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新闻

　　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何在，如何升级以及升级路径是否可行，将是经济决策者和投资者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也是一个探索摸索的过程。 　　未来关注“新型工业” 　　根据社科院国情调研研究，目前我国整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因此，未来5年中国工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会继续上升，预计2015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顶点，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由于外部环境、体制改革、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的影响，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会发生较大变化。 　　工业化进程的普遍规律是依次经历“轻加工业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高加工度化发展阶段—技术集约化阶段”。先进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已经完成工业化，产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中高端技术产值占据了主导行业。产业结构实现了由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工业转向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电子计算机、交通等高附加值组装型重化工业、以及信息产业、节能环保、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 　　对比OECD国家和中国产业结构可见，中国产业结构中高技术产业发展明显不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明显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的采矿业、钢铁、有色、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占比明显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食品饮料烟草业、纺织业、服装制造业、皮革制品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显著高于OECD国家；印刷出版业、金属制品业、精密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高技术行业占GDP比重相对较低。 　　未来在新兴战略性产业规划政策导向下，中国工业内部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动，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和节能环境、信息、生物医药等一些新兴产业将逐步成为未来支柱产业。预计工业内部结构中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比重将由2007年的11%上升至2015年的15%；其中，根据《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中国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将由2009年不足3%上升到2015年的7-8%，成为新的支柱产业。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由2007年的20%逐步下降至2015年的18%左右。 　　服务业结构多元化， 　　服务贸易高级化 　　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2.6%，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5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服务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美日韩等国历史经验显示，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性：(1)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等流通类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渐下降。(2)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商业和专业技术服务等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并成为主导产业；比如，日本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16.9%上升到90年代末期的27%；美国由上世纪70年代21%上升到2007年的32.4%。(3)政府和社会团体提供的公共管理服务业、医疗业、教育业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等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倒U型变化，即在初期发展阶段，社会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逐渐上升，达到顶点后，比重又逐步缓慢下降。(4)住宿餐饮业、娱乐文化业及其他私人服务业呈缓慢上升趋势。 　　对比中国与美日韩服务业增加值结构，我们认为，未来十年，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影响下，交通运输仓储业比重呈缓慢下降，批发零售、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持续上升。具体到细项行业，从美日韩服务业发展经验看，预计科技、法律的专业和商务服务业、房屋和设备租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私人教育、医疗保健服务业、文化娱乐等私人服务业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甚至诞生出一系列新兴服务业项目。 　　我们预计未来中国服务贸易高级化趋势会加速，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1)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有望得到政策推动。商务部在近期《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未来外贸“发展战略图”，指出2020年初步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例分别由4%和5%左右提高到8%和9%，成为世界第二大服务业贸易国。(2)以服务业为主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加速，世界各国增加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国际转移，这为中国服务贸易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3)随着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事实上，美日韩发展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2008年美国服务业出口中金融、专利权和商标等使用费占服务业出口总额的比分别为11.0%和16.9%，英国金融出口占比高达24.1%，日本的专利权、商标等使用费占比为17.3%，均远高于我国的占比水平(2007年金融出口占比0.2%；专利权和商标等使用费为0.3%)。■


8月18日，一则关于电动汽车的消息引起人们关注：由国资委牵头，16家央企组建的电动汽车联盟在北京成立。这意味着以提升中国电动车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为目标的“国家队”将诞生。 　　昨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已经在电动汽车上攻坚的万向、众泰等浙江民企。他们都认为这是继5个试点城市后，对电动汽车行业的又一个重大利好。同时，浙江民企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这样的结盟，能把资金更多地“用在刀刃上”，早点攻克电动汽车的电池难题，完善电动汽车上路后的维护、保养等后续问题。 　　中央财政拨千亿元扶持 　　日前，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两项“千亿”投资计划成为关注焦点，一个1000亿来自中央财政，另一个1000亿来自央企联盟。 　　作为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实施的“一揽子扶持政策”的重要部分，近日曝光的由工信部牵头的《汽车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草案(下称《规划》)建议，未来十年，中央财政拿出超过1000亿元的巨额资金，用以扶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这1000亿元已经规划至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示范推广、核心零部件研发、试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同时，中央财政将设立专项补贴资金，未来消费者买纯电动车、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将减免征收。 　　据悉，该《规划》正在向各相关部委征求意见，将于本月最终定稿并上报国务院审议，最快有望年内实施。 　　央企抱团避免各自为战 　　据了解，央企联盟成立后主要是在资源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和产能配合等方面做好协调工作，共同发展电动汽车。联盟的近期目标是促进产业相关技术标准的统一，中长期目标是要掌握电动车核心技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电动车企业和品牌。 　　分析人士认为，自中汽协牵头国内排名前十的车企成立Top10电动汽车联盟之后，国资委成立的电动汽车联盟更具“官方”色彩，将在电动汽车资源整合方面发挥更大的效用，在相互协作上要优于其他同类联盟。 　　目前参与联盟的车企为一汽、东风、长安汽车(10.81,0.13,1.22%)这三家，其他央企包括东方电气(26.25,-0.23,-0.87%)、南车股份、中海油、中航科工、国家电网、中石化、南方电网等。 　　国资委牵头组建新能源汽车央企大联盟的初衷正是源于“整合优势资源、集中力量”。一段时间来，一些央企纷纷宣布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但也出现了“各自为战”的情况。如国家电网日前宣布，到今年年底，将完成75个电动汽车充电站、6209个充电桩的建设，这一庞大工程将涉及27个省市；中石化以北京为试点地区，将全市规模较大的加油、加气站改建成油(气)电综合服务站，并逐渐向全国推广；中海油则计划通过合资公司(普天海油)在两个以上省会城市建设充电站。 　　一位车企知情人士说，根据联盟的筹备方案，到2012年，央企大联盟对新能源汽车领域投资将增至1000亿元，未来还可能将个别央企的新能源汽车资产并入联盟。 　　浙企认为电池才是关键 　　《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和市场规模达到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500万辆。以混合动力汽车为代表的节能汽车销量达到世界第一，年产销量达到1500万辆以上。 　　据悉，在传统内燃机汽车尤其是轿车发动机方面，中国至少落后于国外20年，已经没有机会赶上发达国家。相比之下，在电动汽车领域，目前虽然也有四五年的差距，但并非不可赶超的。浙江民企的一负责人说，其实我国电动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远比传统汽车要小。所以，此番国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要赶超发达国家，不是难事。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日前透露，我国将投入60亿元人民币大力促进电池研发。目标是在2015年，中国电动汽车保有量达到50万至100万辆，中国也将成为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最大的市场。 　　浙江一电动汽车研发人员直言，相比于千亿元的体量，这60亿元还显得单薄了。其实电动汽车里，电池占成本一半以上。而目前，困扰众多厂家的电池难题是，如何让300多伏的电压稳定住，不让它瞬间释放，能使用流畅；在使用四五年后，报废电池到何处去？能否想办法使之分解，不污染环境？


物联网作为国家的新兴战略产业，实际上是在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利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使社会与经济活动更加有效的一种技术。物联网的基础是技术，如传感技术、网络技术、分析技术等，而推动其发展的核心动力则是应用。在“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的理念下，钢铁行业等原材料工业、制造业、能源工业对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管理和流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物联网将不断推动钢铁行业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进程，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并在应用当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继续推动行业的优化，逐渐将信息化渗透到行业流程的各个环节。 　　物联网起源于感知、传感技术的发展，它通过无线和有线相结合的方式来传递、接受和发送数据，因此物联网需要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个方面的配合。要建立钢铁行业的物联网，我们的自主技术还不过关，RFID、条形码和其他传感技术还有待发展，而应用的驱动可以刺激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得物联网技术向更精、更小巧、价格更低廉的方向发展，不断顺畅信息的衔接，加快制造过程，提高解决制造过程中处理问题的能力。 　　钢铁行业属于原材料工业，是上下游企业中比较靠前的典型中间企业，除铁轨以及少数金属网格等最终产品外，钢铁行业的产品基本上为中间产品，它为下游制造加工业提供的原料，如汽车、家电、船舶、集装箱板，以及建筑(如桥梁、铁路、高速公路、大坝、工厂以及民用建筑)等。 　　信息化说到底就是把生产过程中的物资流管理起来，实际上就是对物资流的追踪。从物联网的角度看，钢铁企业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行业内部的物流过程，这其中也有物联网的问题。对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追踪和优化安排，可以使得产销衔接更为准确，而且对能源、原料的消耗以及效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沙钢从炼铁到炼钢采用“一包到底”的技术，使得电炉钢每吨钢冶炼电耗由改造前的221度下降到167.7度，降幅达24.12%，既减少了铁水热量消耗，又提高了效率。其中，“一包到底”工艺在铁水包运输的过程中省去了中间包和混铁炉等环节，但还需要对运输过程进行全程跟踪与调度，这就需要用物联网信息系统来解决。 　　企业间物联促进大供应链形成 　　生产出满足汽车等行业需求的钢铁产品，就是钢铁企业信息化所要实现的目标。尽量提高交货的准确性，以缩短交货期，这样就可以减少库存的积压和原料的保有量，减少资金的占用。而钢铁行业的下游企业，如汽车制造业等信息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对产品的要求极为严格，对每一个零件型号、尺寸等的要求都极其精确，一旦不符合标准即成为废品。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说，如何降低原料库存是它不能够完全左右的事情，因为原料库存与上游企业之间的中间环节(如采购和运输)都有直接联系。而一旦这些中间环节对企业产生影响，可能会对交货期以及零件批次产生比制造过程更大的影响。制造的过程是以分、秒甚至是更为精确的数据来计算的，而物流若是出现如原料不到位等问题，那么制造过程中所提高的效率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出现这些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大库存，随之产生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大量资金的占用。 　　针对企业间这些不可控因素可能出现的问题，很多钢铁企业都在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如宝钢建立了配送剪切中心，按照客户的尺寸需求直接将所需零件剪切好送到用户那里去，中间的运输过程由企业自己来负责，即由宝钢来主导企业之间的物联，这样宝钢下游企业的供货就有了保障，成功保证了产销衔接的紧密性和精确性。然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钢铁企业并不多，可见针对企业间的物联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物流除了以上游企业为主导的方式之外，还可以以下游企业为主导，如湘潭钢铁公司(其上游企业为铁矿石、运输和码头)。虽然由于目前钢铁、板材市场的不景气，下游企业在这方面可能并不积极，但是企业间的物联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上、下游企业分别主导或是双方共同主导，甚至是由中间的运输企业为主导的企业间物流在未来都很有可能出现并得到发展。企业间的物联可以优化路径，既保证了供应，又保证了生产，最后形成双赢的局面。 　　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要实现企业间的物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在应用中不断摸索，并向这方面发展较快的国家学习。将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各自的企业内信息化工作做好，再将企业间的物联打通，那么针对钢铁行业上下游企业的大供应链就会形成。这不仅仅适用于钢铁行业，其他行业也可以针对各自行业的特点来进行企业间的物联，甚至是跨行业的物联。在这一点上，企业要有自主性，政府也要给予支持和鼓励，以保证行业间的互动。 　　管控衔接是钢铁企业管理的核心 　　钢铁企业中的自动化和信息化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国外一些大的公司(如西门子等)，对钢铁企业的自动化都有成套的技术，国内也有相当的技术力量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在生产过程的控制中，传感及对指标的采集等都需要通过自动化手段来进行，不但要采集数据，还需要通过数学模型去处理和分析，如采集到氧气的流量和压力、钢水的粘稠度、渣滓成分等数据后，如何调整氧枪的高度、流量如何控制才能达到出钢碳含量的要求等，这些都需要借助数学模型来演算。归根到底，就是要做运行数据的积累和分析、机理的推导和研究，根据目标来推断下一步所要控制的参数，这也是一个演算的过程。而实际上，这个过程不仅需要传感技术，还需要网络、IT技术等信息化技术，这与管理的演算非常相似，甚至更为复杂。而传统上来讲，将上述这些步骤都称为自动化。管理层需要信息技术来优化管理流程，并在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提出更好的方案和模型。 　


今年，德国太阳能发电总装机量年增长目标上限已经从1700兆瓦调整到了3500兆瓦，中国和美国政府都扩大了对太阳能电池的政策支持。专家预计，今后的太阳能电池市场将会以德国、美国和中国为中心。 对于光伏企业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年令人沮丧。iSuppli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电池组件的平均价格下跌了37.8%，硅片价格下跌了50%，多晶硅价格下跌了80%。他们预计2010年价格还将持续下跌。然而现在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几乎让价格下降一步到位，新一轮的竞赛将由此开启。 此前做出悲观预测的iSuppli也在最近修改了其预期，称2010年全球光伏系统装机容量将增长68%，达到8.6GW，这意味着全球光伏市场增速将回到危机前2008年的水平。太阳能产业研究机构Solarbuzz最新发布的光伏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将有9个国家对太阳能安装量需求超过250MW，而2009年只有6个国家超过250MW。 生产能力大幅提高 世界太阳能电池产业2010年生产力(累计值)比2009年提高了37%，增加到28.4GW。全球5大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都计划配备超过1GW生产能力的设备，而在2009年仅依靠他们的生产能力就能够满足整个市场的需求。 分析世界11个主要的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2010年的生产能力扩充计划，中国企业生产能力增长比率达到了39%(与去年相比)。2009年天合光能、英利等中国企业模块的劳动力成本仅为欧洲企业的62%，所以在世界主要企业都出现损失的时候，也能够实现20%以上的高赢利。因此，中国企业完成投资计划的可能性将增大，并且今后有望扩大对市场的占有率。 市场迅速恢复 太阳能电池市场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迅速恢复，使得供不应求的状况得到缓解。最近德国需求急速上升，加速了市场需求量的回升。短时间内，市场需求量的上升是受到了德国需求急升以及多硅晶等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影响。由于德国政府今年7月1日取消对太阳能电池的补贴，为了在补贴取消之前安装太阳能系统，大家都纷纷在政策取消之前购买太阳能电池及模块。所以德国第二季度太阳能电池及模块的出货量，比第一季度上涨了75%。 除了德国之外，法国等国家也计划在2010年下半年或是2011年取消对太阳能电池和模块的补贴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制造的低价太阳能电池模块将会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此外，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太阳能电池补贴援助政策将在德国取消补贴之后，继续带动整个市场的增长。并且太阳能电池价格的稳定以及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内部高收益率，还有信用市场的恢复都成为整个太阳能电池市场复苏的重要条件。尤其是GridParity技术相对成熟的国家，对太阳能的需求会更大。 2011年世界太阳能电池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将处于混战状态，直到2012年才能达到供给均衡。2011年初欧洲部分国家将取消对太阳能电池的补贴，在此之前世界太阳能电池市场的需求主要是来自欧洲市场。 随着设备投资的持续增长，对太阳能电池的需求将会减弱。 价格稳定下行 2010年以后太阳能电池模块的价格呈下降的趋势。2009年第四季度每瓦大约为2美元，到了2010年底每瓦将会下降为1.5美元，比年初约下调25%。而今后太阳能电池及模块的价格会受到原材料成本下调，转换效率改善，多硅晶价格稳定，以及中国太阳能电池企业的增多等因素影响，呈现稳定下行的趋势。 由于补贴的降低，企业的利润空间可能被压缩，在成熟市场上具有品牌和成本优势的企业将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具有每瓦成本竞争力的产品将获得更大份额。由于增长的多极化，市场嗅觉灵敏的新兴市场进入者将获得发展空间。中国光伏企业的同类产品性价比更高，其市场份额预计将进一步提高。由于下游产品价格承受压力，且总体供给及企业自给率提高，预计多晶硅价格将同步走低。 2015年结晶硅太阳能电池和薄膜太阳能电池的成本价将下调到每瓦0.8美元和0.55美元。而太阳能电池模块每瓦的平均价格将会不到1美元。模块价格将会以每季度3%的水平平稳下滑。到2012年在意大利、日本等部分国家太阳能发电的价格与普通火电、水电发电的价格相当，同价并网时代将会到来。


　　汽车生产厂家正面临富士康同样的困局，即经济发达地区的经营成本高涨的问题，也受到内陆生产点物流成本高的困扰。 　　今年以来，一直安做国际巨头加工厂的富士康突然身陷舆论漩涡，一连串的员工自杀事件让富士康成为众矢之的。 　　对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来说，人力资源当为立业之本。这类企业往往员工流动性强，如果在员工待遇上口碑不佳，招工就会遇到困难，随之而来的将是定单延期，信誉受损??危机蔓延的后果让鸿海高层寝食难安。 北迁之想 　　遭遇“12连跳”的富士康，第一反应是给员工大幅加薪。看似不相干的措施，实则可防止上述骨牌效应。既然富士康在深圳同类企业中待遇名列前茅，不妨再提高一步，以塞芸芸众口，抵挡如潮恶评对企业的打击，维护企业在员工、潜在劳动者面前的地位。 　　第二反应则是加速推进早已确立的战略决策——北进，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兴建一系列新厂。很多人认为是“北迁”，但一字之差，内容大相径庭。鸿海无意过早放弃深圳为龙头的沿海事业群，在华北的布局只是其大陆总体战略的另一只脚。富士康内地出口额556亿美元，该庞然大物的战略重心的移动，可能耗时数年。现在连郭台铭本人都不能预测大举进发河南后的命运。眼下鸿富锦、富泰宏等旗下企业占据深圳出口额15%，为鸿海集团登陆22年以来的苦心经营的成果，不可能轻易放弃。 　　与此同时，出口环境日趋严峻、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带来的全国性产业大转移正在进行中。国家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也对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体系内迁起到推动作用，沿海地区则必须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据统计，2008-2010年广东流出产业总值超过14000万元。这些产业大多流入江西、湖南等邻近省份，也有像富士康一样，向华北、西南地区内迁。而广东的产业流出是近年来一直进行的全国产业大转移中的一部分，是符合当前产业发展潮流的。这一趋势，受到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有意引导。 　　总体利润率只有3.5%左右的代工企业对成本压力极为敏感。沿海地区的优势是物流方便、上下游配套齐全、熟练技术工人相对较多，而不利因素也越来越明显：劳动力、土地、税收政策、物流等成本均相对中西部高昂。在中西部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的时候，沿海地区的优势渐渐缩小。随着沿海城市的企业经营成本快速抬升，一旦两者的年度成本剪刀差明显大于企业一次性搬迁、转移支出的时候，企业终究会选择用脚投票。这种流动呈单方向、不可逆状态。 　　可见，富士康为谋求长远发展而动，并非为解一时之困。 　　 车业困局 　　 　　富士康虽然一直在尝试多元化经营，将触角伸向软件、自主品牌家电、电子产品，甚至房地产，但仍以电子产品代工业务为主。该业务对物流成本的变迁相对不敏感，但汽车企业则不然。经测算，如果主要配套厂家和销售地距离生产点均为500公里，从零配件流入到汽车成品出厂，物流成本单车占比约为5%，低价格产品对物流成本更为敏感。 　　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众多厂家都趋向于尽量靠近目标销售地来建立生产基地，一方面节省物流成本，另一方面则试图以本地化生产取悦消费者、就近占领市场。 　　这样一来，汽车生产厂家正面临富士康同样的困局，即经济发达地区的经营成本高涨的问题，也受到内陆生产点物流成本高的困扰。实际上，由于汽车产品不同于电子产品的特性，厂家通常选择规避后者。东风迁址武汉、长安布局南京、一汽南下广东，成本减负的同时，更要促进销售。 　　尽管这两年国内掀起倡导汽车下乡“运动”，农村汽车保有量也很低，但农村平均收入水平只及城市的1/3至1/4，市场还未正式启动。从生产厂家的角度，还没有从中心城市向更贴近农村市场的三级城市及小城镇转移生产的意愿。 　　汽车生产厂家由于政府限定，必须在城市郊区置业。通常选址在大城市附近的卫星城。年产100万辆以上的大型汽车企业，以其强大的吸纳、辐射能力会对所在的中心城市经济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即使像北京这样巨无霸型城市经济（GDP超过1万亿元），北汽一家企业产值贡献率也在10%左右。地方争相延揽自不待言，但企业新增生产线的选址却日益分散，体现出全国布局的某些特征，有些企业特意要在竞争对手的家门口摆开擂台。当然，特大城市及其辐射的经济圈能够提供数家大型车企共存的市场。所以，上海、广州等城市也就成为诸多企业短兵相接、地盘犬牙交错之地。 　　 产业新趋势 　　但下一步呢？这些大城市的车市扩容势头已经减缓，市场尽管距离饱和还差得很远，但新生产线规划、融资、建成投产至少两三年的时间，这需要企业对未来五六年的市场形势变化做出尽量准确的判断。 　　既然扩张或迁移是建立在区域市场的预判上面，下面应该进行成本效益估算。还要向专业调查公司购买建厂成本和消费市场的评估报告。成本包括土地、融资优惠幅度影响，物流、零部件配套情况。而市场则包括人口、经济水平、消费能力、发展规模和潜力、商圈构成等。阻碍汽车生产企业向中小城市扩展，并非生产性因素，而是当地的消费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大城市，这抵消了小城市的成本优势。两者力量对比仍在持续变化中，直到产生质变，导致产业新趋势的生成。 　　不管怎样演变，新落户的生产线都要就近生产适应当地消费口味的车型，尽快在当地打开局面。 　　尽管汽车厂家不直接面对自然人消费者，但明显地，消费市场调查的准确度关系到新投资的存亡，是大赚特赚还是肉包子打狗，其实在新厂房奠基时就已经注定。 　　所以，大企业的投资决策不会被舆论左右，更不会情绪化出走或逃避。其决策结果依赖于冷冰冰的模型计算、完善的预算体系、与政府的良好互动。富士康如是，汽车业界的众多企业同样概莫能外。它们的一系列战略决定和举措，汇合成国内产业流动的大潮。未来的几年，将形成我国经济生活中重要的阶段性现象。


中国真正的危机叫制造业危机，根本不是金融海啸，金融海啸只是让问题更严重了。 　　中国为什么成了出口导向的国家，因为地方政府的两大政策，第一个是抓建设拉动GDP，另一个叫做招商引资。抓建设拉动GDP，就是地方政府通过修桥铺路等途径，由钢筋水泥堆砌起来了的GDP。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我国GDP当中有57%的组成都来自钢筋水泥，居民消费被压缩到只占GDP的35%。2009年的情况更糟糕，全年GDP当中有67%组成都是钢筋水泥。 　　因此，中国成为消费力严重不足的国家。对比一下，其他国家的消费占GDP的70%～80%，可见我们经济的发展有多么扭曲和畸形。 　　我国地方政府疯狂地招商引资，至于招商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劳工剥削，地方政府基本上不管。大力招商引资的结果就是我国产能大幅度扩张，2008年的产能已经高达GDP的70%，但2008年我们只消费了35%的产能，剩下35%消费不了的产能怎么办呢?只有出口给外国人消费，因此不得不以出口来消化产能过剩，通过出口拉动了中国的经济。 　　问题是，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是借钱的超前消费，简称“泡沫消费”。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而金融海啸就造成了美国泡沫消费的爆破，从而打击了我国的出口，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所以到了2009年，我们的制造业更辛苦了，不仅有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还有产能过剩。因此，大家更不想投资了，大量制造业资金进入楼市、股市，所以从2008年11月份开始，中国的股市领先全世界回暖。为什么?制造业不想干了，把钱都拿去炒股。2009年年初开始，楼市也回暖了，为什么?制造业不想干了，把钱都拿去买高档楼盘，又去买汽车、奢侈品，所以，中国经济看起来回暖，其实是制造业不想干后造成的泡沫现象。 　　中国经济生病了，第一个病是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第二个病就是产能过剩，而生病的必然结果就是发烧，但是，我们这个感觉良好的民族把发烧解读为回暖。 　　当初，我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发烧现象，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状况终于证实了我当时的观点，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底首度承认中国失业人口高达2亿，而不是统计局所谓的2000万。这个失业数字也是我2008年9月份在上海宝钢演讲时做出的预测。现在回过头看，如果政府能够重视我当时的预测，今天情况也不至于如此恶化。 　　2008年年底和去年，我们又犯了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政府仓促之间连续开了六大“虎狼之药”，包括农业改革、医药改革、四万亿、十大产业振兴方案、汽车家电建材下乡、2009年六成银行信贷投入基建。 　　农业改革和医药改革都没能治疗我们经济的两个病，而剩下的四大“虎狼之药”表面上是拉动了内需，实际上是利用了明天的产能过剩，消化了今天的产能过剩。以四万亿为例，四万亿基本投资在中西部的基础建设上。以高速公路为例，建好了之后基本没有车在上面跑，而没有车跑的高速公路统统叫做产能过剩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建好之后，由于不需要钢材(4312,-7.00,-0.16%)水泥，因此把这两个行业打回原形成为产能过剩。 　　这六大“虎狼之药”没能治愈第一个病，却使得第二个病——产能过剩更严重了。既然病更重了，那么发烧就应该更严重。这个持续发烧就是来源于去年剩下的四成信贷借给以国企为主的短期信贷。这些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两个病解决了吗?没有。既然没有解决，他们突然拿到这么多的银行信贷，他们会干什么，炒股还有炒地皮，所以更多钱进入股市、楼市，就造成了更严重的发烧。 　　讲到最后，你发现股市受到三笔资金的冲击：第一笔资金，制造业资金;第二笔资金，国企手中的信贷资金;第三笔资金，逃避通货膨胀的避险资金。这三笔资金进入股市，又造成股市的发烧现象。 　　楼市呢?制造业资金首先进入，逃避通货膨胀的避险资金不敢进入实体经济，接着进入楼市，这两笔资金叫做投机性资金，基本上冲击高端楼盘，所以造成了股价和楼价同时涨的泡沫现象，而且是高端楼盘拉动。这就是我们中国2010年的一大危机——资产泡沫化。 　　日前，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撰文预测2010年十大国际事件时，将中国经济泡沫列在第二位。


市场从来就不缺少消费需求，真正缺少的是吸引消费者的创新产品。一个好的工业设计，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也给了企业一把打开市场之门的钥匙。 新颖的工业设计对于制造业来说，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事实上，卓越的工业设计已经让一些国内品牌站在了“世界之巅”。据悉，凭借在德国红点奖评选中的完美表现，海尔笔记本电脑近日又获得了“2011年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设计奖”提名。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设计奖是由德国设计协会组织，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颁发的奖项，是德国最高级别的官方设计奖。获得这一欧洲设计界“奖中奖”的提名，说明海尔电脑的工业设计已经可以和世界知名品牌并驾齐驱。 对大多数企业管理者来说，经济危机之后他们才认识到工业设计的威力。对此，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朱焘曾表示，作为抵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要将产品和产业结构进行升级优化，最基本的出路就是产品设计创新。 朱焘说，只要工业设计和科技创新相融合，往往会爆发强大的力量，而金融危机则让一直处于“引进—仿制—批量生产—再引进—再仿制—再批量生产”循环和恶性价格战中的中国制造业在工业设计上开始觉醒，试图以工业设计支撑起自主创新。 企业竞争的最后一张王牌 工业设计是为制造批量产品所进行的设计，它包含产品外部和内部设计的整个过程，对产品的外观和性能，材料、制造技术的发挥，以及品牌建设产生最 直接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工业设计已成为制造业竞争的核心动力之一。据日本的相关调查显示，在开发差异化产品、国际名牌产品、提高附加值、提高市场占有率、创造明星企业等方面，工业设计的作用占到70%以上。 而美国工业设计协会的调查统计显示，美国企业平均工业设计每投入1美元，销售收入为2500美元；在年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中，工业设计每投入1美元，销售收入甚至高达4000美元。 简单的数据背后隐含着一个结论：工业设计能力最终会演变成企业的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工业设计被认为是企业竞争的最后一张王牌。 对于中国消费电子产业来说，工业设计正成为我们要追赶的新方向。因为时下的全球消费电子市场，充斥着大量品质相近毫无特色的商品。 同质化导致的结果是，企业进入恶性的价格竞争，利润逐渐下滑。同时，同质化还反映出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以颠覆性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竞争的突破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同质化的竞争趋势导致产品正在从技术导向转入用户需求导向。 这些变化都把工业设计推向了竞争的前沿。正如索尼公司前总裁盛田昭夫所说“我们相信今后我们的竞争对手将会和我们拥有基本相同的技术，类似的产品性能，乃至市场价格，而唯有设计才能区别于我们的竞争对手。” 实际上，当家电产品从大件耐用消费品转向时尚消费品后，家电产品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人们不再钟情那些十几年一成不变的傻大粗黑产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凭个人的喜好来选购。 随着消费电子业竞争程度的加深，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被不断激发，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再加上人们消费能力的增强，电子产品已不再是单纯的耐用消费品。在满足消费者对性能要求的同时，消费电子产品已日益成为点缀现代生活的“艺术品”，人们开始像挑选漂亮衣服一样挑选它。 中国工业设计还在“青春期” 对于世界制造大国中国来说，发展工业设计是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蜕变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 杨振宁先生曾说过，21世纪是工业设计的世纪，一个不重视工业设计的国家将成为明日的落伍者。在“设计化生存”的今天，已经无人否认设计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重要性。 不过，要想实现中国设计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不得不考虑我们国内企业跟国外成功企业之间在对工业设计认识上的不同，不得不正视我们和国外成功设计之间的差距。 北京印刷学院设计系副教授李尤松用了“青春期”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工业设计的状态。目前，中国消费电子工业设计水平呈现出“点高面低”的不均衡状态。海尔可以说是中国设计的代表性企业，同时，我们也看到更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重视设计，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对于中国诺大的制造业规模来说，这个量还显得太少，太单薄。中国需要涌现出更多的联想和海尔。 对于中国消费电业的工业设计这种现状，许多国外专家给出了中肯的意见。 德国IF设计奖常务理事R alphW iegm ann认为，虽然中国号称是“世界工厂”，但是好的工业设计并不体现在数量上，而是体现在品质、技术水平上的。可以说，中国的工业设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循序渐进，切忌急功近利。 韩国设计振兴院院长李一奎则表示，工业设计不可能单独存在，它应该是与文化、传统、科技完美融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和谐之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工业设计领域要想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要结合自己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千万不要一味地照搬、模仿别人的风格，而忘记了自己的传统。


河南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每年都会有几千万的劳动力转移。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年，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家门口就业”现象，愈来愈多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省内转移，愈来愈多的农民工选择在家乡就业。 来自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部门的信息表明，截止2010年上半年，河南省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到2341万余人，其中，省内就地转移就业人数达到1111万，同比增加112万人。 　　去年以来，随着河南省不断加大沿海产业转移承接力度和招商引资力度，愈来愈多的产业和企业落户河南，这些在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另一方面，随着全省各地进一步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也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达1111万人，同比增加112万人，增长11.2%。 　　同时，河南省为了扶持和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还出台优惠政策和措施，简化小额担保贷款手续，上半年河南省共为返乡农民工发放贷款9.94亿元，扶持2.2万农民工实现创业。而这些实现创业的农民工企业，又带动和安置了本省本地农民工的就业。目前，河南省回乡创业人数已有65万多人，带动了261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就业。


经历了一连串跳楼事件后,万人大迁徙再次将富士康推向风口浪尖。从深圳到河南,从昆山到重庆,富士康将大规模内迁的消息不绝于耳。作为一个世界级代工航母,牵一发而动全身,富士康内迁引发的相关产业链变化远比内迁本身更重要。 不置可否的内迁 8月3日,富士康西小门门口与往常一样热闹,烈日当空的晌午,一群胸挂“富士康”工牌的年轻人在小卖部旁的树下喝着饮料,抽着香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贴着一则物流公司广告“快件运输,承接深圳发往河南、河北货物”。 与之呼应的是,8月2日上午,富士康科技集团富泰华精密电子投产庆典仪式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出口加工区内举行,富士康在郑州的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产,已经入住的544名员工均来自深圳。 在富士康供职4年的小张目前已升至企划部项目经理,他如今正在为公司的内迁犯愁。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手机事业群也将迁移至天津,近段时间以来,事业群的管理层已经给员工做了多次内迁的思想动员,号召大家一起过去,但由于公司尚未正式通知,所以何时搬迁还不清楚。 尽管富士康将大规模内迁的消息不绝于耳,但公司方面却从未就此正式表态。而记者从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秘办获悉,“富士康不存在搬迁的说法,已有的生产线无法满足订单需求,需要在内地投资建厂,从而扩充生产能力。” 从鸿海集团过去两年的投资路径来看,其重心内移的经营战略早有征兆。鸿海集团2008年年度财报显示,在2008年鸿海集团赴大陆投资相关资讯表中,期初自台湾汇出累计投资金额为9115万美元,涉及的7个工厂项目包括深圳、佛山、上海、中山及昆山。但到了今年,其市场布局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仅今年一季度,自台湾汇出赴大陆地区投资金额已累计达3.04亿美元,涉及的11个工厂项目中既包括深圳、上海两大发达城市,也包括烟台、淮安、重庆等内陆或沿海新兴城市。不过,深圳仍是投资的核心区域,11个项目中有4个落户深圳。 据了解,从2008年开始,转型中的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就有过相关的讨论。富士康内地地区商务长李金明曾在2008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富士康也在寻求如何发展。因此,加薪只是引发富士康内迁的导火线,通过过去两年鸿海集团在内地投资金额的急剧放大,就不难找出富士康寻求的发展方向。


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制造业兴国”就一直是各国倚重的战略要点之一。特别是发达国家，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无一不是“制造业兴国”的结果。目前，美国等少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现代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制造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也是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先进制造业仍然是这些国家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所倚重的关键，仍然是这些国家发展的重点。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能够在过去三十年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能够让十多亿人民摆脱贫困并逐步走上全面小康之路，倚重的也是“制造业兴国”的发展战略。可以这样说，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制造业兴国”仍然是中国的发展战略。所不同的是，“制造业兴国”的内涵需要提升、外延需要扩大，“中国制造”需要逐步向“中国创造”过渡与转移。 　　但是，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制造业兴国”已面临新的挑战。 　　挑战首先来自于“劳动力红利”的不断减少，让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弱。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制造业的最大竞争优势之一，就是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劳动力红利”。正是“劳动力红利”在产品成本中的构成相对较低，才使得出口这驾马车具有较大的活力和竞争力。但是，随着劳动者对收入的要求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导致“劳动力红利”带来的竞争力不断下降，从而让很多投资者，特别是民间投资者远离了制造业，远离了实体经济。 　　让投资者与资金逐步离开制造业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的下降。低端制造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环境资源，随着耕地的大量被占用、环境的过度破坏，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可以利用的获利空间越来越少。多数情况下，土地和环境成本已使低端制造业没有生存能力和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和资金不得不选择进入其他领域和行业，从而给制造业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影响。 　　当然，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过度渴求和短期利益的强烈追求，也是导致投资和资金向其他领域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业已成为地方政府快速制造政绩、快速创造GDP的最主要手段。也正是房地产业对政绩和GDP的速成效应，不仅让投资和资金大量涌入到房地产业，也让地方政府的热情和重点转入到房地产业，从而把本应给予制造业的优惠政策都给了房地产业。那么，制造业还如何能够继续快速发展呢？ 　　由于种种原因，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风险要远大于房地产业和所谓的资本运作，如果制造业的投资者缺乏长远眼光和创造思维，没有不断创业的热情和决心，没有舍我其谁的信心和勇气，没有不断创新的力量和动力，那么，就会在制造业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转方向，就会选择远离制造业。 　　据有关媒体报道，在历经一年的工业地产经营磨合后，TCL与万通集团签订了《进一步推进工业地产领域合作之框架协议》。协议规定，将充分利用双方在地产开发及工业土地的独特优势，为工业地产开发开辟一个全新的方向与模式。 　　虽然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明确表示，此举并不是“病急乱投医”，主业仍然是制造业，特别是液晶研发和生产。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面对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包括TCL在内的许多制造企业，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目标。 　　当然，TCL作出这样的选择，也不排除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前些年通过投资“杠杆”，在全国圈下了大量的工业土地，足以让他们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依靠土地开发过一段“安稳”日子。 　　我们并不否认，通过开发工业地产，可以有效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每个企业都象TCL一样，将手中已经掌握的土地进行工业地产开发，那么，谁来投资实体经济呢？其土地和厂房利用率又如何提高呢？ 　　也许，一个TCL与万通的合作，可能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是，如果众多像TCL这样的制造企业与地产企业合作，转而开发房地产，中国制造业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呢？ 　　当前，资金逃离制造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尤其对那些竞争力很强、创新要求很高的领域和行业，逃离现象更为严重。 　　退一步讲，如果投资者和资金远离制造业，是像发达国家一样转向现代服务业，问题还不大。问题在于，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是转向了房地产业和投机市场，虽然也能创造GDP，但对社会财富的贡献率很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者和资金更多地进入到房地产业，会让社会的生活成本更高，让劳动者对收入的要求更高，从而使“劳动力红利”更低，制造业的竞争力更差。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昨天，富士康郑州首条生产线正式投产；今天，大连万达郑州首个项目将开工奠基。它们一个是全球“代工巨头”，一个是中国商业地产的“王者”。 　　对富士康、大连万达而言，这是它们挺进河南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一步”；对河南来说，这是“大招商，招大商”战略结出的两枚颇具典型意义的硕果。 　　“大鳄”缘何青睐大中原？答案其实就是富士康投产仪式现场背景板上大书的八个字：“逐鹿中原，鼎立四方。”可以想象，在新一波产业梯度转移浪潮袭来之时，类似的“大鳄”们也许正在赶往河南途中，怀揣着和富士康一样的梦想。 　　大招商为河南筑巢引凤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其项目生产线在郑开工，是河南省、郑州市主动承接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的高度战略的结晶，创造了把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引进河南的“奇迹”，创造了被富士康人誉为“超过了深圳速度”的高效率，展示了河南人干实事、干大事的信心、决心和能力。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省顺应形势变化，把招商引资作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调结构、促转型、保态势的重大举措之一，不失时机开展大招商活动，全省实际利用境内外资金2500亿元，约占全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一，拉动企业民间投资和银行新增贷款2000亿元左右，提供了130多万人的就业和再就业机会，创造了140多亿元的新增税收收入，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郭庚茂省长表示，招商引资对项目建设和产业集聚区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集聚区建设三者良性发展，将推进我省的城镇化。众所周知，我省城镇化发展滞后，推进城镇化，首先要有产业聚集，以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带动人口转移，需要建设好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区必须依靠项目建设来带动，而项目建设的主要途径是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是解决诸多难题最现实的切入点，通过招商引资促进项目落地，通过项目促进产业集聚区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区促进城镇化。因此，应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当前河南经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就是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 　　此外，通过招商引资顺应国家宏观调控，河南扩大民间投资，在资金、资源等方面获取回旋余地，拓展了发展空间；通过招商引资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通过招商引资调结构、促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招商引资增加就业、惠及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大招商以“一举应多变”，让河南赢得了发展主动权。 　　河南凭借优势招大商 　　富士康为何选择河南？ 　　是劳动力资源？是交通区位优势？还是政策优势？或许是河南自身独特的综合优势，让富士康为之青睐。 　　在大招商过程中，河南立足自身优势，开展产业对接，有效应对了区域间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如此，方能扬长避短，以差别优势、比较优势提高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引得企业“大鳄”们聚焦中原，进而逐鹿中原。 　　在我省的大招商活动中，郑州市“南下北上”，相继与杉杉集团、澳门宝龙、广东美的集团、恒大集团、福建连捷、福州华冠、升龙企业、王府井百货、台湾大润发、希尔顿国际酒店、香港中华煤气、香港铜锣湾百货、深圳大族激光等知名企业签约；周口市发挥劳动力资源和制鞋业原材料重要生产基地等优势，吸引美国玮伦鞋业集团等多家知名制鞋企业相继落地达产，迅速形成了集群效应……在招商项目中，各地均成功利用了自身优势。 　　同时，全省一盘棋，各部门合力大招商，为招商引资提供服务、支持和保障，有力推动了全省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大招商创造河南“奇迹” 　 　　在招商活动中，我省各级各部门的一把手亲临第一线，带头走出去招商。重大项目信息亲自掌握，亲自研究；重大客户亲自拜访、亲自谈判；重大活动亲自组织，亲自参加；重大问题亲自过问，亲自落实。 　　河南人用真诚、决心和能力打动了一个个商家。富士康项目成功落户郑州可谓其中的典型。 　　为引进富士康项目，有关方面组织了专门的团队，在深圳与富士康科技集团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谈判。又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快速完成了厂房改建、机电到位、设备进场、设备调试、人员入驻等系统工程，把服务做到了极致。 　　用富士康有关负责人的话说：“几乎是奇迹般的，不眠不休，让我们跨出了这一步，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要感谢他们。” 　　杞县为引进东磁新能源项目，书记、县长多次南下登门拜访，最长一次在浙江待了23天，最终感动了客商。 　　在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中，“普普通通的河南人，踏踏实实的河南人，不畏艰难的河南人，侠肝义胆的河南人”，用一点一滴的行动和满腔的热情，科学务实，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环境。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招商，招大商”树立了河南人的诚信形象，创造了河南奇迹。 　　富士康万达带来示范效应 　 　　九鼎德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经济学博士张保盈说，富士康、万达之所以选择河 　　南，这说明河南有着其他省份不可替代的优势，而全球或全国的企业大鳄青睐河南，这也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第一是河南的人力资源优势。随着农村家庭人口的减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趋向于在家门口就业。对于企业来讲，在河南建厂能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并能获取其他地域无法提供的相关配套优惠措施。 　　第二是河南的基础实施完备，高速公路网居全国前列，高铁四通八达，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能源及各种原材料供应丰富，相关的配套产品也能实现与这些企业的产品对接。 　　第三，河南的治安状况在全国来讲是比较好的，使企业减少后顾之忧。 　　第四，河南以及周边的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都是巨大的销售市场，这对于企业也有巨大的吸引力。 　　第五，河南近年来对外文化和形象的提升和转变，也是吸引企业大鳄前来的原因之一。 　　张保盈说，目前，河南正处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黄金机遇期，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大鳄进驻河南对促进河南发展有多重意义。 　　而诸如富士康、万达等企业的到来，无形中也会给其他大企业带来示范效应，从而带动更多的企业大鳄进入河南。


