现利润1129亿元，占500强利润总额的7.5%。总体来看，这三个行业的高盈利与宏观经济形势和垄断有很强的相关性。500强企业的大量利润集中于这三个行业，说明其他行业的企业整体盈利能力较弱。 　　2010我国企业500强中商业银行业入围12家，银行业依旧实现大幅盈利，其利润额占我国500强企业总利润的30.17%，并且无一出现亏损。入围的12家银行中，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率最高，达到97.97%，其次为民生银行53.51%，其余8家的利润增长率在0-30%之间，有两家的利润增长率为负值。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们已不再谈论亚当·斯密所犯的错误，斯密曾说制造业应该在国家经济中被置于首位。但是，在此次经济危机之后，制造业崇拜再次被提及。 在1960年代中期的大英国，剑桥经济学家、一位有影响力的工党顾问Nicholas Kaldor，敲响了“限制工业化” 的警钟。他的观点是，不断进行的从制造业切换到服务业的倾向，是有害的，因为制造业事关技术进步，而服务业不是。在1966年，他给前工党财政部长James Callaghan引入了选择就业税，其对服务业就业征较高的税收，而对制造业就业的征税较低。 Kaldor的观点基于错误的假定，他认为服务业是技术停滞的。这个观点无疑是一个不严谨的经验主义。但是，它明显的与销售部门巨大的技术变革不相符，还与通讯交通工业的技术发展不相符，比如很快有了快递公司Fedex、传真、移动电话以及网络等等。 事实上，很多技术革新早已发生。你是一个笨学生或是一个时髦的现代派，这取决于你自己。我认为，如果你生产半导体片，通过贸易去换别人的西红柿，然后边看电视边嚼着西红柿时，你就会变成一个傻子。但另一方面，你生产西红柿，用它们去换别人的半导体片，为你研制电脑所用，那么你就会变成一个电脑天才。简而言之，是你的假设——而不是你生产了什么——决定你是哪种人，并且决定对你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在1987年的美国，两位伯克利学院派Stephen Cohen 和John Zysman开始了一场类似的争论。一个观点是没有制造业，一个观点是自行发育的服务业部门是不堪一击的。但是这个观点是似是而非的，一国如果有一个有力的运输工业，有火车、铁路和飞机，就可以推动农业生产，比如那些前庇隆主义国家们(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现代智利)已经非常成功。 Cohen和Zysman认为，制造业者与服务业相关，类似番茄酱厂和西红柿的关系。我不认为如此。这些都反映了英美学者对制造业的痴迷和崇拜。最新的支持制造业的观点是在此次经济危机之后，尤其是在金融部门，这种制造业崇拜可能还会存在一段时间。这个崇拜，尤其已在美国泛滥，国会的民主党人已经与制造业的游说者结成同盟，试图通过立法去提供保护和补贴，去增加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 因为金融危机的缘故，很多政客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金融部门是不产出的，是反生产的，需要被政府缩减规模，然后他们断定制造业必须扩张。但是，没什么能够证明重提制造业崇拜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正当理由。


日前,全国工商联在京发布的《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分析报告》(简称《报告》),“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也同时发布。 尽管全国工商联强调,进行民企年度调研和发布民企500家,旨在了解大中型民企的经营状况、行业特征及企业管理等情况。但按营收总额排座次的做法无疑令坊间将其理解成中国民营企业的“财富”榜而赚足眼球。 榜单上,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1463.13亿元营收成绩单,连续第二年稳坐头把交椅,苏宁电器和联想控股分列二、三位。与去年相比,今年民企500家入围门槛由2008年的营业收入29.7亿元提高到36.6亿元,首次超过30亿元大关。报告中,民营企业数据一片飘红,但有媒体将数据对比发现惊人的现象:去年,中国移动净利1151.66亿元,中国石油净利1033.87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2179.52亿元)。悬殊的差距背后,一度降温的“国进民退”说法,又开始随着质疑甚嚣尘上。 但更让广东业界关注的是,在上榜的民营企业500强中,作为民营经济总量第一大省的广东却只有13家企业上榜。这个数据与长三角相比显得“楚楚可怜”,此次长三角“赚得满盆满钵”,以江浙两省为主的东部地区共有405家企业上榜民营企业500强。为何珠三角的民营企业规模远逊于长三角,成为业界关注的核心话题。 现状＋ 广东企业缺席500强是“闷声发大财”? 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报告》数据,在地区分布上,民营企业500家仍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特别是江浙两省。500家中东部地区企业数量为405家,东北地区17家,中部地区44家,西部地区34家。其中浙江、江苏两省入围的企业分别达到180家和129家,合计江浙两省309家,占据榜单的60%强席位。广东企业却在500家中寥寥可数,这并不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民营经济总量第一大省,在企业做大方面显然被江浙两省远远的抛在身后。 上榜的广东企业合计13家,其中排名最靠前的是比亚迪,以年营收总额3976518万元排名第十位。100强以内的有2家,200强以内的有4家。但对照广东整体民营经济的情况,民企几乎撑起了广东经济的半壁江山。2009年,广东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16707亿,不仅总量居全国首位,而且占广东GDP比重从38.6%上升至42.8%。 而在今年7月揭晓的广东省新百强民营企业榜单上,美的集团、比亚迪、格兰仕、温氏食品、广州市白云电气这五家民企营业收入均破百亿人民币。其中美的集团2010年的营业收入有望突破1000亿,成为千亿级的企业。 实力雄厚的广东民营企业为何集体缺席?根据全国工商联相关负责人称,2010年民营企业500家名单是依据2009年民营企业全年经营情况调研得出,该项排名是民营企业以自愿参加为原则,由民营企业自填调查表,并经当地工商联和有关部门确认。 但也有人认为是排名规则所至。此次上榜的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工商联主席陈丹告诉记者,“广东的企业比较低调,闷生发大财”,省工商联每年都鼓励企业参与全国500家评选,但是因为评选需要提供一些内部数据,广东的企业往往顾虑自身资料是否便于对外公布的问题。