最近以来，诸多外向型企业正在面临着汇率、人工成本以及运输正本的三重压力。尤其是近来的海运成本突增，对于这些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货代公司的业务人员正面对难题：目前集运市场缺箱现象严重，他们现在每天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想尽办法向船公司讨箱子。 “集运市场的缺箱现象确实比较严重。”7月22日，青岛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人员证实，“有些公司甚至已经开始拒收货主订单，以缩短货箱的利用周期。” 集装箱制造商感受到了“箱荒”。停产22个月之久的青岛交运新华昌集装箱有限公司在复工5天之内，就接到了三个月的订单。“集装箱一箱难求，6月初下的集装箱制造订单，价格高的已经达到了2700美元，去年还只有1800美元～1900美元。而且现在要拿货至少要等3个月。”新华昌公司副总经理向俊告诉记者。 “一箱难求”之下，运价也在不断上涨。从年初开始，集装箱船运价格就持续上涨。尤其是4月份以来，主要航线集装箱运费均有一定程度上涨，以东南亚航线为例，现在每标箱的运价在620美元左右，涨幅40%左右，再加上旺期附加费、场地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集装箱海运费已经上涨1倍以上。中东、红海线涨幅甚至超过140%。 外贸市场回暖是主因 “集装箱短缺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外贸市场的回暖，集装箱运输代表的是外贸市场，其上扬程度与上半年的外贸行情相辅相成。”青岛大学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研究中心副主任段沛佑认为，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持续低迷之后，不少集装箱巨头开始联手封存运力，并采取了减速航行、提前拆船、延迟交船等手段，尤其是很多船运公司还取消了集装箱的订单。而今年强劲的货量增长，造成了目前流通的集装箱数量已经无法满足强烈反弹的进出口需求。 有关人士分析，出口商的集中出货也导致了集装箱的短缺。“7月15日起，国家取消了406种商品的出口退税，加之今年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斋月从阳历上看比去年要早约10天（今年斋月大约从8月中旬开始），不少出口商都赶在6、7月份大量出货，集装箱于是连月出现爆舱局面。” 中小外贸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集装箱海运市场紧俏，航运公司与集装箱制造商乐不可支，但对外贸企业来说，生存压力陡增。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平均利润水平仅为3%-5%，集装箱运价大幅上涨几乎是“难以承受之重”，议价能力较差的中小外贸企业更是如此。 “由于无法承担成本压力，有些外贸厂家干脆就不出货。”锦程国际物流服务青岛分公司经理张烁表示，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整个外贸行业的出货量下降。同时又会反过来对船公司形成压力。 在“抵制”涨价很难奏效的境况中，外贸企业似乎只有“改变自己”这条路径可选择。青岛商务局外贸规划处处长于浩表示，运价上涨对劳动密集的粗放型外贸企业影响最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可以促进外贸商向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方向努力。“人民币升值和运费上涨导致的利润下降势必淘汰一些不适应变化的企业，迫使企业加速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树立品牌观念，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议价能力。” 后市尚不明朗 下半年，集运市场会不会降温？业内分歧较大。万海航运的有关分析人士指出，每年这个时候本来就是出口旺季，而现实情况下的运力不足形成了今年的订舱火爆局面。因此，集装箱海运费的价格上涨不会一直持续，接下来几个月，集装箱运价可能趋于平稳。 另外，权威指数波罗的海综合运价指数(BDI)的下跌，以及干散货市场的持续低迷，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传导至集装箱市场，业内人士表示，集装箱市场的繁荣能否持续尚待观察。 不过，几乎所有船运公司对后市较为乐观，除了提高运价，各船运公司还开始筹划旺季附加费的征收。AADA（亚洲、澳洲运价协议组织）成员船公司，包括中海集运、中远、马士基、现代等主要的国际船运公司就已经决定，自7月至10月期间分期递增性地增加运价和旺季附加费，每次征收300美元到600美元不等，附加费额度几乎已经创下历年最高纪录。


国内汽车市场快速成长，中国本土零部件制造商也没闲着。7月13日，北京太平洋世纪汽车系统有限公司(PCM)收购了通用全球转向与传动业务，加上此前的京西重工收购美国德尔福减振制动部门、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万向收购美国DS等一系列海外收购活动，近期发生的本土零部件公司海外收购案已多达10余起。这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在外资汽车零部件公司一统天下的背景下，本土零部件产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拐点可期。 关键零部件技术缺失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各大跨国汽车零部件公司都在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外资汽车零部件公司凭借其技术、管理和既有客户关系等优势，在中国汽车市场表现突出，尤其在高科技领域更是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中国本土的零部件企业虽然很多，但主要集中在产品附加值较低的领域。 数据显示，我国本土的零部件企业大概有2万多家，占零部件企业总数80%以上，但是本土零部件企业销售额仅占总销售额的20%，且90%的产品集中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和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赢利能力明显不足。 而合资企业在国内汽车零部件市场占有的优势地位非常明显，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零部件上，如中美合资的北京德尔福万源发动机管理系统有限公司在发动机管理系统(EMS)和电喷系统(EFI)两个领域均占绝对主导地位，2008年的年产量均达到518.86万套，领先其他企业数倍乃至数十倍。 另外，外资企业不仅掌握着部分关键零部件产品的核心技术，还垄断了为整车厂提供配套零件的市场。相关统计显示，在合资整车企业中，美系100%购买外资企业背景的零部件供应商产品。德系和日系的主机厂分别有88.9%和89.5%是外资企业零部件产品；自主品牌整车企业52.8%是从外资或合资零部件公司购买零部件。 与此同时，外资零部件企业在中国打造的从开发研制、培训，到生产、销售全过程的体系也已成型，并开始按最佳分工和布局整合它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而目前的形势也让外资零部件企业加速了在中国的扩张：根据国外有关机构的数据，在金融危机影响下，2009年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利润率大幅下降，而表现良好的新兴市场则成为他们增长的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现在，博格华纳、江森自控等知名零部件企业纷纷在中国新建了独资或合资工厂。 由此可见，国内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的不断上涨对于阻挠国际零部件巨头加大的投资力度影响不大。与中国零部件市场潜在的巨大增长空间相比，成本的提高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新能源汽车这个将有可能成为我国汽车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从去年以来也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进口关键零部件。 海外收购或是捷径 中国在汽车产业振兴规划中提到，将对“关键零部件技术实现自主化”，国家为此还将在今后三年出资100亿元作为汽车企业技术改造与技术提升的专项资金。于是，在政策推动和市场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中国零部件企业把抄底海外视为得到核心技术的最佳路径。 比如，京西重工于2009年11月2日收购德尔福，吉利2009年6月15日收购澳大利亚变速箱企业DSI，万向集团2009年3月30日收购美国DS汽车转向轴业务等等。分析表明，零部件企业的海外收购能得到更大利益。即使德尔福因为各种原因陷入了破产保护，但其研发能力、质量和品牌已被外界认可，京西重工买下了德尔福制动和悬架系统，还得到了通往海外市场的销售渠道，这对于缺少技术、缺少品牌、缺少渠道的中国零部件企业非常重要。 专家认为，中国零部件行业缺少技术积累，利用国外先进公司的现有资源不失为一条捷径，把国外企业的技术优势拿来为我所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如收购NEXTEER可以使PCM迅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能力，填补中国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并改变目前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板块与格局，擢升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在国际主流市场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迅速崛起并成为了世界制造大国。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2009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15.6%，超过日本的15.4%，略低于美国19%的份额，跃居世界第二。 　　不过，中国的世界制造大国却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低附加值、低工资、低技术含量以及环境污染的基础上，离真正的“制造强国”相差甚远。原因究竟何在？答案虽然见仁见智，但其核心问题还是出在“人”身上，即正是由于制造业的工人大多数都是由流动农民工组成，这成了中国制造业始终陷于低水平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的最大“硬伤”。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农民工就开始成为我国制造业的“主力军”。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14533万名外出农民工中，有39.1%即5682万的农民工就职于制造业，占到中国全部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2/3还多。 　　可是，农民工就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性太大。笔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要远远大于城镇居民，其职业转换率大约为城镇居民的5.7倍。其中男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个农民工的年流动次数达到1.07次，即平均每年都要转换一次工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制造业集中的地区，许多工厂每年都不得不大规模招人，而工人频繁地辞职、入职，也给企业带来了许多烦恼。 　　不过真正的烦恼还不止于此。更严重的后果是：由于人员流动过于频繁，中国的制造业难以形成一支人员基本稳定的产业队伍。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由长期积累所形成的专业性人力资本不但是国民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源泉，也是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工人收入水平的决定因素。频繁地换人换岗显然不利于产业工人人力资本的提升，不利于他们工作经验的积累，不利于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和创新。其结果，就形成了产业队伍不稳——技术水平不高——企业竞争力弱——利润水平低——工人工资低——产业队伍不稳的低水平发展“陷阱”中。根据商务部统计，目前中国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不到2%。即使是中国制造业企业的500强，2008年平均资产利润率也只有5.7%。而农民工的工资低更是全社会公认的一大难题。 　　值得提醒的是，制造业工人流动频繁的根本原因并不能归罪于农民工。这一方面与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低端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有关。国际分工地位低导致制造业利润微薄，无力雇用稳定而又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而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又使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而不得不采取“钟摆式”就业。 　　因此，要使中国真正实现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移，造就一支稳定而且素质高的产业工人队伍势在必行。这不仅要求政府应对制造业采取更多的税费减免等扶持措施，增强企业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承受能力；还要求尽快破除户籍制度给农民工扎根城市、安心制造业带来的种种藩篱。唯有如此，中国制造业世界强国的目标才能指日可待。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国际化面临新挑战，应建立全球研发网络，引进管理机制等四招并举，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 中新社援引人民邮电报7月29日报道称，在新一轮电信设备的调整过程中，由于中国电信制造企业价格竞争策略已从新兴市场发展到了发达市场的全面争夺，导致欧美跨国企业盈利能力下滑、增速放缓。同时，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电信运营商面临收入增速减缓、融资成本上升、投资回报下降的多重压力，电信运营商更倾向于选择能够提供融资条件且具有价格优势的设备供应商。从融资环境看，本轮金融危机对欧美国际银行影响巨大而对国内银行甚微，中国企业更多选择国内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具有一定的融资优势。另外，在设备价格方面中国企业较欧美厂商具有明显优势，这无疑加大了中国通信制造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发展机会。 在中国国内3G项目启动，对于中兴、华为等国内通信设备制造商，面临的机会不仅仅是市场增大带来的潜在机会，更重要的是，3G竞争格局的历史性转变。中兴在TD领域处于第一阵营，CDMA2000设备供应商优势日益明显；华为在WCDMA领域频频突破欧美市场，也处于该领域的第一阵营，同时在CDMA2000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电信重组后，预计未来3年中兴、华为在国内市场每年将新增无线系统订单超过100亿元，新增3G手机订单30亿元，新增净利润近15亿元，这为中兴、华为在海外市场大幅拓展提供了收益保障和现金流来源，将进一步强化中兴、华为在海外的竞争优势。 在国际化进程中，以中兴、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了实现市场结构的优化，不断加大在发达市场的投入力度，与西方发达国家通信设备企业进行全面竞争，这种竞争影响到海外跨国电信公司的战略布局，影响到这些公司所在国家的国家战略安排，中国企业正面临这些跨国巨头和其所在国家的市场封锁。2007年华为在北美销售收入不足1亿美元，这除了因为当初华为与思科知识产权纠纷阴影影响外，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受政治影响，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面对的是美国市场的全面封锁。而在欧洲，中国电信制造企业的发展策略是以高端挑战高端，尽管中兴、华为在固网设备和手机领域于欧洲发达市场已有所斩获，但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兴、华为面临被运营商和政府封杀的现状。如今全球金融危机来临，各国更注重增加内需、刺激需求、保护本土厂商的利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 中国通信制造企业规模较小，国际竞争力较弱。思科、爱立信和阿尔卡特朗讯2008年销售收入分别为395亿美元、252亿美元和215.7亿美元，而华为、中兴2008年的销售额仅为233亿美元、63亿美元，企业规模小，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将承担较大的风险。中兴海外市场经营风险来自于：全球供应链管 (0)(0)评论此篇文章 其它评论发起话题相关资讯财讯论坛请输入验证码理风险。库存占销售成本比例过高，供应链管理落后。2007年中兴库存占销售成本的比例高达 62.21%，而爱立信、阿朗、华为2007年库存占比分别为19.71%、20.58%和31.61%，与全球电信设备的库存水平相比，中兴库存管理水平急需改善。华为海外市场的最大经营风险来自于：较高的应收账款比例。从各区域应收账款占总收入的比例看，非洲、亚太(除中国外)、欧洲、美洲分别为 6.33%、7.6%、3.38%和1.69%，目前全球经济大幅下滑，缺少资源或能源的新兴市场如中非、西非和南亚等地区的应收账款将面临坏账比例增加的风险。 国际市场竞争逐步从多头转向寡头垄断，中国电信制造企业规模差距拉大。2008年，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和摩托罗拉持续亏损，爱立信和思科同样出现收入增速趋缓、利润下滑迹象。受全球金融危机和运营商投资结构转型的双重影响，客观上将促进优势设备制造商通过兼并收购方式实现业务转型，导致全球电信设备业将进一步突出核心业务，规模化兼并重组，市场结构进一步集中，逐步从多头竞争向寡头垄断演变。预计，未来一至两年内全球设备业将面临兼并重组热潮，2011年后，市场结构将呈现高度集中态势，预计前三位收入占比超过60%，并将垄断行业 80%以上的利润份额，两极分化会更加明显，中兴、华为等国内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面临规模差距进一步被拉大的风险。 全球经济下滑，世界电信运营商必将面临缩减资本开支的压力。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滑，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居民消费受到影响。金融危机将抑制发达市场的运营商对网络升级与新业务投资的冲动。一方面运营商面临业绩下滑的压力不得不缩减对新业务补贴或推广的力度，这将导致用户选择新业务的兴趣下降。另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也将抑制需求的释放。 四招并举，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 (一)建立全球研发网络，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现代通信技术发展很快，企业如果在技术上不能与全球同步，被市场淘汰是必然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在紧跟国际发展步伐的同时，如果能掌握具有颠覆性的技术，那么其发展将出现质的飞跃。多数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在技术上处于劣势，优势主要在于成本。但企业要持续增长，就必须在技术上有一定的发言权，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否则成本优势很快会被技术的劣势所覆盖。通过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可以充分利用海外人力资源和最新技术成果，也更能了解当地的需求变化并作出调整，为大规模进入东道国市场做好准备。 (二)积极引进国际化公司管理机制，减少拓展国际市场的进入成本。职业化管理和国际化的人才，是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必要条件。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公司标准，建立以全球IT体系为标志的程序化规范条例。在质量体系上，与国际质量认证机构合作，执行国际规范的质量认证标准。在财务管理上，建立国际标准的财务评估与管理体系。在人力资源上，超前储备和培养一大批国际化人才。 (三)国际品牌的建立。对于当前正处于国际化进军中的中国企业而言，能否成功地实施品牌战略，成功打造一个国际知名品牌，既是企业国际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也是一个企业国际化是否成功的标志。与国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提高市场进入能力和弥补品牌劣势，在国际市场上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虽然要与强大的跨 (0)评论此篇文章 其它评论发起话题相关资讯财讯论坛请输入验证码国设备商进行竞争，但也存在合作。如果能与其他跨国厂商进行战略合作，就可以减弱这两方面的劣势，对切入国际市场和提升品牌都有重要意义。 (四)国内运营商和制造商携手开拓海外市场。国内运营商也在进行国际化探索，如果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能与国内电信运营商联手开拓海外市场，这将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国内设备商可以向国内运营商提供国际化的运作经验，有助于其降低成本和风险，同时合作上也易于沟通，而国内运营商开拓海外市场，又能给国内设备商更多在海外销售设备的机会。


用了一年多时间，终于熬过金融危机的电力设备制造商们，大气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就发现又面临新的难题――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产能严重过剩。而这一次，行业或许将真正重新洗牌。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在其2010年第一季度电工行业经济运行分析中提到：“随着世界经济回升和对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加大，今后原材料价格长期上升的走势已基本确立，不会有特别反常的可能。电工行业受原材料的影响程度很大，首先是需求量大，尤其是对钢材、铜、铝以及硅钢片等需求量更大；另外，产品附加值较低，对原材料价格也就比较敏感。” 今年上半年，以电力设备制造行业主要原材料铜、铝及硅钢片为典型代表，涨价狂潮一浪高过一浪。除冷轧无取向矽钢片等个别材料近期价格略有下降外，其他如铜、铝、电磁线等基础原材料以及锅炉用大口径管、异型管、合金管等特殊钢材的价格都处于高位状态，加重了企业的成本压力。 由于铜、铝、硅钢片等原材料在低压电器、电线电缆、变压器、中小型电机等基础电工产品的成本构成中占有很大比重，例如在电线电缆产品中原材料占全部成本的80%以上，在变压器产品中材料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也超过了70%，因此原材料大幅度涨价造成了这些基础电工产品成本的大幅提高。有分析认为，硅钢涨价10%，将使变压器成本提高3.8%；铜铝涨价15%，对变压器的成本影响分别为4.2%与4.5%。加上能源价格、运输费用以及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也推动了企业成本的进一步加大。 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给企业带来的压力非常显著。自2005年以来，电力设备制造行业整体毛利率基本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以变压器来说，10年前其平均利润率为22%，而目前大概只有5%～6%。 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提价是必然的，但是，目前电力设备制造行业的产品销售价格却难以合理提升。特别是在技术附加值低的中低端产品市场中，压价竞销的情况相当普遍，已有部分电力设备制造企业出现亏损。而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盲目投资、产能过剩、供大于求。 一方面，由于投资门槛低，致使大批企业涌入，造成行业内的企业过多过滥。据了解，目前仅电力变压器的生产企业保守估计就超过千家，电线电缆行业内的大小企业更是达到近万家之多。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超出了市场需求，出现了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由于门槛低，不仅使行业的集中度越来越低，而且使一部分根本不具备生产能力、质量控制和检测等必要手段的“作坊企业”得以混迹于行业之中，成为假冒伪劣、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产品的产生源头，并凭借压低销售价格等手段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了行业内的无序竞争。 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原材料涨价给电力设备制造业带来的影响也是如此。短期看来，企业会因此压力倍增，但从长期看来，在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的压力下，电力设备制造企业将会进一步分化。生产规模小、产品技术落后的制造企业，由于缺乏规模效益和核心竞争力，难以从市场上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生产成本难以控制，企业利润将会大幅下滑甚至亏损，并最终被淘汰出市场。而拥有核心技术和一定规模的电力设备企业，则会通过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大规模生产以降低成本的方式，消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压力，并迎来更好的发展空间。


　汽车电子产业一直以来都呈现出中外企业实力悬殊的局势，今年中国企业恐重燃反攻战火。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5日公布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汽车电子标准工作委员会(下称汽车电子标准委员会)成立，这样的举措对中国本土汽车电子企业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 　　有业内专家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迈进了新的加速期。甚至有人将其看成是两化融合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李树看来，汽车电子标准委员会的成立将会使中国的汽车电子企业有章可循，标准化成为产业进步的必然。“政府制定这个标准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规范国内汽车电子生产企业，另一方面是为了掌握整个汽车领域核心技术并提高相关技术实力。”李树表示。 　　对此，企业同样看得很清楚。“这是汽车市场下一个制高点，谁能抢到谁就将获得更大的利益和发展空间。”北京大昌联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郑文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那些试图在中国汽车电子领域获得一杯羹的国内外企业，早已为此展开了争夺。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政府和企业都把宝押在了汽车电子产业呢？国内外企业为了得到这块巨大的蛋糕，又上演了怎样的争夺战？中国汽车电子企业离国外顶级企业还有多远？ 　　巨额诱惑 　　国内家电下乡的启动，带动了汽车销售，同时包括汽车电子产品在内的很多家电产品都迎来了新的机遇。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上半年汽车累计产销量分别为892.73万辆和901.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84%和47.67%。汽车销售量的快速增长也使我国汽车电子产业迎来了新的春天。 　　按照业内的划分标准，汽车电子产品分为电子控制装置和车载数码系统两大类，前者主要用于机械操作功能的改进，包括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制动防暴死控制、防滑控制、自动变速器、转向系统等；后者则是为了给汽车提供更多的娱乐、通信及移动办公功能，与汽车的机械性能并无直接关系，包括卫星导航仪、车载音响、电视、车载电话、上网设备等。 　　对于中国汽车企业而言，电子信息技术不但能提升汽车的使用功能，还能改善乘用的舒适性、安全性，提高车辆行使的可靠性。当前，汽车信息化还是把握市场机会的关键技术手段，例如荣威350的主要卖点就是信息技术。 　　中国电子标准化技术协会副秘书长庞春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一轮技术革命当中，电子信息产业的多个领域，例如软件领域的嵌入式软件、系统集成、GIS的服务提供商，电子领域的芯片、封装、分立器件、PCB、FPD、FPC厂商；信息领域的电信运营、平台支持、服务管理等企业会从汽车产业信息化的过程中受益匪浅。” 　　事实的确如此。赛迪顾问汽车电子产业事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汽车电子产业规模达1629.6亿元，预计今年我国汽车电子市场规模将接近2000亿元。因此，无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从增强我国汽车行业竞争力的发展战略来看，我国汽车电子行业都是朝阳行业。 　　恰逢此时，国家成立汽车电子标准委员会对企业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圳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航胜”)副总经理彭卫国表示：“汽车电子标准委员会的成立对我们是一个促进。因为我们企业也参与了汽车电子标准的制定，这对我们企业能力的提升带来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使企业占有更多的市场资源。” 　　在李树看来，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标准来推动本土产业的发展。中国打造核心技术的一个必然阶段是建立标准，以增强我们在整个产业中的话语权。


7月25日消息，据台湾媒体报道，鸿海集团加速对大陆投资，鸿海精密昨日召开董会事敲定对四川成都及河南郑州两地新投资案。该项投资都是鸿海在中国内迁的最新布局，初步规划成都专攻机顶盒及平板电脑业务，郑州则锁定手机发展，成为鸿海中国内陆城市新据点。 鸿海精密发言人丁祈安表示，本次投资均为鸿海在二地区首次投资，董事会后将送台湾省经济部投审会审核办理。 鸿海昨日增加5项海外投资案，共计投资8808万美元（约新台币28亿余元），除了增加投资子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Margini Holdings Limited股权，以每股1美元，买进2408万股，斥资2408万美元，增资海外投资公司规模之外，另外亦增加对河南郑州及四川成都两项投资案。 鸿海公告显示，因机顶盒、平板电脑、手机等产能需求，投资富泰华精密电子（成都）1200万美元、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2000万美元、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 2000 万美元、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1200 万美元。 郭台铭在先前的股东会中指出，鸿海今年有很多新的发展计划，像是能源、云端、发光二极体（LED）、纳米、光机电技术等，但是要很谨慎、不会乱花钱。 目前鸿海的手机重镇已移至北京、河北廊坊为主，北京主要负责的是诺基亚订单、廊坊则以摩托罗拉业务为主，至于新浮出台面的郑州，预估将配合公司内部“万马奔腾”计划，从事中国内需市场发展。 目前鸿海于中国深圳富士康厂外移的投资布局已经逐步成形，除了郑州主攻手机，并锁定中国内需市场之外，因地理位置与河北廊坊厂距离不远，二大手机厂可以出现互补效用。此外，成都因距离重庆甚近，输往欧洲市场交通便利，因此锁定平板电脑及三网融合的机顶盒市场为主，据传主要客户以惠普及索尼为主。 此外，在厂区的建置上，除了技术层次较高的苹果组装线仍将留在深圳，其它的厂房则会陆续内移，其中PCB厂将移到秦皇岛，光电移到晋城，游戏机落在烟台，手机在廊坊生产，上网本重心则选在重庆落户。 鸿海未来朝三网融合市场发展，策略底定，重庆将成为数字机顶盒的发展重镇，未来计划配合液晶电视发展趋势，成为互联网电视的最佳生产重镇，此外，惠普电脑等的平板电脑订单亦将落户成都生产，主力销售市场则在欧洲。


21世纪，世界机械工业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对比其他行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具有呈现出以下这些主要的特特点： 　　一、经济呈现规模化 　　全球化的规模生产已经成为各大跨国公司发展的主流。在不断联合重组，扩张竞争实力的同时，各大企业也纷纷加强对其主干业务的投资与研发，不断提高系统成套能力和个性化，多样化市场适应能力。 　　二、地位地位基础化 　　发达国家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在本国工业中所占比重、积累、就业、贡献均占前列，更在于装备制造业为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化经济不可缺少的战略性产业，即使是迈进“信息化社会”的工业化国家，也无不高度重视机械制造业的发展。 三、发展极为不平衡 区域性加剧 　　以2003年为例，销售额名列世界前500位的企业几乎来自北美洲、亚洲、欧洲，所占比例高达99%，显示了三大洲在世界机械工业发展中无与伦比的统治地位。 　　四、机械制造业跨国并购加剧 　　现代并购不再一味的强调对抗竞争，强强联合成立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这时机械制造业全球化过程中大公司谋求生存发展的一大特点。而且趋饱和的市场。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投资建厂的风险增大，也使得更多企业开始采用联合并购的手段。在建厂的前提下，优化企业产品结构，以达到提高生产能力、扩大市场份额，获取规模效益的目的。以高技术为内涵的行业来自技术创新的威胁，使跨国公司走上了联合之路，以形成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机械制造业大企业间的战略并购，导致了机械工业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世界机械工业的竞争格局出现了协作型的局面。 　　五、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发达国家加大了产业转移的力度，机械产品中附加值低的产品被安排到市场潜在需求发展中国家生产：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各大生产商纷纷采取专业化生产，“单品种，大批量”已成为很多500强企业生产方式的新特色；同时以生产者为主导的生产方式逐步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定制生产方式转变。服务的个性化成为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 　　六、机械制造业全球化的方式发生了新变化 　　传统的全球化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母国为生产基地，将产品销往其他国家；二是在海外投资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在国外制造产品，销售到东道国或其他国家。特点是：自己拥有制造设施与技术，产品完全由自己制造；在资源的利用上，仅限于利用东道国的原材料、人员或资金等。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管理思想与方法的根本性变化，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跨国公司，并将成为新型全球化方式而发展下去。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广泛利用别国的生产设施与技术力量。在自己可以不拥有生产设施与制造技术所有权的情况，制造出最终产品，并进行全球销售。机械制造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建立零部件的加工网络，自己负责产品的总装与营销。原材料调配、零部件采购全球化已成为世界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趋势。


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型企业，绝对不是好事，而且在如今涨薪的背景下可谓是雪上加霜。 不过，对于人民币升值，也有欢喜的。 对于原材料进口行业来说，人民币升值是利好因素。“升值对我们这种企业，绝对是好事”，中国林产品经销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斌直截了当地说。 悲喜之间，谁能破茧成蝶？谁会选择消失？ 锦上添花与危机重重 人民币升值对大进大出企业的影响尤其明显，尤其是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机电行业。 汇改重启，对于他们，一方面是锦上添花，一方面是危机重重。 升值的影响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体现在附加值低的中低端产品领域。因为这意味着产品价格优势大打折扣，国外采购商很可能转而购买其他国家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而印尼、印度等国家对这块市场正虎视眈眈。 浙江奥奔妮服饰（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晨爱则毫不讳言地说：“人民币升值，对于我的公司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们是做ODM（贴牌加工）的，即使提价，下游的采购商也只能同意上涨后的价格，这样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而且他认为对于整个服装行业来说也应该是如此，对企业的真正影响应该来自设计、创新、流行趋势的影响力，而并非人民币升值。 郑晨爱说：“在人民币汇率不断走高的背景下，2006年纺织服装业出口也曾出乎意料地创下新高。” 而从历史经验来看，汇改之后大进大出的行业会经历重大的行业整合期。整合后行业两极分化现象会更为严重，好企业锦上添花，弱小企业关门破产。 北京电机厂的副总经理张振永表示：“人民币如果再度升值，会加强外资对一些行业的控制，例如电机行业。” “这个行业里比较有规模的中大型的企业都纷纷被外资或外资金融公司收购。”张振永说，“这几年受人民币升值影响，电机行业的变化越来越大。原来这个行业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型地位，逐渐地，民营企业占领了一定的主导地位。但是这两三年人民币升值，加上原材料的波动比较大，有一些企业已经处于亏损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企业的老板就选择直接套现了”，张振永表示。 窃喜者“忧” 而对于原材料进口行业来说，人民币升值是利好因素。房地产、造纸、钢铁、石化、航空、交通、电力设备、金融服务业等行业近期都被资本市场看好。 人民币升值下去，这些行业真的能呈现“一枝独秀”的繁荣吗？ 以航空业为例，航空公司在航油、飞机购买租赁以及维修等方面有大量的美元交易和外债，所以人民币升值让航空公司特别是有大量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受益匪浅”。 而对于还没有开通国际航线的民营航空来说，又是一番景象。 某民营航空人士对记者表示，“由于中国航空用油主要还是由中航油公司控制着，通常是以人民币结算，体现不出升值的效果。” 造纸业也被认为是市场中为数不多的人民币升值受益行业。 业内人士测算，如果人民币升值5%，可直接节约成本11亿元人民币，若考虑增值税等因素，成本降低接近14亿元。 作为公认的“升值受益者”，中国造纸协会秘书长赵伟却一再提醒着自己协会下面的企业：“这种事情自己也要分析，不要被别人一说，就自己好像真的成了既得利益者。” 赵伟说：“直观上讲我们进口的成本是便宜了，但是市场价格是肯定会发生调整的，国外的上游企业会在你的购买力增强之后相应加价，没有人会把利益全给你。汇率的变化是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很难静态的去说谁一定在这个过程中受益。” 赵伟说，我们进口的大多数是原材料、石油、矿砂，都是不需要包装的；我们出口的产品大多数都需要包装，里边的说明书，外包装箱、内包装箱，合格证等等，均是各种纸类。 “我们简单地算过这些加在一起每年大概是2000多万吨，这就意味着造纸业的隐性出口占到了整个行业的25%。”赵伟说。 “升值对我们这种企业，绝对是好事”，中国林产品经销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斌直截了当地说，“以前我们进出口都做，现在我们只做进口了。” “如果你本身没有定价权，即便是做进口，人民币升值的成本可能也会转嫁到企业身上。出口也一样，如果你本身有定价权的话，你加价也能卖得出去。”李斌说。 一脚向内，一脚向外 制造业中还有一些行业，他们游走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与弊之间。 目前这些企业一脚朝内，一脚朝外，假如人民币升值5%，则会坚定他们的决心。 上海一家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严陵告诉记者：“我们现在已开始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国内市场的开拓上，去年底，销售人员由原来的几个人增加到30多人。”公司并提出这样的口号：坚决保证内销产品不缺货。 不过，与在美国的销售情况相比，国内市场才刚刚起步。最让严陵头疼的是，产品内销价格固然好些，不过收款比较难。如果走超市渠道，则需要缴纳诸如进场费、促销费等诸般费用，并且产品售完方能结账，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资金流周转。 相反，电线电缆行业巨头们正积极谋求从人民币升值中掘金。升值，对于世界第二的中国电线电缆行业来说，或许正是走出国门的最好时机。 上海电线电缆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忠华表示，“走出国门，一方面是经济发展需要，同时也是无奈的选择。” 越来越多的企业感受到了外资巨头的压力。目前，耐克森在中国核电电缆占有80%-90%的份额，占有中国船用电缆50%的份额，并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张忠华说：“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走出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英国路透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简称：鸿海精密)的执行副总裁黄秋莲(C.L. Huang)说，公司将与客户讨论提高产品价格的可能性，以抵消拟上调员工工资所产生的影响。 富士康员工在工厂附近的商业区进行锻炼。鸿海精密和其他公司在中国大陆上调工资促使人们猜测，许多公司会日渐将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 鸿海精密发生的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以及其他地方的劳工抗议活动，导致国际社会开始仔细审视中国工厂的工作条件。 黄秋莲是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出上面那番话的，此前鸿海精密董事长郭台铭(Terry Gou)曾出言淡化工资上调的影响，并说公司正在加速实现自动化，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 随后鸿海精密旗下的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Foxcon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发布声明说，将在第三季度完成与客户的价格谈判，以减轻工资上调的影响。 黄秋莲说，价格上调的幅度将因客户和产品而异，但公司尚未拿出最终方案，因工资上调要到10月份才生效。 鸿海精密使用富士康作为商标名，为苹果公司(Apple Inc.)组装iPhone和iPad，并为诺基亚公司(Nokia Corp.)组装手机。 今年前五个月，鸿海精密深圳工厂先后有10名员工跳楼身亡，这促使该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善工作条件，其中包括6月份的大幅上调工资。鸿海在深圳共在40万名雇员。 中国最近这一波工资上调也影响到其他公司，包括百胜餐饮集团(Yum Brands Inc.)、本田汽车(Honda Motor Corp.)和丰田汽车(Toyota Motor Corp.)。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言人本周早些时候说，中国两大制造业集中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今年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20%至25%。 鸿海精密周三举行新闻发布会，此前一天，鸿海的附属公司奇美电子(Chimei Innolux Corp.)在华南一工厂的一名员工坠楼身亡。黄秋莲说，奇美电子是独立运营的。 黄秋莲说，鸿海精密正对可能多达四个在中国内地扩大产能的项目进行评估。这些项目旨在抵消工资上调对公司的影响，并满足市场对鸿海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 另据新华社报导，日资企业欧姆龙公司(Omron Corp.)在华南一家工厂的工人周三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这是中国最新一起劳工抗议事件。 这家工厂位于广州，新华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工人们举行罢工向公司方面施压，要求将月薪从人民币1,300元上调至1,800元（合265美元），但罢工工人的人数不详。报导说，欧姆龙为本田和丰田供应电子元件。 消息人士对新华社说，欧姆龙管理层正在与工人谈判。 新华社的另一则报导说，广东省周三审议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劳动争议和工资协商问题的条例草案，这是中国缓解劳资紧张关系的又一举措，它显示了官方对于劳工抗议事件的担忧。


7月，对于珠三角制造业的人力资源经理而言，是一道坎。 富士康宣布涨薪30%-60%。“所有人力资源经理都盯着他们。”在深圳宝安区石岩镇一家工厂的招工负责人任先生看来，富士康此举对整个加工制造业的用工成本已经构成了风向标式的巨大压力。 随后，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纷纷赶在7月1日前密集出台，成为加剧新一轮民工荒的又一根稻草。“7、8两月原本就是招工淡季中的淡季。”任先生感叹说，涨薪已然是大势所趋。 然而，可怕的不是涨薪，而是涨薪之后仍难解脱的用工之困。多家企业招工负责人都表示，今年春节后返工的民工潮却远没有预期的旺盛，并且看起来“明年春节后情况还会更糟”。 围绕着中国制造的两大竞争力要素 充沛的劳动力，廉价的用工成本，正在或明或暗地走向一个关键的拐点。 “中国有可能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这之后，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将推进实际工资上涨，并提升工资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是意义深远。”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对本报记者表示。 自发的集体议价 深圳富士康的加薪举动，已经引起了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地震”。“领航者”破坏性正在发酵，而“工资集体协商”已实质在珠三角各大人才市场有了微妙的体现。 7月初的东莞厚街镇以及其它各镇，来自全国各地“找工”的农民工自发地以十几人，几十人，上百人为单位组成团，推选一名代表，站在人才市场过道、抑或街道路边，听候招工企业负责人轮番的竞争“演说”。然后集体分析演讲人抛出的各种条件利弊和真实性，继而由代表针对企业进行“问话”，并提出自己这个“团队”的要价。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作出决定，自己这个“团队”到底跟谁走 场面经常很混乱，一边是成功招到人的企业刻不容缓地张罗车辆把人拉走，一边是一时的失利者向人群继续其声嘶力竭地喊话。很多时候，企业的招工演讲者一整天都颗粒无收。 加薪潮的到来，微妙地提升了“找工”人群的议价能力。而相似的一幕，已经成为今年以来深圳宝安、东莞茶山镇等珠三角大型人才市场常见的景象。 制造业布局生变 6月8日，深圳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该方案宣布自7月始，深圳市关内外最低工资标准将统一提高至1100元／月，关内外涨幅分别达到11.4％和22%。这也创下了深圳历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最高幅度。 “最低工资标准并不等同于实发工资，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为每人每月770元，该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实发工资（包括加班费）肯定高于该市制定的最低工作标准。”东莞市一家台资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在珠三角每月770元的实发工资肯定招不到工人。 制造业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同时，劳动力成本正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新的吸金石。 不仅仅是“代工帝国”富士康，富士康的最大对手伟创力，也早就开始做了战略转移布局。 本报记者从江西赣州市了解到，伟创力将在赣州投资建设一座1万人的电源工厂，主要原因就是当地用工成本比珠三角每月每人低约500元，而同时又处于传统劳动力输出地。 伟创力电源业务董事长Bob Roohparvar对本报记者说，伟创力的中国工厂布局正向内地迁移。 富士康发言人刘坤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深圳厂区的45万员工中有84%符合调薪要求。按此估算，待2010年10月份加薪落实之后，其深圳厂区每个月增加的员工基本工资支出为4.158亿元，一年将近50亿元。但是这一额度将随着富士康的撤出而急剧减少。 富士康内部人士表示，富士康从深圳撤走部分事业部已是事实，比如手机事业部搬至天津、电脑事业部搬到成都和武汉等。而对于传出的在郑州新开工厂的事，其表示确有此事，但规模没有30万人。 Intelbras是巴西最大的电话机和交换机生产厂商，其70%的产品来自大中华地区，其中45%从大陆市场直接购买，2009年在中国的采购金额达到1.5亿美元。 原本打算今年在中国增加10%采购额的Intelbras业务发展经理黄安（Juan Carrill）发现，新增的10%采购额可能将被消化在普遍上调的订单价格里。 “如果价格下不来，我们有两个措施：我们已经在越南等其他市场寻找新供应商，同时我们也考虑只采购零配件，运回巴西再做成品。” 面对加薪的大势，彭文生分析，鉴于中国区域面积广大，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转折点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渐进过程或转折阶段，而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


最近，有权威机构对全国近600家企业于2009年5月至2010年6月期间的离职数据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在所有行业中，制造业的年度离职率最高，达到25.4%，其中自愿离职率为17.9%，非自愿离职率7.5%. 　　25.4%的离职率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说都不是一个健康的指标，如此高的离职率即会增加员工招聘、培训等直接成本，也可能拖累企业完不成订单而错失发展机会，因不能交付质量过硬的产品造成公司信誉降低等间接成本的发生。 　　造成员工离职的根本原因是员工和企业之间存在不易解决的深刻矛盾，导致劳资双方结束劳动关系，形成员工离职。但如此高的离职率为什么发生在制造业？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导致员工离职 　　从员工角度分析，自愿离职率的发生有些共通的主要原因： 　　薪酬待遇低薪酬水平低是目前绝大部分员工自愿离职的主要原因。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很多制造企业采取冻薪甚至降薪的方式来度过经济寒冬，但当经济开始恢复，员工薪酬开始上涨之时，很多企业仍报有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的侥幸心理，其薪酬调整没有跟上市场的脚步，导致员工对薪酬的满意度降低，当这个心理承受域限超过一定界限之后，就会发生员工离职。如某些离职率较高企业不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员工加班费，不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支付最低工资，这些不合理的薪酬标准和支付体系，最终加速员工流动，从而大幅提升管理成本。 　　个人发展受限我国制造业以中低端劳动力密集为主的现状未见根本改变，中低端劳动力中80后、90后农民工是现阶段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流。上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挣钱回家生活发展是他们工作的目标，而新一代农民工更想融入到所在城市的发展中，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得到所在城市的尊敬和认可。但面对高昂的房价和对生活质量的需求，长期重复简单的工作会让他们感觉到没有职业发展方向，收入也难大幅提升。很多农民工因为发展问题辞职学习技术，做小生意，甚至回老家工作。面对新一代农民工对职业发展的要求，如果企业没有良好的职业发展通道，没有明确的薪酬晋升空间，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离职的另一主因。 　　劳动条件差，工作强度大制造行业中有很多岗位的工作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不足，都会制约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很多企业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投入少之又少，环境温度高、工作噪声大，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是目前很多制造业的常态。新一代农民工中很多都是独生子女，自身吃苦能力差，而这一代人普遍受过较好的教育，清楚恶劣的工作条件将给自身带来的危害，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他们的选择就是离职。金钱不是唯一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员工对事物看法的改变促使岗位离职率增加。 　　缺乏员工关怀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平均收入已经提前进入小康，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与此同时，员工的需求也开始多样化。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员工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对更高层次的需求就会增加，比如，已经满足了员工的生理和安全需求，他们对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就开始增加。面对这种趋势，如果企业没有做好准备，员工的幸福感就会急速降低，最终导致离职。在本次调研中，国企的离职率普遍低于平均水平，最低的不到1%.国企的工会组织对员工生活的关怀，体现的就是满足员工社交和尊重的需求，事实证明，这一措施能够明显降低员工的离职率。 　　行业竞争压力致使企业裁员 　　从企业层面分析，非自愿离职率发生的主要原因有： 　　行业竞争压力加大我国相当一部分制造企业属于成本领先型的低端制造企业，行业竞争充分，利润微薄，进入门槛低，没有形成自身产品竞争力，是这些企业的基本特点。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原有产品利润贡献率不断降低，部分产品甚至步入亏损，为维持经营，企业缩减产能，剥离非主营业务，把精力集中到自己最擅长或有未来发展前途的模块，这一措施会导致员工雇佣数量降低，使得非自愿离职率增加。 　　人工成本成为重要开支随着近5年来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提升，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也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成本开支，为提升利润水平，企业通过优化管理流程、采用新设备等方式提升劳动生产效率，能用机器设备的地方尽量不用人，降低企业对人员数量的需求，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企业有余地选择自己认为优秀的员工，辞退业绩表现较差的员工。 　　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 　　基于以上分析，要降低员工离职率，并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制造型企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定期上调薪酬水平正略钧策研究发现，我国在2008年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这就意味着农村低端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结束，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低端劳动者的薪酬上涨将成为必然。作为企业管理者应该变被动为主动，及时了解市场最新薪酬水平，制定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本企业员工的薪酬策略。 　　建立与员工的沟通机制现在员工的需求是多样的，企业需要及时了解员工的需求，制定符合员工需求且企业能够承受的相关制度、政策和福利等，用最小的成本开支换取员工最大的满意度。如组织员工参加文体活动的投入成本虽然很低，但会让员工产生归属感，使得团队合作的效率提高，稳定性增强。 　　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依靠成本优势的低端制造业遇到发展瓶颈，如果不进行产业升级或提升产品竞争力，企业的利润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未来发展道路迷茫，一味地压低员工工资，短时间内能解决部分问题，但长时间内这种发展模式必然遭到严重挑战。 　　企业应该依托之前积累的各种资源优势，集中精力打造自己的核心实力，提升产品附加值，降低对低端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保留、激励、发展核心人才，提升员工产出和价值，形成良性互动，这才是中国制造型企业的未来发展之道。


在中国彩电业，河南安阳彩色显像管玻壳有限公司曾是一面旗帜。 　　自1990年建成投产，这家企业靠引进消化吸收，从国外同行的价格战和技术封锁中成功突围，成为中国彩电玻壳制造的“龙头老大”。紧接着，通过收购美国的9条玻壳生产线，一举跃居世界同行业第一。 　　然而，“世界老大”没当多久，技术革命导致彩电业重新洗牌，安彩又几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市场萎缩，产品积压，连年亏损，最终不得不宣告破产。 　　逼出来的自主研发，闯出来的“中国制造” 　　谈“中国制造”，不能不提安彩。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先驱和翘楚。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开始进入中国家庭，彩色电视机更是短缺经济下的“紧俏货”。当时，包括彩色玻壳在内，生产彩色电视机的一些关键部件还没有国产化，大量依赖进口。 　　1984年，国家决定大力推进彩电工业国产化，在全国建立6个彩电玻壳生产线，其中一个放在安阳。被称为“扭亏能手”的李留恩被从安阳自行车二厂厂长的位置上派过去，在一片荒芜土地上建设一个全新的工厂。 　　1990年，安彩建成点火。听说中国要造玻壳，安彩试产成功的第二天，当时排名世界前三的日本NEG公司就将彩电玻壳价格调低30％，预言“安彩不出三个月就要倒闭”。随后，安彩从进口设备中发现了“地雷”：一项关键技术被隐瞒，居然少了一道精磨的程序，当时大批不合格的玻壳堆满了仓库，广场和马路边上全是玻壳。 　　价格战、技术封锁逼出了自主研发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安彩的“世界第一”之路起步。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1991年至1993年，安彩人以近乎拼命的状态完成了258项技术改造，解决了40多项工艺问题，填补了8项国内空白。还研发出了当时国际先进的21英寸、25英寸大屏幕彩色玻壳。执行严格规范的“安彩36条”和“自我技术总承包”的管理方式，国内市场占有率很快就达到并长期保持在50%以上。 　　企业的效益直接体现到工人收入上：1997年，安彩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就能到5000元，一个中层干部工资上万，而当时公司所在地河南安阳的人均月收入只有700元。 　　“战线越拉越长，摊子越铺越大。”1998年到2000年，安彩先后兼并了成都红光玻壳厂、天津市津京玻壳厂和河南新乡美乐集团，成为一个销售收入60亿元、利税7亿元、资产80亿元，年产玻壳3000万套的中国行业老大。当时有人评价，“因为有了安彩，中国人买电视至少少掏了1/3的钱”。 　　“蛇吞象”：接下庞大产能，当上“世界第一” 　　以新世纪的到来为分界点，电视生产技术第三次革命的脉动清晰：数字高清技术逐渐代替模拟技术，市场的技术选择由彩色玻壳（CRT）向液晶、等离子为代表的平板显示技术转移。 　　2002年，安彩决策层到美国考察，也曾预测，未来几年内等离子、液晶电视等新一代产品将成为主导。但他们当时判断，中国广大农村正在普及彩电，CRT在至少10年内还长期占据彩电行业的主打地位。 　　基于这个判断，安彩不满足只做“中国第一”，减少成本，占领市场，在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销售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要做就做“世界第一”。 　　此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摆在了安彩面前：2003年，世界玻壳制造业的“鼻祖”、彩电玻壳领袖美国康宁公司濒临破产，9条生产线面临转移。 　　买还是不买，也曾有观点碰撞。 　　最终，安彩决策层还是决定要全力实现这个收购。经过多轮谈判，康宁6亿美元的开价被砍到5000万美元，安彩把9条生产线尽数拿下。当时，包括安彩人在内的不少人认为，这笔交易比较划算。有人评价，这是中国人成功上演“蛇吞象”，此次收购甚至成为当时一些高校的MBA案例。 　　收购完成，安彩果然坐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2004年即实现产品国内覆盖率95%，出口创汇达1.7亿美元。在中国平均每三台电视机，就有一台使用安彩生产的玻壳。 　　产业“变天”，“大象”轰然倒地 　　没多久，世界玻壳业的新科“状元”发现：“天气”变了。 　　从2004年至2006年，似乎遥不可及的液晶电视在中国年销量增长率在300%以上，价格下降的速度更是惊人。 　　与2004年相比，2005年国内玻壳降价幅度达到35.4%。2005年，安彩高科亏损1.8亿元。2006年，亏损达18.5亿元。 　　承认现实，对刚刚登上巅峰的安彩来说是残酷的。 　　此时，轮到美国人窃笑了。2006年4月17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卸下玻壳滞销包袱后的康宁公司致力于液晶显示器LCD用玻璃的生产，2005年销售额45.8亿美元，利润5.85亿美元，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还成了世界最大的LCD用玻璃生产商! 　　安彩人如梦方醒。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放弃过转型。2005年，公司在郑州投资进入TFT—LCD玻璃基板生产领域，开发为彩色液晶显示器件配套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液晶显示基板产品。但是，因为资金严重缺乏，核心技术迟迟没有突破，很快陷入停滞。 　　买下9条生产线，已穷尽安彩多年的积累，还背上了沉重的职工集资债务，它的四肢已无力承担起“世界第一”这只大象的身躯。2007年12月19日，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受理安彩集团申请破产还债一案。 　　回到起点，安彩再出发 　　安彩集团宣布破产之际，河南建投介入，暂时保住了上市公司安彩高科。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再次重创玻壳业。“全国8家玻壳厂家死掉了5家，我们保留部分生产线继续生产CRT玻壳，仍然还是老大。”安彩高科总经理陈志刚说。 　　这时，一个新的机会出现了。作为河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安阳市提出加快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大力发展太阳能等新兴产业。2009年6月，安阳如愿成为中国第二家、河南省第一家“光伏产业示范基地”，新能源产业曙光初现。 　　“大家都知道做新兴产业好，安阳也在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争论来争论去，最后我们发现，我们的主业和优势还是老本行——做玻璃，就做太阳能光伏电池上的玻璃。”陈志刚说。 　　2008年6月，安彩高科开始筹备光伏玻璃项目。2008年10月7日，年产560万平方米的太阳能光伏玻璃项目奠基。2009年10月实现全线打通。 　　然而，再创业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安彩高科是光伏玻璃行业的“插班生”，从国内到国外，核心技术一概对其封锁。 　　再创业，安彩又回到了起点。 　　企业破产后，尽管人才大量流失，但公司的科研骨干力量还在。加班加点，别人用七八年攻克的关键技术，安彩高科只用了一年就彻底拿下。他们还把客户请来：“你们需要达到什么标准，我们来研究”。 　　“以前人家是生产电视机玻璃的，现在生产光伏玻璃，应该不会错。”一些客商这样说。目前，安彩高科的光伏玻璃开始供不应求。 　　“我们有理由对安彩再创业寄予厚望。”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喻新安说，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研发滞后，一直是制约“中国制造”的瓶颈，当下新能源项目遍布各地，但大功率风机制造、硅提纯等重要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别国手中，表面繁荣的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还远未走出创新与高水平发展的新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攻克和掌握核心技术，是决定‘中国制造’前景的命门”。 本站评论：其实，作为典型的大型国企，安彩这样类似经历的企业在中国很是普遍，安彩故事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在于，一个企业，任何决策、任何投资行为是要和市场结合，最终是要回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回报上来的。 拉动我们内需的大部分投资目前主要还是来自国有经济，这类企业的最重要特点和问题还是没有经历完全的市场化锤炼，很多决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决策与投资成功与否最终还是要由市场和业绩来给出公平的评判。 但愿我们的国有企业会更加成熟起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和市场变迁中走得更加稳健。


在短短的一周之内连续两次高调宣布加薪，让富士康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愈加受人关注。2010年6月2日，富士康宣布将一线员工的基本薪资从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涨薪幅度超过30%。话音刚落，富士康又于6月7日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将经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的基本薪资从每月1200元上调至2000元，上调幅度更是超过了66%。 几乎是在富士康加薪的同时，本田汽车中国公司因工人罢工而大幅提高了中国工人的薪酬水平;而在6月末，宝马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燕宝集团，由于拖欠员工奖金，其大连分公司的全体员工举行了罢工。汽车行业由于薪资问题而爆发的罢工事件此起彼伏。 这一连串的事件引发了当下中国企业的加薪浪潮。可以预见，随之而来的成本飙升的问题将会随着供应链条一直波及到全球产业链的下游。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不但会引发全球产业角色的重新配置，而且也结束了中国企业薪酬管理的简单化时代。 薪酬手段作为公司绩效管理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将成为中国管理者必须重视的管理议题。因为善用薪酬手段来实现最佳的激励效果，绝不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员工大幅加薪那么简单。 背离价值的价格 在一个规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任何一种人才都会有相对公允的市场价值。而且，人才的市场价值是透明的，这是对人才进行定价的基础。从理论上来讲，人才的市场价值不是由组织的管理者决定，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员工的价格(即其薪酬回报)与其市场价值发生了背离，那么员工与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就不可持续。其结果要么是人心思变另谋出路，要么就是员工的价格得到调整向价值回归。从组织运营管理的角度来讲，只有向员工支付了与其价值相当的价格，管理者才能期待员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才能，从而为组织的业务发展作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低成本控制永远不是薪酬管理所应该追求的目标。就像其他任何投资一样，投资回报率(ROI)才是组织对人才投资的首要考量。 人才的价格能否与其市场价值相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与10多年前相比，现在中国市场上人才的价值透明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一名国内顶尖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去某个行业就职会获得什么水平的薪酬，或者是一名二三流大学的毕业生到某个行业就职会获得什么水平的薪酬，这些大致都会有一个标准，大学生们在毕业求职时开价不会差得太离谱。 不过，与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市场的人才价值透明度还是相对低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化毕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国内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将薪酬视为一个机密，不会愿意公开自己公司的薪酬水平。很少有管理者会乐意参与如薪酬调查这类活动就是一个明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内一些行业的发展还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整个行业忽起忽落，导致薪酬水平也随之变动不定。比如说房地产中介行业，前几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极为红火，房产中介公司的员工待遇丰厚。而到了今年，由于国家出台房产调控新政，房屋交易量大幅下降，中介公司的业务大受影响，以至于不少中介公司干脆关门大吉。这种忽起忽落自然增加了行业薪酬水平的不确定性。 透明度的欠缺会加剧人才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最近几年持续爆发的民工荒，以及近期的富士康加薪、燕宝罢工等，都折射出由于企业忽略人才的市场价值以及对劳动力的简单定价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劳动力市场话语权转移的过程中，企业必须改变对员工单向度定价的模式，否则就会陷于激烈的劳资矛盾或是无人可用的境地。 全员加薪和升职加薪 在确定了加薪的标准之后，管理需要确定加薪的对象，即给谁加薪。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加薪分为两种：一种是全员加薪(merit increase)，另一种是升职加薪(promotion increase)。 所谓全员加薪，就是说每过一年之后都要给每位员工做一次评定，看这名员工是不是可以加薪。而且加薪的幅度也会有一个整体的预算，比如说3%或5%，如果公司今年业绩不好，那么这个比例可以降低。总之就是要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而且这个制度是透明的。员工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自己会加薪，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多少。有了这样的机制，员工就能产生一种正确的预期。 全员加薪在实施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点。其一，一定是全员，这并不是说每个人每年的工资都会涨，而是要把每位员工都纳入到这个制度中来。也许经过评定某位员工今年不能涨薪，但不能不对其进行评定;其二，将每位员工都纳入进来后，再根据员工的业绩和能力确定加薪幅度。这时候就可以运用“业绩能力矩阵”进行分析，然后在整体的预算额度和薪酬管理导向之下，对不同业绩不同能力的员工确定不同的分配组合。 所谓升职加薪，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每年都会有员工得到提升，既然职务提升了那么薪水也会相应有所增加。这显示不是全员，而是针对部分人群。 实行全员加薪和升职加薪，有助于在组织内建立起一种持续稳定的激励机制。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管理者对加薪的事情遮遮掩掩，员工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涨薪，组织就会失去对员工的长期性激励，从而产生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有不少国内企业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有些企业因为突发性事件而被迫大规模调整薪酬水平，这样的激励方式既难以预期又缺乏延续性。就以富士康为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两次大涨薪酬，尽管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不得不说，这一做法本身总不免有应急随意之嫌，是否有助于解决该公司当前面临的问题也存在着疑问。 富士康一系列跳楼事件的发生，与公司长期以来缺少一种有效的激励导致员工身心疲惫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说这种激励效应的产生并非完全来自于薪酬的上涨，但富士康连续两次加薪行为表明，至少在短期内加薪被公司视为改变现状的一种重要的应急手段，用公司总裁郭台铭的话来说，此次连续加薪是为了“维护员工的尊严”。富士康能得偿所愿吗? 良好的激励效应的产生，以及员工尊严的维护，不会因为某种一时一地的临时举措而得以实现。从根本上来说，富士康需要建立起一套持续稳定的激励机制。从现有公开的信息来看，暂时还看不出富士康在这方面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没有持续稳定的激励，等到出了危机事件就涨薪应急，其效果会大打折扣。因为员工长期压抑的心理不会马上得到舒展，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这样想：平时干吗去了，现在出事了才知道这样做。甚至不排除一些员工会产生幸灾乐祸和与公司暗中对着干的心理。 另一方面，仍然是由于缺乏一套持续稳定的激励机制，很多企业因为某个临时的原因而延误甚至推翻原有薪酬制度的执行，这样也会引发激烈的矛盾。在燕宝事件中，6个月前，燕宝启动了一项针对所有员工的重新拟定工资的方案，这一方案迟迟没有发布。在这样的情况下，燕宝扣留了宝马给销售人员的奖金。由于销售人员的底薪在其整体薪资结构中比例较小，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奖金，于是销售人员以激烈的行为对此作出反应。燕宝管理层的做法显然有欠周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无论如何改革，在新的薪资方案出来之前，应该把拖欠的部分补上，而不是以此为理由迟迟不发，反而造成更恶劣的后果。 加薪的成本观 组织在为员工调薪时，应该极力杜绝的一种做法是，是否为员工加薪完全取决于今年的业绩如何。比如说，一名普通的员工，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那么是否应该为他加薪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者考虑的首要因素不应该是今年公司是否赚了钱，而应该是另外一种思路。这名员工目前对组织的贡献价值虽然幅度不是很大，但也是在稳步提升，对公司的价值是增值的，那么，既然存在增值，公司就理应为这种增值提供适当的回报。如果今年公司的业绩不太好，甚至发生了亏损，就取消所有员工加薪的机会，这不是一种好的做法。 管理者要明白，自己今年的业绩不好，但在这个行业之中肯定会有其他公司业绩不错。如果公司因为没有赚钱而不为员工加薪，那么难以保证一些优秀的员工不会投奔到那些业绩优良的公司。管理者心里要清楚，为了保证公司的业务持续发展，哪些员工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公司不能因一时的业绩平平而忽视了对这些员工的激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即使业绩不佳也要尽可能地对这批关键员工给予加薪激励。实际上，这样做并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却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因为，如果在业绩不好的情况下，也能为这些员工加薪，员工就会进一步加强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一些管理者会对因加薪所导致的成本增加产生疑虑，这种疑虑的产生实际上还是缘于低成本控制的心理。前文讲过，低成本永远不是薪酬管理所应该追求的目标。太多的实践表明，那些业绩出色的团队往往也是工资水平较高的团队。低工资只能招聘到低水平的员工，如果期望一群二流水平的员工为组织创造出一流的业绩，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富士康两次加薪之后，有人对其人力成本的增加表示关切。富士康深圳各厂区大约45万人，一线员工底薪从900元升至2000元。粗略地计算，深圳厂每月将新增人力成本近5亿元，每年将新增50亿元。如果全国其他工厂员工薪资升幅比例一样，那么增加的成本会更高。有分析师表示，富士康每年或将损失大约 1/3的净利润。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富士康确实会因加薪而多支付巨额的成本，但公司同时会从另外的方面，如员工生产效率的提高、其他隐性管理成本的降低等获得补偿。比如员工闹事、罢工，或者是员工跳楼这类事件，会消耗掉大量的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而加薪可能减少这类成本的发生，从而为公司带来财务上的平衡。(


“孩子的玩具车没电了，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换电池，而不是想办法改造电池。这么简单的方式为什么不能用在电动汽车上呢？” 　　昨日，在河南电动汽车产业联盟第三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韩建方，写下万言书，建议河南利用现有的电池技术，在缺乏国家扶持的劣势下，让电动汽车“弯路超车”。 □今报记者 肖芳 　　●发展电动汽车，河南处劣势 　　记者：河南的电动汽车在全国处在怎样的地位？ 　　韩建方：河南的电动汽车产业基础雄厚，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处在全国的前列，但在国家产业布局中的地位并无优势可言。 　　在国家布局中，根本就没有将河南省列入发展电动汽车的重点地区，第一批“十城千辆”试点城市就没有河南的城市。经过多方面努力，郑州虽然被批准成为第二批“十城千辆”试点城市，但最近公布的对私人用户进行补贴试点城市还是没有郑州。 　　河南的汽车企业总体实力偏弱，不仅无法和国家定点的四大四小汽车龙头企业相比拼，就连汽车工业次发达的十几个年产量超30万辆的省市中，也没有河南的影子。在中部六省中，河南汽车产品的产量和销售额都位列倒数第二，只比倒数第一的山西省略多。更严重的是，到目前为止，河南还没有一家年产销量超过10万辆的汽车企业。 　　●商业化的三大障碍是谎言 　　记者：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都认为，电动汽车商业化存在着三大障碍：一是电池制造成本偏高，二是电池组循环寿命过低，三是充电不方便。是不是说，谁先突破这三道屏障，谁就能率先实现电动汽车商业化？ 　　韩建方：所谓三大技术难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首先，动力电池的预期生产成本并不高，之所以市场价格偏高，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达到经济批量！日本的电池专家都认为：大批量投产后，磷酸铁锂电池的价格将下降九成！ 　　其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大幅度提高电池循环寿命的操作空间！关键是采用什么方法对电池进行管理。经过测算，动力电池必须达到千次以上的循环寿命，才能符合电动汽车商业化的要求。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在现有技术条件和室内工况下，单体电池的循环寿命可以达到7000次，如果以3000次作为优良品的指标，产品的优良品率可达95﹪。这就意味着，现有电池制造技术已经具备了电池组千次寿命的基础条件，之所以电池组在车载工况下寿命骤减，是因为电池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随机性个体差异。 　　再次，关于充电的方便性，只要采取更换电池的方法，电动汽车的能源补充所需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 　　●创立全新电动汽车商业模式 　　记者：实现电动汽车商业化应该怎样进行？ 　　韩建方：创立全新商业模式，让电动汽车在充电运营商提供的平台上运行。 　　这种商业模式包括： 　　汽车制造企业只向用户提供不含电池、但可迅速安装和更换电池的裸车，使汽车企业可以专心致志从事车辆的研发和制造，使车辆制造成本降低到比燃油汽车更低的程度。 　　由充电运营商向车主提供电池的租赁和充电服务，但只收取保证电池安全的付息式押金（或不收押金），使车主不会因为交付押金而损失利息，由银行提供电池押金贷款，利息由充电运营商承担。使车主获得比燃油汽车更低廉的车辆购买价格。 　　充电运营商在所服务的城市为车主提供高密度的充电站，由于此类充电站点不存在加油站所忌讳的安全隐患，可以设在普通的平房中，因此，更容易实现充电站点的高密度化，使车主享受到便利店式的快捷服务。 　　用户需要补充能源时，只要将车辆开到充电站点，服务人员就可以通过快速更换电池的方法为车主提供充电服务，由于全部采用高效率的专用设备和工具，更换电池的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 　　充电运营商不仅承担为车主提供电池租赁、充电、更换电池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它还承担了电池维护功能。通过专家型的电池维护，可使电池组的循环寿命提高到1000次以上，完全可以满足商业化的要求。 　　因此，这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已经具备了将电动汽车推进到不依赖政府补贴，就可以占领市场的制高点了。 　　●整合全省优势资源进行攻关 　　记者：结合目前状况，您觉得河南应该怎么做？ 　　韩建方：要想实现我省在电动汽车产业异军突起的战略目标，靠现有企业单打独斗、盲目冲击是绝对办不到的，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实现目标，这个办法就是：以省政府为核心，制定和实施河南省电动汽车崛起工程，建立起在全省范围内对优势资源进行整合的攻关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目标的实现。 　　经测算，1500万元就可以让30辆人工维护电动出租车在郑州和新乡两地满街跑，并且配备5个充电站，实现完全商业化的运行指标，为大规模商业化操练出成熟的操作模式：达到可以拷贝的出租型裸车售价10万元、电池租金和押金全免、日常充电费低于百公里40元、换电池时间为10分钟的完全商业化指标。


7月12-14日在上海举行的“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再次表明，尽管哥本哈根会议在失望中落幕，年底墨西哥的坎昆谈判也未必会有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低碳实践上的失败。 毕竟，各国已经在减排上取得共识，提高了全世界范围内大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危机感。而中国，也在后哥本哈根时代，探索着自己应走的低碳之路。 坎昆会议希望渺茫 被誉为“拯救地球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最终以一份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协议收场，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援助两大核心问题上，却以无实质性进展收场，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今年底在墨西哥举行的坎昆气候大会。希望能完成哥本哈根未竟事业，取得突破，并寻求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但目前，这种希望渺茫。 哥本哈根长达12天的争吵后，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任降到冰点，这种信任赤字，严重威胁了年底的坎昆气候谈判。而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由于利益的不同，也让气候谈判变成了碎片。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能源专家翟永平指出，目前在气候谈判、减碳的方法上，各种矛盾都有。在哥本哈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起过去200多年无节制排放的历史责任，而发达国家则希望过去一律不究，而把发展中国家列入单一的法律框架。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资金援助方面，又迟迟不见行动，这些都让气候谈判困难重重。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在第二次联合国气候谈判结束后，尽管表示会乐观看待年底坎昆会议可能取得的成果，但也表达出了不乐观的态度，“气候变化谈判进展并不取决于中方一家的意愿。” 不过，与会的现任联合国环境署区域合作司副司长王之佳，依旧对后哥本哈根时代充满了希望。他说，各国在减排上所做的努力仍是卓有成效的，低碳经济正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最大机会和挑战。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将在未来的能源和气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碳交易不是唯一减碳机制” 准确地说，低碳概念2008年才进入中国。目前，中国的技术更多是从发达国际引进。就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轨道看，从发达国家转移消化技术，将成为一段时间的主流。而这转移消化技术过程中，势必牵涉到知识产权问题。 不过翟永平说，低碳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大家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讲，知识产权并不会成为壁垒。以“南南合作”为例，中国向柬埔寨越南等一些国家提供这方面技术时，几乎就是用共享的方式。而在南北合作中，也是如此。 大家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碳交易机制是否能变成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机制。 这个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所采用的机制，在度过了最初一段被认为是人类救星的阶段后，开始不断遭受批评。 很多环保人士认为，这个机制，跟传统的生意并无两样，一部分人，尤其是发达国家，更多地是通过此机制获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减排克星。 “关于碳交易的未来，目前大家其实都看不清楚。”翟永平并不否认这个机制会让一些人得利，“碳交易的积极面还是应该去看，毕竟在减排上，这个机制的确作出了贡献。但到底贡献有多大，目前并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碳交易机制在气候变化问题中，只是一个小的作用，并不能作为唯一的减碳机制。” 新能源误区 对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之路，专家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一是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二是在产业结构上“重化工业”要加速发展；三则要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并举的艰巨任务。同时，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先进技术的缺失，都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我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 因为这个特点，在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计划中，清洁新能源成为了目前最大热门。创新新能源技术和从国外引进这方面的先进技术，已成为了中国热点。 但在专家眼里，中国似乎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在新能源低碳方面，技术是越先进越好，这样，就能更快地实现中国的低碳之路。但实际上，并不应该是这样，让所有人用得起新能源，改善他们的生活，才是新能源革命的本质。 翟永平说，中国目前其实是分为三个阶层，好的地方，可以跟发达国际城市相比丝毫不逊色；而贫困的地方，甚至还没通电。这就让中国在减排上，有着巨大压力。 “其实，如果发达国家肯考虑我们的情况，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在减排和资金援助的问题上不松口了。”翟永平再三强调，对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新能源未必一定要多新多先进的技术，而是让所有人都享受得起。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制约瓶颈是技术。”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说，随着低碳在国内的普及，低碳经济已经变成城市规划和新的增长点。但因为目前中国在低碳方面，还欠缺技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哄而起的低碳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发展。 清华大学热能系热能动力仿真与控制研究所所长李政还指出：“超越技术的因素影响更大。”以节能为例，要实现节能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节能制度，二是节能系统，三是节能技术，四是人的心。而在这四个因素中，节能制度和人的心，在很大程度上，会起着关键作用。 “很多做法不计成本” 也有人给中国的低碳之路泼冷水，国际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对于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在中国出现的“低碳热”，目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吴昌华说，中国仍然属于一个政府比较强势的制度，具有它的优势，但同时会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或者由于时间上的紧迫感，中国很多做法是不计成本的。而国外众多的发达国家决策过程中，几乎是不能承担不可以的成本，中国政府强烈的政治意愿、强有力的政府控制之下，可以实现，不管它的成本多大。 国际上看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一方面，从美国角度看就很急。急于改善气候、环境的人则觉得政府决策过程太漫长了。现实中，由于中国仍然处于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对于中国自己的决策者，包括政策的支撑者的研究来看，也有很多局限。 “从追求极致的角度来讲，未来应该达到一个‘零碳’的目标。但是，一方面人类希望尽快地扭转发展思路，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人处于贫困当中，需要改善生活，不能剥夺地球上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的低碳只能是减碳，而不是零碳。” 但吴昌华同时表示，但作为被世界一致看好的国家，中国在未来的选择，将影响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以色列使用再制造技术将200万美元的旧飞机变成数千万美元的新飞机，美国再制造产业5年前销售额就超过千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作为装备制造大国的我国也开始紧随其后，向再制造业大国迈进。 何谓再制造 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近期联合公布了《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要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再制造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实现再制造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努力将再制造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领域的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介绍，再制造是指用高科技手段将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进行专业化修复的批量化生产过程，是废旧机电产品资源化的最佳形式和首选途径，是节约资源的重要手段。 再制造具有降低成本、节能环保两个鲜明特点，是一种高端循环再生方式。实践证明，再制造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能达到甚至超过新品，而其成本仅为新品的1/4，节能达到60%以上，节材超过70%。 徐滨士强调，再制造业不是高级维修，而是一种可以在流水线上实现规模化生产的新产业。以美国为例，再制造产业2005年的销售额即达到1000亿美元，全国机动车维修市场中70%～80%的配件是再制造产品。 目前，在再制造较为发达的欧美地区，再制造业规模已经开始超越传统制造业，而且比重持续上升。与这些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再制造业还存在一定差距。 技术大国、产业小国 实际上，我国在再制造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发领域已取得重要突破，开发应用的自动化纳米颗粒复合电刷镀等再制造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徐滨士院士看来，我国是再制造技术大国，却是产业小国。在技术层面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再制造中心之一，国外一些著名的再制造公司都到中国来学习，洽谈购买我国的再制造设备。但我国的再制造产业却非常小。 我国于1999年正式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制造体系，主要基于表面工程、纳米表面工程和自动化表面工程技术，恢复制造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尺寸精度，而且在耐磨、耐蚀、耐疲劳等性能上达到原型新品件。 国内相继出现了一些再制造企业，分别在重型卡车发动机、轿车发动机、车用电机，以及车用变速箱等领域开展再制造。但是，为取缔汽车非法拼装市场，2001年，国家规定旧汽车五大总成一律回炉，切断了这些企业再制造毛坯来源，产量严重下滑。 最近几年，我国又开始着力推进再制造业。2005年，国务院文件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废旧机电产品再制造”。去年1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更是确立了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法律依据。 有望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增长点 我国是装备制造及使用大国，设备资产已达几万亿元。随着我国进入机械装备报废高峰期，在社会、资源、环境效益等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发展再制造产业势在必行，潜力巨大。 据统计，2008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达4957万辆（不含低速汽车），机床保有量达700多万台，14种主要型号的工程机械保有量达290万台，其中大量装备在达到报废要求后将被淘汰。 同时，大量技术、功能落后的老旧装备还在超期服役。徐滨士介绍，我国工业行业每年因腐蚀、磨损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分别占到GDP的4.5%和5%，而发达国家两项加起来的损失在4.5%～5%区间内，“再制造业每年可为国家节约1550亿元”。 徐滨士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进口的设备就达到万亿元，这些设备将陆续进入报废期，如果能够通过再制造工程修复，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发展再制造业不仅可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再制造过程中，劳动力和日常开销等成本占到了60%以上。这一特点，正好适应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形势，可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徐滨士说。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着手编制《再制造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十二五”时期我国促进再制造产业健康发展的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11个部门也将制定发布《再制造产品目录》等。 随着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我国再制造产业面临的政策缺乏、认可度低、技术不足等问题将逐一被解决，再制造产业有望成为异军突起的新经济增长点，成为推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进入2010年以来，跨国汽车零部件公司在华投资和经营活动呈现出新特点。从不完全统计和对比分析来看，2010年上半年，类似花费巨资建立中国或亚洲地区总部大楼及研发中心的投资项目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投资规模仍然不小的新厂建设项目。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采埃孚、伊顿及德国大陆等世界知名零部件公司要在形势大好的中国汽车市场有所作为。目前，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生产仍是多数跨国汽车零部件公司的目标。 　　从整体投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的投资总额较往年同期有所减少，随着投资总额的减少和投资项目的变化，不难发现，跨国汽车零部件公司在华布局已经进入逐步完善阶段。相对而言，2008年到2009年是跨国汽车零部件公司在中国进行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具体行动包括建立研发中心、寻找长期合作伙伴、设立核心在华企业等。这期间，跨国汽车零部件公司在华表现活跃，谋篇布局活动密集，建立在华基地的案例相对较多。仅2008年，就有十几家跨国汽车零部件公司在华设立亚太区或中国区技术中心及地区总部。其中包括建立中国研发中心的德国大陆集团、建立中国技术中心的美国博格华纳公司、在华建立亚洲研发中心的菲亚特动力科技股份公司等。 　　2010年上半年，跨国公司在华主要投资项目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为主。同时，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产品占据很大比例，这类投资尽管对GDP有一定贡献，但是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上半年，据不完全统计，国外轮胎橡胶企业在华投资项目达到6个，日本两家钢管制造公司在华进一步投资，均大幅扩大产量。跨国公司纷纷增加在华产能，其期望利用中国低成本资源谋取最大商业利益的初衷较为明显。 　　在今年上半年跨国汽车零部件公司在华投资项目中，仍然没有发动机生产厂的身影。发动机作为汽车关键零部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车辆的档次和性能，是技术含量最高、最为复杂的关键零部件，价格和利润也较高，跨国整车制造商和独立发动机生产商仍然将其保留在国外生产，以取得高回报，防止技术外溢。 　　变速器项目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知名自动变速器生产商采埃孚股份公司和马涅蒂-马瑞利集团有在华合资厂投产或业务拓展计划，说明我国变速器企业在这一领域取得一定技术突破和市场优势后引起了跨国巨头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力推新能源汽车的形势下，跨国公司也加紧布置电动车相关零部件研发中心和生产厂，力图尽早占领这一领域制高点。除了相对复杂的主要汽车零部件项目以外，其他相关汽车零部件领域，也有生产商不断进入中国，如汽车地毯、车灯等。 　　从地域分布来看，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内经济发达地区之一，集中了大量优势人才资源，且投资项目一般会受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为企业在中国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已经将上海作为最佳落脚点。整体来看，跨国零部件巨头的在华活动范围已经从上海、北京、天津等一线城市向更广阔的内陆地区拓展。


我国制造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不断扩大，说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无可厚非。然而，在巨大的数量背后，我国的制造业实力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和我们将制造业主要分为离散型和流程型不同，日本著名制造业大师藤本隆宏教授曾将制造业分成磨合型和模块型两种。 磨合型制造业，即各零配件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需要进行仔细认真的调节、磨合，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来，最典型的如轿车、彩电中的显像管等；模块型制造业，各零部件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影响，部件之间的连接都通过标准接口来完成，只要符合此接口，便可组装出成品来，典型的如台式电脑等。 　　日本企业的优势在于磨合型制造业上，由于这种磨合型产品的生产需要有经验和熟练技术的员工才能完成，因此也就要求企业拥有完善的教育和能够长期留住人才的制度，而这也正是传统日式管理的特征所在。正是因为拥有这些人才，很多日企才可以不断在开发设计中推出很多难以模仿的新产品来。比如轿车的组装，再好的发动机，如果其安装位置的重心哪怕只错开几寸，如果没有良好的传动系统，或者车身的阻力过大、轮胎尺寸不合适等，都会影响到油耗、加速时间等指标上。因此在设计任何单个配件时都要考虑到其他配件的情况，这样才能设计出整体性能最优的汽车来。 　　再比如显像管的生产，需要精密调节各组装零配件，以使各种颜色达到最佳效果。将显像管装到彩电中时还要与相关的零部件进行精密调节，调节效果的好坏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最后的图像画质，这个环节也属于典型的磨合型生产，我们将实现这一步的生产称为ITC。将ITC装进彩电机箱，剩下的组装操作都不会影响画质，任何人都可以简单的完成操作。这种任何人都可以操作的简单工作便是模块型生产。 　　事实上，虽然我国彩电产量曾长期稳居世界第一，但显像管的生产以及更进一步的ITC的生产，长期被日本、韩国等厂家掌握。所以与我国企业不同的是，日本彩电生产商最多只采购显像管，剩下的需要调节技术和经验的ITC组装工作则基本都是由自己来完成。而我国企业则几乎100%选择采购成套的ITC，即省却了所有需要精密调节的步骤。其结果必然是，由于这类组装生产的门槛很低，大家都拼命进行价格战，最后也只能是两败俱伤。 　　台式电脑同样如此，由于电脑的所有接口早已标准化，组装台式电脑成为轻而易举的事。销售电脑整机的公司，如联想等，基本上已经很难再从产品差异化上实现企业价值，唯一的出路便是在服务上下功夫。恐怕也正是因为预测到了这种局面，IBM才肯将电脑部门出售给联想。 　　由此可见，当制造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已经完全可以模块化，即可以从市场上轻易购买到标准部件并可以简单进行组装时，很快便会陷入价格战之中。在我国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比如VCD、彩电、手机、微波炉、电冰箱等等。而另一方面，日本厂商则凭借着自己在人才和管理上的优势，保持着自己在磨合型制造方面的优势，从而避免了与我国企业的直接竞争。可见，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如何结束简单的模块式生产，开始着手进行附加价值更高、产品差异性更大的磨合式生产，已经成为今后必须要考虑的方向了。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磨合型生产呢？答案就是人才，而且是长期保有的人才。什么是人才？天天在生产线上重复做相同的工作，这不是人才，而只能称为“机器”。最近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的新闻令人痛心，看到那里的员工每天像机器人一样重复着相同的动作，这是模块式生产的企业必然的选择，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员工和企业都无法实现技术和经验积累，也就愈发与磨合型生产无缘了。


水泥工业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大户，其排放量约占人类活动所产生二氧化碳总量的5%，全球水泥工业在未来发展中必须攻克减排二氧化碳的课题。日前，有专家指出，把水泥生产中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回收起来，再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或化工过程，使碳元素频繁地反复利用，不仅能减少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还能更好地利用碳资源。 　　据了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泥生产国，2009年水泥产量突破16.3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50%以上。水泥工业排放的温室气体99%以上为二氧化碳，每生产1吨水泥熟料大约就产生1吨二氧化碳气体。2009年我国水泥熟料产量约10.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4亿吨。若以水泥工业总产值5700亿元计算，则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4.7吨。水泥工业是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龙头老大。 　　水泥行业目前已被国家列为必须进行低碳治理的重点。然而，除用电石渣、硅钙渣生产水泥外，用石灰石作原料生产水泥减排二氧化碳目前相对比较困难。因此，如何回收利用水泥窑尾废气中的二氧化碳，成为水泥工业延伸产业链，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绕不开的课题。 　　山东济南大学建材设计研究院陈绍龙教授指出，将水泥生产产生的二氧化碳捕集下来并回收再利用，是实现水泥温室气体治理的有效途径。这当中，有一条可靠的化工路线可走。 　　陈绍龙介绍，用煤炭将二氧化碳还原成一氧化碳很容易实现，同时用生物发酵的方法制备沼气，利用沼气的主要成分甲烷可以制得廉价的氢气，再用氢气和一氧化碳反应，可以制备甲醇。目前国内用甲醇制备乙烯、丁烯、丙烯等烯烃类物质正在进行产业化。因此，合成甲醇后，可以利用甲醇制备乙烯。乙烯又可以进行催化氧化制备环氧乙烷，再进行氨解得到三乙醇胺、二乙醇胺，从而可以获得水泥助磨剂的主要原料醇胺类物质。另外，也可以将二氧化碳与环氧乙烷进行反应制备碳酸乙烯酯，将制备的碳酸乙烯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水解可以制得乙二醇，从而可以获得水泥助磨剂的主要原料醇类物质。 　　据了解，目前水泥助磨剂的使用率不断提高，近一两年内我国大中型水泥企业对水泥助磨剂的应用率将达到60%左右。以总产量17亿吨/年水泥计，粉体助磨剂掺量按4千克/吨、液体掺量按1千克/吨计算，市场需求可达200万吨/年，其市场前景越来越广阔。 　　陈绍龙指出，我国大多数水泥助磨剂企业现在都以购买化工原料复配的生产工艺为主，而通过化工方法利用二氧化碳，将推动水泥助磨剂与水泥行业的双向联动，形成低碳循环产业链。 　　同时，专家强调，将回收的二氧化碳进一步深加工，还可以生产可降解塑料、碳酸丙烯酯、碳酸二甲酯等产品。二氧化碳可降解塑料在自然环境中可完全降解，可用于一次性包装材料、餐具、保鲜材料、一次性医用材料、地膜等方面。蒙西集团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合作，利用回收水泥窑废气中二氧化碳与环氧化物在稀土组合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共聚，生产出二氧化碳全降解塑料，并建成世界首条3000吨/年示范生产线，使水泥窑尾废气中提取的二氧化碳气体通过综合加工再利用，既遏制了温室气体排放，又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形成了科学合理的产业链。 　　经测算，水泥行业假若每年从窑尾废气中提取10%的二氧化碳（约8000余万吨），销售收入至少增加640亿元。如果将其中的一部分二氧化碳用于深加工，建立与化工产业链的耦合，生产高附加值化学品，其效益将更加可观。