另外,他承认从省工商联掌握的情况看,我们30亿元以上的企业确实比江浙要少,但民营经济总量、个体经营户数量上,广东还是排第一,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很好,并且像美的、华为等企业如果上榜,都会进入前列。 “另外,一些广东的民企有外资的背景,例如发家后在香港上市,或者将注册地转到境外,这样在调研的时候很可能就不算广东的民企”,一位资深产业经济观察人士认为。 当然,近年广东“老大”地位并非安枕无忧:2009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2.75%,比江苏低了近5%,比浙江低了近15%。省委书记汪洋指出,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目前最突出的制约是法治环境不完善,最突出的障碍是政策落实不到位,最突出的软肋是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最突出的难题是区域发展格局不平衡。 分布＋ “500强”制造业唱主角,新兴产业异军突起 《报告》对民企500家的分布情况作出分析,称从行业分布来看,2010民营企业500家的行业布局仍然延续往年特征,建筑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批发零售业企业数量分别为67家、63家和51家,占据入围行业的前三位,制造业仍占据主导地位。从区域分布上来看,东部地区入围405家。 国家接连出台政策刺激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发展,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民营企业,政策引导的作用也逐渐在企业自觉转型中凸现出来。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大型民企正积极转型,越来越多涉及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开发经营中。后金融危机时期,民营企业注重提高自身素质,向科技、管理、品牌要效益的趋势日趋明显。 调研数据显示,民企500家中,有36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产品的开发利用,有26家企业涉及太阳能、风电、新型电池等新能源相关产业。此外,受益于2009年的房地产刺激政策,房地产行业从2008年的16家提升为26家。 对于一些练好内功的民营强企而言,它们也纷纷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国际竞争力。 2009年,这些企业已有117家投资海外,共拥有海外投资企业和项目481个,累计海外投资额达到22527万美元。在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民营企业投资地区也逐步扩展到港澳、欧美、非洲、东盟、中东等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投资领域从以销售市场的建设为主逐步向投资、收购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和进行资源开发拓展。 在《报告》发布会上,黄孟复对这种现象表示肯定: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需要集政府、企业和工商联之力,培育和锻炼一大批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民营跨国公司,这对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提高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破局＋向产业链上游突围助民企做大做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企500强复苏势头强劲,但报告显示,对于市场最为敏感的民企来说,国际金融危机仍然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 我国民营企业的未来应该如何破局,这也引起了有关专家的深思。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教授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有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在整个的产业布局上,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现在中国上游产业,包括石油、电力、钢铁等已经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那么这种格局造成的结果是利润已经在上游垄断企业中被大量瓜分,民营企业在中下游产业竞争非常惨烈。 广东省社科院综合研究室詹天庠呼吁,要充分发挥资本杠杆的作用,在政策上为民营企业创造金融平等的环境。国家鼓励企业发展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需要高投入研发技术、起步设备等,但往往民营企业比较缺乏这类起步资金。然而目前金融政策上更多时候向国企央企倾斜,“其实,投给民营企业将让更多就业人群受惠,而且到头来,这些民营企业从业者也会向垄断企业购买原材料等产品,这就形成了资金的良性循环”。此外,在财政投入上,4万亿刺激经济政策大多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公路等行业,民营企业能够受惠的少之又少。国家36条对一些行业降低了民企的准入门槛,但在具体执行上,受到利益牵连,地方政府是否将民企和国企同一对待又是一个问题。 在这次全国榜单中排115位的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张思民表示,像4万亿这类国家投资政策,今后可以适度倾斜民营中小企业,重点满足符合产业和环保政策,有市场、有效益、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流动资金需要；对暂时无法按时偿还贷款的成长性较好、讲信用的企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适当放宽还贷时间；政府直接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为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具有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资金,政府以参股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 此外,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平等问题,法律上给的私人财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也是魏杰教授等人所关注的问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在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表示,“最突出的制约是法治环境不完善。民营经济作为天然的市场经济,其发展壮大尤其需要法治保障,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不少缺陷。”广东省工商联一位负责人深感赞同,他举例说,在法律操作上,侵害国有企业的财产可以按侵犯国有资产论处,但侵害民企的财产是按公民私有财产论处,两者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都差异很大。另外,在一些企业重组方面,国有企业参与国企重组不一定需要投标,而民营企业的重组则肯定需要投标,这也是差别。 所幸,广东省已认识到扶持中小企业做强做大的必要,并有所举措:2008年,省财政一次性新增扶持中小企业转向资金20亿元。未来5年,我省将认定和扶持100家小企业创业基地,为勇于创新的开拓者提供创业辅导和为初创企业提供各项综合服务；举办广东省民营骨干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争取5年内对民营骨干企业的高层经营管理人才轮训一遍”。 南方日报记者谢庆裕 ■贡献 民营企业500家 吸纳就业452.46万人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去年我国民营企业表现出强劲的抵御危机势头,复苏迅速。上榜的这些民企2009年经营指标增长超过其他所有制企业,在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资产净利率等方面均领先于中央企业同期水平,为中国率先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报告统计,营业收入总额总计47362亿元,户均94.73亿元,同比增长15.24%。其中,江苏沙钢集团以1463.13亿元的营业收入连续第二年位居首位,苏宁电器集团和联想控股公司营收也超过千亿元,列为二、三位。 “民营企业在危机中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发挥了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作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为民介绍,民营企业500家2009年缴税总额共计1776.06亿元,户均3.55亿元,同比增长19.64%。其中,缴税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377家,苏宁电器集团以39.05亿的缴税额排名首位。从吸纳就业看,民营企业500家2009年共吸纳就业452.46万人,户均吸纳劳动力9049人,比2008年增长了9.48%,员工人数增速远远高于2009年全国就业人数0.66%的增速。其中,比亚迪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吸纳162803人就业的成绩继续位居第一位。 ■焦点 民营企业与央企相比“小巫见大巫” 报告的各项数据都昭示我国民营企业正迅速发展壮大的局面。其中500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提高,去年税后净利润与2008年相比增长32.84%至2179.52亿元。但消息刚一发布,马上有媒体将其与央企的吸金能力相比,竟然发现如同“小巫见大巫”。最能赚钱的两家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去年的净利分别为1151.66亿元和1033亿元,其利润之和超过了500强民企的利润总和。民企500强中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税后利润最高,达87.8亿,却不足中移动或中石油的十分之一。 “民企500强不敌央企两巨头,这究竟是央企值得显耀的地方,还是市场道路上的一个悲哀?”经济学评论员李俊表示担忧。国家去年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被指更多地落入央企、国企腰包,“国进民退”的疑虑一度袭来,新民营“36条”又曾燃起民企进军垄断行业号角,然而现实却似乎与民企的美


8月26日，位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托兰斯的美国丰田汽车销售公司主动宣布，将在美国等地召回总共约136万辆2005年-2008年生产的卡罗拉和Matrix，原因是行驶过程中可能熄火。 丰田大规模召回风波暂时告一段落，对于此前处于风尖浪口的丰田公司来说，终于有了一个比较能够进行冷静思考工艺改进的环境，去看看到底还存在哪些缺陷以及如何改进。此前，风波骤然放大的时候，丰田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指责-回应”方面。这并不利于一个汽车企业的发展。 将汽车制造放大到整个制造业的图景中来看，无可否认，心思缜密的日本人天生适合制造业，具有强烈危机感的日本人天生喜欢琢磨。丰田、松下、索尼、东芝等企业的定位都是世界顶尖的企业。它们的创始之初几乎都与一位特定的人物相关，其创立并非是政府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发展规划与纲要，或是政府通过国企央企来推动的，它们都是民间智慧之花结出的光芒果实。丰田的创立人丰田喜一郎（以及丰田佐吉），其志向是制造日本人自己的汽车；松下则是由松下幸之助创立；索尼则是与爱好机械的、拥有技术研发背景的井深大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且，很多日本大企业的理念中，人也被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索尼的创立理念是“要充分发挥勤勉认真的技术人员的技能，建立一个自由豁达、轻松愉快的理想工厂”。东芝的理念则是通过健全的事业活动，尊重顾客、股东、员工以及所有的人。而据大野耐一所说，丰田汽车公司也重视员工。 在制造业中，抓住了“人”这一关键，就有可能占据制造业产业链的上端位置。在制造业的产业链中，核心是技术，而并不是廉价的土地、厂房以及人力资源，如果只是看到那些，那么也就只能成就一个世界工厂罢了，而不能成为世界实验室。核心的技术开发则依赖于人的动能，这正是日本制造业企业长期把握一流地位的原因。其实也不是什么诀窍，但是其他近邻怎么也做不到。 如果一个制造业企业要做大做强，需要先培养好内部的人，企业是把这些遴选进来的员工当作长远发展的必须品来培养的（这有别于中国的一些企业，尽管看起来重视人才，充其量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 就汽车制造而言，丰田汽车公司并非世界上首家汽车制造商，汽车在欧美诞生以后，日本人非常艳羡并想要雄心勃勃地赶上欧美。这让日本在20世纪初就开始涉足汽车制造业。