报告分析显示，2009年，中国的制造业几乎赶上了美国的产量。去年中国工厂生产的商品价值约1.6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制造商生产的商品为1.7万亿美元。 环球透视董事马克·基奈表示，中国制造业最有可能在2011年超过美国，但今年是“关键”时刻。2007年环球透视即曾预测，中国制造业将在2009年超过美国。 而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称，在成本相对较低和充裕的高技术人才支持下，中国在当前和未来5年内均被视为制造业竞争力最强劲的国家。 挤下山姆大叔我制造业明年夺冠 根据美国咨询公司IHS环球透视的数据，中国工业产值有望在2011年超过美国，从而结束美国在这方面连续110年居榜首的历史。 根据IHS发表的数据，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占19.9%，而中国的比例是18.6%。根据IHS的数据，去年美国商品产出总计1.717万亿美元，高于中国的1.608万亿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美国仍排在首位这一事实令人意外，因为IHS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8年就预测，美国将在2009年失去榜首位置。 不过，IHS表示，美国相对强韧的表现使中国保持在第二位。 该公司现在预测，中国较快的增长明年将使美国让出头把交椅。IHS估算，2011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将达到1.870万亿美元，略高于美国明年的预测数字。 美国媒体说，如果中国真的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那将使它重新坐上头把交椅。 按照经济历史学家的说法，在长达15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曾一直在商品产出方面领衔世界，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被英国短暂超越。当时英国的推动力主要是工业革命。 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清杰表示，我国必须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培育国际品牌，支持流通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含量、技术含量，这样，我们的传统产品才能在竞争优势中显现。(摘编自6月22日法制晚报作者张端杰、杨铮、林晨音) 点评 猜猜看，谁更在乎冠军的荣誉？是卫冕者、冲冠者还是曾经的老大？ 1500年的经久领先，150年的光辉不再，一朝在握的重夺魁首——问题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一个名头吗？ 两年前，我们收获了最多的奥运冠军；今天，我们主办了最大的世博盛宴；最早在明年，我们又将坐上全球最大制造国的交椅。 斑驳的光环，仍难掩国际品牌缺失的尴尬，对500强跨国名企的膜拜与中国货的低端形象形成的巨大反差，绝非一个数字勾兑的制造业冠军就可以迅即弥合的。 中国制造业2011年将赶上美国 经济研究公司环球透视(IHS)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接近赶超美国的边缘。 IHS最新的分析显示，2009年，中国的制造业几乎赶上了美国的产量。去年中国工厂生产的商品价值约1.6万亿美元，美国制造商去年生产的商品为1.7万亿美元。 环球透视董事马克·基奈说，随着中国推进人民币汇改的声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一差距可能迅速结束。 但是，即使没有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制造业也已经比美国制造业增速更快。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中国5月工业产量同比增长近17%。而美联储估计美国工业产量同比仅增长8%。 马克·基奈说，中国制造业最有可能在2011年超过美国，但今年是“关键”时刻。中国最终将超越美国并不令人惊讶。中国更多地依赖制造业，制造业占据中国经济整体的三分之一以上，而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经济所占比例不足13%。 2007年，全球经济衰退开始前，环球透视曾预测，中国制造业将在2009年超过美国。但由于经济衰退，全世界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急剧下降。 美国制造业联盟执行董事保罗·斯科特提出，美国失去制造业第一的排名关系重大。他认为美国人都希望看到美国制造业对中国保持领先地位。 他说，“这是为美国敲响的警钟”。他表示制造业是其他经济部门的基础。 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的美国工商理事会研究员艾伦·托纳尔森称，考虑到两国政府的政策不同，中国制造商超越美国同行是必然的。“中国一直在追求制造业最大化增长，而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对制造业漠不关心甚至忽视”。 马克·基奈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美国制造商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中国同行。中国制造业更多依赖于廉价商品，如纺织、服装、家电等行业。纺织、服装和家电共占中国制造业的25%，而相比之下，美国为13%。 美国制造业依靠领先的领域，如飞机、特种工业机械、医疗科学设备和媒体有关的行业，包括软件等。即使在高科技电子产品方面中国也正迅速地发展，但如果让你选择，显然美国更有吸引力。 但托纳尔森说，过去10年，美国购买中国制造的更昂贵产品的比例在稳步增长。例如，美国计算机市场中中国的份额现在超过三分之一。他说：“中国制造的增长，不仅反应在鞋、玩具和T恤衫上。还有人们没看到的部分。”(摘编自6月23日国际财经时报) 点评 与前一次“即将第一”的预测相去不过三载，中国制造的名头再次被推向了“第一”的边缘。是投“我”所好，还是据实剖析，亦或是为中国“独秀论”夯实靶基？ 剔除个中明暗吞吐的褒贬，这则美媒报道还是有几处节点值得研判——“关键”时刻、制造业基础和美国人对保持领先中国地位的寄望。 太平洋两岸对视，一方是绝不欲放弃领跑全球的发达大国，一方是始终在稳步前行与世和谐的发展中大国。不管是争第一、保第一还是被第一，这样充满竞争意味的跨洋对视还会在相当的时期内炯炯而行。 虽有浩瀚第一大洋之隔，也不能阻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生潮涌。 地球是平的，地球是圆的。 两面看“中国制造”成世界第二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制造更多地停留在“加工厂”、“生产车间”阶段，并不能称得上是完整的制造产业。 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透露，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15.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但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底部。 且慢为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第二的事实而陶醉，即便中国制造中有80项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前列，但这至多表明我们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还算不上制造业强国。正如王忠禹所说，中国制造业目前还只是大而不强。有数字为证：其一，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其二，中国制造业产品主要以低端为主，附加值不高，增加值率仅为26.23%，比美国、日本及德国分别低22%、22%和11%，出口的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含量低的产品。 这样的制造业现状决定了中国制造虽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离制造业强国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制造更多地停留在“加工厂”、“生产车间”阶段，并不能称得上是完整的制造产业。因为多数企业还处于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底端，只知道贴牌生产，却不占有创意、设计、销售等环节。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使得中国制造业难免落入以下尴尬： 中国制造虽然规模庞大，但却“不挣钱”，或者是“干多挣少”。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因而才有了“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A380”的市场交换。这种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打市场的中国制造，既不具有可持续性，更不具有核心竞争力，于是勤劳的中国工人只能辛辛苦苦地为他人作“嫁衣”，劳动收入却难有大幅提高。 而由于中国制造多处于产业链底端，决定了其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订单经济”，产品的生产受外来的订单所左右。这一方面使得中国工人的就业取决于订单的多少。订单多了，用工荒就出现了，订单没了，工人就失业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制造很容易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这种风险随着中国制造打入外部市场越多，也就越大。 因而，世界第二的“帽子”虽然看起来不错，但隐藏在中国制造背后的矛盾和问题不应忽视。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不是“加工厂”，就必须要完善制造业的产业链条，形成完整的制造产业。满足于世界第二而沾沾自喜，只能永远做一个制造业的“虚胖子”。(摘编自3月29日广州日报作者李龙) 点评 感受发展的力量，认清现实的不足——两面看“中国制造”的世界第二之外，更应具有超乎其上的视角，由大至强的路径如何选择、路障如何跨越、路标如何明晰…… “世界工厂”、订单经济、产业链的低端，凡此种种的背后，中国制造业要克服的矛盾何其多也，中国制造强国之路何其艰也，其间，真正破除GDP心魔的阻碍又何其难也。 最浅近的例子就是响彻南非世界杯赛场的喇叭声，同样是中国制造的“小”产品，但赚得大头的仍是诸多海外下单人。 自小及大易，由弱到强难。对中国制造业而言，强国之路虽千难万难，当往之而无惧，非此，不足回报千千万万苦作不辍的中国劳动者。 要反对的不是生产衬衫而是扶持生产衬衫的行为 美国经济咨询机构环球透视2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处在超越美国的边缘。 对此，许多网友认为，中国制造造的都是低端产品，超过了又有啥用？还不是一亿件衣服换回一架波音飞机？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制造要造高端产品才有面子，才是真正的制造，否则就不值一提。 不是我们不想造波音飞机，是我们造不了。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想生产衬衫，是我们发现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制造衬衫，衬衫的生产成本最低。耐克、阿迪达斯们拿着我们生产的衣服贴上它们的商标转手就可以卖个几倍、几十倍的高价，不要眼红，人家为了它的品牌每年投入了巨额的营销设计费用，人家不是空手套白狼。 不要觉得生产衬衣就低端，制造飞机就高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农产品出口国，农业生产是最原始古老的行业，美国人尚且为其世界第一农产品出口国沾沾自喜，我们为什么就觉得生产衬衫丢人呢？ 退一步，不考虑自己的比较优势，强行在所谓高端行业上称雄，即使短期内做到了，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苏联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火箭卫星先于美国上天，但老百姓却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是生产衬衫，还是生产飞机，交给市场决定。我们既反对为了多生产衬衫出口而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补贴出口行业的做法，也反对为了搞所谓的高端产业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持、去补贴某些挑选出来贴上高技术标签的企业或行业。 显然，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进程中，政府的干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我们许多为了出口而出口的政策，我们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成为世界工厂，我们的出口增长得不可能如此迅速。中国政策支持的拼命出口并没有使老百姓获得相应的收益，相反，宝贵的资源廉价地卖给国外，老百姓则遭受高物价、高房价之苦。总之，一切非自然、非市场的选择，终将带来祸害。只不过，许多祸害人们看不到或者感受不到罢了。 我们不要反对生产衬衫，我们要反对的是通过政策来扶持生产衬衫的行为。制造业没有高端低端之分，只要是市场需要的，就是合适的。(摘编自6月24日搜狐博客作者胡锋) 点评 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说法流传有年，与之相映成哀的是富士通工厂中虽勤力有为仍生而碌碌的中国劳工，是饱受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冲击的出口企业，是诸多弱难禁风每每受制于人的制造行业。 若干年前，同样勤力有为的学者就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的表达，称我们已基本进入市场经济。只是，我们最大的几个贸易伙伴，我们用衬衫、鞋子、笔记本去换飞机的对象，至今仍不承认而已。 于是乎，我们就只能以最大的勤勉把衬衫、鞋子产业做到可能的极致，而少有企业去做向产业链更高端的尝试。这样的选择冠之以市场经济的名义，在局部或许确有其正确性甚至必要性，但放之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就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形见绌了。 所以，我们在反对“扶持生产衬衫的行为”之外，是否也该考虑如何让我们的衬衫产业链向更高端迈进，让我们的衬衫更值钱也更卖钱？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全球制造业一样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金融危机阴影还未完全散去之际，又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近日财政部等部门又出台了取消406种商品出口退税的政策。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制造业来讲，将如何应对以上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亚洲制造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罗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只是中国制造业加快转型的一方面，可能也是主要因素。中国工业化起步较晚，较长时期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限制了中国制造业的拓展空间，导致部分制造业迫于成本压力而倒闭。 在罗军看来，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标志着中国制造业在工业化工程中还将遇到更多更大的阻力，而这些阻碍因素并不是别人强加的，主要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致。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工资一般在1500元左右，基本上每年都会增加300—500，而周边的越南、印尼等工业化起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会比中国便宜一半左右。 此外，人民币升值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标志着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增强。但是，不排除其他政治因素和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人民币升值，将对长期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部分中国制造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成本增加将导致产品竞争力降低。无论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是人民币升值，无疑都将进一步压缩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空间，但是倒闭机制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国制造业必须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绿色制造转型，依靠科技竞争力提升产品竞争力是不二选择。 “世界工厂”助推了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到今天为止，也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设置了许多条件，带来了不少的发展压力。主要表现在，粗糙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压力和节能减排压力。中国制造业如何尽快跨越工业化中后期这个阶段，如何构建绿色工业体系，如何推动高端制造业崛起，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 据分析，从近期政策看，国家取消406种商品出口退税，政策背后传递的主要是三个信号：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工业的绿色增长，限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节能减排。此次退税的商品名单上，初级产品占比较高，表明国家想要淘汰低附加值产品和落后产能的决心。二是外贸结构调整的需要，多年来，中国出口份额高，比例大，顺差也大，给别国商品带来不小的竞争压力，在国际上也处于不利地位。而中国商品的附加值却非常低，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这样的贸易顺差到一定时候对经济的副作用将逐渐显现。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工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步伐将加快。三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 今后中国经济调整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而不是放缓。对于经济增长的步伐可能会适当降低，而更加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也就是说会加大对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培育力度。经济的宏观面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趋势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没有发生变化，需求仍然强劲。某些行业如房地产业将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将基本得到根治。预计通过三至五年时间的调整以后，中国的产业发展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绿色的，低碳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将基本建立


在日前举办的全国第四届生物产业大会上，汇集和发布生物技术研究成果项目、企业需求项目800余项，现场签约项目29个，总投资金额近240亿元。来自全国各地的3万多人参展，大会为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生物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技术与产品提供了集中展示的机会。 　　有关专家表示，中国生物产业潜力巨大、发展迅速，给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添加了新的动力。 　　生物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 　　据测算，我国生物产业总规模超过万亿元。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作为生物产业核心的生物医药产业几乎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同时，我国生物农业中生物技术产品的应用规模及转基因抗虫棉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海洋生物技术在水产养殖、生物制品开发等领域已形成产业规模；由于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生物柴油、非粮燃料乙醇、甲醇等生物能源领域吸引了很多企业的投资；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生物服务等一批新兴产业正在形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司副司长任志武指出，现今世界生物技术正处于大规模产业化的开始阶段，是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生物产业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占领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战略制高点的产业创新工程。 　　生物技术产品走进家家户户 　　“生物技术的产品你能说出几个？”在前些年，也许这个问题还很难回答。但如今，生物医药、生物化肥、转基因食品、用海藻制成的护肤品，还有各种各样的疫苗等，这些生物技术的结晶早已融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生物产品真的来到我身边了。”当问到是否了解生物技术时，居住在北京市崇文区、刚刚购物归来的小赵，兴冲冲地指着自己的“战利品”说：“面膜、洗衣粉还有这么一大瓶酸奶，很多都有生物活性因子呀。” 　　吉林省西部通榆县，土地贫瘠，老百姓的收成一直不好。然而从去年开始，这儿的盐碱地上很多都种上了蘑菇。这种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研究所专门针对盐碱地而研发的食用菌，产量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地方的产量。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兴奋地说：“用先进的生物科技种植出的鲜蘑，一个菌袋可以出3-4茬蘑菇，一个近千平方米的大棚年产值能达到10万元！” 　　中美奥达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高峰博士介绍说，随着我国生物制药技术的发展，我国将自主研发一些药品。到那时，老百姓在预防、诊断、治疗阶段会享受到更多的实惠，国内的病人只要花费较少的钱就可以买到与进口药药效相差无几的药品了。 　　生物产业仍有很大拓展空间 　　生物产业同其他高技术产业一样，将成为今后拉动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但在快速发展的背后，资金不足、融资困难已经成为许多生物高技术企业面临的瓶颈。 　　中美奥达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志良表示，由于生物产业的技术研发、人才培训、基础建设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希望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有政府政策、社会资金和风险投资的支持，让生物制药产业得以更健康持久的发展。 　　2007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将生物产业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八大重点产业之一。举办第四次生物产业大会的山东省将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等七大生物产业，并鼓励生物企业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引导生物产业做大做强，同时还将创造条件吸引境内外创业投资机构投资山东生物企业。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王涛认为，国家这几年确实加大了在生物产业方面的投入，但未来发展中也要注意到基础领域的发展，如生物医药的研究、科技创新等，我国的生物产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新能源各子行业的短期景气度将分化。 欧债危机的阴霾，使得下半年欧洲国家的光伏补贴政策不确定增强。德国7月按原计划下调FIT(上网电价)，下半年光伏需求将受到一定冲击。西班牙政府考虑削减太阳能补贴，同时考虑限制太阳能电站运营时间，以减少电价补贴额。原预期于明年初下调补贴的意大利、捷克等国也有可能提前下调时间，投资者对光伏未来需求担忧增加。 光伏供需矛盾渐大 欧元触底反弹，光伏组件商小幅提价应对汇率风险。欧元汇率从年初的10左右下跌至8.13的低点，最近明显触底反弹，下半年汇率风险将有所缓解。同时为应对大额汇兑损失，部分组件商已经提价，晶体硅电池组件价格从1.4欧元/W提至1.6欧元/W，或从1.2欧元/W提至1.3欧元/W以上，提价幅度在10%-15%之间。 就一季度数据来看，光伏企业的毛利率处于高点，考虑到二季度汇率损失较为严重，毛利率将有所下滑，但光伏企业已使用相关手段控制汇率损失并通过提价方式对冲部分损失，因此光伏电池及组件商的毛利率仍将高企，光伏一体化企业预计在30%左右。对于多晶硅，我们仍然不看好，多晶硅价格虽然企稳，但国内成本高仍是主要问题，未来主要看技术、工艺改进降低成本的能力。 鉴于金融危机后光伏需求的迅速回升，光伏企业毛利率高达30%以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毛利率，净利率水平达10%左右，吸引了电子、电气设备巨头纷纷加入光伏阵营，同时现有企业也加快扩产速度，以期尽快占领更多市场份额。从光伏产业未来发展看，其市场空间巨大，但毛利率必然是跟任何一个行业的周期相同——呈下行趋势，因此产能规模就成为影响未来盈利规模的重要因素，各大厂商必然趁市场景气时期进行大规模扩产。有数据显示，中国硅片及组件2009年的在建及拟建产能是8300MW和15000MW，现有产能在6580MW左右，按照如此规划，1-2年后中国产能可能翻番。再考虑全球其他国家的新进入者及已有企业的扩产计划，我们认为1-2年内的供需压力将较大。 风电短期看海上 我国的风电装机量在过去4年连续翻番，增长迅猛。截至2009年装机量突破2510万千瓦，当年新增装机超过1300万千瓦，居世界首位。风电投资的火热使得风电企业高速成长，但目前看来，中国风电高速增长期已过，未来增长将下滑，近两年可能在30%-40%之间，未来增速估计在20%以下。 短期来看，风电投资机会主要在海上风电。从海上风电特许权招标要求来看，只有具有大型风机制造实力、有良好运行业绩的整机制造商，才有机会在海上风电项目中分得一杯羹，目前主要有金风科技等大型风机厂商具备较强竞争力。从长期来看，整机厂商的前景不容乐观，未来“走出去”是战略重点，但关键零部件制造商仍然有投资机会。


【国际财经时报 雅加达】分析师和官员们表示，劳动成本和人民币升值将影响中国周边的亚洲各国，因他们争相吸引正在重新考虑在华业务的制造商。 外资工厂的较高的工资成本正迫使一些制造商考虑其他国家，如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工资仍然偏低的国家。 印尼贸易部长冯慧兰(Mari Pangestu)今年1月份说，制鞋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印尼，在过去4年为印尼带来1.8亿美元的投资。 台北的资本证券分析师Bruce Tsao说，中国大陆“急剧的工资上涨，让靠低毛利率盈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更多困难”。“这样的工厂可能不会很快搬出中国，但长期看，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他说。 台湾泰丰集团供应约六分之一的耐克运动鞋，泰丰集团称正计划增加在印度的生产基地，因为中国的生产基地缩小了。该公司去年生产了5100万双鞋，其中20%在中国的五个工厂生产。 “这一比例将在未来数年持续下降，”该公司发言人艾米·陈(Amy Chen )补充说，不过，中国的五个工厂“仍然是我们高价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在未来5年将不断扩大在印度的生产能力。印度有相对的竞争优势，有充足的熟练工人，相对较低的工资和由政府提供的优惠。” 中国央行上月承诺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但不会一次性升值。 分析师说，人民币升值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且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数量也许正在枯竭。 专家称，世界上工资最低的孟加拉国，月工资仅25美元。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投资银行家Ifty Islam说，在中国工资日益上升时，孟加拉国已获得一个巨大机会。“但是，如果孟加拉国不能阻止劳工骚动，很难有更多的外国公司进来，”他说。 日本的三菱重工2009年9月在越南开设了三菱重工独资的飞机部件生产公司“MHI航宇越南公司”，这是越南第一家飞机零部件工厂。日本对外贸易机构的一个研究发现，越南制造业工人工资为每月101美元，而中国为217美元。 日产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上周宣布，该公司打算将印尼工厂的组装能力提高两倍。但他表示，尽管人民币升值和相应的工资成本更高，但中国在港口和铁路基础设施等方面领先竞争对手多年。 分析师还表示，中国的制造商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量抵消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日前，欧盟对中国瓷砖反倾销案正式立案，相关调查也随即开展，这将有可能对中国陶瓷产品出口造成巨大影响。据了解，这已是中国陶瓷在最近十年内所遭遇到的第六次反倾销调查，而就在今年5月下旬，墨西哥政府对中国生产的无缝钢管征收临时反倾销税；6月底，已经打了4年官司的浙江某鞋业公司，向欧盟高院提起反倾销案上诉。反倾销，几乎已成为中国出口企业经常要面对的遭遇战。 反倾销或将造成产业“洗牌” 根据相关规定，在欧盟新近立案的中国瓷砖反倾销案中，如果涉案企业不应诉的话，将有可能被征收高达430%的惩罚性反倾销税。相应地，对于积极应诉的企业，则有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相对较低的单独税率。据了解，本次反倾销案调查涉及出口金额约为3.1亿美元，几乎涵盖了国内知名陶瓷企业，是中国陶瓷行业出口史上最大的反倾销调查。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和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正充当着目前组织涉案企业应对的“牵头人”。 广东省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一位姓占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国陶瓷墙砖、地砖产品出口中，广东省超过了70%。今年1至4月，仅佛山瓷砖产品出口到欧盟的总值就超过7000万美元。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反倾销调查通常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规模不大、出口额较低的小企业，可能会选择放弃出口。而规模较大的企业，为了保住自己的重要市场，则不得不选择积极应对，这或许会造成国内陶瓷生产企业的重新“洗牌”。 金融危机引发贸易保护主义 上海社科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王泠一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美国家屡屡提出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案调查的原因，无非是希望保护本国市场，同时也保护本国国民的就业率。而基于我国目前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这样的摩擦，事实上是很难避免的。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制造业，大部分与欧洲正在衰落的产业重合。”王泠一说，直到现在，欧洲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其本地制造业的信心严重不足，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就顺理成章了。期望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和各进口国之间，能构建起一个高效的行业对行业、协会对协会的协商机制。 应对“反倾销”传统制造业须变革 王泠一告诉记者，不论是陶瓷、制鞋还是钢管产业，不仅集劳动密集和资源消耗于一身，同时又是低利润、低回报的低端产品。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的出口产业也需要自我反省。 “除了据理力争、保护自身权益外，我们也应该想一想自己身上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尹伯成表示，欧盟也好，美洲国家也好，敢于屡屡拿中国出口的产品“开刀”，反映了我们自己也有“软档”，而这“软档”，就是产品自身的可替代性。无可否认，尽管“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公认的，但去除了低廉的价格这个决定性因素，我国出口的产品，从科技含量和创意上，都不具有优势。 尹伯成表示，低价，不可能永远成就中国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谈判桌之外，生产企业应当致力于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原创性，与此同时，持续了多年的制造业工人的低工资，和对资源的大量开采，有关部门都应当高度重视。“中国制造”，是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


“辉门是一家以技术取胜的公司，迅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已使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走在竞争对手前面，迅速成为中国市场的领导者。我们就称不上是全球的领导者，”6月25日，美国辉门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ose Mana Alapont在接受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 　　而就在亚太两周前的6月8日，同样在上海，德国采埃孚亚太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上海松江。“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来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我们对中国市场非常重视。”采埃孚集团首席执行官Hans-Georg Haerter说。 　　盖世汽车网最近对900家零部件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原来在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外资汽车零部件公司正进行新一轮的投资，以继续维持其在行业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几乎与此同时， 3C等其他行业利润率的巨幅下滑，又使得这些行业内有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将汽车零部件行业纳入产业延伸的首选。 　　加上近阶段，中国本土零部件公司正由此前以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的行业，逐步向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与外资展开正面竞争，盖世汽车网CEO陈文凯分析：随着外资加大投入、外行的加入和本土零部件企业的整体升级，中国零部件行业即将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盖世汽车网的这份调查，借助于其最近举办的“2010最具竞争力的汽车零部件企业百强评选”，这个评选由国家商务部直接参与指导。记者了解到，900家零部件企业来自于直接申报或被采购商推荐的3000多家零部件供应商中。 　　外资“厉兵秣马” 　　在对400多家中外主机厂及一级供应商的采购及技术开发约1000多名专业人士进行问卷调研后，盖世汽车网得出结论：在汽车主要的关键系统和部件方面，外资基本控制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部分产品几乎全部为外资所垄断。 　　“外资汽车零部件公司凭借其技术、管理和既有客户关系等优势，在中国汽车市场表现十分突出，尤其在高科技领域更是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陈文凯说，“虽然，这种情况在近两年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但随着零部件行业竞争的加剧，在过去，外资零部件企业大都采取了将国外的产品直接带到国内，而现在情况发展了变化，为了在竞争中领先，跨国公司在加紧技术、开发能力等升级的脚步”。 　　本土企业增速超外资 　　外资零部件公司在中国积极的投入，一方面来自于其全球主要竞争对手的竞争，同时也有来自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的竞争。 　　近期调查显示，本土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在汽车轮毂、玻璃、蓄电池、鼓式制动器、汽缸体等十多项汽车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在交流发电机、离合器、雨刮系统、密封件等多个以前为外资占市场主导地位的领域近5年来发展迅猛，已占据一席之地，并有望在未来形成与外资平分秋色的局势。 　　“目前国内的自主零部件企业主要还是集中在以成本为主要采购要素的领域，”陈文凯透露，但他同时认为：“很多本土零部件企业，是迫于外资零部件企业实力雄厚，研发强劲，无法与之抗衡，才采取了先占据技术含量和技术投入上相对较少而对成本控制上能突显优势的产品上，等达到一定规模后，再逐步向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与外资展开正面竞争。” 　　近三年来自主品牌的汽车市场占有率一直在上升，特别在2009年甚至一度达到了近50%的市场份额，这与10年前相比有了大幅的提升，自主品牌市场份额的持续上升，也为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升级创造了机会。 在此次调研中发现，8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细分市场本土零部件公司的市场份额在增长，40%以上的细分市场本土企业市场份额超过50%，尤其在商用车和二、三级零部件配套领域最为突出。 　　此外，本土企业在90%的二级供应市场发展迅猛，并形成全球性的竞争力，既能在中国本土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也能利用好跨国采购的机会进入全球配套体系，最终建立国际化的运营体系，并在全球建立生产、销售及服务体系，在某一细分市场上获得全球前三名的地位。 　　外行大举进攻 　　除了行业内的，还有来自于行业外的竞争。调查显示：由于中国汽车市场的火爆以及3C、家电等其他行业利润率的巨幅下滑，使得汽车零部件行业成为这类行业里有竞争力企业进行产业延伸的首选，其中一些企业通过3到4年的努力，已崭露头角，并越发成为传统汽车零部件企业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 　　台湾的台达电子，虽被业内称为“电源大王”在电子行业颇具盛名，但在汽车零部件行业根本名不见经传。三年前，在其董事长郑崇华带领下，进军汽车零部件行业。在连续以每年1000万美元投资后，目前，台达电子已经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崭露头角。 　　6月17日，在台达电子吴江的生产基地中达电子，展出了两款由其自行改装的增程式插电式试装车和小型纯电动车。“台达电子最先进入的是汽车电子行业，但三年前，觉得新能源汽车未来是发展的重点，于是转向新能源汽车，由于我们本身有相关技术的积累，所以很多资源都可以使用，这使我们更具备竞争优势，”台达电子副总裁暨汽车电子事业部总经理张讯海告诉记者。 　　另据通用、长安等国内大型整车企业的研发人员表示，新进入零部件行业的台达电子很可能成为他们新能汽车的供应商。 　　在此次百强评选初选出的900余名企业中有5%的企业是外行进入者，且以香港、日本、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居多。 　　例如，在汽车电子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家电及电子器械制造商纷纷涉足汽车电子零部件领域。如福州三和精密轴有限公司便是3年前进入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企业，目前已成功为本田中国的工厂配套。 　　此外，近年来，随着乘用车市场的需求量不断提升，大量商用车零部件公司瞄准了乘用车市场上的高额利润，因此相当多的商用车公司决心进军乘用车市场。本次调研结果中，成功进入乘用车市场的商用车零部件厂商占到入选名额的5%，并且以生产曲轴、轮轴等产品企业居多。天润曲轴之前主要做商用车曲轴的企业，近两年进入乘用车领域，并为上汽、菲亚特等大型汽车企业供应曲轴产品。 　　售后市场汽车零部件公司加速进军配套市场。前期主攻包括国内售后市场或出口售后市场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近些年加大了进军配套市场的力度，如山东金麒麟等。 　　“春秋战国”时期到来 　　“总之，目前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竞争仍处\"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在所有领域，都存在着日益激烈的竞争，既有本土与国际公司间的竞争，不同区域背景的国际公司之间的竞争和相互渗透也在升级。”陈文凯认为。 　　东风日产的一位采购总监对此表示：“未来几年，国际背景的整车企业都将打造适应中国市场竞争特点的供应体系，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如果能在技术研发能力和质量管理方面上一个新的台阶，就有进入国际公司采购体系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整车厂希望能进入中高端市场，需要更多的国际零部件公司来支持其提升品质。外资零部件公司也存在着如何降低成本而占据更多本土整车厂市场份额的问题。” 　　与国内的自主品牌企业相比，外资汽车零部件跨国企业大都实力雄厚，在相关配套领域拥有强大的同步开发能力、经验数据积累和大量的研发资金投入，并且这些企业占据外资新车的同步开发机会，相反，中国本土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大多缺乏同步开发能力，而只具备按样件开发或按图纸开发的能力，在零部件高技术领域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但通过盖世汽车网的调查也发现，本土零部件企业的竞争能力也在增强，全球采购为中国企业带来了理念和管理能力上的提升；与十几年前不同，近5年汽车行业的井喷式的发展，重新吸引了大量以前不太愿意在国内配套市场上投入的企业家的注意力，他们充分利用了这几年的发展机遇，提升内部管理，并缩小了与外资公司的距离；加上国际品牌整车企业采购的本土化趋势越来越强烈，即使是日系公司，也开始调整采购策略，从原来相对稳定不变的供应商体系到根据中国供应市场特地重构供应商体系，这将使越来越多有竞争力的中国本土供应商也被纳入候选供应商之列，这为本土供应商带来了很大的机会。 陈文凯预计，“中外企业在这个领域的正面厮杀或在未来五年内拉开大幕。而从本土零部件企业的发展态势看，不排除少数几家有望在未来几年跻身国际级供应商行列。”


中评社香港6月30日电／英国《金融时报》6月30日载文《中国产业“内迁”意义非凡》，文章说，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不会对中国令人惊叹的20年经济增长感到意外。他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论述了一支“产业后备军”是怎样压低工资、提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他会指出，在这个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其实更像逐利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失业但具备受雇条件的人口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 　　不过，在富士康(Foxconn)和本田(Honda)在华工厂出现的抗议和加薪要求表明，这种分析正很快变得过时。有一段时期，来自中国内陆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似乎取之不尽。但是比多数人预期的更快的是，两方面的局限已经浮现。一是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重镇工人们的期望上升了。二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徙，对中国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乃至农民工本身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按照中国以地域为限的陈旧法律体系，这些农民工几乎享受不到任何保护。 　　因此，人们再也不能无止境地指望从中国内陆输出的农民工，来扩大沿海地区的制造产能。企业已承担了后果。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昨日报道的，富士康正准备把部分苹果(Apple)装置的生产，转移至内陆河南省（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一家未来工厂。富士康为苹果生产iPod媒体播放器、iPad平板电脑和iPhone手机。 该公司也许没有什么选择。它给予部分工人的薪资翻倍，几乎不会影响产品售价（劳动力仅占总成本的3%），但可能会严重损害利润率。鉴于中国一些省份的工资水平比深圳低三分之一以上，难怪有更多制造商寻求在冷僻的地点建厂。这样的制造商越多，就越容易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满足客户提高产量的需要。这种需要曾让某些在产品上贴牌的公司抵制迁厂。　 　　随着这种格局发生变化，亚洲令人敬畏的经济发展故事正掀开新的篇章。从日本开始，一个又一个国家走上了同样的致富道路：首先踏上工业化阶梯的最低一级，从事最枯燥、劳动力密集程度最高的生产活动，然后提高技能，增加资本，逐渐向价值链上方攀登，让更贫穷的国家承担你不屑再染指的生产活动。“亚洲小虎”就是这样仿效日本的，以后几代——包括中国——也是这样追随的。目前的生产转移，并不会因为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而削弱其重大意义。 　　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现象。现在，我们也许就要看到第二幕。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纺织、玩具、电脑、手机等产业没有自主控制权，中国只是充当了人们的加工制造环节，很多人就开始哀叹中国产业经济的落后，并希望将产业链扩展到设计、物流、营销、零售等环节，但我们仔细想想，这可以成功吗？我国将商品销售到国外，设计、物流、营销、零售这些环节本来就是应该是外国人来做的，同样国 外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后，这些也就由我们中国人掌控，这是很正常的。 　　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存在着产业危机，但是大家对产业危机的认识都不准确，我国连自己的市场都保不住，还总是想占领别人的市场，我们可以将视野转换到另外一个领域看看吧，我国的三峡工程、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新北京十大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等国家战略性大项目的核心订单基本上的都被外国公司占领了，这些公司在中国赚的钱要远远大于纺织、玩具、消费电子这些产业在中国赚的钱。 　　世界自动化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 　　让我们以ABB这家瑞士自动化公司为例子，三峡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在三峡工程中，ABB不仅为三峡右岸电站、左岸电站厂房、泄洪坝和永久船闸提供了全封闭组合电器、升压变压器和中压开关设备，还成功建造了三条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将三峡电力输送到华东和华南地区。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是与三峡工程齐名的国家重点工程。在这两个战略工程中，同样可以看到ABB的身影，它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了传动系统；为“西气东输”工程提供了工业控制系统。此外，ABB还积极投身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ABB的产品与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城市的多条地铁与轻轨线路建设中。ABB还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工程项目的主要电力系统供应商，参与了30多个奥运项目建设，包括国家体育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奥运村220千伏变电站、城北500千伏变电站、为主要场馆供电的安慧变电站、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轻轨机场线、中央电视台新址等。 　　世界自动化企业进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比如在新北京十大建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全部都是由国外自动化企业来完成的，中国现在发展电动汽车，但中国的汽车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技术积累，而奇怪是我国大部分车企都在短时间内都推出了自己的电动车，其实这些汽车的电池都来自美国的自动化企业—江森自控，我国越推广电动汽车，美国的江森自控就越赚钱。 　　另外国外的自动化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都非常大，甚至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大部分明星企业，比如瑞士自动化企业ABB在华销售额为280亿元人民币左右，德国自动化巨头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额为600多亿元人民币左右，法国自动化巨头施奈德在中国的销售额为190亿元人民币左右，美国自动化巨头江森自控仅在汽车行业的中国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亿元，而江森自控在楼宇自动化，能源领域都非常强势，其在中国的总体销售额应该与西门子差不多，至少也在500亿左右，这几个只是世界自动化的巨头，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企业，比如我们上面列举的几个巨头中没有一家是日本企业，而日本是典型的世界自动化强国，日本机器人可以占到中国机器人市场的一半，比如美国的企业已经瞄准了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自动化改造，这也是非常大的市场，以上企业的销售数据多为他们在2008或是2009年的销售数据，他们这些企业一直处于高增长当中，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这些企业的在华销售额早就已经实现了大幅增长，已经翻番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明星企业的销售额， 以2009年中国企业五百强的数据为准，海信集团销售额为488亿，国美电器的销售额为458亿元，中兴通讯为 442亿，格力电器为 420亿元，万科为 409元，中国核工业集团为 377元，比亚迪汽车为 267亿元，蒙牛乳业为 237亿元，奇瑞汽车为184元。 　　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远远超过将连锁大卖场开遍中国大中小城市的国美电器，超过了中国最有名的建筑企业万科，在上面四大巨头当中销售额最小的法国施奈德的在华销售额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奇瑞汽车，这些企业只要接到一个大的订单就可以有数亿元的收入，这些企业在中国的攻城略地绝对不可小觑。 　　中国产业危机何在 　　我们再看看耐克、阿迪达斯这些知名企业，这些企业被看作是对中国进行产业链剥削的典型代表，而耐克和阿迪达斯，每年请那么多的明星，做那么多的广告，在中国的销售额也才70-8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占不到这些自动化巨头在中国销售额的一个零头，因此我们最大的产业危机并不是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的纺织行业、更不是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玩具行业，而是在自动化行业。 　　当我国的经济学者谈到中国的产业危机时，不再总是拿耐克、阿迪达斯、芭比娃娃等做例子的时候，当我国中国的学者开始谈论ABB、西门子、施奈德、江森自控在中国的攻城掠地的时候，那中国的产业也就真正的看到希望了。


当前，中国制造正面临三十年未遇之大变局。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制造业所依附的低成本、低要素价格的情况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富士康加薪后在南方加工制造企业中引起连锁反应，原本高企的人力资源成本快速攀升，因此，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必须向各项生产要素更低的地区转移。 　　相比于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中部地区更具有综合竞争优势。首先是这次产业转移主要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如服装、鞋帽、玩具、电子等，中部六省的劳动力供应充足，相比之下越南、老挝不具备人口优势；其次是区位优势，中部地处中国之中，交通便利；再次是这次产业转移出现了产业群集体转移的趋势，要求承接地有较强的产业配套，这方面中部地区显然比东南亚更有竞争力。 　　相比于重庆等西部城市，从地理位置、产业配套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要素来看，中部地区无疑更具比较优势。比如，郑州比重庆区位优势更大，郑州位于中部，重庆则在西部；郑州是一马平川，重庆则是山城。目前重庆已吸引了一大批服装、电子等产业入驻，未来郑州一定会吸引更多更好的产业向此集聚。 　　中部地区本身就承接着东部和西部经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近年，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中部经济。中部地区承接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目的是发展中部经济，均衡国家东中西发展战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全面推动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 　　位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在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方面更具有比较优势。一是区位优势。河南省位于我国中东部，连南贯北、承东启西，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二是交通优势。河南是我国内陆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郑州北站是亚洲最大的货运编组站，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居全国第一。河南的航空事业也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空出口货运量在中国国内机场的排名已名列前茅。三是产业门类齐全。食品、有色金属、化工、装备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纺织等产业在全国的竞争优势比较明显，承接产业转移具有较强的资源支撑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四是劳动力供应充足。河南是人口大省，人口接近1亿，每年有2000多万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适合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五是消费市场巨大。近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能够满足产业转移中降低成本、开拓市场、规模聚集的需要。 　　目前中国已进入高铁时代，拉近了沿海地区与中部的距离。有专家预测，高铁沿线将带来几千亿元的产业转移，可以说，高铁时代对于中部地区承接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获得了强大的助推力。 　　2009年河南省GDP总量突破两万亿元，昂然晋级两万亿俱乐部，经济总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五位。有这么大的经济体量，河南完全可能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新的“世界工厂”和中国第三大制造业中心。 　　近几年，河南的招商引资环境有很大改善。未来，要想吸引更多的产业入驻，不要一味地在土地、水、电价格上做文章，更不能一见面就许一大堆好处，明天换了领导就不算数，而是要“软硬兼施”，既要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更要进一步优化有利于投资的“软环境”，如执法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有了好环境，外商自己就会上门，河南在产业转移大潮的竞争中才会占得先机。


省商务厅新近发布的今年前5月招商引资统计报表，传递出令人振奋的信息：2010年1～5月份，全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20家，同比增长43%；实际利用外资22.56亿美元，同比增长35.2%。同期，我省新落地省外资金项目1958个，实际到位省外资金1112.9亿元。 刚刚结束的豫浙投洽会传来的声音同样令人鼓舞：100个项目成功签约，合同利用省外资金330.5亿元 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交通优势，品类齐全、蕴藏丰富的资源能源优势，数量庞大、成本较低的人力优势 外来资本深谙此道，河南成为投资热土。 中原通天下 对河南区位优势有这样的描述：河南位于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和成渝城市带之间，是进出西北六省的门户，是全国举足轻重的铁路、公路、航空、通讯和能源枢纽。 “我更为直观的感受是，每天都有来自陕西、山西、山东，甚至宁夏、甘肃的顾客来这批发服装。”郑州银基商贸城商户倪薇说。 地利之便不代表区位优势，交通是其最终的依托。河南的决策者们恰恰认识到了这一点。 截至2009年底，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24.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4860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21.8万公里。公路通车总里程、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和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均领跑全国。 还有铁路。铁路主动脉有“三纵四横”横穿河南全境，国有铁路密度居全国前列，地方铁路居全国之首。正在修建的石武高速客运专线，又将把中原的地利之便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再看航空。目前，全省有郑州、洛阳、南阳3个民用机场，已开辟国际国内航线近百条，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能力已达1200万人次。 经过数十年的不懈经营，河南“九州心腹，十省通衢”之地盛名远扬。 自然禀赋好 中原千里沃土，蕴藏丰富。 河南矿产丰富。在已发现的127种各类矿产资源中，河南有8种居全国首位，19种位居前3位。 河南仓廪充实。粮食产量连续4年突破1000亿斤，占全国的1/10强，小麦产量超过全国的1/4。 河南电能充足。全省电力装机总容量近5000万千瓦，居全国第5位、华中电网首位。 河南水源富足。黄河、淮河、海河、长江四大水系均流经河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就在河南。 “依托资源优势，河南建立起了覆盖国民经济行业39大类并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培育了宇通客车、双汇集团、许继电器、金龙铜管、三全食品等一批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这也向外来资本传递出强烈的信号：中原是企业成长的沃土。”省商务厅副厅长宋国卿说。 消费大市场 面对愈来愈加严重的工人短缺问题，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产业加速了向内地转移的步伐。 有着2000万富余劳动力的河南，理所当然地成为转移企业竞相追逐的目标。 河南还有着丰富的人才资源。目前，全省共有各类高校近百所，自2007年以来，每年的高校毕业生都在30万人以上。 人口大省带给转移企业的不仅仅是充足的人力资源，还有近一亿人口释放出来的强大购买力。 据省统计局统计，2009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700多亿元，增幅接近20%。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全国第一家期货市场建立在这里，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常年客商云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在这里起步，“家电下乡” 试点工作从这里开始。 “眼下，人力资源丰富已经成为增强省际竞争优势、加速资本与财富积累、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河南在此优势明显。”有关专家称。


最近，大家都比较关心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和结构变化带来的投资机会。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是出口和房地产。今后会怎样？以往我们认为出口和房地产继续作为增长引擎很可能是不可持续的。 　　出口和地产难撑下个十年 　　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的时候达到了高点。大国出现如此之大的顺差，必须要其他国家有很大的赤字才能平衡，赤字的国家因为就业压力自然不愿意。这从国际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都会导致货币升值的压力。 　　另外，中国的工资增长(按美元计价)达到平均每年17%~18%。如果这样的增长持续五年，很多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会失去竞争力，肯定要输给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 　　再来看看房地产。在过去10年，中国的房地产销售量每年增长30%。10年以前，中国城镇只有20%~30%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是房改以前的情况。最近几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70%~80%。10年以前是人均住房面积是18平方米，现在已经到了28平方米，这跟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是一样的，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还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的高速房地产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后十年，地产销售的增长可能会降到年均15%，为过去十年的一半。 　　失去了以上两大引擎，中国经济还能不能保持比较高的增长？当然，我们希望还能有比较高的增长，这一期望也有具体的内涵，就是推动消费、服务业、绿色经济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在推动消费的背后，将有一系列的实质性结构改革和结构因素的变化。 　　今后5年~10年应该发生的几个重要的结构和体制变化：人口老化；工资增长加速；国有企业分红比率大幅上升……这些内容都会推动收入分配的改革，使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从而使消费增长超过名义GDP的增长。 　　从中长期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会变成消费主导。投资的比例自然要下降，贸易顺差的幅度要大大下降，甚至要变成负数。 　　六个案例看长期投资策略 　　那么，这些长期的经济结构变化对投资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含义？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是地铁。按照国际经验，每个城市如果人口超过300万，就需要拥有地铁。300万人是新加坡的国民数，而中国会有100个新加坡需要建地铁，这会带来巨大的可持续的增长。需求包括火车头、车轨、车箱、车轴等。这些制造业的中国公司现在的规模还比较小，但是十年之内许多中国公司就可能变成全球第一。此外，这些中国企业也会到国外（包括非洲、俄罗斯甚至美国）帮助建设铁路。 　　二是医疗卫生。中国的医疗支出占到GDP的比重是4%，10年之内一定会赶上世界平均水平（8%左右）。我们估计医疗卫生在中国未来的增长将达到23%。这会带来对医疗器械、药品分销、医院管理等企业的巨大的增长。 　　三是养老金。养老金的个人账户当中有很多是空的，国资委现在手里却有近十万亿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果拿出几万亿放到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资产就会翻几番。而保险公司也会是一个重要的受益者，因为它会为养老金管理找到很多新的业务。 　　四是出口结构变化。过去十年，低端制造业（如服装、制鞋、家具等）出口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装备制造业如电力设备、电信设备、医疗器械、造船、建筑器械、汽车零部件等在迅速持续地成长，今后这个结构转型的趋势还会加速。预计高端制造业的成长在今后五年可以保持每年20%的速度。成长的动力一方面来源于国内的需求（可以平均保持15%），另一方面，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将大幅提高。 　　五是人均消费较低的消费板块。各个消费板块的增长前景，要看其所在的发展阶段和人均消费的水平。比如中国人均猪肉消费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0%，自行车、网络游戏等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所以这些板块的潜力有限。真正有潜力的是人均消费非常低的板块：最低的是网上旅游，中国网上旅游收入占旅游消费仅为2%，而在美国是50%。其次是香料、香精、巧克力、果汁、医疗、天然气、牛奶、网上广告等，把这些行业做成一个投资组合的话，估计能平均保持每年20%的增长。 　　六是绿色经济。我认为最具前景的领域是风能和核电。风电和核能既有较大的基数，又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这两个行业的装备制造业是我们特别看好的。


制造业名义工资涨幅近期可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短期内只会压缩企业利润，而不会表现为通胀上升 　　在江苏太仓设立第一家工厂的锦园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几年前用工量最多的生产线便转移到了江苏北部的泗洪县。 “太仓的生产线，主要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用工较少的产品。技术工人比重较大，用工需求已比前些年下降了不少。”锦园公司人事主管蒲经理对本刊记者说。 　　随着一轮涨薪潮正扩散开来，这样的转移趋势可能会加速。 　　7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将从800元每月调整为960元每月，增长20％；河南省不同地域的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至少20％。此前，江苏、广东、上海、天津等省市已经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最高的是湖北省，达到了28.9％。 　　制造企业多将最低工资定为员工工资底薪，最低工资上调幅度往往被视作制造业薪酬水平风向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曾是中国商品走出国门、几乎无往不胜的“法宝”之一，如今的涨薪潮，将对制造业及企业施加多大的影响？人们担心的中国“输出通胀”是否将成真？ 　　结构性剩余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在金融危机后的今年年初即有预演，当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历了一轮“民工荒”。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今年4月在珠三角地区的调研显示，今年尤其是4月以来，与原材料上涨、人民币升值以及买家压价等相比，劳工成本上升是珠三角港企认为影响最大的因素。 　　这项调研涉及160家从事生产业务的企业，来自电子、成衣、塑料、金属、纺织、食品等行业。其中，150家公司称遭遇劳工短缺，平均每家企业短缺 197名工人，达到这些企业总员工数的 20.8％。 　　“民工荒”来袭无疑是受经济复苏这一周期影响。但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司长张淑英认为，前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已经减少。 　　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下称《农民工报告》）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下降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比上年降低8.5个百分点，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上年分别减少了7.8％和22.5％。 　　而在中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则分别增长为33.2％和35.8％，占比较上年分别提高3.8个和4.8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报告》称。 　　河南省劳动厅劳务输出处处长吕志华近期也表示，2009年河南省农民工省内就业明显增长，增幅达20％-30％，“这与金融危机后中央的项目有关，河南启动一些大项目，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立粮食核心区等，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十分明显。” 　　周期性因素之外，人们关心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还能持续多久，劳动力是否开始出现短缺。 　　在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看来，中国新增年轻劳动力数量的确已经见顶，但要立即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导致通胀的工资上涨压力，那就得假设目前中国已经实现或接近充分就业，而这样的假设与现实并不符合。“在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工资的工厂门前，每天都有数百名的年轻人排队等候就业的事实，应该有助于打消人们对劳动力短缺的疑虑。” 　　多年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主要来自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尽管官方并未给出具体数字，但通过国家统计局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农村人口及农村务工人员可以推算，大致在5000万-5500万人左右。 　　但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告诉本刊记者，存在数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 　　章铮研究发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情况下，年龄较大的农村劳动力并不能转移出来。 　　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中，30岁以下的约为1.6亿人。按现有资料，扣除参与农业生产、照顾老人孩子，以及残疾等原因留在农村的，可转移农村劳动力比重在80％左右，即30岁以下农民工的供给在1.3亿左右。 　　章铮计算得出，只要本地农民工中，30岁以下的占比只需达到45％，30岁以下可转移劳动力即可悉数转出。“30岁以下农民工已经供应紧张了。初步估计，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供需平衡点在35岁。” 　　“劳动力供求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多年前的调查得出结论。 　　张淑英在2010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经过20多年持续向外转移，在中国多数地方，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程度已有很大的改变，不再具备典型的无限供给的特征，已经从数量的无限供给阶段转向结构剩余阶段。 　　从目前劳动力的供给来看，中老年劳动力多、青壮年劳动力少；季节性剩余多、常年性剩余少；西部和边远地区剩余多、其他地区剩余少。“这意味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期望加大劳动力转移力度来增加农民收入，越发困难。”张淑英表示。 　　“农村存在着低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并不意味着城市一定能找到高劳动生产率的农民工。”章铮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想让中年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农民工，除了完善农民进城制度层面的措施，还必须提高工资标准。 　　挤压利润 　　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结构性剩余，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成本上升，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是否会导致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已成为公众的关注点。 　　香港贸发局6月初发布的报告指出，为了挽留员工，过去六个月珠三角工资水平平均上升约17％，而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也有相应增加，总生产成本提高4％-6％。 　　不过，工资水平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制造业竞争力受损。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名义工资增长，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并没有上升。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测算，1998年到2006年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6.27％，同期，全国工业企业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12.85％，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4个百分点。 　　野村证券对工业企业劳动力生产率的估算也显示，1994年-2008年间，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速达到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这15年间，伴随着员工工资和原材料的上涨，制造型企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在下降。 　　在此背景下，此轮工资上涨可以看作是对以前的补涨，即使名义工资涨幅超过劳动生产率，短期内也只会减少企业利润。 　　汪涛认为，如果工资短期内全面上涨15％-20％，实际工资可能会超过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由于对于出口等议价能力不强的行业而言，企业利润率势必受到挤压。而过去12个月，企业利润率不断上升的势头，可能会出现逆转。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也表示，鉴于目前劳动力普遍短缺，今明两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太可能赶上劳动力成本的涨幅，预期生产企业和服务提供商的利润率将在2010年-2011年受到挤压。 　　在不少学者看来，沿海地区面临成本压力的企业只有两条路，要么迁往成本更低的地方，要么进行产业升级，提高效率。 　　今年来已两次大幅涨薪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堪称观察本轮劳动力上涨最好的标本。 　　在经历员工跳楼风波之后，富士康率先在6月1日决定给员工加薪30％, 短短一周后的6月6日又宣布第二次加薪，且幅度更大。在富士康提出希望客户能够共同负担成本上涨的同时，也一直有传闻富士康考虑将更多产能迁入生产成本较低的天津、武汉等地。 　　目前来看，迁厂并未得到太多企业的认可。香港贸发局调研发现，港商认为五个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基地均在内地，得分最高的是珠三角及长三角，其次是位于珠三角以外的广东省地区、邻近广东的内陆省份，以及环渤海地区。有意在未来三年开设新厂房的港商当中，46％仍会选择珠三角，只有6.2％考虑越南。 　　“目前内地劳工的生产力远超于越南、孟加拉和柬埔寨等地。而内地工业集群非常发达，厂商在本地可以轻易找到所需的物料和零部件，其他配套服务如货运、化验所测试等亦一应俱全，大大提高效率、缩短交货期。”香港贸发局高级经济师黄醒彪表示。 　　虽然厂商为了节省成本和分散风险，会把一些劳力密集和价格敏感产品的生产线迁往亚洲其他产地，但短期内其他产地的规模并不会大到足以取代中国内地。 　　更可行的做法是，厂家重新整理其生产安排，把一些大众化及平价产品的生产线迁往中国内陆地区及其他亚洲国家，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而高档和较精细产品的生产线则留在原地。 　　劳动力成本上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产业结构调整。相应的，是低技能产业工人需求的减少。近年来一些出口加工基地外来人口数量骤减，恰恰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广东虎门，原来外来人口有100万，现在只有60万-70万。 产业升级时，大量低技能的产业工人就只能转向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发改委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 　　在企业利润率可能出现下滑的同时，工资上涨短期内是否会引发成本推动的螺旋式通胀？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企业一直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来吸收劳动成本上升的影响，并且做得非常成功，“没有理由认为这一趋势会突然改变。” 　　他认为，近期工人工资上涨，主要是去年金融危机期间工资增长减速后的反弹。中国不会出现由工资上涨引发的螺旋式通胀，2010年中国的通胀水平仍会较温和。而此轮涨薪受益者恰恰属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不断走强对于促进消费持续稳步增长，会有所助益。 　　瑞银证券行业分析师爱德华•严（Edward Yen）等也认为，从整体经济来看，提高工资有其益处。工资上涨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门的整体收入并促进消费。只要当前的工资上涨压力表现平缓，而且主要由市场因素促成，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也有研究人士认为，由于目前工资上涨多在出口相关制造业，这些行业产品属于国际定价，企业暂时很难将增加的成本传导到最终产品上，短期内工资上涨对于通胀影响可能较小。 　　但从长期来看，2015年人口结构拐点来临之后，全国范围的工资上涨也将涌现，引发通胀压力上升。 　　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彭文生也提示，由于中国劳动者人口正接近“刘易斯拐点”，真实工资上涨最终会在CPI中有所体现，对于经济影响则取决于央行货币政策。 　　“当真实工资增长引发通胀时，央行如果仍希望将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时，可能会过分打压经济增长率。”彭文生说。


今天，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成本相对较低和充裕的高技术人才支持下，中国的制造业在当前和未来5年内仍被视为竞争力最强劲的国家。 中国雄踞榜首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具制造业竞争力的国家，印度紧随其后，韩国第三，美国第四，巴西和日本分列第五、第六。5年后，亚洲巨擘将保持竞争实力，中国、印度和韩国保持现状，继续雄踞榜单前列。 德勤中国制造业小组领导人杨莹认为，过去10年，中国制造行业的知名度获得提升，尤其在外国外包生产、外国直接投资等方面。 报告还显示，受访者纷纷认为中国在大部分竞争力因素方面都具备优势，这些因素包括创新型人才、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与政策等。 老牌大国滑落 报告认为，未来5年，美国、日本、德国这3个20世纪末的主要制造超级大国的竞争力预计会下降。其中，美国从目前的第四位降到第五位，日本从第六位降到第七位。替代它们的是巴西和墨西哥。 波兰、泰国等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会提升。墨西哥、波兰和泰国，过去并非如巴西和俄罗斯经常被誉为新兴经济体，但这一调查显示，它们的制造业竞争力未来5年内会提升。 此外，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主管合伙人HansRoehm表示：未来5年，所有西欧国家的排名预计将告全线下滑，这个问题会让整个欧洲大陆担忧，而欧元的持续动荡将促使问题加剧。德勤美国副主席及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领导人CraigGiffi坦言，制造业的中心地带将继续向新兴市场转移，尤其是亚洲。 人才成为关键 报告显示，大部分的受访者将拥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评为提升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除了墨西哥和南非外，其他所有地区均最为重视的前三大竞争力提升因素为：创新型人才、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与政策。 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奎励杰指出：一个国家的知识资本、创新能力和经济繁盛是促使其制造行业稳健发达的重要因素。今天的环境下，随着全球各地制造商相继将科技平台和界面整合至他们产品上，制造业竞争力正由强大的人才基础推动。


在日前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全哲洙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要求民营企业“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把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统一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伟大实践中。”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在演讲中表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依然存在诸多体制障碍与技术障碍，“新36条”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些障碍。 　　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和全国工商联宣教部联合主办，主题为转变发展方式。在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司长王黎明，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也发表了演讲。 　　王黎明：五招破解非公经济发展难题 　　最近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对于广大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下一步我们针对非公有制经济，要重点加大五项工作的力度。 　　第一，进一步细化市场准入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制定非公有制经济在基础设施，石油石化、电力通讯、社会事业等领域的准入政策。我们将会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具体的准入实施办法，研究具体的出资限额，经营范围等准入资格和条件，将鼓励政策的措施尽可能的落在实处，营造出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切切实实进一步破除“玻璃门”现象，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继续着力缓解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题。研究制定出台小企业信贷考核办法，建立小企业信贷增长的风险补偿机制，加快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推动中小企业，特别是优秀中小企业的上市融资，推进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工作的展开，力争今年在中小企业的集合债权发行规模上有较大的增长。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的担保体系，制定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指导意见。 　　第三，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财政支持力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将中小企业资金规模增长到106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节能减排，让中小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创新，能够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和地方财政一道，逐年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的方向和重点将会更多体现出中央财政特别是公共财政的工作水平，力争能够为更多帮助、支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更多的支持，使得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下发挥更好的作用。 　　第四，进一步引导中小企业形成集聚发展。现在中央对于区域规模化，规模效应和部分企业能够在同行业，同类型产品和技术产业链条的连接方面越来越关注，按照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用地集约，生产成本降低，达到环保要求方向，鼓励中小企业向集聚化和产业集群发展。与此同时，还要能够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做到扶持一批重点的优势产业加速发展，改造一批传统产业，让它们能够提升水平，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的结合，使一批现有的传统工业制造业园区能够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加快变成龙头骨干企业，加快产业链的完善。 　　第五，进一步加大推进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体系的建设越来越成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至关重要的支撑力量。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应该逐步转变自己的工作职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大社会，服务于企业发展和社会机制的完善。在服务过程中，对中介组织发展和社会机构的培育尤为重要。为此，今后将大力支持各类专业协会、学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大力支持各类检测、检验服务技术平台的建立，大力支持各类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服务机构的运行，使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不断得以改善。 　　李书福：吉利沃尔沃是兄弟不是父子 　　近年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创新能力不能局限在眼前和局限在中国。而是要放眼世界，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我个人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国家层面来讲，首先是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对于企业来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根本上讲就是企业核心竞争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企业核心价值理念的转变，企业核心价值理念的转变，从根本上讲就是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的转变与升华。这是我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肤浅的一个理解。 　　从2007年5月份开始，吉利进入了战略转型期，不是简单的打价格战，而是在保持价格优势的前提下，打技术战、品质战、服务战、企业道德战，品牌提升战，以及国际化扩张。 　　吉利以人才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战略转型就是说要打技术战，这个技术是靠人才的，打品质战，品质也离不开人才。企业道德战更是离不开人才，如果企业人才素养本身就很低。要打道德战是打不起来的。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企业素质由企业人素质决定，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还得由国民素质决定，所以人的素养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下决心要在人才和创新这两个方面做文章，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创新也离不开人才，离开人才的创新是空洞的，我们在全世界找一些优秀人才，符合我们核心价值理念，符合我们发展战略，大家真的是志同道合走到一起来的。 　　现在在吉利工作的外国专家300多人，他们来自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吉利提倡人人是老师，人人是学生，吉利既是一个企业，更像一个学校。我们大量培养技师、技工，大量培养吉利需要的大学专科、本科、硕士生、博士生，包括博士后。通过国内外专家的交流，大家相互学习，联合工作，成长和锻炼了一大批的吉利汽车人才和国际化人才。 　　在战略转型期吉利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用户满意度持续提升，员工素养普遍提高，企业责任感和道德素质明显提高，实践证明吉利发展的路子是可以持续探索下去的。 　　作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明白，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的实际形象、地位和实际竞争力还不太高。中国汽车公司面临两大难题，我相信在二十年以内都解决不了。一个难题就是知识产权，中国汽车如果技术相对先进一定是抄人家的，卖到美国或者欧洲，人家是不会对我们那么友好的。而没有知识产权问题的汽车，技术非常落后，到欧美去又没有竞争力。因此，中国汽车工业想在世界上受人尊敬，一定要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汽车品牌问题。中国汽车品牌现在相当于20年前的中国服装、鞋帽、家电品牌，现在好起来了，但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你就是质量做的再好，这个品牌人家还是不认同，这就好像一个人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富翁很容易，但是要想成为一个贵族，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人，一夜之间是不可能的，品牌也是这个道理。 　　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要么就是一点一点的再过二十年以后再说，要么就像吉利这样，购买一个在世界上本身就是非常受人尊敬，本身非常有影响力一个顶尖的汽车公司。所以吉利从2002年开始研究这个重大的事情，到今年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吉利并购了沃尔沃的什么东西？首先是100%的股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所有权，10963项的专利，十几个系列可持续发展的产品以及产品平台；两个完整的有五十万辆产能的生产企业，还有发动机公司，以及三个汽车零部件公司；还有三千八百多个研究院的研发工程师，整个的人才体系以及创新能力体系，以及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的两千三百二十五个网点，包括社会服务机构和4S店。 　　吉利成为沃尔沃轿车的新东家以后怎么做？这个大家很关心。吉利怎么能搞好？其实有一句话，我在其他场合没有讲过：美国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有共产党领导，这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听起来觉得很荒唐，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瑞典跟中国有些方面很相象，但是中国实践和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成功的，所以说吉利成为沃尔沃轿车新东家以后，我们准备还原沃尔沃的国际独立性，我们不会派很多人过去，要把他们自身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福特(失败的原因)就是派的人太多。 　　福特把沃尔沃当成它一个部门使用，而不是整车厂使用，福特所有汽车安全技术都是在沃尔沃完成的，所以沃尔沃也是美国交通部认可的一个安全实验中心，沃尔沃公司安全报告美国政府是认账的，不需要到美国再履行什么手续。 　　吉利不一样，吉利就要把沃尔沃还原到原来的独立性，恢复沃尔沃往日的竞争力，继续推动沃尔沃在安全和环保领域的传统领先地位，尊重沃尔沃原有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成熟的商业文明，巩固和加强沃尔沃在欧美传统市场的地位，开拓和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拉长并拓宽沃尔沃产品线，满足多层次用户对安全环保型汽车的需求，重新打造沃尔沃曾经有过的绝对的全球领先地位。人们给汽车排名总是说什么奔驰、宝马、沃尔沃、奥迪，我的理念，沃尔沃应该走到奔驰、宝马前面去，而不是跟在后面。我希望通过中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 　　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既是吉利集团自身发展战略需要，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它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历史产物，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沃尔沃已经为全球安全环保技术做出了伟大贡献，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沃尔沃一定会继续引导全球汽车技术新的革命性创造，必将得到全世界人民更多的爱护。 　　沃尔沃是瑞典的，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企业应该要有这样的心胸和这样的一种视野，全球正在发生一场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变化，谁都没有想到美国金融危机导致那么多百年老店破产，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什么叫全球化企业？什么是跨国企业？我认为可能都要重新定义，不能以太狭窄的心胸理解这些属性，我认为任何企业都有它的民族性，都有它的国家的利益所在，这是肯定的，但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如何兼容、包容，这一点我们现在一直在思考，吉利和沃尔沃是两兄弟，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而福特跟沃尔沃是父子，沃尔沃相当于福特儿子，现在沃尔沃相当于吉利哥哥，但是大家还是一家人，怎么过日子，这些文化上的融合问题，管理上的融合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所以沃尔沃一定是属于全人类的。


近一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知名企业纷至沓来，到河南谋求新的发展空间，这一举措源于他们长期观察、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心里如明镜一般，无论是自己固有的经营“短板”，还是越来越明显的发展“瓶颈”，都有可能在河南这块热土上得到化解，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带来的种种效应，只不过加快了他们这一决策的步伐而已。 什么是他们的“短板”或“瓶颈”呢？这并不难猜测，一是与所处的区位有关，二是与当地的资源有关。 先说说区位这个问题。南方企业大多远离内陆，东临大海，对于多年来主要靠来料加工、销售市场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他们来说，这样的区位当然很优越了。但在金融危机后，人力价格出现上涨，导致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持续下降，而国内市场的巨大潜能却向他们频频招手，于是，向内需要利润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但是，如果他们仍然坚守东南沿海，那么，从遥远的中西部运回煤、石油等能源及各类工业原料，制成产品后又运回遥远的中西部，这一来一回要花去多少运输成本啊！再加上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运输成本在产品成本中的比重必将不断加大，本来就不高的利润必将进一步被挤压。很明显，如果把他们的生产基地放到地处中原的河南，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河南的区位优势还有很多。河南自古以来都是我国人民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场所，商业的源头就在河南；由于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非常发达，是天然的商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这些，对于国家大力推进的技术西进、资源东进、全国经济由东向西梯次发展的重大战略，具有无与伦比的区位价值。 再说资源问题。南方企业目前最缺乏的是人力资源，而这正是河南的最大优势，这个暂且不谈。其次是土地资源。在南方，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土地资源越是紧张，有的地方几乎告罄。河南的土地虽然也很珍贵，但相比而言，我们的余地要大得多。南方的矿产资源比较缺乏，而河南却拥有钼矿、铝矿和煤矿等。河南还拥有不冷不热的气候，且日照充足，雨水较多，加上多种多样的地貌类型，为农林牧渔、工矿业及旅游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河南还有全国最丰富的地下文物资源，历史文明辉煌厚重，文化产业前景无量。 最值得一说的还是“中国最大主粮产区”这一资源。由于土地的减少，农民数量的大幅减少，粮食非食用用途的增多，粮食的价值和地位越来越重要，近些年农产品价格的不断飙升就是明显的信号。更重要的是，河南粮食深加工还是一大弱项，比如河南是全国最大的花生、芝麻基地，但至今还没有一家著名的食用油品牌。南方的食用油企业进入河南，将如鱼得水。 现在，沿海的企业家们已经看中了河南这块宝地，已经对我们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进行了充分肯定。可以说，明天的河南，就是今天的东南沿海，中部的崛起，已经出现了曙光。作为河南人，更应该树立自信，用新的目光打量自己的家乡，用紧抓机遇的心态重新认识河南的区位和资源优势，用敞开的胸怀和踏实真诚的服务，欢迎大招商时代的到来！


涨薪潮引发西方震动 　　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 　　富士康事件深度思考·加薪 　　富士康事件掀起了中国新一轮加薪潮。今年以来，中国已有十几个省市调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0%以上，出口制造业地标性企业富士康等公司大幅提薪引发世界震动。各国媒体惊呼，廉价劳力将不再是中国的代名词。 　　中国企业加薪的背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随着富余劳动力的减少，中国已触及“刘易斯拐点”，来华投资企业已意识到“世界工厂”不再是廉价劳动力“天堂”了。 　　沿海企业普遍涨薪 　　中国的薪资水平仅相当于墨西哥的1/3，巴西的1/4，人们认为富士康30%的工资涨幅并不大。但是，富士康加薪直接带动了沿海地区工厂的加薪潮。今年中国各地已有十多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湖北、宁夏、福建、广东、山东等省上调幅度超两成,上海、浙江和广东的最低工资，已超过千元人民币。 　　不管此次中国企业加薪潮到底能给员工带来多少福利，可以肯定的是，一直被全球认为“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法国电视1台援引法国奥弗涅大学学者勒纳尔的话称，中国工人工资水平提高是大势所趋，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西方应适应“中国制造”不再便宜的新情况，而中国也正试图在诸如新能源等领域加大科技投入，以尽快摆脱单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争取出口优势的局面。 　　“世界工厂”不再廉价 　　刘易斯拐点：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 　　中国上一轮经济发展无疑要感谢廉价的劳动力。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经历了长达20年的生育高峰期，这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优势集中爆发，到了20世纪90年代，劳动力的富余和廉价吸引了全球各国企业来华投资设厂，也直接将中国送入经济高速增长快车道。 　　不过我国人口结构正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将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指出，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看，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在2010年至2015年将处于峰值。“目前，我们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存在“人口红利”。 　　数据表示，2005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数量一直略微超过职位数；而这个情况在2010年出现逆转。现在工作机会多过工人总数。 　　富余劳动力的减少最先让沿海企业感受到了。“民工荒”让企业经常抱怨找不到农民工；与此同时，农民工也抱怨企业给出的薪水过低。 　　薪金水平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而更大部分地反映了“80后”、“90后”的中国农民工是区别于“70后”的。 　　国际企业是否撤退 　　中国工人涨工资牵动着全世界庞大的产业和利益链条。有专家指出，由于人力成本是企业成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工厂”加薪潮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压力，实力不济的企业可能将遭淘汰，全球将引发消费品价格提高。根据分析师预估，按富士康深圳厂区约45万人计算，如果薪资由900元大幅调升至2000元，每个月约增加5亿元成本，等于额外吃掉1/3的获利。外资企业会不会因为中国劳动力告别廉价时代而撤退，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呢？ 　　美联社预计，可能会有数以千计的公司不得不把业务搬到越南等低人力成本国家。印度媒体也表示，中国的工资上调可能对印度有利。在中国沿海地区设厂的外资正考虑向印度等地搬迁生产能力。 　　不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表示，外资看重中国的几点因素并未改变。首先，63%的外资看重的是中国市场的未来潜力，其次，中国相关产业配套比较完善，比如笔记本电脑涉及的上下游产业，在中国都能找到很好的支持渠道。最后，中国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市场。目前每年，中国有600万的大学毕业生，此外还有大量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 　　经济转型必经之路 　　针对这轮中国企业加薪潮，全球发出更多的是赞同的声音，认为中国农民工若有更多工资进账，将会带动中国的消费能力，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许多专家认为，给工人口袋中放入更多钱，将会促使他们尽快转变成消费者，也加快中国向进口市场迈进。渣打银行经济学家严瑾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它将开始推动消费开支。” 　　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如何从以投资、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结构转向以消费为主的结构？如何让老百姓敢于消费、乐于消费？那就是老百姓兜里有富余的钱，提高国民收入，增加工资是硬道理。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制造业发展。美国、日本都曾经完成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制造业的优势很可能会被其他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所取代，但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合理化则将成为必然的路径。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外国媒体的赞同。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一个分水岭。涨薪潮注定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 瑞士《视野报》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较高的工资对中国也是重要的，这可以推动国内消费，使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特约撰稿 李薇 　　日本企业将心理列入常规体检 　　富士康连环跳余悸仍在，企业关怀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除了加薪，如何更好地保护员工的生命和利益，其他国家的办法值得借鉴。 　　日本堪称自杀大国。“平均每天都有90人选择自我终结，这就是日本的现实。”新出版的《日经Business》这样评述。日本企业为解决员工自杀问题，将心理健康检查列入常规体检项目。 　　抑郁症是主要原因 　　“对不起，死在前面了。”2009年春天，36岁的藤堂诚二在电话中和妻子讲完这句话，便纵身从就职公司的楼顶跳下。激烈的竞争、无休止的加班以及日渐淡薄的同事关系，还有因工作环境转变而带来的压力，令藤堂在一年前开始出现抑郁症病状。 　　日本警察厅公布的自杀动机分析结果显示，近一半的自杀者在生前都有“抑郁症等健康问题”，抑郁症成为导致日本自杀率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因为近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去年因“失业”、“就职失败”和“生活困苦”而自杀的人数，也分别比前一年增长了65.3%、39.9%和34.3%。“过于劳累的正式雇员以及没有稳定工作的非正式员工，致使雇佣关系变得异常脆弱。” 　　国家为自杀立法 　　为遏制住不断增加的自杀人口数，日本政府开始在“国家参与”上着力。2006年10月28日，《自杀对策基本法》开始实施，当中对于自杀预防的调查研究、医疗体制完备、地方公共团体与雇主责任、以及自杀者亲属关怀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此外，内阁府还设置了“自杀综合对策会议”这一特别机构，协调统筹厚生劳动省等各领域主管部门开展各项活动。 　　作为日本财政年度结算月的3月，是企业最容易申请破产及裁员的时期。2009年起，日本政府将每年的3月定为“自杀对策强化月”，并于今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爸爸，睡得好吗？”的公益活动。利用一个月的时间通过各种媒体宣传，向民众普及自杀预防知识，号召对于周围有抑郁症及自杀倾向的成年男性给予关照。 　　在本月，厚生劳动所设立在日本各地的“Hello work”公共职业安定所，则将集中一部分力量致力于为失业人口提供包括心理辅导在内的特别支援活动。 　　团体提供支援 　　在地方，各种公共团体、非营利组织也纷纷通过设置专门咨询窗口与网站、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上门访问等方式，为感到困惑的民众提供心理辅导及必要的联动支援。 　　各家药店、医院内科及非营利组织与专门的精神科建立起联络关系，及早发现持续购买、服用安眠药的抑郁症潜在患者，帮助他们第一时间获得专业治疗。 　　企业将心理健康列入体检 　　按照日本现行的《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定，企业有义务每年组织员工参加健康体检。现在，规定必须检查的内容包括身高、体重、血糖测量和尿检等常规项目。而在5月28日，随着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由“自杀、抑郁症等对策研究小组”提出的五项自杀预防最新对策，今后，企业必须为员工进行的常规体检项目中，将多增加一项“心理健康检查”。 　　本报驻日本特约撰稿 张迪 　　链接 　　美国 超时工作报酬加倍 　　美国在1937年制定的“合理劳动标准法”中就已经规定，超时工作要以高报酬来体现。也就是说，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以外的工作时数，雇主要付一倍半的工资。如果星期日工作，报酬加倍。从美国的公司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们更愿意用提高工作效率来代替加班加点。除了节省超时加班费，同时也免去了能源、保安等花销，还能让职工回家享受私人生活。 　　公司也负责对员工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并且不定期地举办讲座、接通免费倾诉电话等。美国的公司一般给员工购买人寿保险，所以当有员工自杀的时候，通常由保险公司“埋单”,妥善解决赔偿问题。 　　职场严禁欺凌行为 　　在美国的工作场所，严禁上下级以及工作人员之间的欺凌和性骚扰。美国职场反欺凌法律是该国劳工法的一部分，各州也从2003年起，纷纷制定相关法律保护工作者。该法律规定，在工作场所和学校，无论是语言或行动上侮辱他人、威胁他人和侵犯他人，都是非法行为，非法行为中也包括性骚扰。 　　欧盟 　　详细规定加班时数 　　欧盟国家比美国对工作者的保护更进一步，对工作与加班的时间长度都作了严格规定，并多次在修订法律时更新。该法律已经被全部成员国接受。 　　法律规定，每周每人工作/加班的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每24小时内(一日内)工作不得超过11小时；工作日中最长每6小时必须有一次休息；在七天为一个循环的工作日中，必须有24小时休息日；夜间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这些法律，涵盖公有和私有制工作场所里的所有工作人员。


金融危机暴发后，一些制造业迁往中国周边国家引来广泛关注，最新一次对1500余家在华外资企业的调查显示，中国仍是国外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而且未来转移的重点将是高端制造业、区域研发中心和现代服务业。 　　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后，有舆论认为，随着劳动力成本提升，一些外资要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这项针对1500家在华外资企业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外资企业仍然选择继续向中国大陆进行产业转移，而且转移的不是低端制造业，而是区域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业，以及为之服务的现代服务业。 　　调查表明，外资企业之所以继续看好中国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其次是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这两大优势蕴藏巨大的成本降低潜力，可以抵消劳动力等成本增长。因此，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有巨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仍然是世界产业分工链中重要的转移目的地。在外资加大对中国研发、制造和服务业的三大重点转移背后，这些企业市场本土化、研发本土化和制造本土化也是三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些本土化与过去外资将中国作为桥头堡向世界市场进军不同，新形势下外资的转移是完完全全奔着中国本土市场，一切面向中国的本土消费特点而来的。因此，这将对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挑战，政府和本土企业亟待培育竞争优势以有效应对挑战。 　　到2020年，中国三产比重将超过二产，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区域产业布局合理化，单位ＧＤＰ碳排放下降40％到45％。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定量预测，到2015年，中国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应该是8％、47％、45％，二、三产大体持平。到2020年，一、二、三产的比重是6％、45％、49％，三产比重首次超过二产。


南非世界杯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场场足球盛宴成为球迷们的狂欢节日，但中国足球却已然沦为无聊的旁观者。 　　还好，中国元素并没有因为国足的迷失而远离世界杯。从球场上南非球迷让人望而生畏的大喇叭“Vuvuzela”，到赛场上“普天同庆”的比赛用球，乃至世界杯吉祥物 “扎库米”无一不是出自中国制造。当然，这些还都是一些显性的因素，事实上中国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今年年初就已经进入到世界杯时间。来自义乌海关的统计显示，当地体育用品的月度出口额连续半年超过了1000万美元，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0%。“国旗、假发、足球、喇叭、墨镜、望远镜”等一切可能与世界杯有关的商品都是持续热销。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面对这些颇显丰硕的商业数据，或许能够弥补一下中国足球萎靡不振所导致的伤痛。但必须要告诉国人的真相是，类似商业场景其实并不值得欣喜，中国制造绝非是中国的骄傲，庞大的南非市场带给中国制造的只是蝇头小利而已。事实上，几乎在每次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前我们都不难看到类似的喜人数据，但却始终罕见深入的内在剖析。在4年前的德国世界杯上，一只中国制造的可爱“格列奥”，在德国售价高达19.95欧元，而在扬州玩具厂的出厂价格却仅为1.45欧元，大多数利润落入了德国经销商和进口商的腰包。而4年之后的今天也不例外，南非世界杯赛场外，一个大喇叭的售价从20兰特（约合17.7元人民币）到60兰特（约合53.1人民币）不等，而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人们可以用5元人民币的价格轻易买到一个大喇叭，由此可见，企业的出厂价格还要低于5元钱了。 　　中国制造和高利润之间的巨大差距，实属正常商业逻辑。如果把销售总利润作为一个大蛋糕的话，买卖双方的市场地位决定了对于利润蛋糕分割的权利。经销商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获得高利润，因为他们拥有对价值链条增值最高的部分——品牌的控制优势：显然，“格列奥”和“扎库米”的设计者和品牌推广者拥有更强大的市场力量，而中国制造业则只能是获得微薄的加工费收入而已。 　　由制造走向创造，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实现突破却必须要依靠外力的帮助，否则只能在怪圈中循环。而当下的中国制造已经处于一个死扣之中，即单靠参与制造的资方与劳方自身，已经很难取得体制性突破。如果没有体制性减税让利措施出台，4年后的世界杯上，我们注定仍将为“辉煌的”中国制造而悲伤。