其后，是福特的大批量生产，但日本人嗅到了其中的危险，自己发展出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产生，而这正好又在21世纪之初暗合了全世界抵御地球暖化的主题，日式的节能环保型汽车开始在竞争中击败笨重的美国汽车，通用、福特纷纷倒下。甚至，人们提起美国车就是油老虎，对日本车的第一印象便是省油。就在丰田此次深陷召回风波之际，美国相关网站发布了一项市场调查报告，公布了美国市场省钱效果最好（与同型号非混合动力车相比）的12款混合动力车型，丰田普锐斯蝉联第一名，而福特的翼虎则处于第三位。 或许会有人认为，这些日本大企业的诞生是占了市场和行业先机，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天生爱琢磨的日本人是怎样把玩制造业并从中赢利的。21世纪初，中国制造的廉价自行车大量涌入日本，日本自行车纷纷被淘汰。但是，一家日本小企业却发现一些日本人骑车购物的需求很大，但普通自行车承载量太小，于是发明了颇为精致的载物自行车，一下子生意兴隆。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商，一些忙于生产传统的廉价车，一些追随美国流行的山地车，很少有厂商苦心钻研市场并发展出自己的支柱性技术。 现在，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车方面）存在很大发展空间，因为中国用量大、起步也及时，所以如果中国能够研制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新能源汽车，就可能在世界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只是一种假设，还需要大胆求证，中国人需要放远眼光，不只注重当下的赢利，不只满足将来做个拼装者，认真在工艺、人性化等方面琢磨琢磨，静下心来研究出自己的核心技术，才有可能在这个新市场上抢占先机。


大公司为将来几年从哪里取得增长而仔细规划的时候，在中国取胜是其中多数公司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而如何取胜则是仍在困扰许多公司的一个难题。 调查了数十家在中国有业务的西方企业之后，我们认定，任何外资公司要在中国建立或扩大业务，都面临着非常多的障碍，但它们需要处理好三个至关重要、或许也很不容易想到的竞争问题，才能取得成功。 流动性：在华外资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就是持续变化的经商环境。企业主管绝不能因其公司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沾沾自喜或骄傲自满。这里所说的流动性是指：中国各地区在执行各种条例和法规的时候差异很大，并且可能在没有提前警告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变动；自己的合作伙伴经常因接到更诱人的报价而单方面毁约；几乎一夜之间就可能冒出来新的竞争对手并成为自己的主要威胁。又因信息的不完全通畅，要想预测形势发展方向和突然而至的变故，即使是对在中国有多年工作经验、非常成熟老练的管理人士来说，也是个难题。 对于很多西方管理者来说，要想提前得知可能影响其公司业务的最新消息，最好的办法依旧是搞好“关系”。其实，我们认为西方管理者的当务之急，是继续建立并培育与政府和业界广泛的关系网，这些关系人士可用手里的权力助公司项目和投资业务一臂之力。 仅与一两位北京高官加强往来是不够的，因为大陆各地做生意的方式方法以及政策落实等方面都千差万别。我们建议是，也要与供应商、买家、销售人员和地方官员等基层人士保持互动，他们可向你提供有关中国各地动向的第一手信息。 WTO事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在华外企因竞争压力，日子反而更加难过。这么说似乎有悖常理，因为允许中国加入WTO的主要目的本来是让中国的经商环境进一步正常化，并在中外企业之间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对弈平台。但现在的境况是，中国加入WTO不仅为更多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敞开了大门，也逼着中国企业为生存下去而提高自己的业绩。这坚定了北京防止外国企业欺侮其年轻中国同行的决心。 虽然北京方面说它希望让市场力量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各类中资企业仍然因为北京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而在多个行业占据强势地位。接受我们调查的西方企业认为，它们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挑战包括不公平竞争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足。 虽然中央政府似乎明白中国迫切需要遵守WTO承诺，并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但负责关停盗版产品相关工厂与经销渠道的地方政府却并不总是履行职责，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当地失去就业机会和收入。 中央政府和地方省市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只是更加让人认为，虽然与中央政府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很重要，但想收集最佳信息还是要到地方层面上去。 人才缺短：中国经济最明显的一个矛盾现象在于，虽然大学新生和毕业生数量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但高水平人才却似乎存在着严重短缺。很多西方企业都谈到，中国竞争对手过去的薪酬和外企根本不在同一水平，但现在，为了获得条件更好、有留学背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它们同跨国公司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人才争夺，一场人才战就此打响。 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中国需要扭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才流失局面。为此，地方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以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等重要中资公司，都派出代表团前往国外，用优厚待遇吸引科学、工程和管理方面的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带领中国向真正的知识型经济转变。 于是外资和内资企业都在同一个人才库里搜寻专业人士，这使得西方企业招聘、培养和挽留员工的任务变得越来越艰巨，那些打算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的企业更是如此。 预计在未来数年，存在于中国和其他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商业机会将五倍到10倍于发达国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相信，西方企业如果学会怎样更好地游弋于中国复杂的经商环境，它们将会获益良多。那些能够调整自身、适应上述挑战的企业，或许最有机会在中国获得成功。