“这款车是召回的车型吗？”这是最近购车者向经销商咨询最多的一句话。进入5月以来，各大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实施了十余起召回。而仅在6月份十多天时间内，就有东南、广汽本田、上海通用、斯巴鲁、雷诺、日产、克莱斯勒等7家汽车厂商相继宣布召回部分缺陷汽车。但是，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各大汽车品牌全球范围的轮番召回也可能成为常态，这是汽车品质下滑的反应还是企业对用户负责的表现呢？消费者又该如何看待车企频繁召回的举动呢？ 　　丰田教训加速召回机制成熟 　　统计数据显示，此次全球范围的召回总数超过了250万辆。在如此大范围的召回名单中，除了福特福克斯、东风雪铁龙世嘉这样的大众型轿车，还不乏凯迪拉克、英菲尼迪甚至兰博基尼这样的高档品牌。一股全球范围的汽车召回风潮突然涌现，而且似乎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业内人士认为，汽车召回事件的集中爆发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全球汽车业开始从丰田汽车的教训中吸取经验，更加重视质量安全管理。汽车分析师贾新光表示，自去年年底丰田“召回门”事件后，各大汽车厂商都强化了危机管理，避免重蹈覆辙，从过去对召回问题讳莫如深遮遮掩掩，到现在开诚布公泰然处之，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汽车召回制度正日渐成熟。 　　今年前5个月，汽车厂家在中国市场实施了21起召回，召回数量达46万多辆。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国、日本品牌的主动召回。贾新光表示，这一切都源于丰田汽车曝出意外加速问题之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美国的汽车三巨头，看到了忽视质量问题的可怕后果，特别是在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之后，已经将召回作为了诚信的一种常态。 　　召回对国内销售影响不大 　　尽管消费者普遍对汽车召回仍然存在着质量安全的担忧，但此轮召回市场方面影响并不大。记者发现，大部分涉及召回的汽车品牌经销商对召回事件并不避讳，对于消费者的顾虑，经销商经过解释与处理，绝大部分消费者都能接受和理解。 　　“受\"召回门\"影响较大的丰田车型在经历了年初市场下滑后，目前已摆脱了召回的影响，绝大部分车型都已销售回升。从6月份的市场来看，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内并没有受到大范围召回的影响，特别是在端午节假期期间，每天的出车量依然保持着高于普通周末销量的表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商务信息中心主任郭咏说。 　　汽车作为耐用消费品，从汽车设计、零部件制造、组装，到最后检测，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尤其是新开发的汽车技术越来越复杂，使用的电子零件越来越多，出现问题的几率也在提高。 　　郭咏认为，任何厂家生产的汽车都不能做到生产零缺陷，主动实施召回的汽车企业，都是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随着国内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汽车召回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消费者也应该对汽车召回予以正确的理解。 　　“同车不同命”亟待改善 　　虽然此次召回风潮的数字惊人，但另一组数字却更令人担忧。今年近两个月发布的召回公告中，绝大部分是跨国或合资的汽车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市场召回的数量偏低，并不意味着中国合资或自主生产的汽车出现缺陷的概率低于国外市场，而恰恰是因为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召回行为远不及国外普及。与美国每年五六百次汽车召回相比，中国汽车去年实施召回57次，涉及车辆136万多辆，即便如此，召回次数和数量还均创历史新高。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中，还缺乏明确有力的法律标准、处罚措施。同时，我国还没有独立的汽车缺陷鉴定机构，导致一些厂商逃避召回责任。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表示，全球汽车召回同车不同命的现象将慢慢变少。中国的汽车召回制度从2004年颁布以来已有六个年头，随着汽车保有量呈几何倍数上升，中国加大了对汽车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国内车企应总结世界汽车产业的经验和教训、加强质量管理，并建立起完善的召回制度。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周三(6月16日)表示，由于中国政府4万亿元(约合5,85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结束，数以百万计的临时工作将被解除，中国明年可能面临严峻的失业形势。 　　CICC表示，中国制造业部门工资的上涨以及全国范围内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将令企业雇主招聘变得更为谨慎。 　　CICC指出，中国发改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公布的研究报告预计，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增加了长期就业岗位560万个，临时工作岗位5000万个。 　　CICC报告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明年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其中包括758万的大学毕业生，600-7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2,500万失去和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 　　CICC还表示，预计中国2011年经济增速将放缓至7.5%，明年新增就业岗位可能仅有800万个，这将导致中国明年的失业人数达到3100万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面对眼下的涨薪潮，诸多企业还是需要多一份冷静，在必要的涨薪同时，对于眼下雇用人数的精心规划和使用是很有必要的。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最大的雇佣服务公司之一万宝盛华(Manpower)8日发布的雇佣前景调查(Employment Outlook Survey)结果显示，2010年第三季度全球制造业将继续成为就业岗位增加的主要贡献者。全球劳动力市场雇主乐观情绪持续改善，在36个国家与地区中，有30个国家与地区的企业，在招募新员工方面表现比上年积极，有23个国家与地区企业季度招聘计划同比出现增长。其中印度42%的受访者表示，预计第三季度招募活动将有所增加。而巴西40%的企业计划招募新人，中国27%的雇主计划在第三季度增加员工数量。


未来的智能建筑将越来越多，建筑微电子产业将成为新兴产业！昨日，全国建材工业“十二五”规划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各省市相关部门、建材行业专家、企业，就目前建材行业现状、未来趋势进行了讨论。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大规模建设期至少还要持续30年，预计建设高峰期会在2020年左右出现，这将给建材行业带来巨大机会。”中国建材联合会会长张人为说，目前建筑业为建材行业提供了70%的市场，大量的工程建设为建材业提供了巨大空间。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长发认为，未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有更大增长前景，市场需求空间更大，对建材行业来说，西部机会更多。 　　虽然建材工业在未来有很大空间和机会，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产业集中度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能源依存度较高，节能减排任务重等。刘长发说，未来房屋建筑将逐步向工厂化制造转变，建筑施工转向现场安装为主，未来的智能建筑也将越来越多，智能建筑是当代建筑技术与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有机结合的产物，今后建筑微电子产业将发展成为新兴产业。


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工厂”——进口原材料,向全球各地出口廉价的制成品。 但如今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随着薪资上涨推升制造商成本,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劳动力阶层的严重倾斜以及汇率波动可能将制造商的微薄利润化为乌有,中国正在丧失其作为制造业出口基地的最大优势——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商业咨询公司AlixPartners发布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去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中国作为全球最低成本零部件制造国的地位,已被印度和墨西哥超越。 正如之前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随着民众日渐富裕,中国正尝试向价值链的高端运动。但有明显迹象显示,不远的将来,薪资上涨的速度将超过许多公司技术升级的速度。 中国政府正在研究解决中国收入差距的办法,并把该问题作为其“十二五”经济规划的优先事项——中国计划于明年披露“十二五”计划。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有现代记录以来的最大水平,这让该问题变得紧迫起来。 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名高级官员上月警告称,劳动报酬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已连续22年下降。报酬低、劳动条件恶劣和劳动时间长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纠纷和工人骚乱,这名官员称,“这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 中国执政党认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事关长期政治生存问题。今年迄今为止,政府已采取措施,提高了大多数主要制造业中心的最低工资标准。 “世界工厂”面临“转型之痛” 企业劳资矛盾、贸易摩擦和“用工荒”等事件,让中国出口遭遇了一连串的“内忧外患”。人们对“世界工厂”的生产经营方式提出了质疑,“世界工厂”面临转型考验。 首先,中国制造处于初始原材料供应国和最终消费产品生产国之间,受着两端利润的挤压。据专家测算,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在国内的直接增加值平均只占其出口额的17.7%,而加工贸易出口额约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五成。这也是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和过多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重要原因。此外,代工工厂缺乏自身品牌与技术,光靠低廉人工所创造的附加价值很低,依靠数量才能获取足够的利润已经不具有持续性,从而动摇了中国内地成为“世界工厂”的地位。 其次,中国靠低成本红利创造的劳动力结构已走到尽头。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使得劳动力市场已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剩余”,短缺背景下,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得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返,并最终将转化为产品成本,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一步步丧失。此外,国内劳资矛盾日显,在一些地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部分企业启动加薪来稳定就业局势,重新核定中国工人的工资,很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种新趋势。 再次,全球贸易环境的改变、贸易对手增多也对中国出口不利。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价格上升必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而与中国贸易结构相似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也会使出各种手段与中国争夺有限外部市场。东南亚国家、非洲等地更加低廉的人力成本正在引起世界加工业的注意;加以汇率变动可能,未来“薄利多销”的代工模式将难以为继。 另外,金融危机后,欧、美经济进入调整期,普遍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如美国近期也大张旗鼓地要扩大出口,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发起贸易救济措施无疑是一种低成本的做法。不仅如此,世界科技创新目前正孕育新突破,去年美国推出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欧盟实行绿色技术研发计划等,跨国公司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预期,未来贸易摩擦仍会频频出现。 中国还是得当好“世界工厂” 亚洲一些国家都曾被列在“世界工厂”的候选名单上,但其实这些国家短期内是难以承接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 从中国的现实看,中国也不应该丢掉“世界工厂”的帽子,而且还应该继续努力,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原因如下: 其一,“世界工厂”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60%以上一直靠出口来拉动,而我国出口又基本上是制造业为主。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0%以上,我国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制造业,制造业是中国商品出口的主体。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每年创造G D P增长的两个百分点。 其二,未来3亿多农民的职位需要“世界工厂”来提供。“世界工厂”在过去的30年解决了我国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国未来的发展还需要转移出3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只有继续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才能解决未来3亿多农民的就业机会与生存问题。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与今年的“两会”为我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新的定位,那就是“城镇化新政”,而城镇化发展,如果把我国的城镇化率从现在的45%提高20个百分点,就需要把近3亿的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大量的就业岗位只能靠“世界工厂”来创造。我国可以借助“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但收获地租、税收,还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解决几亿农民的生存问题,从而把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转变成劳动力优势资源。“世界工厂”使农民变产业工人,完成农民的身份转变,也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提高中国人民的整体财富和生活质量。 中国的“世界工厂”其实并未当好,没有自主产权、工人待遇低下等问题制约,解决好问题当好“世界工厂”仍然是最有利的选择,不能因为外国的批评而对“世界工厂”产生负面看法。未来以“世界工厂”为核心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我国最重要也是有很大潜力可以挖的产业,它对中国的贡献未来应该保持很大的一个势头。我国应该围绕“世界工厂”多方挖掘潜力,争取做大做强做好“世界工厂”。


今年1月，国家能源局已宣布取消风电设备国产化率70%的要求，这些重大政策变动因素将使国内风电设备制造业的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局面更加激烈。 此外，国外风机制造巨头仍在不断加大对国内风电市场的投入，不断调整产品方向和营销策略。世界最大的风电设备制造商丹麦维斯塔斯(Vestas)2009年斥资30亿元投入中国，分别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天津和江苏徐州建厂。 业内人士认为，洋巨头除了看好中国风电市场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中国打造面向全球风电产业的装备制造基地。 电网企业对国产化风机设备原本存在一定的担忧。国家电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永平认为，电网接入风电的安全性与风机的核心技术比如低电压穿越能力等密切相关，但是现在国产风机还不能说完全掌握和实现了技术达标。 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在我国风电产业市场规模渐成和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国家层面应不断加强对风电设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研发和电网接入、输送、储能等高新技术的研发方面的专项支持力度，从而推动风电产业实现“量大质优”的快速增长。


“漩涡”中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深圳厂招工渐稀，而富士康在大陆西部、北部的工厂还在继续大量招募。富士康的产业迁移，或在预期之中。 　　天津厂“来多少要多少” 　　这是一段记者与富士康授权的劳务中介——重庆迅易劳务有限公司一名女士的对话： 　　记者：请问，重庆厂招工招满了吗，要多少人？ 　　女士：招啊，快点来，数量不限。每个月8号、18号、28号直接拉到淮安。 　　富士康重庆厂招的人，怎么拉到淮安呢？她说，因为重庆基地还没建好，提前招募的人力，要先在淮安做培训，“到明年4月份，再拉回重庆”。 　　富士康科技集团人力资源总处王显峰上月表示，重庆园区已拥有2300多名员工，今年底，总数将达1.2万人。 　　富士康淮安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的厂区，也在大量招工。淮安厂大约需要800人，天津厂给《第一财经日报》的说法是“来多少要多少”，并且透露，该厂要求男、女工的比例是3：7。富士康大陆最早的生产基地——昆山厂说法雷同。 　　“走我们这边吧，北京厂要招4000人呢。”电话里，服务于富士康的一家山东劳务中介人士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富士康上述工厂的招募广告内容，除了基本工资等有限信息外，几乎完全雷同。比如，年满16周岁、初高中﹑中专﹑技校生等等。 　　“你身体过关吧？”重庆那位女士似乎通过有意问讯强调招募对健康条件的要求。而杭州一家服务于富士康的中介人士则表示，原则上要求没有明显大伤痕、乙肝、传染病、心脏病的或精神病，“精神病肯定不要”。 　　各厂招聘广告中，有关富士康硬件设施的介绍文字几乎占一半。比如重庆厂尤其提到食宿洗衣免费，甚至说餐厅提供“南北风味的多种套餐、员工可各取所需”，厂区有足球和篮球场、溜冰场、游泳馆、网吧﹑电影院等。 　　但在富士康深圳连续两次宣布加薪情况下，上述厂区并无多少动静。比如，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基本工资仍是900元，加上加班费、绩效奖、改善奖、部门补助综合工资也只有1500元至3000元。 　　杭州厂较早时已从900多元提高到1200元。昆山厂几日前也达到了1200元/月，此前它也只有960元。招聘数量最多的重庆厂，其底薪仅为850元已远低于加薪后的深圳厂，后者底线员工10月后将为2000元。 　　上述山东中介人士坦陈，很多人确实在问，深圳加薪之后北京厂的工资情况，但目前他只能说加上加班费差不多1700元至1800元。这明显不及深圳厂基本工资。 　　“候鸟”何时飞？ 　　深圳开始停招普工，而西、北生产基地却大量招募，遵循“候鸟”生存模式的富士康，是否在向西、北迁移？ 　　两天前，本报曾就这一话题请教对富士康有着深入研究的中国消费电子产业链整合第一人李易。他表示，代工业朝内陆、北方迁移是个过程，由于它们在配套方面不太完善，不可能一夜之间搬走工厂。而且，富士康大陆各个厂的定位基本都有区隔，眼前的人力招募的多少与迁移并没多大关系，主要还是市场需求上升。 　　“这半年来，甚至到上个月，富士康的订单还在增长，戴尔下了单，任天堂也要下单。”他说。不过，他也强调，富士康加薪确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有望成为产业迁移的一个催化剂。 　　同样是两天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教授对本报说，产业迁移一直在持续，但就目前来看，至少还得3到4年，大陆或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才能拥有相对完善的配套。他更强调就地产业升级的纵向模式，即依托华南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 　　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精密（2317.TW）在大陆建厂已不是新闻，2005年至2009年间，每隔一季都会传巨资设厂的消息。由于它似乎很喜欢“10亿美元”的规划投资额，以至北方某市招商局局长对本报开玩笑说，郭台铭可能想不起来其他数字。 　　截至目前，尽管富士康深圳厂依然是其最核心的生产基地，但它在大陆的布局已相当完整，悲剧与加薪事件，虽然带来成本压力，但竞争对手几天来极为被动的反应，似乎让人感觉到，郭台铭更像是借危机事件重洗代工市场格局。 　　此外，即便单纯从生产布局来看，成本转移动作，也并不只有工厂转移，或在低成本区域直接建立新厂。这家巨头，早已采取了新的策略方式，即趁着原来的代工客户剥离制造业的趋势，直接并购，变相获得生产资源，并借机紧密捆绑客户。 　　此前多年，它曾收购了惠普澳大利亚工厂；去年9月，它收购索尼Baja California厂90%的股权（包括3000名工人）以及墨西哥液晶电视组装厂部分生产设备。去年12月鸿海再度宣布整合戴尔波兰厂。


（联合早报网讯）台湾中国时报指出，全球最大代工厂─鸿海集团富士康两度宣布调薪，幅度达一倍；而各地方政府的调涨基本工资风潮，及风起云涌的罢工潮，除了宣告大陆将告别低廉劳力的“世界工厂”角色、全球通膨压力增加外，其影响与意义恐怕还不仅于此。富士康引发的这波工潮，也可能让台商版图再重新洗牌，更可能引发大陆经济与社会的负面效益，后续发展值得关注。 　　由于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富士康先宣布为员工加薪三成，但不出数日，又宣布在十月有另一波加薪，让基层员工薪资由完全未调薪前的每月九百人民币，一举增至二千人民币。消息一出，所有在大陆台商都倍感压力，可谓“哀鸿遍野”。 　　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庞大、低廉又勤奋的劳力，力争上游，创造了经济的高成长，民众所得翻了几翻，也争得“世界工厂”的地位。但不能否认的是，以“泰勒式管理”为主轴的工厂管理，生产线上重覆又乏味的工作，每个员工都是一个小螺丝钉。加上过去十多年刻意压低的薪资，让大陆生产线的劳动力就如在一个大压力锅下，大陆官方一直很注意劳动市场形成的经济与社会压力，中共中央倡导的“和谐社会”，其实就是希望在维系低廉的劳动力竞争力的同时，保有社会的安全与和谐。但富士康的大幅调薪，可谓掀起了这个锅盖。如处理不当，形成燎原，大陆可能付出相当的代价。 　　大陆在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开始把出口型的经济，逐步增加国内需求，希望调整为内需型经济；而要扩大内需，人民一定要有钱。加上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由当年的均贫变成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社会矛盾上升。因此，不论从经济转型，或弥平社会矛盾与贫富落差，大陆劳工薪资调高，显有其必要，更符合官方立场。这由“工资增长”可望成为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各省市地方政府纷纷调高一到二成多的基本工资，可看出此趋势。如果能平顺的调整，大陆是有可能提升其产业体质、增加附加价值，并转型为出口、内需并重的经济体。 　　但问题是“富士康效应”不仅于此，它可能破坏这个进程。富士康薪资原本就优于同业，第一次宣布的调薪三成，已经就超过各地方政府调高的基本工资幅度，虽然对同业造成压力，但仍属“合理可处理的范围”。但再次宣布调薪，且两次调高幅度达一倍时，就已超过正常幅度，其引发的涟漪影响，与带来的风险，恐怕难以预料与掌握。 　　原本就在压力锅下的其它企业劳工，可能群起效尤，富士康的“薪水倍增”成为可“追随的目标”；而对规模与对下单大厂议价能力远逊于富士康的大部分台商而言，薪水加倍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劳方有更大的期望，资方又缺乏调涨一倍的能力，劳资双方落差更大，裂痕必起，劳工运动、罢工潮必然四起。这由部分原本因资方调薪已平息的罢工潮，在富士康二度调薪后风波再起，及各地蜂涌而起的工潮，即可看出其影响已逐渐发酵。 　　这波“富士康效应”的影响与风险，短期而言，台商生产成本增加，获利下降，大陆社会动荡加剧，离“和谐社会”日远；长期而言，由于劳资双方的和谐与互信因工潮被破坏，必然影响厂商后续投资意愿，甚至就此迁厂、关厂。原本平顺逐步调升薪资，期望达到转型的经济，是否因此难以达成，甚至失去“世界工厂”优势，并付出劳资纠纷大增、社会动荡加剧的代价。这波富士康大调薪引发的后续效应，值得观察。 　　两岸经贸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依存度可谓越来越高，大陆市场占台湾出口的四成多，上千家上市柜公司几乎都有在大陆投资设厂，不少企业的大陆出货比重早超过公司的五成以上。因此，大陆经济与社会的变化、转型，对台湾当然会有影响。“富士康效应”在大陆引发的波涛，将如何冲击与改变两岸经济型态、台商版图、甚至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力消长，值得各界关注与及早因应。


美国《纽约时报》6月7日文章，原题：随着中国工资上涨，出口价格可能跟随上涨。 　　沿海工厂正在增加工资，地方政府也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此外，如果按照许多经济学家所预测，中国今年晚些时候将允许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制造业的相对成本将几乎必然升高。 　　虽然中国薪资相比美国和欧洲仍算是比较低的，但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的上涨将最终传导给全球经济，并推高各类商品的价格，小到T恤衫和运动鞋，大到电脑服务器和智能手机。 　　此外，上周四，北京也宣布将上调那里的最低工资标准，许多其他城市预计也会跟随这么做的。 　　分析人士表示这种变是由于工人在中国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另外，不断上涨的的食品和住房价格也使来自农村的工人们的消费力不断消失。此外，政府也希望此举能够刺激国内消费，使依赖出口的公司能够投入更多在自主创新或高价值产品方面。 　　乔治城大学国际商业教授彼得拉·里沃利表示，“劳动力成本上涨会产生的影响会依行业而不同，可能低价值的产品比如纺织等奖会被迫转向中国西部，甚至越南和孟加拉国”。她表示高端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等可能还会保留下去，因为它们的利润空间很大，并且中国已经创建了复杂的基础设施和质控体系。 　　尽管如此，工资上涨还是预计会影响供应链的许多环节，并迫使企业提高产品的价格。瑞信的陶先生表示，这将迫使企业找到其他出路，并将成本转移到终端用户身上。 　　分析人士认为，人工成本提高并非意味着廉价中国产品退出，但可能会使这个国家的制造业构成发生改变。 　　“中国并不会丢失它的制造业基地地位，因为它还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密歇根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主任玛丽·加拉格斯说道。“但它会向高端制造业方向发展。这也与中国政府的雄心壮志一致，他们不只成为世界工厂，而是想生产高科技产品”。 另外，国内制造业工资上涨，对于来料加工等制造型企业造成的影响也已经逐步显现。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首富郭台铭旗下的鸿海集团昨天召开股东会，有小股东带着“企划案”向董事长郭台铭建议，应该投资房地产，但郭台铭表示，他不考虑进军房地产，要专注本业，并计划把在大陆的部分工厂迁回台湾，以“无人工厂”运作。 　　郭台铭还说，面对大陆沿海工厂薪资上涨压力，鸿海将加速分散风险，除迁往大西部外，也打算回台寻找地点，把部分工厂迁回台湾，以“无人工厂”运作。他表示，现在连美国、韩国、日本都在探讨制造业外移，台湾不能放弃制造业。 至于由于工资上涨是否进一步带来更多的制造型企业战略调整，目前还需进一步观察。但由于工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减弱将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风电设备制造业是一个起步晚但发展迅速的行业。2005年以前我国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还处于规模小、技术落后的状态，核心技术和市场把握在外资企业的手里。2005年，国家发改委要求，“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不满足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国产化率提升的背后隐藏着重重危机。 产能过剩 在国有化率提高的同时，由于行业准入标准缺失，行业发展缺乏长期的总体规划，风电设备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在所难免。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风电设备生产厂家从2004年不足40家到2009年的80多家，不到5年增长了50%，风电装备制造业产能超过2000万千瓦，而未来每年需求仅有1200万～1500万千瓦。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所教授林伯强曾说：“加快制定风电标准，促进产业调控，将对风电行业形成长期利好，有利于形成一线优质整机企业做大做强，二线企业自谋发展，三线企业淘汰的格局。” 从目前正在逐步步入行业整合的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整体形势来看，国家乃至全球的战略和政策长期目标和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就产业和投资来看，政策的逐步落实以及商业化运作的实际回报，短期内还要看多方博弈的最终结果。


中国作为亚洲第三大的工业机器人需求国，市场发展稳定，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仍然是工业机器人的主要应用领域，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断深入和国际制造业中心向中国的转移，我国的机器人市场会进一步加大，市场扩展的速度也会进一步提高。 对于国外的先发、领先优势，我国的机器人产业的研发远远落后于美、日两国，甚至比起韩国也落后一步，尤其是在青少年中远未开展机器人的组装、制作的科学活动，这将关系到二、三十年后我国的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们在研究文化创造性产业时，发现国外正在兴起一个与文化产业、科学技术有紧密关系的未来产业——机器人的研究、开发及制造，参与者除了传统从事学术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大学研究梯队、企业产品的专门研究人员之外，更有一大批的青少年积极加入此一新兴的科学技术新潮流之中。以下是我们对国外此一产业的发展状况的考察及思考。 现状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全面开展工业机器人的研究，近20年来取得不少的科研成果。但是由于没有和企业有机地进行联合，至今仍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产品和有规模的产业。目前国内除了一家以组装为主的中日合资的机器人公司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机器人尚停留在高校或科研单位组织的零星生产，未能形成气候。近10年来，进口机器人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对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我国自行制造的普通工业机器人在价格上根本无法与之竞争。特别是我国在研制机器人的初期，没有同步发展相应的零部件产业，使得国内企业在生产的机器人过程中，只能依赖配套进口的零部件，更削弱了我国企业的价格竞争力。 工业机器人发展长期以来受限于成本较高与国内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状况,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更是保持在9%左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劳动力供应格局已经逐步从“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由供远大于求转向供求平衡。作为制造业主力的农民工也从早期的仅解决温饱问题到现在对薪资和工作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情况使得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所采用的增加工人数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方法变得成本高昂,同时也受到法律的限制和政策的阻碍。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都认识到必须采取从改善机器设备入手,提高技术和资金的密集度来减少用工量以应对这种改变。总之,劳动力过剩程度降低、单个工人成本上升、对产品质量更高的要求、国家对装备制造业的重视等变化改善了机器人的使用环境,工业机器人及技术在中国已逐步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重视。随着机器人知识的广泛普及,人们对于各种机器人的了解与认识逐步深化,利用机器人技术提升我国工业发展水平、从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转变,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市场特征 1.以汽车制造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促进了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汽车制造业属于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也是工业机器人应用最广泛的行业。在我国,工业机器人的最初应用是在汽车和工程机械行业,主要用于汽车及工程机械的喷涂及焊接。2000年开始,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及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影响,我国汽车工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面对这种局面,国际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并与我国企业合资设厂或扩大原有生产规模,国内企业也纷纷转型或加大对汽车行业的投资,整个行业增产扩能增加了对工业机器人需求。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年国内厂家所生产的工业机器人有超过一半是提供给汽车行业的,海关进出口增长数据与汽车行业增长数据具有较高的相关度。可知,汽车工业的发展是近几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增长的原动力之一。 2.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工业机器人的主要市场。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北京等地,工业机器人的拥有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这种分布态势和增长趋势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已经从珠江三角洲地区扩展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而且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3.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是工业机器人的主要客户。工业机器人属于技术含量高,价格相对昂贵的制造装备,采用工业机器人较多的企业,一般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较高,企业在市场上具有更高的影响力。现阶段,工业机器人使用量最多的仍是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也在加大对工业机器人的采购用于技术改造,如汽车行业中的一汽、二汽、上汽等,它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的竞争力,它们对工业机器人有着较大的需求,同时采购上它们能够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因此制造业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量一直很大,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保持这种增长势头。另外,我国的民营企业正逐渐认识到工业机器人的优势,对工业机器人的采用量也在逐步增加,虽然装备的数量上与以上企业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增长的速度惊人,将很快成为工业机器人市场的重要客户。 4.国内进口工业机器人的国家和地区分布。2001～2004年我国进口的工业机器人主要来自日本与台湾,2004年日本对华出口金额占我国进口工业机器人金额的一半。 目前，国际制造业中心正向中国转移，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已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先进制造装备之典型代表的工业机器人必将有一个大的产业发展空间，市场前景广阔；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国外机器人巨头已经全部涌入中国，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所以中国未来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国家应借鉴日本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成功做法，制定机器人产业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这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成败之关键。 趋势 从近几年世界机器人推出的产品来看，工业机器人技术正在向智能化、模块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其发展趋势主要为：结构的模块化和可重构化；控制技术的开放化、PC化和网络化；伺服驱动技术的数字化和分散化；多传感器融合技术的实用化；工作环境设计的优化和作业的柔性化以及系统的网络化和智能化等方面。 机器人是先进制造技术和自动化装备的典型代表，是人造机器的“终极”形式。它涉及到机械、电子、自动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传感器、通讯与网络等多个学科和领域，是多种高新技术发展成果的综合集成，因此它的发展与众多学科发展密切相关。当今工业机器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 1工业机器人性能不断提高（高速度、高精度、高可靠性、便于操作和维修），而单机价格不断下降。 2机械结构向模块化可重构化发展。例如关节模块中的伺服电机、减速机、检测系统三位一体化；有关节模块、连杆模块用重组方式构造机器人。 3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向基于PC机的开放型控制器方向发展，便于标准化，网络化；器件集成度提高，控制柜日渐小巧，采用模块化结构，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易操作性和可维修性。 4机器人中的传感器作用日益重要，除采用传统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等传感器外，视觉、力觉、声觉、触觉等多传感器的融合技术在产品化系统中已有成熟应用。 5机器人化机械开始兴起。从94年美国开发出“虚拟轴机床”以来这种新型装置已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之一，纷纷探索开拓其实际应用的领域。 总体趋势是，从狭义的机器人概念向广义的机器人技术概念转移，从工业机器人产业向解决方案业务的机器人技术产业发展。机器人技术的内涵已变为灵活应用机器人技术的、具有实际动作功能的智能化系统。机器人结构越来越灵巧，控制系统愈来愈小，其智能也越来越高，并正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


6月1日，一纸《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投资带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确定在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5座城市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工作，纯电动乘用车每辆最高补贴6万元。 　　对于北京此次未能入选，北汽表示，这并不代表北汽的工作做得不够，北汽不会放弃对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战略推广。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补贴政策试点的出台实际上是对本土厂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暗中相助，而对纯电动车的补贴最高，意味着此前选择多条腿走路的新能源车发展路径日渐清晰。只欠政策东风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了大规模量产的条件。 　　《通知》未超预期 　　浙江众泰汽车一位工作人员在6月1日听到杭州入选试点城市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此前在各种版本的预测中，杭州并不是此次试点补贴的热门。 　　据了解，此次《通知》中，圈定的试点城市与此前的预测略有不同，北京、重庆和广州一度是最有可能入选首批私人购买新能源车补贴试点的城市。不过，北京、重庆和广州的落选，很难说不是各车企和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 　　尽管试点城市与预测略有出入，但新能源和节能汽车的补贴标准并未超出人们的预期。《通知》明确，中央财政对试点城市私人购买、登记注册和使用的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和纯电动乘用车给予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根据动力电池组能量确定，对满足支持条件的新能源汽车，按3000元/千瓦时给予补贴。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每辆最高补贴5万元，纯电动乘用车每辆最高补贴6万元。补贴资金将拨付给汽车生产企业，按其扣除补贴后的价格将新能源汽车销售给私人用户或租赁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只明确了乘用车的补贴标准，而乘用车产品进入《推荐车型目录》的企业获得先发优势。细则规定申请补助的汽车企业，其新能源汽车必须是已纳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公车推荐车型目录》，截至目前，国内共有43个厂商的100余种车型进入该目录，乘用车有27款，其中纯电动、燃料电池汽车占比超过50%，分别属于一汽轿车、长安汽车、上海汽车、奇瑞汽车、比亚迪等9家企业，这些企业无疑会取得较大的先发优势。 　　有关人士透露，商用车补贴标准仍将执行“十城千辆”计划中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贴标准。 　　试点城市车企抢先受益 　　业内人士认为，在此次公布的5座城市中，深圳的比亚迪、上海的上汽集团、长春一汽集团、合肥奇瑞、江淮和杭州吉利、众泰肯定成为此次补贴的最大受益者。 　　事实上，在该《通知》公布的数日内，各试点城市都已开始加紧制定配套细则。 　　日前，深圳市发改委与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布了《深圳市电动汽车充电系统技术规范》。深圳将在公交（出租）、公务、家用车等三个重点领域示范推广各类新能源汽车。补贴方案针对购买指定车型并上深圳牌照的用户，在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上，额外增加2万元补贴额度。这也意味着深圳用户可获得的最高总补贴额度将达到8万元。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建钧表示，F3DM这款车如果在深圳销售，将在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再获得2万元的补贴，而这对于改款车的商业化普及和个人用户购买无疑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据媒体此前的报道称，上海一直在酝酿出台对新能源汽车免收牌照费的政策。如果相关政策出台，就目前上海车牌的平均中标价来看，等于购买一辆新能源车能享受到3万-4万元的额外优惠。所以一旦政策真正实施，对于在上海购买新能源车的消费者来说是一项重大利好，也必将极大地刺激上海消费者的购买力。 　　此外，奇瑞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目前合肥已经建成投入运行了省内首座电动汽车充电站，并正在积极部署充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欲在今年年底建成5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和300个充电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就近原则还是经济辐射作用，安徽奇瑞将因此而受益匪浅。 　　新能源战略微调 　　然而，并非只有试点城市中的汽车企业才能独享这份新能源补贴的盛宴。根据《通知》，此次国家给予的财政补助将采取特别机制，也就是说，试点期内，每家企业销售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乘用车分别达到5万辆的规模后，中央财政将适当降低补贴标准。 　　在《通知》发布的前一天，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还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公共服务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有关工作的通知》。在现有13座试点城市的基础上，增加天津、海口、郑州、厦门、苏州、唐山、广州7座试点城市。而新增的城市加上此前13座试点城市，仍有望竞逐下一波私人购买新能源车补贴试点的对象。 　　对于北京此次未能入选，尽管业内普遍认为是在地方博弈中未能获得认可，但北汽集团方面表示，北京没有被选为5座试点城市之一，并不代表北汽的工作做得不够。同时北汽方面也表示，不会放弃对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战略推广。记者从北汽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在新能源的发展规划方面，北汽计划在今年实现新能源车型小批量的量产，2011年实现批量生产，到2015年，北汽新能源车型将达到年产15万辆的产能。 　　此前呼声最高的重庆，在落选一事上，长安汽车方面表示“遗憾”。同时也称，就目前的补贴政策来看，最高6万元的补贴额度对于电动汽车来说显然有些“不够到位”。长安汽车方面认为，针对纯电动汽车的开发，其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希望能有更强的政策推出作为支持。“接下来，长安汽车会加强电动汽车的开发，更好地做好相关技术的研发。”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这样说。 　　实际上，对普通混合动力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通知》给出了不同程度的补贴标准。在中国主推普通混合动力车的主要是一些合资企业的外资品牌车型，如一汽丰田的普锐斯、上海通用的混合动力君越及广汽丰田的混合动力凯美瑞等，都无法获得更高的补贴支持。 　　对此，丰田和通用都以谨慎的态度进行回应。一汽丰田方面表示：“目前，普锐斯确实无法享受到高额的补贴。中国将电动车作为推广方向，因此丰田方面正在做一些是否调整车型的研究。”而通用(中国)公关部相关人士则表示：“对于国家出台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我们很欢迎，但其他细节目前我们还在研究当中。” 　　产业化距离尚远 　　似乎一切都来得过于突然，纠结多年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迅速出台，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我国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推进的迫切。 　　汽车著名分析师贾新光同样对产业政策的突然出台感到措手不及。他表示，对于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解读，不仅将推动电动汽车的普及，同时也为其大规模量产提供了标准制定的空间。 　　不过，专家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新能源汽车实现真正产业化还为时尚早。贾新光表示，仅就电池标准这一问题，眼下就面临着三大问题。首先是能否大量生产；其二是如何降低成本；第三是能否保证电池的稳定可靠，毕竟，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要遭遇时间和距离以及高温等外部环境的考验。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目前新能源汽车仍没有具备大规模量产条件，大范围的推广难度还很大。 　　“电动车的可靠性还需时间检验，而国家规定的对电动车5年/10万公里的质保期也让部分企业压力很重，企业不要急于求成，练好内功，才能迎来电动车的快速发展。”贾新光告诉记者，在相应的配套政策方面，试点城市是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虽然国家定出了大致的方向，但具体工作还需要试点城市来做。 　　《通知》指出，试点城市政府是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要安排一定资金并出台相应配套政策措施，重点对充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汽车购置和使用、电池的报废及回收体系建设等给予支持。“深圳做得非常到位，在电动车充电站等基础设施方面已经非常成熟。”贾新光说，“如果没有配套措施，电动车完全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试点城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国家信息中心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也认为，选择上述5座城市做试点，是因为5座城市均有新能源产业基础，这样电动车的售后服务也有保证。而北京没有入选，是因为眼下还没有能够投入量产的新能源汽车。 　　东风日产相关负责人认为，电动车推广的障碍，一个是成本，另外一个就是业务模式的创新。他告诉记者，有了对消费者补贴的政策、有了社会环境的配套，相信能够适当地减少电动车推广的阻力。“电动车的初期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如果逐步提高电动汽车的应用规模，可以把电动车做到跟汽油车一样的价钱。”该负责人称，随着材料工业的进步、电池储能材料的进步，电动车的成本将会慢慢降下来。 　　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副总经理颜景辉也对新能源汽车私人购买的补贴能否到位感到担忧，他表示，“此次补贴实际上是针对企业制定的，而企业最终能否将这个补贴体现到消费者的私人购车上，还有待观察”。 　　自主品牌争抢量产新能源车 　　在全球面临着能源和环境双重危机的严峻挑战下，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是大趋势，而国家对企业和电动车产品的鼓励推动，也必将大大加速这一进程。这一点在自主品牌车企身上体现得更为清晰，在新能源车领域，各大自主品牌车企几乎都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电动车的研发与推广上。 　　眼下我们可以看到，各大自主品牌车企在新能源车型的研发与推广上无不争相大量投入人力物力，都欲在更短的时间内抢占新能源阵地的高点，尽快将有竞争力的车型量产，实现其新能源车型与消费者的零距离接触，步入竞争实质性阶段。 　　比亚迪 希望只生产新能源车 　　比亚迪汽车很早就开始致力于新能源车的研发，并已取得了巨大的突破，率先实现了市场化营运。比亚迪F3DM低碳版已经开始向个人用户出售，另有一批纯电动车e6也已作为出租车在深圳投入运营。 　　电池技术是比亚迪在开发和推广新能源车型方面的最大优势，比亚迪可以说是以电池起家，是惟一的横跨电池、汽车两个产业的企业。比亚迪的一位高层告诉记者，自1996年起，比亚迪就开始了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研发；2002年，电动汽车项目启动；2006年，串联式混合动力系统推出；2008年，比亚迪F3DM上市；2010年3月比亚迪推出F3DM低碳版，并正式面向个人销售。 　　记者了解到，随着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等5座城市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工作，比亚迪已经开始着手在试点城市进行新能源车的推广普及。此外，比亚迪一位高层告诉记者，除了5座试点城市，比亚迪的新能源车型还将向全国各地铺开，同时海外市场也是重点开拓对象。 　　吉利 新能源车型都将挂吉利标 　　不同于其他车企的过分热衷，吉利一位相关负责人称，目前吉利在新能源车的研发上采用的是“立足传统、储备未来”的能源多样化战略。“在未来20年内，纯电驱动、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技术都会有长足发展，但是传统内燃机动力总成仍将占据汽车动力源的主导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吉利决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是要齐头并进，在搞好传统动力总成的基础上，进行各种新能源技术的研发生产。”该负责人这样对记者说。 　　收购沃尔沃后，吉利未来车型的“技术含金量”是业界所关心的，虽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吉利方面对于“沃尔沃的技术是否会在吉利新能源车型上得以体现”的问题并没有给出肯定回答，但早在收购沃尔沃时吉利董事长李书福的话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李书福直言，“收购沃尔沃跟新能源汽车有关系”。 　　不过，一位吉利高层也告诉记者，未来吉利的新能源车型都将放在吉利全新的三大品牌下销售。其中就包括了今年北京车展上展出的挂全球鹰标识的两款纯电动车EK-1和EK-2，和插入式混合动力车型帝豪EC7系和EC8系等。 　　奇瑞 彰显中国造潜力 　　奇瑞公司副总经理袁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奇瑞为首的民族汽车自主品牌，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积累，从北京车展到上海世博频频亮相，积极配合国家新能源车的示范试点工作，彰显了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中国造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潜力。 　　作为示范城市之一，安徽合肥的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将更容易利用奇瑞新能源产业研发和产业化的优势。据了解，合肥市已经建成投入运行了省内首座电动汽车充电站，并积极部署充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欲在今年底建5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和300个充电桩。可以说，无论是就近原则还是经济辐射，安徽和奇瑞都将受益匪浅。 　　袁涛表示，政府各项支持政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新能源汽车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具备了一定范围内的市场推进。但是公司不会因为补贴政策而改变自己项目推进的节奏，要“努力做好企业的事，重视研发和核心技术，拿出真正性能可靠、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进示范试点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既稳步又快速地往前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长安 混合动力将成标配 　　尽管此次私人购买新能源车补贴的试点城市中，长安汽车并非是其中直接的受益者，但长安汽车仍按照自己的规划，形成不同档次、不同用途、搭载不同动力系统的产品集群。 　　“目前，长安混合动力杰勋HEV轿车在国内已率先量产并向个人用户销售，志翔HEV混合动力出租车已在重庆投入运营。长安悦翔、志翔CNG双燃料车型也在今年3月投放到全国市场。”长安汽车副总裁朱华荣透露，到2012年，长安旗下所有车型都将搭载弱度混合动力系统，新能源汽车的比例将占到基本乘用车（包括微车）的10%。 　　一位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两年内，长安汽车将在新能源领域至少再投入10亿元，预计到2012年，所有长安自主品牌轿车和微车将全部标配混合动力系统。届时，长安汽车总体油耗将降低15%，到2015年降低20%、2020年降低30%。


“世界各国在金融危机后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认为那会是新能源”。昨日，由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国务院研究室中国言实出版社、西南财大能源研究所和通威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新能源发展论坛暨《能源革命：改变21世纪》新书首发式在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表示，发展新能源有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成思危在致辞时分析,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只有通过发展新能源。人类经过的前三次产业革命，分别是以蒸汽机、电力和电脑为引领的，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世界的产业发展水平提高一大步，第四次产业革命将是由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 “地壳脆弱有如鸡蛋壳，人类目前正热衷于开发各种化石能源，基本上就相当于在这个鸡蛋壳上打洞”，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表示，目前是广大社会公众对能源、新能源、太阳能光伏产业改变认识、给予支持的最为关键时候，这也是《能源革命》一书出版的目的。 据悉，《能源革命：改变21世纪》由刘汉元与西南财经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建生耗时一年联合著述。该书用两大部分、35万多字通过对人类历史演进的全新描述和深度分析，得出了“能源革命的根本希望在于太阳能电池”的重大结论。 然而，如何实现太阳能电池具有经济意义的发展，是真正实现太阳能电池产业性发展的基本前提。为此，该书通过对太阳能电池技术各个环节的深入分析与充分评估，切实找准了太阳能电池发展的最佳技术路径和产业发展方向，指出目前我国太阳能电池关键技术指标已达到高效能源的要求，其价格已非常接近传统能源的价格，其发展具有特别的比较优势和较高的可行性，中国借此能早日根本性地解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是大有希望。 此外，同日举办的新能源高峰论坛上，刘汉元呼吁，面对地球环境日益恶化而低碳经济正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通过有效实施“上网电价法”等重要举措助推这一革命，切实担当起保护地球这一人类共同家园的重任。