　虽然上半年多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收入同比大幅增长趋势已确定，但原材料等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并导致多家公司毛利率下滑，利润同比增幅小于收入增幅，成本压力突显。 迫于劳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汇率变动等压力，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上半年出现“增量不增效”的形势，毛利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或提升产品售价，或加快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正成为不少制造企业转嫁成本的无奈选择。 　　其中以家电业表现较为明显，格力电器(15.83,0.44,2.86%)上半年销售毛利率下降9.04%，为16.27%。而海尔集团副总裁周云杰表示，钢板、塑料等原材料价格不断走高，家电行业正承受着成本继续上升的压力。 　　电子制造业龙头联想集团毛利率由第一财季的11.0%下降为10.2%，联想集团CEO杨元庆称，毛利率降低原因包括零部件成本上升以及美元汇率波动，关键元器件LCD还出现了供应短缺。中兴通讯(23.10,0.75,3.36%)上半年毛利率虽小幅上升，但分析师称可持续性不强。该公司上半年财务费用率为2.41%，同比上升1.08%，主要受汇兑损益所影响。 　　根据去年底发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位于广东东莞的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为2.49%，而各代工企业的毛利率普遍位于5%~11%之间。另一渠道的研究则显示，电子制造服务业平均毛利率自2006年的6.2%已降至如今的不足3%，而净利润率则不到1%。 　　应对成本上涨，提价成企业无奈选择 　　为应对成本上涨，不少制造业上市公司将产品结构调整作为提升利润的手段。提升售价，向中高端转移成为不少企业转嫁成本的无奈选择。 　　家电产品涨价已成必然。今年6月，海尔副总裁周云杰在股东会后表示，公司今年头5个月的产品平均售价按年上升5%，这主要由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提升高端产品的比重，以及推行技术创新。 　　在手机及电脑市场，与去年充斥大量低端产品不同，今年以来高端产品占比显著提高，厂商希望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带动毛利率水平的提升。杨元庆表示，计算机行业竞争已非常激烈，联想会不断推出新型计算机以及移动产品从而使毛利率保持稳定。 　　周云杰称，该公司会继续开发适合出口地使用的产品，以求可以提高售价，去抵消汇率风险。 　　东莞市英硕电子有限公司老总汤正才称，今年来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都上涨超过20%，目前通过提价基本能消化成本的压力。 　　加大海外投资分散风险 　　除了提价，制造企业应有对抗风险的长远考虑，为节省成本及分散风险，国内大多制造企业已把劳力密集和价格敏感生产线迁往其他亚洲产地。杨元庆称，联想集团今年将继续在海外设厂，现在已在巴基斯坦、非洲、意大利及美国设有厂房。 　　家电企业大多已完成海外设厂。一方面，企业可以缩短海外贸易的账期，生产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或者根据汇率情况及时调整出口价格。另一方面通过海外投资，也可把货币储备变成资源物资储备。 　　海外投资也可适当降低劳动力成本，但不少企业负责人认为，劳动力成本远远小于原材料价格和汇率变动的影响。杨元庆表示，联想会提升生产线员工工资，但这不会重大影响我们的盈利。工厂的人工成本只占总体成本的2%~3%，主要的成本来自硬件采购和营运系统。 　　记者也了解到，大多国内制造企业都通过一些大宗商品交易所来购买期货和期权合约，以此锁定原料价格，同时锁定远期汇率，规避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


　　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何在，如何升级以及升级路径是否可行，将是经济决策者和投资者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也是一个探索摸索的过程。 　　未来关注“新型工业” 　　根据社科院国情调研研究，目前我国整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因此，未来5年中国工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会继续上升，预计2015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顶点，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由于外部环境、体制改革、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的影响，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会发生较大变化。 　　工业化进程的普遍规律是依次经历“轻加工业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高加工度化发展阶段—技术集约化阶段”。先进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已经完成工业化，产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中高端技术产值占据了主导行业。产业结构实现了由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工业转向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电子计算机、交通等高附加值组装型重化工业、以及信息产业、节能环保、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 　　对比OECD国家和中国产业结构可见，中国产业结构中高技术产业发展明显不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明显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的采矿业、钢铁、有色、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占比明显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食品饮料烟草业、纺织业、服装制造业、皮革制品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显著高于OECD国家；印刷出版业、金属制品业、精密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高技术行业占GDP比重相对较低。 　　未来在新兴战略性产业规划政策导向下，中国工业内部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动，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和节能环境、信息、生物医药等一些新兴产业将逐步成为未来支柱产业。预计工业内部结构中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比重将由2007年的11%上升至2015年的15%；其中，根据《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中国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将由2009年不足3%上升到2015年的7-8%，成为新的支柱产业。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由2007年的20%逐步下降至2015年的18%左右。 　　服务业结构多元化， 　　服务贸易高级化 　　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2.6%，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5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服务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美日韩等国历史经验显示，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性：(1)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等流通类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渐下降。(2)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商业和专业技术服务等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并成为主导产业；比如，日本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16.9%上升到90年代末期的27%；美国由上世纪70年代21%上升到2007年的32.4%。(3)政府和社会团体提供的公共管理服务业、医疗业、教育业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等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倒U型变化，即在初期发展阶段，社会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逐渐上升，达到顶点后，比重又逐步缓慢下降。(4)住宿餐饮业、娱乐文化业及其他私人服务业呈缓慢上升趋势。 　　对比中国与美日韩服务业增加值结构，我们认为，未来十年，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影响下，交通运输仓储业比重呈缓慢下降，批发零售、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持续上升。具体到细项行业，从美日韩服务业发展经验看，预计科技、法律的专业和商务服务业、房屋和设备租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私人教育、医疗保健服务业、文化娱乐等私人服务业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甚至诞生出一系列新兴服务业项目。 　　我们预计未来中国服务贸易高级化趋势会加速，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1)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有望得到政策推动。商务部在近期《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未来外贸“发展战略图”，指出2020年初步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例分别由4%和5%左右提高到8%和9%，成为世界第二大服务业贸易国。(2)以服务业为主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加速，世界各国增加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国际转移，这为中国服务贸易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3)随着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事实上，美日韩发展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2008年美国服务业出口中金融、专利权和商标等使用费占服务业出口总额的比分别为11.0%和16.9%，英国金融出口占比高达24.1%，日本的专利权、商标等使用费占比为17.3%，均远高于我国的占比水平(2007年金融出口占比0.2%；专利权和商标等使用费为0.3%)。■