随着加薪政策出台，富士康与本田的难题，似乎有了皆大欢喜的苗头：企业正常生产已经恢复，职工福利得到相应提高。富士康、本田的处理方案具有一定示范意义，毕竟有同样难题的企业不少，但是否都能以加薪解决，可能言之过早，毕竟这里有产业竞争力的整体考量 　　“本田和富士康的大幅加薪，在牢不可破的工薪界限上打开了缺口，这必将逐步影响其他企业。”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这或许是新劳工时代将来临的一种信号。 　　本田、富士康带头加薪 　　日前，本田罢工事件终于以皆大欢喜的方式结束：6月4日晚，本田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工人的工资在1544元的基础上，增加500元，加薪幅度由5月31日的24%，提高至33%。 　　据了解，本田的加薪方案为300元基本工资+66元补贴+134元特别奖，特别奖要年底发，特别奖不和年终奖冲突，年终奖最少还是双薪。这比本田的原加薪方案多了每月134元特别奖。 　　和本田加薪方案相比，经历接连“跳楼门”的富士康显得更大方一些。 　　除了在6月2日宣布员工整体薪资水平提升30%外，据新华社昨日报道，富士康将执行“周休一”制度，即每周每个员工至少休息一天。另据媒体报道，烟台富士康已经确定为其8万名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加薪潮或将至 　　“本田和富士康的加薪虽然属于被迫和无奈，但也充分说明，现有劳资关系迫切需要改善。”东南大学法学院律师张马林表示，从本田罢工事件可以看出，新一代劳工大多是懂法律的，有着更高的觉悟，他们敢于与外资企业据理力争、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张马林表示，从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我国广大劳工的绝对收入有所增长，但其增长速度远远比不上外资在华的利润增加速度，改善工作环境，增进自我福利，渐渐已成为新时代劳工的自觉意识。 　　林伯强表示，富士康和本田的加薪影响，首先会逐渐波及大型在华外资及其他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工资大幅提升，将大大增加成本，恐怕企业一时难以承受。据了解，初步估计，富士康加薪30%，一年将增加人力成本约22.81亿元。 　　“富士康加薪将对其他台资企业造成较大的压力，不过，其他企业应该不会立即效仿。”一位熟悉台资企业的王先生表示，台商在各地都有商会，他们有一致的“攻守联盟”，如果一家企业加薪，会受到商会集体施压。不过，王先生表示，虽然台资企业不愿意加薪，但由于工资较低，许多企业招不到工人，生产订单常常难以按时完成。现在招工问题成了许多台资企业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据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正在制定《工资条例》。有专家也表示，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机成熟。 　　产业转移压力加大 　　“加薪将增加企业成本，我国产业转移的压力将加大。”林伯强表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在很大的程度要归功于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不过，随着中国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加薪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这也将导致中国产业的竞争力优势逐步削弱，产业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压力逐步加大。 　　不过，林伯强同时强调，劳工工资的增加，将增加国内的消费能力，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一旦成本优势丧失，中国的产业就会向东南等地转移。”此前，天虹纺织集团董事会主席洪天祝接受《国际金融报》专访时就表示，人民币升值、民工荒、工资上升在不断冲击着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洪天祝甚至预测称，如果不好好应对，也许用不了20年，中国的纺织业竞争优势就将向东南地区倾斜。


“再制造工程能够节约大量的材料和能源。以发动机为例，再制造发动机的能源消耗只为制造发动机的一半，劳动价值为制造的2/3，而材料消耗仅为制造的20%。”我国最早的再制造研究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指出，再制造产业的市场前景十分巨大，主要体现在资源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 　　毋庸置疑，发展再制造产业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在中国，这个产业却面临着诸多困境。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是不是把‘再制造’写错了，应该是‘制造’吧？说明我们的再制造这个概念还没有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去，说明我们发展再制造、发展循环经济任重而道远。”今年3月13日，在北京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再制造与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主题采访会上，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巡视员何炳光的开场白，道出了目前“再制造”在中国所遭遇的尴尬。 　　“目前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公众认知度的问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经济发展研究分会副秘书长韩广对记者表示，尽管再制造在世界发达国家受到重视并已经形成庞大的产业，但对于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来说，“再制造”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 　　大多数消费者将“再制造”等同于普通的“维修”，并且对再制造零部件的质量表示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阻碍了这个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并为政府和行业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带来诸多困扰。 　　“再制造不等于修复或者二手货，再制造品在质量和性能上要和新品一样。”何炳光介绍说，为了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国有关部门已联合发布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志，所有再制造产品必须在显著位置上标示为“再制造产品”。 　　“必须要加强宣传引导。只要再制造理念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愿意用、敢用、会用再制造产品的社会氛围，我们再制造产业的春天就不会远了。”何炳光表示。 　　“除了用户对汽车再制造技术不熟悉外，我国零部件回收率低、回收体系混乱，使再制造原料受限，以及行业政策制定相对落后，产品内外销渠道不够畅通等也制约着行业的发展。”韩广告诉记者。 　　在贾新光看来，如果我国汽车再制造产业要得到迅速发展，还要多管齐下。首先是汽车生产厂家，在汽车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将来的汽车回收利用问题；再有就是车管部门要制定详尽的报废车辆管理条例；此外，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对回收车辆管理等问题的处理。 　　何炳光透露，我国正通过加快制定再制造方面的相关标准，包括技术标准，包括基础标准等等，真正使得我国再制造产业的发展能够依规行事。


*各地密集提高最低工资或助推《工资条例》出台 　　最近以来，各地频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山东等七省份试点最低工资与物价挂钩,中国进入最低工资调整年。 　　而“富士康加薪30％”的消息昨天再度引起各方关注。 　　有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工资增长通道,这将倒逼制造业从传统的人力成本优势转向注重品牌打造和技术改造。 　　另有两点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第一,化解当前个别企业的劳资矛盾,是否仅靠加工资就能奏效。 　　第二,对于当前数量众多的代工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结合这些企业的利润情况,他们到底还有多少加薪的幅度。 　　此外,富士康这次加薪是否会对同行造成竞争压力引起各方关注。根据比亚迪电子2009年财报计算,比亚迪电子去年的员工人均成本为2.74万元,比富士康国际低500元左右。 *最低工资标准迎来调整年 　　今年以来,广东、山东、吉林、宁夏、湖北以及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天津、山西等省份已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4月曾透露,今年还有20个省份预计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多地上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大多在两年前即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在经历了去年以来的促增长之后,此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力度颇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2月全国总工会曾要求,3年之内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以上。事实上,这一比例远远没有达到。 　　工资过低已经成为各地劳资矛盾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保部副部长杨志明日前在全国劳动关系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当前着重解决的就是部分企业职工收入过低的问题。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给以劳动力成本低廉为优势的中国制造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会引起某些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并不赞成。他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给一些劳动密集、产品低端廉价、生产条件落后的企业以产业升级的压力和动力。 　　“我不认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在短期内转移。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与此同时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这三个方面衔接好的话,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改善、升级了,有能力去雇用工资高的工人,中西部也发展起来,这样劳动力就都留在了国内。”蔡昉说。 　　在收入分配改革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5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就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在江西、甘肃、安徽等地进行了密集调研。调研的结论之一是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表示,考虑到有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确实利润空间较小,短期内转型升级的可能性不大,可以在其提高职工工资后,由政府通过减税等措施予以补助扶持。但总的来说,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大方向不应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程延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醒,当前更应该关注的是,不少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确定职工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只是对企业最低端的岗位支付工资水平规定的一个不得违反的下限,绝不是企业的工资执行标准。 *或倒推《工资条例》出台 　　根据蔡昉的研究,中国或许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在此之后,必须增加工资才能够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此看来,此轮工资增长不是偶然,而是中国劳动力供应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只有这一点到来后,才可能给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涨工资,因此获益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到了这个阶段,随着用工矛盾的缓解,就逆转了过去的趋势,收入分配状况会从初次分配的层面上得到改善。”蔡昉表示。 　　不仅如此,劳动力供应的变化也使得劳动者拥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 　　蔡昉分析,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前,工会的作用不容易发挥,工资往往由一种纯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穿过这一拐点之后,工资则是由市场、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等决定,包括工会的作用、最低工资的制约、法律的约束。 　　从这个角度来讲,目前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频频增长或将倒推《工资条例》的出台。两年前就开始调研起草的《工资条例》难产多时,而原因之一就是集体协商制度如何推进存在难点,包括谈判主体缺位、工会作用受限等。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向来是以劳动力成本的突出优势而确保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突出地位的，近些年来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成本、不断调整中的劳动就业法规，以及不断显现的用工荒将逐渐动摇中国加工制造业的这一优势地位。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工作会议上表示，2010年中国工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好于09年，但仍面临五大困难和挑战。模具网CEO、中国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行业特邀研究员罗百辉指出，作为中国工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五金制造业，应当深刻认清国家工业发展的整体局势，从而对2010年的发展作出明智的权衡与规划，避免在今后的道路中走更多弯路。 中国五金制造业发展规划面临五大问题 1、外需萎缩短期内难以改观，在稳定外需同时必须更加注重扩大内需。世界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可能进一步抬头，今年出口恢复难度很大。必须注重开拓国内市场，加快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 2、投资拉动增长难以为继，政策效应趋于减弱，必须注重增加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2009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5%，今年继续大幅增长的难度很大，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必须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3、消费对经济增长带动性不够，必须注重以品种质量引领和促进消费升级。2009年以来，在国家鼓励消费政策的引导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了15.5%的较快增长，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性依然不够。必须通过创新品种、提高质量、创建品牌、改善服务，引领消费、培育市场，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4、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问题凸显，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目前，不仅钢铁、水泥、造船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倾向，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十分繁重。 5、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必须注重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面临着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情况。这要求我们既要立足发当前，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又要着眼长远，更加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 罗百辉分析认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为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参与国际兼并重组，扩展国内市场发展创造了条件；城镇化步伐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两化”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断深化，新技术不断突破，为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五金制造业发展五大形势 1、五金业仍将延续结构调整势头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环境进程的加快以及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 中国经济设施比较完善，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且劳动力成本较低，具有成为全球五金制造中心的比较优势，五金制造业外向型发展特征明显。 中心地位的加强首先表现在近几年五金产品的出口全面增长：主要五金产品的出口增长率均高于产量的增长率，更高于国内市场销量的增长率;主要五金电器产品全面开花，不仅电动工具、手工具、建筑五金产品这些传统的出口大类产品增幅很高，而且以前出口比重不大的厨电产品和卫浴产品的出口增速亦十分明显。巨大的市场和中心地位引力将进一步吸引五金跨国公司制造中心向中国的转移。 2、行业内的资本运作将趋于活跃 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为了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和提高竞争力，产业资本是行业运行的另一个主题。苏泊尔、华帝先后上市，宏宝也在为上市积极努力，万和的资本市场运作也不会因与粤美雅重组失败而停止。从资本角度讲，当前的主要特点是资本的扩张在加剧。从竞争行为上看，企业间资源共享的合作在增加。 3、企业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未来几年将是五金行业的高速震荡期，这种高速震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目前五金橱柜品牌阵营中两极分化的趋势扩大。预计今后几年真正能够在市场上存活的五金企业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多。但五金行业的这种高速震荡将带来巨大的机会，震荡的结果将会使市场运作更加理性。 4、渠道间竞争日益激烈 由于国内五金橱柜产品供过于求，质量压力增大，销售渠道成为关键的竞争因素之一，各方对渠道的争夺日趋激烈。一方面，厨电生产厂家加强了对零售终端的控制，力争减少销售环节，节省销售费用，使销售渠道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企业销售模式朝着能同时适应多样市场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销售业发展的趋势使大型家电连锁店的地位不断上升，对行业的控制能力增强，参与并引发了以前主要由制造商主导的价格竞争。大型零售商凭借其广阔的市场覆盖面、采购规模和成本优势，在产品定价、货款交割等方面对生产企业的控制能力将日益增强。 同时，国际市场对我国五金产品的要求也会逐步发展变化，对中国产品的质量、包装、供货期限都会有更高的要求，甚至逐步延伸到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研发，将产品与环境保护、能源资源、人文环境结合起来。 5、市场竞争转为品质和技术的竞争 随着竞争的深入，五金产业链各阶段的利润空间均在压缩，降价的空间日趋减少。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单靠价格竞争不能建立核心竞争力，不是长远发展的方向，从而努力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许多五金企业加大了技术投入，开发新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将产品的差异化作为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寻求新的市场需求，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进入如小家电和其他相近行业)，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五金企业为了提高自身实力，更快地拓展国际市场，将通过多种手段加快和国外企业的融合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竞争力。在继续拓展美国、日本等传统国家市场的同时，在东南亚、中东、俄罗斯、欧洲、非洲等也会全面开花。


近日，围绕再制造产业的关注和讨论逐渐成为各路资本关注的热点。 随着产业链拉长，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的汽车产业，其背后正在酝酿一个巨大的新产业。昨日，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下发《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将以汽车发动机、变速箱、发电机等零部件再制造为重点，把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范围扩大到传动轴、机油泵、水泵等部件。 再制造是循环经济“再利用”的高级形式，是指将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进行专业化修复的批量化生产过程。 统计显示，如果2010年和2015年我国再制造产业水平分别达到0.2%和0.4%，再制造业年产值将分别达到740亿元和1920亿元。


在人们对富士康的第12跳惊魂未定之时，5月27日凌晨，又有一名女性从三楼坠下，受伤送往医院，被称为“疑似第13跳”。 　　一个个年轻生命的倒下，在引发了社会无限哀思和伤痛之下，很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了富士康公司。有悲懑之极的人们认为，富士康是造成所有生命离去的罪魁祸首，富士康难逃其责，富士康该死。因为，如果说1个人跳楼是个案，那么，十几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跳楼，肯定不能再说是个案。而且，与富士康类似的企业并非没有，但至少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其他企业存在这样的问题。从这些意义上讲，富士康确定无疑地存在自己的问题，而在各类媒体上发表的调查和评论中，我们差不多也已经知晓了其中的缘由，包括准军事化管理、超时“自愿加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企业对员工的关怀不够、人是机器的附属品，等等。 　　但是，即使如此，富士康就是罪魁祸首吗？面对汹涌的民意，提出这样的质疑，估计人们都会觉得胆怯，因为稍有不慎，会被认为是富士康的打手。可是，即使富士康是直接的罪魁祸首，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罪魁祸首。根据公开的资料、媒体的调查、政府或学者的调研，富士康有自身的企业管理或企业文化问题，却算不上是“血汗工厂”，比富士康还不人性的企业并非没有。即使退一步讲，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是：每次巨大的矿难，牺牲的人数都比这个多。两者之间虽然在性质上有差异，但可以引人深思的问题是：谁更漠视人命？ 　　况且，每一起自杀，都有相当复杂的因素，将原因简单化，并不能就此解决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种事情发生在富士康身上，固然有其必然性，却也具有某些耦合性。或许，我们不能就此饶恕富士康，但确实需要从其他层面来寻找原因。由于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已经接连发生，在员工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分析文章也不在少数。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李平在5月26日的发布会上的说法，算得上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的员工坠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 　　不过，他还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关注，我觉得从侧面点破了一个重要方面。李平呼吁：“富士康朝气蓬勃的年轻员工，作为深圳新一代建设者，希望所有人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勇敢面对困难，做生活的强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员工不过是“深圳新一代建设者”，这里并不是他们能够安身立命的归属之地，他们只是城市的建设者，不是城市的所有者。人的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找不到安放心灵的寄托和奋斗的价值。 　　80后、90后的农民工，按照社会学的说法，很多是“二代农民工”或“二代半农民工”。他们生存在城市之中，却不是这个城市的市民；他们的根在农村，但他们已经回不到父辈的过去。他们的迷茫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体因素造成的，而是被这个社会强加的。在这意义上来说，我们当然需要寻找每一起跳楼事件的所有直接因素，但确实也不应该回避较为间接却可能同样的社会因素。这样的说法，毫无疑问地落入了看上去较为俗套的思维之中，但我们还是必须直面其中的问题。 　　富士康难辞其咎。但是，把所有的矛头指向一家企业，固然可以让很多因素好像变得清晰起来，可也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了许多其他因素，而这，也并不能更好地化解矛盾所在。透过富士康的N连跳，我们是否更应爱去深层次地思考更多？无论是否具有媒体放大功能的影响，发生连环跳的富士康都应该受到整个社会的考问，但其中关涉到的很多因素并不是一家企业能够负载的，也是必须应该看到的。否则，假使富士康就此被灭掉了，还会出现新的富士康。要知道，这些年来，发生在高校的跳楼事件也不少，学校却没有被置为罪魁祸首，而是基本上从技术层面上寻找原因。这算不算有点比较意义上的黑色幽默？看来，很多事情深究起来，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在现有状态下，不对新型产业工人的构成、封闭式社区的管理、地方政府应该起的作用等等做进一步的探讨并拿出解决办法，祈祷不再发生跳楼事件或许只能是祈祷。


近期，随着广东佛山本田工厂的罢工事件，劳资矛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什么珠三角出现民工荒但工人工资仍难提高？为什么劳资矛盾会在这段时期凸现出来？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低廉劳动力优势还能走多远？我们试着寻找答案。 　　最近不少农民工主动在网上爆料自己的工资条比谁赚的钱更少，东莞石碣创新电子厂三月份的一张普通员工的工资条： 底薪 250 元，绩效 50元 ，周六津贴 50元 ，全勤 30元，基本工资 545元 ，夜宵补助 8元，加班工资合计303元，加班时间长达121小时。扣去伙食费165元，燃气费14元、福利费10元，罚款25元，每个月上29天班，共计370多个小时，没有缺席过的普通员工的收入共计642元。“在东莞这样高消费的地方，这点收入可怎么活啊？”网友评论说。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明忠表示，在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工人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工人必须靠加班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工资。不少企业老板认为工人一个月可以拿到1800元以上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但是却没有不认为这些工人是在超负荷劳动的基础上才赚到的。工人的基本薪酬仍很低。 　　“珠三角的民工荒目前还是建立在工资福利不高的基础上的。”罗明忠说。数据显示，虽然近些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居民分配份额却不断下降。1993年～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49.49%降至39.74%。而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2000年至2007年的8年间下滑了11.7个百分点。在过去二十二年里，资本报酬比重反升两成，这表明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工资性收入的合理增长”成为公众最迫切意愿。 　　追问 出口加工企业仍未完全复苏 　　罗明忠表示，有三大原因导致了近段时间劳资矛盾凸现。首先就是目前的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不断升高，但是工人的薪资却没有明显变化。 　　另外，目前以出口为主的加工企业受到经济危机影响，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整体盈利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订单不稳定等问题，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 　　一位在南海松岗专门做食品出口的企业老板梁虹（化名）昨天告诉本报记者，他们为外商生产一瓶饮料才赚0.1到0.15元。而且竞争非常激烈，仅在公司周围就有10多家同类企业，大家相互压价，现在原材料不断上涨，企业过得很艰难。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在观念上也有差异。罗明忠表示，上一代民工工作目标比较单一，就是赚钱养家。但是现在的民工更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关注前途，这导致工人的忍耐力下降，矛盾也容易激化。“有些员工说今天不干就马上走人，我们都是流水线作业，少了一个人生产就很难进行。”梁虹说。 　　影响　“世界工厂”面临转型挑战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尤其是加工贸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加工贸易约占中国贸易总量的50%，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创造了名义上的巨额贸易顺差。 　　但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加工贸易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率极低。有数据表明，目前加工贸易的利润仅仅在5%左右。 　　和汇率变动一样，人力成本的上涨同样考验着中国制造。据悉，广东今年5月1日开始已经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广州提高两成，全国还有10多个省份准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加薪也日渐提上企业日程。深圳一家代工企业宣布加薪两成二，梁虹的公司工人的工资已经从去年的1000元上涨到1500元，如果加上加班费等，一个月下来有1800到2000元。“不涨没有办法，招不到人也留不住人。”罗明忠表示，从最近几起劳资冲突事件上看，未来工厂提高工资待遇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而且会给予员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中国低廉劳动力时代或许已接近尾声。人力成本的增加，势必会打破目前我国制造业的经济模式，在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非洲等地其更加低廉的人力成本正在引起世界加工业的注意。不少服装企业反映，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跟他们抢订单。“传统的低工资、低成本、低利润的制造业模式必将升级换代。”罗明忠表示。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企业如果仍然沉浸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停留在“中国组装”、“世界工厂”的低附加值模式,而不主动向自主研发、自主品牌模式进行转型,未来将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5月14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立即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近日，来自各行业、领域的投资专家对于未来民营资本的投向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预测，现将有关的分析和观点汇总如下。 　　对于石油行业来说，新36条明确规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建设。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 　　这对我国石油工业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市场格局以及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石油行业能够真正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还将是长期过程。 　　对于石油天然气等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的传统能源领域来说，如果以为凭借国家的一个或若干文件就能将民企全面规模化第引入，这似乎是有些过于乐观的想法。 有专家认为，民营资本第一个最应该进入的领域是战略性竞争企业，如许多重化工业，而不是垄断行业、公益事业。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公益事业不外是想分享垄断利润，但垄断行业、公益事业开放是有限的，如开放10%的股权，相对于90%国有产权，其收益权不可能得到保障，除非独资，但让民营独资搞垄断行业、公益事业除了仍有很强的体制性障碍的外，更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会比国有企业干得更差，所以，这不是个好选择。 最好的选择是让其进入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竞争部门)，使大产业国有资本加快退出，民营资本大量进入，而且不受股权比重的限制，如汽车行业，外资控股可以达50%，那么，对民营资本完全可以达到51%以上。只有民营资本大量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升级才有希望。 从另一个角度看，给民营资本一个大的空间，不仅仅限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产业，民营资本对实体投资的积极才会增强，否则，逐步退出实体、进入各种“炒市”是其必然也无奈的选择。 　　民营资本还可大量进入的行业还有海外资源投资和金融领域。这里有一个问题，许多民营资本是家族企业，而且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们进入大制造业、金融领域缺乏能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两条，一是降低准入门槛，二是鼓励金融创新，如鼓励他们将分散的资本通过PE的方式迂回投资于大产业。


对于汽车电子在汽车产品中的重要性，很多业内外专家已经发表过无数的评论。记者采访了德尔福公司全球副总裁、德尔福产品及服务解决方案事业部全球总裁法兰克 奥迪斯先生，他对汽车电子产业的评价是：“目前，整个汽车产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于原配套业务技术的变革和革新，我们称之为‘汽车电子革命’”。 有专家称，目前豪华汽车的汽车电子比重高达30%以上，并且一辆车上的所有微电脑加起来有二三十个之多，这话其实并不假。 就拿当前市场上比较火热的大众高尔夫6来看，虽然仅为一款紧凑型车，以同为1.6升排量+7速DSG双离合自动变速器的“时尚型”和“豪华型”两款车来对比，厂方报价即相差2.4万元。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到，定速巡航、影像泊车辅助、前照灯延时关闭/自动开闭、电动天窗、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自动感应前雨刷、空调自动花粉过滤、空调调温区和后排出风口、前排座椅电动12向调节、多功能方向盘以及多媒体方面的单碟CD与6碟CD之分、USB/AUX/IPOD接口的有无、4喇叭与8喇叭之分、显示屏幕的有无，这些差别都属于汽车电子范畴。除了车轮、座椅和方向盘材质不属于汽车电子领域之外，两款车的价差集中体现在了不同的汽车电子配置上。 智能信息集成技术已使工作与生活衔接得天衣无缝 其实就汽车电子而言，从发动机管理系统、变速器控制单元，到目前大家广为熟知的ESP电子稳定程序、ABS防抱死制动系统、电动助力转向，以及安全气囊控制、智能转向大灯、胎压监控、电控门窗等都离不开汽车电子的支持。 尤其是近几年，汽车电子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一些新车和概念车的推出，新的理念、新的产品也不断涌现。如日本的丰田、马自达、三菱等品牌普遍已拥有的G-Book智能副驾技术，其实它就是一台可移动的信息载体，实现了移动生活与工作之间的无缝连接。 而将车载Telematics系统（智能远程信息服务）与信息娱乐（Infotaiment）、导航（Navigation）、远程诊断（RemoteDiagnostics）、安全防护（Safety&Security）、通信（Communication）等系统集成后的网络智能信息化Telematics系统，则可做到随时提供安全服务、信息服务、导航服务、通信服务及娱乐服务。系统提供的防盗追踪、远程诊断、在线实时新闻、股票、天气等信息播报、收发电子邮件、动态导航等强大功能，通过安全便捷的互联网资源在车内实现了高科技网络信息化的汽车生活。 新的理念可在一车上实现不同需求 在去年举办的上海国际车展上，伟世通公司推出了一款整合式的汽车座舱电子单元。这项具有创新概念的集音响驾驶信息和空调控制系统于一体的独特设计方案，可为整车厂带来强大的灵活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个性化的定制。与传统产品相比，该款产品采用可扩展、灵活的平台，支持不同程度的功能内容，并能便捷快速地更改设计和功能升级，可以适应客户不断变化的要求。同时，这款高度集成的产品省却了连接三个独立控制单元的网络和线束，有利于汽车厂商降低集成的复杂性，节省了组装时间并简化了库存管理。 这种可随驾驶者意愿改变的车内组合方案，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有了更大的发挥。德国大陆公司在北京车展期间发布的一款具有“简化您的驾驶”理念的技术，通过改变发动机、变速器、悬架、信息娱乐与舒适系统的设置，以及通过改变操作和显示界面的方式，能让消费者在同一辆车上获得不同车型的驾驶体验：驾驶者可以在星期五将其设置成休闲商务旅行的舒适型车，星期六设置成周末购物的环保型车，星期日则可设置成享受动感驾驶乐趣的运动型车。而且这种原本可能配置于高档车上的技术已经服务于普通经济型轿车，不久的将来更多的消费者就能拥有一辆靠汽车电子调节的多变汽车。 这种驾驶理念不仅吸引着终端消费者，目前多家汽车厂商已经在做着相似的工作。丰田公司总裁丰田章男就强调，他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开发“快乐驾驶”的车型。他所说的“快乐驾驶”车型，简单来讲就是向用户提供基本的车型，但同时配备多种个性化的选项。 简单系统可创造大效益 节能和环保压力带给人们紧迫感的同时，也使汽车从业者开发出更多简便易行的技术方案。以目前开始在欧洲流行的车辆起动/停止系统来看，这项能使车辆既降低油耗又能减少排放的技术已经得到大众等多家公司的青睐。 以奥迪在量产车中推广的IEM创新能量管理系统为例，该系统包括起停系统、能量回收系统、优化的汽车耗电以及高效空调系统，通过对全车能耗部件的有效管理可以降低高达10%的燃料消耗。 据相关系统生产厂商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车辆起停系统的装配率将达到30%，届时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的装配率将分别达到60%和80%。 可以预见，整合了能量管理、环境友好、主被动安全以及娱乐信息功能的汽车电子技术，未来带给社会的收益会超过任何其他技术。对此，中国汽车企业、相关的汽车管理部门、科研院所，应在汽车电子产品的开发和应用上有所规划和投入，为提高未来汽车的安全、环保、节能性和实现整车电动化打下坚实基础。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比较，我国在RFID产业起步较晚，发展还较为落后。但是，得到国家通过金卡工程等试点工程和第二代身份证等大项目的积极推动;作巨大潜在市场价值吸引的各方企业投入;以及配套设施的日渐成熟，使得国内市场发展步伐在不断加快，产业链日渐立体化，RFID产品逐渐丰富，应用领域在各行业扩展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产业发展前景可期。 　　诺达咨询《物联网系列—RFID应用及市场发展分析报告2010》对中国RFID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其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产业发展步伐加快 　　近几年，随着应用的推广，中国RFID产业步伐加快。在身份识别、安全门禁、电子票证、交通等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的应用，随着应用在越来越多行业的渗透、标签价格逐渐下降，市场环境的逐步完善，中国RFID产业发展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产品日渐多样化 　目前，国内RFID市场企业已经有了一定数量，也不乏上市公司和大规模企业，市场发展形势和良好前景也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　 由于RFID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扩大，需求的上升，各大厂商所推出的RFID产品也随之变得多样化，包括：电子标签、读写器、芯片以及其它产品。随着时代的发展，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增强，单一产品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发展和市场需求。芯片频率、容量、天线、封装材料等组合形成产品系列化，与其它高科技融合，如：传感器、 GPS、生物识别相结合，将由单一识别向多功能识别发展。 　　随着RFID产品的不断多样化，将进一步的带动RFID市场的稳步上升。未来，随着RFID技术的发展和标准的不断完善，RFID产品也将变得更加成熟、廉价和多样化。 　　新应用领域得到拓展 　　随着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中国RFID应用范围和领域在不断扩展。 　　以金卡工程为例，自2004年国家金卡工程将RFID列为重点开始，金卡工程每年都推出新的RFID应用试点工程。RFID应用试点工程项目涉及电子票证与身份鉴定、动物追踪/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业生产管理/煤矿安全生产、电子通关与路桥收费、智能交通与车辆管理、供应链管理与现代物流、危险品与军用物资管理、贵重物品防伪、票务及城市重大活动管理、图书及重要文档管理、数字化景区与旅游等。 　　RFID标签在我国的应用最早是在铁路运输，随后发展到食品、物流等，目前，已经在公共交通“一卡通”、高速公路收费、城市暂住证等各类电子证照与重要商品防伪、动植物电子标志、食品/药品实时跟踪管理以及现代物流管理等领域先后启动了RFID应用试点项目，并且，试点项目在不断增加。


由于受同一零部件缺陷的影响，去年4月27日，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重庆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3家车企共同召回了6款1.3549万辆轿车。多家车企因同一零部件质量问题、同一天宣布召回，在中国汽车召回史上尚属罕见。 无独有偶，去年下半年以来，丰田等国际知名大牌汽车在全球接二连三地宣布召回，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供应商供应的零部件出现质量问题。 随着召回不断，零部件质量问题越来越受社会关注。汽车分析师贾新光表示，召回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又一个零部件生产、检测过程的管控失误，是零部件质量问题。有关专家呼吁，中国汽车召回范围应该扩大到零部件企业。 零部件召回是发达国家惯例 自中国实施汽车召回以来，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已完成召回缺陷汽车321万辆，为社会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30亿元。目前我国已将M1类(9座以下载客汽车)、M2、M3类客车、N类、O类等全部车辆(摩托车除外)纳入缺陷产品召回管理范围。正如国家质检总局质量司副司长惠博阳在去年8月28召开的货车召回制度宣贯会上所说，目前我国汽车召回已经实现良性发展，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但是，一部汽车由几万个零部件组成，只要有一个零部件发生质量问题或设计有缺陷，都会给汽车埋下不安全隐患。召回实施近6年来，我国一直是对整车实施召回，并没有开始对汽车零部件实施召回。有资料显示，自2004年至2009年期间，因汽车零部件缺陷而发布召回的比例占5年召回总数量的30%。其中，制动配件类缺陷问题最多。曾有召回专家告诉记者，之所以目前尚未实施零部件召回，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有实力的零部件企业不多，一家零部件企业可以向多家整车企业、多品牌提供服务。一旦该零部件出现问题，召回涉及的范围太大，而且目前我国零部件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较差。 记者了解到，在国外，对汽车零部件进行召回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仅2008年，美国NHTSA(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共召回汽车778次，其中，轮胎召回20次、零部件召回66次。显然，零部件召回，这已是大势所趋的事情。 零部件质量拖累行业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汽车产销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研发能力、技术水平、科技含量、产品附加值等方面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占乘用车市场份额40%的自主品牌汽车档次较低，质量稳定性相对较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汽车行业的自主零部件产业还很不适应整车发展的需要，拖了中国汽车工业健康发展的后腿。 我国现有7500多家规模以上的零部件企业，但是能生产出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企业却很少，大部分处于仿制或局部开发的状态。我国零部件的装备水平与国外的差距大约为15年。零部件企业如何更有效地把关零部件质量，是关乎企业生存、广大车主生命的大事。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能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中国汽车工业由大变强的愿望就不可能实现。他建议中国的零部件企业，要坚持对外开放，加强与国外中小零部件企业的合作，提高基础技术实力。与国外零部件企业合作，购买产品、工艺技术和关键工艺装备等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他认为，一些综合实力强大的零部件企业集团，应适时并购或入股国外陷入困境的中小零部件企业，获得产品的品牌、技术，拉长产业链，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外，零部件企业还应积极拓展国际零部件售后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整车配套市场，努力提高我国汽车零部件的国际化水平。 车企也要学会风险分担 在没有正式对零部件企业实施召回之前，为了避免大规模召回的风险，专家建议，汽车企业在选择零部件商时可以“脚踩两只船”，这样，可以分担召回风险。 今年3月，通用汽车召回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据通用汽车相关人士介绍：在中国市场生产的轿车，没有采购与海外市场相同的零部件商的产品，所以减少了中国市场的损失。去年丰田在美国大范围召回时，中国市场比较平静，也是因为中国丰田车与美国丰田车的零部件供应商不同。据丰田汽车内部人士透露，丰田向全球供应商进行商品采购时，会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被称之为“丰田图”，它是由丰田设计开发的零部件结构图经过探讨后把图提供给当地供应商生产加工。第二种叫做“认可图”，是丰田公司向供应商提出技术要求，零部件供应商自主开发，在达到丰田技术许可后丰田再采用他们的零部件。两种采购“图”径的实施，使广汽丰田有效避免了大规模召回。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的指导和积极推动下，在5月17日举办的“2010中国(常州)太阳能光伏产业年会暨中国光伏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上，由22家单位发起的中国光伏产业联盟正式宣布成立。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肖华、副巡视员王勃华，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处长江川，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龚怀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洪京一，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锐，常州市武进区常务副区长张建新等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专家学者、协会负责人、企业高层等约200人参加会议。 　　中国光伏产业联盟是由从事光伏产品及应用的研究、开发、制造、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机构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22家发起单位涵盖了多晶硅及硅片、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应用系统及专用设备在内的产业链骨干企业。这些企业的多晶硅总产量占到全国的70%以上，太阳能电池总产量占到全国的50%以上，其中4家企业为2009年全球光伏10强企业，在行业内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极高的影响力。联盟的成立对于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光伏产业进入了携手共进、联合发展的新时代。 　　肖华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2009年中国大陆多晶硅产量超过了2万吨，太阳能电池产量超过了4000兆瓦，连续3年成为全球太阳能电池生产的第一大国。 　　作为行业的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始终积极支持和引导光伏产业的发展，不断加大工作力度。一方面加快制定多晶硅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多晶硅行业的准入条件，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会同国家发改委起草关于全国光伏产业的报告，对光伏行业的发展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提出发展思路，上报国务院;另一方面，通过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技术改造专项，支持多晶硅电池及组件、设备等领域的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他表示，中国光伏产业联盟的成立是顺应新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将为整个光伏行业的发展搭建公共平台，有利于推动产业上下游协作，加强行业内外的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有利于促进产业的推广宣传和政策沟通，共同应对国际产业竞争。今后我们将全力支持中国光伏产业联盟的工作，以引导行业联合创新、推动应用、规范发展为核心，继续研究鼓励光伏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力度，促进我国多晶硅和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光伏产业联盟首任秘书长王勃华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多晶硅材料、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光伏系统安装、专用设备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太阳能光伏产业链。今后，我们要规范光伏产业的发展，加强产业的统筹引导;要支持国内市场加快启动，巩固和扩大国外市场;要增强行业合作和自律;要继续加大创新支持力度，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要完善标准体系，推动产品认证监测制度建设。 　　在联盟成立大会上，晶龙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靳保芳代表联盟宣读成立宣言，向社会承诺联盟将致力于促进产业内以及跨行业的资源整合与共享，推动建设完善的标准和知识产权体系，搭建信息交流、技术合作、市场应用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与政府部门、相关产业界的沟通，支撑光伏市场健康发展，开展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事业。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施正荣担任中国光伏产业联盟主席，联盟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光伏产业研究所。 　　本次会议以“结构调整 合作共赢”为主题，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指导，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电子报社、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承办，中国电子学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新能源商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协办。 　　在本届年会上，与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高层探讨了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前景、技术趋势和业界对国家政策的期望等热点话题。会议还特别邀请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解读了日本太阳能光伏产业政策。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如火如荼执行的同时，一个巨大的产业正在酝酿。记者21日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扶持政策有望尽快出台。 　　业内人士预计，仅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一项，2015年的市场规模就将超过250亿元。而在政府的扶持下，其他产品的再制造市场规模将更加可观。 　　部分再制造项目将获财政支持 　　发改委人士表示，已经组织起草了《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拟于近期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推动再制造产业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再制造是指将机电产品运用高科技进行专业化修复或升级改造，使其恢复到像新品一样或优于新品的批量化制造过程。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的研究，与新品相比，再制造产品将节约成本50%，节能60%，节材70%，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与制造新品相比显著降低。 　　发改委人士表示，即将出台的《意见》提出，将编制《再制造产品目录》，对列入目录产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该人士还表示，下一步，并将继续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再制造重点项目，培育一批再制造典型企业。 　　再制造市场规模难以估量 　　培养新兴产业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作。上述人士表示，今明两年，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再制造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十二五”时期我国促进再制造产业健康发展的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推动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种种因素决定，再制造产业有望从此步入快车道。徐滨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进口的设备就达到万亿元，这些设备即将陆续进入报废期，如果能够通过再制造工程修复，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同时，再制造的操作流程更繁复，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更大。一般来说，回收的废旧物资多种多样，新旧程度也不一，拆解、清洗、零件检测、筛选等流程的工作只能由人工来完成，使用劳动力比使用机器更划算。 　　徐滨士表示，“在再制造过程中，劳动力和日常开销等成本占到了60%以上。这一特点，也正好适应中国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形势，可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晏一平预计，到201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将达到2200万辆，零部件需求将达到5100亿元，若5%采用再制造件，需求也将达到255亿元。 　　而汽车备件再制造只是再制造产业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发改委人士表示，今后将在推动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化的同时，推动工程机械、机床等产品再制造，提高技术水平，扩大推广应用。 　　2015年汽车零部件再制造：255亿元或是市场底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晏一平预计，到2015年，我国汽车零部件需求将达5100亿元，若5%采用再制造件，需求将达255亿元。