8月18日，一则关于电动汽车的消息引起人们关注：由国资委牵头，16家央企组建的电动汽车联盟在北京成立。这意味着以提升中国电动车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为目标的“国家队”将诞生。 　　昨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已经在电动汽车上攻坚的万向、众泰等浙江民企。他们都认为这是继5个试点城市后，对电动汽车行业的又一个重大利好。同时，浙江民企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这样的结盟，能把资金更多地“用在刀刃上”，早点攻克电动汽车的电池难题，完善电动汽车上路后的维护、保养等后续问题。 　　中央财政拨千亿元扶持 　　日前，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两项“千亿”投资计划成为关注焦点，一个1000亿来自中央财政，另一个1000亿来自央企联盟。 　　作为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实施的“一揽子扶持政策”的重要部分，近日曝光的由工信部牵头的《汽车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草案(下称《规划》)建议，未来十年，中央财政拿出超过1000亿元的巨额资金，用以扶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这1000亿元已经规划至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示范推广、核心零部件研发、试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同时，中央财政将设立专项补贴资金，未来消费者买纯电动车、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将减免征收。 　　据悉，该《规划》正在向各相关部委征求意见，将于本月最终定稿并上报国务院审议，最快有望年内实施。 　　央企抱团避免各自为战 　　据了解，央企联盟成立后主要是在资源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和产能配合等方面做好协调工作，共同发展电动汽车。联盟的近期目标是促进产业相关技术标准的统一，中长期目标是要掌握电动车核心技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电动车企业和品牌。 　　分析人士认为，自中汽协牵头国内排名前十的车企成立Top10电动汽车联盟之后，国资委成立的电动汽车联盟更具“官方”色彩，将在电动汽车资源整合方面发挥更大的效用，在相互协作上要优于其他同类联盟。 　　目前参与联盟的车企为一汽、东风、长安汽车(10.81,0.13,1.22%)这三家，其他央企包括东方电气(26.25,-0.23,-0.87%)、南车股份、中海油、中航科工、国家电网、中石化、南方电网等。 　　国资委牵头组建新能源汽车央企大联盟的初衷正是源于“整合优势资源、集中力量”。一段时间来，一些央企纷纷宣布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但也出现了“各自为战”的情况。如国家电网日前宣布，到今年年底，将完成75个电动汽车充电站、6209个充电桩的建设，这一庞大工程将涉及27个省市；中石化以北京为试点地区，将全市规模较大的加油、加气站改建成油(气)电综合服务站，并逐渐向全国推广；中海油则计划通过合资公司(普天海油)在两个以上省会城市建设充电站。 　　一位车企知情人士说，根据联盟的筹备方案，到2012年，央企大联盟对新能源汽车领域投资将增至1000亿元，未来还可能将个别央企的新能源汽车资产并入联盟。 　　浙企认为电池才是关键 　　《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和市场规模达到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500万辆。以混合动力汽车为代表的节能汽车销量达到世界第一，年产销量达到1500万辆以上。 　　据悉，在传统内燃机汽车尤其是轿车发动机方面，中国至少落后于国外20年，已经没有机会赶上发达国家。相比之下，在电动汽车领域，目前虽然也有四五年的差距，但并非不可赶超的。浙江民企的一负责人说，其实我国电动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远比传统汽车要小。所以，此番国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要赶超发达国家，不是难事。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日前透露，我国将投入60亿元人民币大力促进电池研发。目标是在2015年，中国电动汽车保有量达到50万至100万辆，中国也将成为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最大的市场。 　　浙江一电动汽车研发人员直言，相比于千亿元的体量，这60亿元还显得单薄了。其实电动汽车里，电池占成本一半以上。而目前，困扰众多厂家的电池难题是，如何让300多伏的电压稳定住，不让它瞬间释放，能使用流畅；在使用四五年后，报废电池到何处去？能否想办法使之分解，不污染环境？


物联网作为国家的新兴战略产业，实际上是在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利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使社会与经济活动更加有效的一种技术。物联网的基础是技术，如传感技术、网络技术、分析技术等，而推动其发展的核心动力则是应用。在“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的理念下，钢铁行业等原材料工业、制造业、能源工业对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管理和流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物联网将不断推动钢铁行业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进程，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并在应用当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继续推动行业的优化，逐渐将信息化渗透到行业流程的各个环节。 　　物联网起源于感知、传感技术的发展，它通过无线和有线相结合的方式来传递、接受和发送数据，因此物联网需要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个方面的配合。要建立钢铁行业的物联网，我们的自主技术还不过关，RFID、条形码和其他传感技术还有待发展，而应用的驱动可以刺激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得物联网技术向更精、更小巧、价格更低廉的方向发展，不断顺畅信息的衔接，加快制造过程，提高解决制造过程中处理问题的能力。 　　钢铁行业属于原材料工业，是上下游企业中比较靠前的典型中间企业，除铁轨以及少数金属网格等最终产品外，钢铁行业的产品基本上为中间产品，它为下游制造加工业提供的原料，如汽车、家电、船舶、集装箱板，以及建筑(如桥梁、铁路、高速公路、大坝、工厂以及民用建筑)等。 　　信息化说到底就是把生产过程中的物资流管理起来，实际上就是对物资流的追踪。从物联网的角度看，钢铁企业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行业内部的物流过程，这其中也有物联网的问题。对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追踪和优化安排，可以使得产销衔接更为准确，而且对能源、原料的消耗以及效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沙钢从炼铁到炼钢采用“一包到底”的技术，使得电炉钢每吨钢冶炼电耗由改造前的221度下降到167.7度，降幅达24.12%，既减少了铁水热量消耗，又提高了效率。其中，“一包到底”工艺在铁水包运输的过程中省去了中间包和混铁炉等环节，但还需要对运输过程进行全程跟踪与调度，这就需要用物联网信息系统来解决。 　　企业间物联促进大供应链形成 　　生产出满足汽车等行业需求的钢铁产品，就是钢铁企业信息化所要实现的目标。尽量提高交货的准确性，以缩短交货期，这样就可以减少库存的积压和原料的保有量，减少资金的占用。而钢铁行业的下游企业，如汽车制造业等信息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对产品的要求极为严格，对每一个零件型号、尺寸等的要求都极其精确，一旦不符合标准即成为废品。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说，如何降低原料库存是它不能够完全左右的事情，因为原料库存与上游企业之间的中间环节(如采购和运输)都有直接联系。而一旦这些中间环节对企业产生影响，可能会对交货期以及零件批次产生比制造过程更大的影响。制造的过程是以分、秒甚至是更为精确的数据来计算的，而物流若是出现如原料不到位等问题，那么制造过程中所提高的效率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出现这些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大库存，随之产生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大量资金的占用。 　　针对企业间这些不可控因素可能出现的问题，很多钢铁企业都在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如宝钢建立了配送剪切中心，按照客户的尺寸需求直接将所需零件剪切好送到用户那里去，中间的运输过程由企业自己来负责，即由宝钢来主导企业之间的物联，这样宝钢下游企业的供货就有了保障，成功保证了产销衔接的紧密性和精确性。然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钢铁企业并不多，可见针对企业间的物联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物流除了以上游企业为主导的方式之外，还可以以下游企业为主导，如湘潭钢铁公司(其上游企业为铁矿石、运输和码头)。虽然由于目前钢铁、板材市场的不景气，下游企业在这方面可能并不积极，但是企业间的物联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上、下游企业分别主导或是双方共同主导，甚至是由中间的运输企业为主导的企业间物流在未来都很有可能出现并得到发展。企业间的物联可以优化路径，既保证了供应，又保证了生产，最后形成双赢的局面。 　　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要实现企业间的物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在应用中不断摸索，并向这方面发展较快的国家学习。将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各自的企业内信息化工作做好，再将企业间的物联打通，那么针对钢铁行业上下游企业的大供应链就会形成。这不仅仅适用于钢铁行业，其他行业也可以针对各自行业的特点来进行企业间的物联，甚至是跨行业的物联。在这一点上，企业要有自主性，政府也要给予支持和鼓励，以保证行业间的互动。 　　管控衔接是钢铁企业管理的核心 　　钢铁企业中的自动化和信息化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国外一些大的公司(如西门子等)，对钢铁企业的自动化都有成套的技术，国内也有相当的技术力量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在生产过程的控制中，传感及对指标的采集等都需要通过自动化手段来进行，不但要采集数据，还需要通过数学模型去处理和分析，如采集到氧气的流量和压力、钢水的粘稠度、渣滓成分等数据后，如何调整氧枪的高度、流量如何控制才能达到出钢碳含量的要求等，这些都需要借助数学模型来演算。归根到底，就是要做运行数据的积累和分析、机理的推导和研究，根据目标来推断下一步所要控制的参数，这也是一个演算的过程。而实际上，这个过程不仅需要传感技术，还需要网络、IT技术等信息化技术，这与管理的演算非常相似，甚至更为复杂。而传统上来讲，将上述这些步骤都称为自动化。管理层需要信息技术来优化管理流程，并在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提出更好的方案和模型。 　


今年，德国太阳能发电总装机量年增长目标上限已经从1700兆瓦调整到了3500兆瓦，中国和美国政府都扩大了对太阳能电池的政策支持。专家预计，今后的太阳能电池市场将会以德国、美国和中国为中心。 对于光伏企业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年令人沮丧。iSuppli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电池组件的平均价格下跌了37.8%，硅片价格下跌了50%，多晶硅价格下跌了80%。他们预计2010年价格还将持续下跌。然而现在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几乎让价格下降一步到位，新一轮的竞赛将由此开启。 此前做出悲观预测的iSuppli也在最近修改了其预期，称2010年全球光伏系统装机容量将增长68%，达到8.6GW，这意味着全球光伏市场增速将回到危机前2008年的水平。太阳能产业研究机构Solarbuzz最新发布的光伏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将有9个国家对太阳能安装量需求超过250MW，而2009年只有6个国家超过250MW。 生产能力大幅提高 世界太阳能电池产业2010年生产力(累计值)比2009年提高了37%，增加到28.4GW。全球5大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都计划配备超过1GW生产能力的设备，而在2009年仅依靠他们的生产能力就能够满足整个市场的需求。 分析世界11个主要的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2010年的生产能力扩充计划，中国企业生产能力增长比率达到了39%(与去年相比)。2009年天合光能、英利等中国企业模块的劳动力成本仅为欧洲企业的62%，所以在世界主要企业都出现损失的时候，也能够实现20%以上的高赢利。因此，中国企业完成投资计划的可能性将增大，并且今后有望扩大对市场的占有率。 市场迅速恢复 太阳能电池市场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迅速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