就在富士康的“9连跳”让大家心有余悸时，“第10跳”又发生了。 　　为什么是富士康？ 　　社科院一位资深学者的看法或许可以作为解答：富士康管理制度的缺陷，在一个个悲剧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员工的压力在那里得不到有效的释放。 　　资深培训师、资深心理咨询师梁朝晖说，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缺乏一个重要的人来引导。我们要给那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极大的关心和关注，他们是中国未来的中间力量，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中国未来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富士康的“十连跳”将新生代打工族的心理健康问题放到了聚光灯下。与此同时，一个陌生的名词也逐渐浮出水面——心理资本。 　　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是促进个人成长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包含自我效能感（自信）、希望、乐观、坚韧、情绪智力等。 　　目前，越来越多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已经意识到，心理资本已成为一种无形的人力新资本。这种无形的资本，能给企业带来无形的价值。 　　大企业EAP成趋势 　　3月份的一天，心理咨询师梁朝晖去南方一家公司做培训。 　　早晨8点钟，恰值夜班和白班职工换班。从车间走进走出的工人身着统一的工装，有的人头发染着颜色，互相追逐打闹。在培训课上，梁朝晖看到很多人用的手机还不错，他们一直不停地在那里摆弄着。 　　“那些手机是他们的朋友、心灵的慰藉，为他们单调和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色彩与欢乐。看着他们，我心中满是怜惜和忧虑。”梁朝晖告诉记者。 　　梁朝晖表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杀行为会影响到周围有同质性问题的5~6个人，工作场合的传染性更强烈。富士康员工背景有很大的同质性，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十连跳是自杀的传染性催生的。这种情况下，不仅仅要对处在危机状态的人群做干预，在日常中，生命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实际中，目前国内大企业对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已越来越重视。 　　联想集团原来负责人力资源的工作人员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联想集团关于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的产品有很多，其中就包括为员工购买EAP。 　　EAP是 “员工帮助计划”（EmployeeAssistanceProgram）的英文缩写，是一套干预计划，用以预防和解决可能影响员工绩效的工作和个人问题，是企业为员工购买、员工免费享用的心理健康福利。通俗地讲，它是一个心理服务系统，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满足员工的心理健康需求，也是设法解决个人困扰的一个新的途径。 　　记者了解到，目前世界500强中90％以上建立了EAP。在这种背景下，惠普、摩托罗拉、思科、阿尔卡特、诺基亚、爱立信、可口可乐、杜邦、宝洁等一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IT企业纷纷启动它们在中国的EAP项目。 　　EAP主要包括初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三方面内容，作用分别是消除诱发问题的来源、教育和培训，以及员工心理咨询与辅导。 　　为中国企业提供EAP服务的盛心阳光市场部经理王睿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购买EAP产品的企业多半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及武汉等大城市。 　　在职业生涯刚开始时，王睿在监狱里给犯人做心理辅导，他说在那里经常会看到一些失败案例。而在这里看到的是不同的个案。“因为接受EAP的人，是一群生活已经不错，希望过得更好的人。” 　　柔性管理不仅是咖啡厅 　　富士康事件对企业管理的第二次折射，是传统管理方式的转变。 　　那些大的流水线企业，能不能在军事化、流程化、硬性化的管理之下加入柔性、变通的管理方式？这是梁朝晖思考的问题。 　　如何体现柔性？具体做法是从基层做起。同伴的安抚、慰藉作用对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尤其重要。如果管理层认识到这种作用，可以有意识地对新员工的分组进行调整。如按照性格特质、籍贯等进行分类，把新员工安排在有老乡或同学的班组中，或者是把内向的人安排在外向的人多一点的组里，优化人际关系，起到减压的作用。另一个方式是从员工中寻找同辈心理辅导员，营造一个以探讨自己内心需求动机、人生发展目标的氛围，进而引发他们学习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热情。那些孩子可能学历不高，但并不表示他们没有求知的欲望，而知识恰是提升人生智慧的营养。 对于富士康的最高层来说，不可谓不重视已经发生地这些血淋淋的事件。在发生了N连跳时，已经花费巨资从五台山请来高僧做法事，以求能够有效阻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甚至在一些硬件设施上来说，富士康也还是有所作为的。 　　去过富士康的人都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富士康生产区非常好，在厂子里配备网球场、咖啡厅、宣泄室，但员工们会想，我辛辛苦苦加班挣了一点加班费，能去喝一杯几十块钱的咖啡？打一次几十块钱的网球？这对那些他们来说太奢侈了。 　　梁朝晖说，并不能说这些供发泄的硬件配套放在那里了，就一定能起到作用。它只是迎合了一部分人的需求，还有更多的人需要个性化的减压方式。有一些白领喜欢的减压方式蓝领工人未必就能接纳。正如公司附近新开了一家咖啡厅，有的人只当是一道风景，从未光顾过一样，差异化、匹配性才是关键。 　　所以，梁朝晖说，企业关注员工心理健康，最好的方式就是匹配他们真正的需求。蓝领需要什么？白领需要什么？高层管理者需要什么？迎合他们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需求，才是最好的方式。 　　谁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 　　一位在南方有工厂管理经历的职业经理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富士康事件除了让企业开始重视员工的心理干预，并转变企业管理方式外，更开始思考一个中长期的话题：新一代员工特殊的身份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 　　上述职业经理人介绍，现在外出打工的，“80后已经是主流了，90后越来越多”。他们肩负着两个使命，一个是改变父辈的生活质量，一个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使命压在他们的肩上，很多时候他们不清楚该如何去达到目标。 　　看到父母的辛劳，他们在想，他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挣更多的钱？现实是，他们要挣很多钱的理想与实际情况反差很大，他们除了加班多挣几百块钱，没有其他的职业成长通道。奋斗目标的难以实现，很容易让他们急功近利、自暴自弃、犹豫徘徊。继而，会有复杂的情绪呈现出来。在多重负面情绪的交织下，他们的内心就会越来越脆弱。 　　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让他们再回到农村，很困难了。他们上了这个轨道，尽管这个轨道充满了坎坷，但是他们已经回不到起点了。相对于30、40岁从农村到城市闯世界的人而言，这些孩子只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具体需要什么，他们并不太明晰。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没有方向。” 　　有数据显示，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超过1.4亿，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7%。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其中也包括各式各样的“富士康”。 　　梁朝晖说，这些孩子身心还不够成熟，面对问题有很多困惑，处理问题力不从心。这一阶段，尤其需要他人的导引。当他们独自行走在人生这条路上，徘徊迷茫，受挫后容易绝望。如果此时没有足够的支持，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持续的压力会引发自杀的想法。一旦自杀的想法确定后，他们的表现或者是很平静，或者是更为怪异。这些都是提示干预的早期信号和敏感时期。 　　富士康80后、90后员工心理样本 　　“铁汉”是莫大的侮辱 　　采访人：小朱（化名）在富士康工作时间：3个月学历：中专 　　其实，小朱有一个秘密。 　　对外宣称1987年出生的他，实际上是1990年出生的。他说，“我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小孩子。” 　　小朱在富士康工作3个月后离职，离职请求没得到允许。为此，他少拿了半个月的工资。 　　现在小朱在北京一家旅游票务公司工作，负责与大学生对接。一月2000多的薪水对他来说，还是有点捉襟见肘。但是，如他所说，在这里比在富士康工作时心情舒畅，自由多了。 　　小朱说，他不喜欢富士康。从富士康离开，他觉得像“逃离”。 　　小朱在富士康负责的工作不是流水线，而是新员工入职培训。按照小朱的说法，新员工有两种，一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一种是文化程度不是那么高的蓝领。小朱负责蓝领新员工入职培训，主要是团队、安全和协调方面的常识。 　　他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观澜分区的分厂有一些重金属加工的作业场所，里面的工人主要工作是打磨抛光，他们除了底薪比其他一线工人高一点点以外，没有更多的职业福利。他们拿着1600元的底薪，穿着与其他蓝领工人不一样的制服——无袖背心，上面印着“铁汉”两字。 　　“我总觉得‘铁汉’两个字是莫大的污辱和歧视。”小朱说，他的性格外向，对富士康很多军事化的流程很看不惯。“一点也不人性化”，他说，其他性格的人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看法。 　　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在的公司，小朱很受大家喜欢。大家对他的昵称是“从劳工圈里逃出来的那个家伙”。 　　小朱说，富士康那个企业太大了，仅深圳那个厂区就有40多万人，光保安就有1万多人。“都是年轻人，凶巴巴的。发生这么多的自杀事件，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个概率的问题？” 　　宿舍里很多人都不认识 　　出场人：小张（化名）在富士康工作时间：2年半 （2007年3月入职，2009年年底离开）学历：高中 　　1988年出生的小张现在有女朋友了，是个漂亮的广西女孩。因为她，小张才从富士康来到了江苏省江阴市这个200人规模的纺织厂，做布料配色工作。 　　小张经历过同事跳楼一事。他说那个跳楼的小孩，可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小张想不明白的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自杀呢？如果工作得实在不开心，可以辞职，最多不要10天的工资。 　　他说，富士康还是挺不错的。除了紧张、忙碌的流水线，他很怀念富士康的待遇，还有那个环境非常好的宿舍。曾经分配给他的那个21人的宿舍，实际上只住了12个人。虽然这样，他还是选择在外面和同事共同承担240元左右的房租。他说，上、中、下三层的床铺让他觉得太压抑，最痛苦的是，虽然宿舍里住了那么多人，但是大家都不认识，没有话题。 　　小张在江阴的收入比在富士康差远了。但即便这样，他也不愿再回到富士康。他说，虽然那边很好，但是就是干得很烦。其实，跟小张在一起的很多同事，现在都升为领班了。以前小张辞职要走的时候，领导说给他升为领班，他没有同意。 　　“我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自杀，而且那么多人。”小张说，别人都说那里的压力多么大，我没感觉出来有多么大的压力。宿舍里电视，还可以打台球。不住宿舍的小张享受不了宿舍的配套服务——电视和打台球。闷的时候，小张会去厂外面的网吧上网。 　　如同采访过程中，一位曾经亲临富士康检查机器装备情况的合作伙伴对记者说，富士康的配套设施还是很好的。 　　小张说，厂子里面有图书馆，有装修感觉很好的网吧，有宣泄室、咖啡厅，还有肯德基、康师傅面馆。 　　从富士康出来以后的6个月，小张再也没有碰到比富士康待遇更好的厂子。虽然有点不适应，但小张说“习惯就好了”。关于未来，小张说，过一天算一天吧。 　　盛大游戏前CEO李瑜：用互联网的方式舒缓压力 　　富士康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所有企业都面临的人力资本现实：中国的员工主体，已经逐渐由60后、70后向80后、90后转变。抛开以年代划分人群的简单和粗暴，与他们年长的同事们相比，年轻员工对心理咨询的需求超过了管理层过往的经验。 　　《每日经济新闻》在围绕企业管理话题的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国内不少资本和创业人已经关注到这一领域的需求。盛大游戏前CEO兼董事、禹容网络创始人兼CEO李瑜就是众多尝试者之一。她构想已久的一有关心灵健康的互动性网络产品有望在一个多月后正式上线。 　　创业招募心理咨询人士 　　“先不评论这些个体（富士康）事件，我想要讲的是现在的大众意识，”李瑜表示，“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学会管理情绪有多重要。” 　　今年2月21日，李瑜从盛大辞职和先生陈曜联合创办了自己的互联网公司禹容网络，其核心产品uTan致力于帮助人们调节情绪。 　　李瑜表示，“哈佛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科学证明快乐的情绪是可以传播的，并且分多种层次传播。在真实社会中，情绪的传播可能到达临近的人，但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传播的力量被规模化，且不受时空的限制。” 　　根据快乐传播的理论，禹容网络正在开发他们的第一款名为uTan的产品。uTan的中文名字尚未确定，但其中可以肯定的“谈”字表明，交谈式的沟通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只是交谈，还有更多互动娱乐元素，”李瑜透露，“SNS（社区）只是虚拟世界中的某一类产品，而uTan是泛虚拟世界的互联网产品，宗旨是‘传播快乐、按摩心灵’，我们希望通过它把正面的情绪强化，同时削弱和控制负面情绪。” 　　在禹容网络的网站招聘中，很清楚地显示有对视觉设计、网游产品设计，以及网游运营人才的需求。而《每日经济新闻》了解到，公司还在通过其他渠道招募心理学相关专业及有心理咨询资质的人士。据悉，他们将被要求接待网站客户及接听热线，并给客户建立、维护心理咨询档案。 　　5月18日，已开发了4个多月的uTan向首批用户实行封测。李瑜预计，顺利的话产品可在7月正式上线。 　　80后、90后多“迷惘” 　　据富士康人士介绍，接连发生在工厂内的10连跳，当事人的年龄全部介于18岁到27岁之间，这使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怎么了？ 　　巧合的是，在对自己的创业项目前期收回的数万份问卷、1万多份有效问卷仔细研读后，李瑜发现，绝大部分意向者为80后、90后。“这个结果让我有点意外，因为我们的产品的设定对象是全年龄段的，通过这个发现，可能今后会对80后、90后在设计上更关注。” 　　“这些80后、90后中非常多的人在问卷中填了‘迷惘’这个词”，李瑜接着说“他们被大众称为垮掉的一代，但事实上，他们真实的内心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被误解了，社会对他们没有真正地去理解、观察和发现。” 　　5月19日，李瑜被邀请参加清华大学的一个学子讲座，她说有调查表明压力的四大要素示“四子”，结果台下学生异口同声喊出：“房子、车子、票子、妻子”。 　　李瑜告诉《每日经济新闻》，在她念书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现在18岁到22岁的人，不需要把这样的担子压在肩上。因为在这种压力底下，个人没有办法去绽放和发展。而为了对亲人负更多的责任，人就变得浮躁了。” 　　她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浮躁”不是自私自利的表现，而正是有责任心的表现。18~30岁的年轻人需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情绪在互联网上找出口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方向的博士后傅玉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在微博上看到的负面新闻要比日常生活中所闻多了许多，他认为这一方面是人们爱看负面、传播负面的心理在作祟，另一方面是信息在互联网环境下传播的条件相对宽松所致。 　　“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独特的‘报忧不报喜’。互联网有聚焦、放大信息的作用，每天在网上的负面新闻看多了，会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想法造成影响。”傅玉辉告诉记者，这就是互联网营造的拟态环境。 　　事实上，有人认为，近年来类似富士康跳楼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与信息通过网络传播的新途径有一定关系，因为负面情绪在传播中迅速扩大。 　　当然也有正面的作用，互联网将原本有很多级的人际传播缩减为2级。傅玉辉表示，“如在开心网，它会给你介绍朋友的朋友，让你沿着人际网络不停走下去。认识了一个人就相当于认识了一个群体。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接收快乐的信息，就要先找到一个积极的入口。” 　　除了开心网等网站，互联网上已有一些纯粹以情绪和心态聚集用户的网站，抱怨生活的、分享发现乐趣的、倾诉秘密的，如著名的FML在国内亦有翻版。 　　傅玉辉认为，由于人们压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情需要释放和宣泄，这类网站有其存在的理由，并且 “将来的表现形式也会更多，SNS、微博客、虚拟、泛虚拟等等。” 　　李瑜则表示，做这个互动性网络产品的念头，在她本科学习时已产生，但在微软和盛大分别工作5年后，她更深刻地掌握了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的即时性和规模效应，能有效帮助更多人了解自己、随时随地地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最新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中国4月份制造业指数上升至55.7，比3月份高0.6个百分点，同时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状况也在进一步好转。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并且经济复苏的动力逐渐从政策刺激下的补库存逐渐过渡到内在性需求的扩张。 　　国家统计局最新出台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10年一季度GDP、CPI、PPI各项数据涨幅均环比上月扩大，并继续保持正增长。后危机时代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赋予了企业新一轮强势成长的机遇。金融危机的历练，让中国企业开始认清自己的薄弱点，在大量生产和低价竞争的蓝海里，中国的企业早已不具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如何让企业加快改革步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无疑将是大势所趋。 　　据了解，金融危机期间，受大环境的影响，许多制造业企业订单减少、开工不足，大量生产早已不是企业的竞争优势，低生产成本必须转变技术创新研发的优势、内部管理效益的提升和快速响应的能力。有专家预计，随着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压力的剧增，中国企业的信息化需求将出现放量增长，对企业管理核心价值的关注更是上升到一个高度。以ERP为代表的信息化管理工具，是本土管理思想与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完美结合，利用信息化手段，构建以管理价值为核心的科学、理性的企业价值体系，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认同。 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与客户需求，中国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管理和成长的挑战，任何企业都期望建立高度灵活的业务架构，强化全球范围内资源整合能力，获取产业链竞争优势……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经历着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制造再到世界创造；从单一企业到集团企业再到全球性集团企业；从单一组织到多组织再到跨国多组织；从手工式管理到电脑管理再到多组织协同管理；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再到以客户为中心管理；从企业竞争到地区竞争再到国家竞争。 　　由于世界级制造不同于传统的销售采购关系，而是更加强调上下游协同（部件协同和工序协同）；产品的专业化程度、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交货期要求越来越精确——精细化生产管理、精细化成本核算成为企业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上游竞争加剧，市场越来越细分；按单设计和大规模定制需求越来越多，对企业内部生产组织模式、柔性制造、Cell制造、JIT生产、看板管理要求越来越高；设备和制造技术越来越精密、自动化程度高；如何协调和充分利用产能，MES、自动配置等需求也很强烈。 　　显然，世界级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集团化企业需要多组织管理，全球化企业需要跨国界管理，多工厂需要先进制造与生产协同管理，产业链竞争需要上下游协同管理，多品种大批量生产方式需要精益式生产管理，机械装备类企业需要模块化专项销售和生产管理，电子产品行业需要批号和序列号追踪管理，汽车及汽车配件业需要零库存管理，机械零件类企业需要车间工序管理，单件小批量生产需要敏捷制造管理，大批量流水线生产需要重复式生产管理…… 总之，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复苏和持续性的扩张，企业管理的价值的提升正摆在越来越显著地位置上了。 　　


从比较流行的产业链观点来分析,贴牌、代工、品牌效应等等,似乎可以解释商品价格为什么外低内高,这也是很多人赞同的观点,于是也就顺理成章的提出所谓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这种学究式的理论判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至少可以勉强解释为什么外国品牌产品价格外低内高。但在大量的中国自主品牌产品同样存在着价格外低内高的现象时,这种解释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便我们大部分商品实现了中国创造,商品价格外低内高的现象是不是会消除呢? 答案是否定的。“外低内高”的根源不是因为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而是中国模式决定了商品价格必然是外低内高。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鼓励出口的国家。如果不是因为最近几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引发很多问题的话,那么某企业发展很好、出口创汇多少这样的新闻仍会充斥着电视和平面媒体。这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回忆,只要稍有记忆力的人都能确定,21世纪初我们周围也曾环绕着这样的信息。 为了鼓励出口,可以观察到的政策优惠大致集中在大面积的出口退税、广泛设立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多重奖励出口企业这样几个方面。这些政策效果无疑是巨大的,也带动了经济、财政收入和就业增长。 但是,正是这样的鼓励政策导致了企业经营环境的内外迥异。 这的确很难想象,在国内媒体随处可见贸易战、非关税壁垒这样的新闻,国际贸易环境似乎应当相当恶劣。其实不然,作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国享受到了绝大多数成员国权利,加之中国政府对改善国际贸易环境努力颇多,总体上国际贸易环境处在持续改善的历史时期。 相反,国内贸易环境近些年改善却没有那么显著。虽然国内贸易已不存在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原始的地区性和行业性壁垒,但壁垒仍然存在,突出表现在大量的行政审批程序和投资限制,这是推高商品国内销售成本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鼓励出口,企业进行国内贸易所需承担的税负往往高于国际贸易,这从另一个方面直接推高了商品成本。 有人会说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也存在诸如环保、安全等壁垒,但国内的这些壁垒有不同于此的一个中国特色,那就是难以琢磨。无论多么严格的环保标准或者是安全标准,只要是清晰而透明的,中国企业几乎都能迅速的适应。而国内贸易所遭遇的问题往往让人难以启齿、不能明言,只有个中人才知道真正滋味。例如烟草、食盐专卖制度,尽管早就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它依然顽固的存在着,不是么? 有人会质疑,难道我们没有改善国内贸易环境的方法吗? 遗憾的是,地区竞争妨碍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地区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地区竞争也妨碍了国内贸易环境改善。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出口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和就业。出口越多,地方实惠也越多,也更有动力来鼓励出口,更有理由来支持低汇率。最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环境改善的主要责任在中央政府,各地区基本上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而国内贸易则不那么简单,一个地区单独向其他地区、各个行业完全敞开大门往往意味着损失,这是改革初期野蛮壁垒存在的动因,更是现在隐蔽壁垒存在的主要动机。各地区在国内贸易中最热衷的是引进垄断性行业或者央企可以证明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山西煤炭行业的国进民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尽管一个便利、公平的国内市场对所有地区、行业都有利。但如果不是因为强有力的中央决策,谁又有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动力呢?加入WTO之前各地各行业为保护自己利益所做的游说并非秘密,激烈程度也相当罕见,假如没有中央的铁腕决策,或许我们还徘徊在WTO大门之外。 地区竞争是一把双刃剑,是中国模式的要诀也是软肋所在。表面上看,地区竞争促进了经济增长,各地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积极努力。但是,这种增长冲动来源于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普通百姓利益最大化。经济增长的主要成果因此也并没有惠及大多数人,是最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在这种增长模式下,出现商品价格外低内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兴起和提速，国内低碳产业的高速发展指日可待，高校科研将在其中充当强有力的推手，或许，未来一些低碳产业的巨头就源于其中。 教育部网站日前发出通知称，为加大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力度，有关高校可从本科教育入手，积极申报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相关的新专业。 记者了解到，国内各高校也掀起了一股“低碳研究”热潮，继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低碳研究所后，4月上旬，我国高校首家“低碳研究与教育中心”在北京交通大学成立。记者从北京交通大学了解到，该中心旗下有低碳教育、低碳物流、新能源及可再生资源、节能环保等在研项目近30项，它将促进我国高校在低碳技术及经济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并开发有关低碳的课本教材、培养新低碳科技人才。


就富士康近来的员工跳楼事件，业界专家分析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探讨变革方式，希望找到一条能够减少悲剧的路子。 著名管理专家、并购专家，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王育琨先生率先为广大网友介绍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存在的弊端，并给出了一些改进方案。 富士康已铸就制造企业严重缺陷 员工们“被”绑在机器上 王育琨认为，治理企业的关键在于治人，而“治人”的关键是要把每一个人当作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不能把人当作一个固定在流水线某个部分的螺丝钉。 著名管理专家、并购专家，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王育琨 而富士康的失败，就在于其已经固化地将员工鲜活的生命肢解，绝大多数员工以“长时间的加班、长年累月只机械地做一件事情、不与他人交流沟通”为生活常态，而这常态，直接导致了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了片面的碎片，不再是完整的个体。 王育琨认为，富士康通过加班给加班费的方式，刺激员工们长时间加班，而且加班时间远远超出了国家相关规定。同时，富士康让每一位员工长年累月只做一件事情，把人当成了机器，捆绑在了生产线上。这两方面逐渐让员工变成了不健全的个体。 他认为，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正是因为这种极端不利于个体发展的模式，最后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中国制造企业目标迷失 富士康们应反省 对于这一既成事实，王育琨举例子说，中国的制造企业管理者应该向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学习，稻盛和夫在管理上的最大成功在于，其在管理京瓷公司、日航公司的过程中，都将员工的发展、身心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使每一位员工都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进而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企业主人公的角色解决问题、创造财富。 他认为，企业的发展目标就应该以员工发展为核心，而不是以单纯的企业利润为目标。他说，富士康的这种把员工当作企业利润机器的现象，是严重的迷失了企业目标的表现，而这必然不是企业的长久发展之计。 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应让每个个体创造智慧 对于如何尽量规避富士康“九连跳”同类事件再度发生，王育琨认为，企业管理者应该学会开发每一位员工的智慧，而不是把员工当作简单的机器。 对此，王育琨提出了“地头力”概念，他认为，只有抓住了事件的“本相”，并由此溯源，才能掌握最核心的力量，即“地头力”，然后才能让每一个个体发挥最大的潜能，进而为企业创造最大的效益。


经历了2008年底和2009年上半金融危机的影响，信息化投资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从2009年来看IT投资的趋势，整个信息化投资属于增幅回升。 　　2010年对于中小企业信息化来讲，IT的投资在企业中逐步恢复到以往甚至比以往更多。这表明企业对于信息化的认识逐步的提高，同时信息化在企业中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因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必须运用信息化手段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现阶段，国内信息化的的发展已经由过去的基础阶段上升到更高的管理决策阶阶段，尤其是中小企业对于信息化的需求日益明显。大型企业对于信息化的需求接近于成熟，相对比来讲大型企业有固定的应用管理模式，而中小企业因是是“初生力量”对于信息化的重视正在处于逐步提升的阶段。据资料显示，国内现在有的中小企业已经达到4800万，提高中小企业信息化的应用水平显得迫在眉睫。 　　资料显示，国内很多的中小企业经过几年的信息化的推广与普及，从信息化的角度来看，在基础层已经得到了很大一方面的落实。如企业的OA系统、协同等在中小企业得很大一部分应用。然而随着管理需求的增加、业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单一的基础系统已经很难满足企业业务、管理的需要，企业CEO必须要求CIO建立新的需求业务系统来给企业提供业务上的支持，这也是CIO帮助企业正常运转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因中小企业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如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因素的限制，在做新的系统或者信息化总会面临种种的困惑和问题。 　　中小企业信息化需求特点 　　在中小企业信息化中除了企业基础系统实施以外，中小企业信息化同时也更多关注，如何把企业里的数据变为更有用的价值，如何更加有效的提升企业的管理，对于原有系统已经不能在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要新的系统提升企业的管理。比如现阶段比较有需求的BI系统。根据IBM商业价值研究院2009年对全球超过2500位CIO，以及大中华区60多名CIO的访谈了解到，CIO在选择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愿景规划时，商务智能和分析成为第一选择，受访群体中有83%的全球CIO及81%的大中华区CIO都选择了这一答案。可见，BI将成为2010中小企业信息化首先要考虑实施的项目。还有如其它的CRM,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将成为中小企业CIO所要考虑的信息化项目。 　　同时，CIO在做信息化项目时具有三个典型的特点，“第一，它要求是比较面的解决方案。过去可能是财务或者是人力资源、是ERP，而现在是PLM、BI等全面解决方案; 　　第二，行业化、个性化。CIO都是一些行业化的需求。行业化需求是中端企业信息化最突出的需求。因为现在行业信息化，客户要是解决核心业务。 　　第三，中小企业有很多需求，通用产品、解决方案还不能满足，还需要个性化满足。” 　　用友软件副总裁郑雨林说道。郑雨林指出，中小企业需求三个特点，这就需要做管理软件在三个方面作出表现。第一，要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不仅要涵盖ERP还要涵盖BI、PLM，要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第二，行业化。不仅仅要后台，还要解决前台的关键性应用，满足企业对核心业务的需求; 　　第三，平台化，解决个性化的需求，关键是平台化。给客户要提供一个应用平台，基于这个平台，给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而U8All-in-One的推出正好在一体化、行业化、平台化这三个方面做出更好的表现。 　　然而，CIO在做信息化项目时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完毕，下一步如何在基础设施的系统上更加优化提升信息化的价值成企业所关注的热点。做CRM也好、做PLM也好、做BI也好如果分开来做来做都需要不同的时间来完成，而且企业CIO在做项目选型的时候，每一个项目选择不同的服务商，它们系统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系统的管理方法都会存在的一定的差距很容易形成历史上的“信息孤岛”，造成信息化项目的失败。因此，必须要有一套合理的解决方案来满足企业的需求，减轻CIO的在项目的复杂度。 管理一体化需求趋势明显 　　许多信息化项目都需要上，又要选择不同的服务商，不同的产品又会带来不同的产品风险，作为CIO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案来帮助中上企业CIO？同时，从中小企业信息化需求的特点来看，信息化产品形态方面也出现新的趋势，这个趋势又是什么？计世资讯副总经理曹开彬认为主要几点： 　　第一、一体化趋势。管理软件在国内还有很多单一形态的独立领域软件公司，比如说HR软件公司，CRM软件公司。从用户趋势来看，他们希望是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未来管理软件一体化由业务基础平台、MES制造运行系统、OA、CRM、ERP、SCM、PLM、BI、行业解决方案等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企业来讲，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所需要的软件。现阶段，CIO越来越希望这是一个集成的方案，而不希望是一个孤岛式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企业需求的改变，需求越来越深化的结果。 　　第二、存在一些不同的点。国内产品对OA整合比较好，国外产品对OA整合相对比较少，可能是国内用户比较注重OA的需求。 　　未来以下几种产品将成为CIO需求比较多产品。 　　1、商业智能和行业解决方案，从客户需求、从提供商来讲，这都是很需要。特别随着信息化深入，行业需求更明显。 　　2、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未来可能成为一个趋势的热点。 　　3、电子商务、电子营销。电子营销和电子商务在OA或者CRM系统里面有很好的体现。现在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整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目前，中国的汽车电子系统的制造商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他们正在被或者正在进行着重组，以求进入配套体系，并逐步迈入国际市场，用以支持高端汽车的发展。汽车电子设备的发展，是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相比之下，中国的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产业化水平以及研发能力和国外的差距仍旧很大。 　　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的科技人员并没有停滞不前。伴随着能源状况的日益紧缺，中国国家“863”计划积极地推进了在电子控制系统领域的电动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研究的发展，而对于汽车电子化的研究以及产业化的研究重点放在了：1.信息资料：速度表、发动机转速表以及燃油表将逐步网络化，取代以具有诊断和数字显示功能的集成触摸屏液晶显示器，并通过该汽车的“专家智囊团”动态信息系统以实现网上的诊断、道路的自主导航、电子地图、车辆定位动态显示以及跟踪播放; 2.节能技术：高速驾驶，当转动方向盘时很轻松，慢转弯时，打方向盘却是非常困难的，而这时也将增加约2%的燃料消耗。现在，新开发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有望改变这种局面，因此可以感到更加省力、驾驶安全、节省能源。 3.舒适导向性：目前，汽车内的空调是由一个多用途机器所驱动，温度取决于司机的手动控制，并且能源问题相对严重。 　　自动空调系统以及智能空调系统的研发将自动收集车内外的温度、湿度、阳光、速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信号，并且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计算，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自动调整，以获得最佳空调运行模式。这3项研究将率先应用于燃料电池汽车，并根据条件，使传统的汽车可以逐步得到更换。此外，中国信息产业部将重点支持6大汽车电子产品的发展：统一的汽车计算平台、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ECU、汽车交通监测和记录设备、汽车音响和视频导航系统、汽车半导体设备及专用芯片、智能交通系统。 　　目前中国新兴的汽车电子企业主要是存在于研究和产品产业化的，而他们主要面临的困难有：对于国际标准体系的要求了解不够、汽车工厂和新兴的汽车电子制造商自上而下、根据汽车电子产品配置要求而作用于商业项目工作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由于缺少对于车辆附着摩擦力的要求，汽车电子制造商已经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产品实用雏形，并且只在车辆工厂验收试验，试验也是在制造商的眼皮下进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某高级工程师表示，由于测试时间少以及为承受相对较少时间而产生的高产品成本的原因，我们汽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几乎很难达到国际标准。同时，由于汽车电子和汽车高度相关，新兴的中国汽车电子企业的规模也很难从合资企业的经营模式中跳出来，因此导致很容易地就被汽车工厂所控制。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很可能会阻碍已经推出的中国汽车电子公司在很短的时间难以满足市场对于产品的需求和市场的快速成长。 　　另外，研发的过程，本土的汽车电子元件生产制造商对于合资经营的企业持欢迎态度，这也就导致了在汽车电子市场中，对于中国的汽车电子商业的良好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此外，采购周期长、购买不便利、规格不符合车辆的具体要求等也成为了一般性的问题。上海汽车新技术有限公司代表表示，“高功率汽车电子、大电流的电缆和设备支持的环境有很高的要求，其中会有匹配的困难。” 　　在这个问题上，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梁主任表示，“为了使中国的汽车电子制造商能够配套于地方，我们为了中国汽车电子产品的飞速发展而刚刚成立了一家天津富士通天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目的是为了满足汽车电子产品的设计需求，以及使装配工厂能够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摩托罗拉电子有限公司的郭经理认为，中国的汽车电子业务应该参与国际汽车电子采购大会，并需要逐步了解市场的需求以及国际的标准，从支持中国的汽车电子产业的发展开始。 　　目前，电力、高电压电源的安全管理系统、自主电气控制、数字仪表、低速公交控制系统、为研究和产业化进程的轮胎气压监测及警报系统，这些都是目前中国的汽车电子企业已经开始提供的。而中国的“国家汽车计算平台工程”预计会克服运载火箭的控制、驾驶、信息处理、智能交通、传感、重大核心技术的实施，以至于到第三代的移动通讯、高清晰度数字电视、卫星导航、智能交通、移动网络应用和汽车电子信息技术应用、为形成的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互动发展的格局而提供重要的发展机遇等。作为在中国的国际顶级汽车半导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中国的汽车电子产业预计将会取得加速性的发展。 　　中国主要的汽车电子市场及发展机遇 　　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智能和信息化，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中国汽车市场使得汽车娱乐系统得以快速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是在现有市场规模下的呈指数生长状态的增长。有市场研究表明，在2003年至2006年之间，中国的总体汽车产量应该非常庞大，而车载娱乐系统数量也同样可观，主要提供OEM支持服务。 　　汽车运用电脑作为平台以达到车载通信、导航、视听娱乐、网络控制、为区域市场趋势的一体化而设计的集成多媒体信息系统等功能。有调查分析表明，中国现在市场发展的前景存在于大的汽车电子市场。而汽车行驶安全性和小型汽车相关的娱乐导航信息系统控制、车身电子相关控制等，将成为中国的汽车电子产品市场发展的主要方向。


来自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消息，在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技术委员会于4月底举行的重庆会议上，《电动汽车传导式充电接口》、《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与非车载充电机之间的通信协议》和《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试验方法》4项标准，顺利通过审查成为电动车“国家标准”。 新能源汽车迎来“标准”时代 截至目前，我国已制定并发布了新能源汽车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共计42项，其中22项已列为新能源汽车产品准入的专项检验标准。 据悉，在《电动汽车传导式充电接口》等四项标准成为国家标准之后，还将有《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加氢口》、《车载氢系统技术条件》、《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最高车速试验方法》和《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氢消耗量测量方法》等新能源汽车标准陆续出台。 充电设施的建设离不开相关标准的规范和引导，在电动汽车推广初期，国家的鼓励政策会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该专家表示，4月底作为国家标准而出台的《电动汽车传导式充电接口》、《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和《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与非车载充电机之间的通信协议》 是和电动车充电密切相关的重要标准。而《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试验方法》，则为科学评价该类型混合动力汽车的能耗，奠定基础。 据悉，针对目前电动汽车充电站还没有形成确定统一经营模式，整车充电模式和分箱充电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的实际情况，此次出台的《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 求》涵盖不同充电模式中的共同部分，包括充电、供电、监控、计量等方面的要求。而对于特定模式下的特殊要求(如分箱充电模式下可能包括电池更换场地和设备 的要求)及充电站的一些扩展功能(如电池检测等)，将另行做出规定。 将成国际标准重要参考 专家表示，关于电动车的充电站、充电接口和通讯协议，国际标准也在制定当中，但进程比中国国标速度慢，中国国标将成为相关国际标准的重要参考。 有关专家也表示，上述国家标准的推行，也是众所关注的新能源汽车能否获得补贴的重要依据之一。 电动车辆分技术委员会专家表示，“上述标准将用于电动汽车行业管理及配合相关的补贴政策。”


“五一”节后，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低调神秘的多晶硅行业座谈会。 　　与会的企业包括了江苏中能、洛阳中硅、赛维LDK等行业主要企业。一位与会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这是《多晶硅行业准入标准》(以下称《标准》)推出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标准》将在6月底前正式对外发布。” 　　不过，这一推出时间已比今年年初计划的时间推迟了近3个月。据《中国经营报》记者年初独家得到的《标准》讨论稿显示，当时预定的推出时间在4月初。 　　“部委之间的争议、企业间的不同声音让这个可能让多晶硅行业发生巨变的《标准》一推再推。”该与会人士称。 　　《标准》虽未推出，但在从2009年9月底国务院发布多晶硅产能过剩预警以来，这个行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行业集中度正在迅速提高，大企业扩张迅速，中小企业日子越发艰难，资本对这个行业兴趣也正在逐步减弱。 　　《标准》迟出 　　争议声伴随着《标准》酝酿中的整个上半年。 　　“在去年经过四次大规模的调研之后，在2010年1月，《标准》就已经定型，之后的近半年时间几乎没有多少修改。”一位多次参与部委座谈会的多晶硅企业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此次标准因为涉及布局、能耗、环保、监督等众多方面，因此备受争议。 　　巨大的反对意见来自于中小企业。 　　在一位四川的多晶硅生产企业负责人看来，《标准》过于苛刻。比如，其中规定了新建多晶硅项目规模必须在3000吨/年以上，太阳能级多晶硅还原电耗小于60千瓦时/千克，并要到2011年底前，淘汰综合电耗大于200千瓦时/千克的多晶硅产能。 “这些规定，目前很多企业尚不能达到，而现在多晶硅行业发展仅是初期阶段，不能有如此严厉的限制政策。”该负责人说，他的企业目前就达不到这个标准。 　　按照《标准》讨论稿中内容显示，如果不能符合上述标准，企业将不能享受国家在信贷和土地方面的支持，也将不能获得审批、备案，银行也不得提供贷款和授信支持。 　　“由于多晶硅项目投入巨大，多半是依靠银行贷款，这些条例卡住了中小企业的命脉。问题是，《标准》现在未出，银行对我们的贷款已经开始收紧，地方政府的态度也在今年产生了变化，由原先的大力支持变成谨慎小心，这让很多企业的资金非常紧张。”上述企业人士向记者表示。 　　而据了解，在此前的讨论中，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江西赛维和江苏中能曾建议将单线标准提高到5000吨，这也是国际一流企业的标准。但遇到了众多企业的反对，各方商量之下，最终将3000吨作为标准。 　　然而，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是，能上3000吨的企业也屈指可数。 　　还有一种反对的声音来自光伏产业链下游的电池、组件企业。 　　一位江苏光伏电池生产企业负责人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多晶硅行业并不过剩，无需过多限制。“2009年我国多晶硅需求是4万吨，其中国内企业供应了2万吨，进口了2万吨，这些数据说明了我国多晶硅仍然缺口很大，此时，不应产生过严的措施。”该企业人士说。 　　在常州天华新能源总经理谢潇拓看来，下游企业意图非常明显，即希望上游的多晶硅行业发展迅速，价格进一步下降。“上游企业越多，对电池和组件厂商的好处越多，因为前段有充分竞争，下游就有足够的选择空间和要价空间，上游企业一家独大对下游企业显然不利。” 　　据一位大型多晶硅企业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尽管《标准》在今年上半年未推出，但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几乎没有批准一个多晶硅项目，企业今年上马的项目大多是几年前就批准的项目，“这是一个万分敏感而又形势不明朗的时刻，大家焦急的等待政策下来，但它却始终在空中，悬而未决。” 　　优胜劣汰已经开始 　　政策利剑悬空，行业整合已经开始，多晶硅投资热浪正在退潮。 　　来自中投证券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上半年，四川、河南、江苏、云南等20多个省有近50家公司正建设、扩建和筹建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逾17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一时之间，“多晶硅产能已严重过剩”之声甚嚣尘上。 　　如今，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一位投资界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此前，众多投资者看好多晶硅行业，但进入后却发现，行业前景虽好，但投资巨大回收期长，不是一般的中小投资者能玩的游戏。“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对多晶硅的投资正趋于冷静，投资者对于这种几十亿元乃至上百亿元的投资正慢慢谨慎和理性了。”上述人士说。 　　据记者了解，那些已经迈入这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已经进退两难。“到今年年底，肯定会有一批中小企业因资金断裂倒掉。”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去年虽然进口了2万吨多晶硅，主要是因为国内很多企业并没有开足马力生产，我国的产能目前是可以满足需求的。”江苏中能副总经理吕锦标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在多晶硅价格目前50多美元/公斤的状况下，一些制造成本低于这个价格的企业就可以满负荷生产；而成本和这个价格差不多的企业只好生产一部分；而另外一些成本高于这个价格的企业只好用少量的生产来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否则机器会很快废掉。 　　据吕锦标透露，目前江苏中能依靠庞大的规模和技术可以保持30%左右的利润，这对于一般的中小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在4月份，江苏中能的硅料生产成本已经降到34美元/公斤。 　　而据记者了解，日本德山(Tokuyama)这类国际大厂的成本只有20美元/公斤左右。这意味着国内多晶硅企业的竞争力相比国际巨头差距明显。尤其是，当市场价格降至50美元/公斤时，国内一些多晶硅企业只能面临巨额亏损的现实。在这种低利润的压力之下，中小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局。 　　不过在中小企业慢慢被淘汰出局的同时，巨头们的争夺同样激烈。 　　据记者了解，目前江苏中能在硅料的国内市场份额已经达到50%以上，其硅料产能在1.8万吨，到今年年底将达到2.1万吨，而其硅片目前占市场份额30%~40%左右，到了年底产量将达到1.3GW~1.5GW，明年其硅片市场份额也将占到一半。 　　而江西赛维在今年年底硅料产能将达到1.5万吨，硅片产量将达到1.4GW。 　　“从长远来看，产业集中度提高绝对是好事，这能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准和规模。从世界范围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就形成了七家大规模的多晶硅生产商，中国目前的现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吕锦标说，中能还将进一步扩张。


在当前经济复苏形势不断企稳向好的背景下，《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13日公布。众媒体认为，这份被经济界人士称为“新36条”的重要文件，意在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有利于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有利于发挥国有资本和民营经济各自的积极性，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必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36条”明确，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其政策效果值得期待。 　　首先，经济危机或萧条往往是孕育新一轮增长动力的时机。当年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措施拉动房地产、外贸、教育等行业发展，随后一轮经济增长皆受益于此。在上世纪全球IT技术革命以后，近些年来国际上并无重大科技突破，不论是我国还是国外，目前都需要寻找新一轮经济增长点。民营企业的经营机制更为灵活，民间投资的及时启动，有望带动新一轮相关领域投资热潮，加快确立新经济增长点的进程，使经济复苏之路更加坚实。 　　其次，“新36条”有望带动一批投资热点出现。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行业，电力、电信、石油天然气等“暴利”行业也将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期，基础设施以及政策性住房建设也将成为民间投资热点。 　　再次，我国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迫切性更加明显。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虽然不慢，但民间投资渠道不畅，不少行业的投资准入顺序为国有资本、外资、民营资本。短期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速很可能适当回落。尤其是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再度爆发，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结束，外需回暖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在这种背景下，民间投资的适时启动，有助于避免经济“二次探底”。 　　此外，在国家提出严控新增项目投资的背景下，“新36条”有望接过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接力棒。1-4月中央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0.6％，远远低于地方项目和民营投资增速。再加上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逐步被各界重视，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受到一定影响，而近期的楼市调控也有可能影响未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如果民营投资升温，无疑将成为相关经济领域的一大亮点。 　　一般来说，民营企业带动就业和居民消费能力更强。IMF研究表明，按附加值计算，中国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比国有独资企业高50％，比国有控股企业高33％，比国有参股企业高24％。鼓励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多数媒体认为，“新36条”作为鼓励促进民间投资的纲领性文件，在具体执行以及配套措施上仍有待细化。比如，怎样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财税、融资等政策支持；如何落实公开、透明原则，使国有资本、外资、民营资本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等等。同时，应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指导和规范，在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切实加强监管，使日渐壮大的民间投资真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力量。


全球光伏产业正在面临调整洗牌。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型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商争夺欧洲市场主导地位的同时，规模较小的制造商则遭受到价格暴跌和补贴减少的打击。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IEA)上调了对太阳能电力需求的预期，令上周在意大利光伏峰会及维罗纳光伏展会上发言的行业高管们倍感鼓舞。但高管们同时警告称，在去年西班牙市场崩盘之后，发展迅速的意大利市场有形成泡沫的危险。 中国尚德电力(SuntechPower)欧洲业务主管戴维-霍格(DavidHogg)表示：“业内将出现更多的整合，只剩下少数超大型制造商。”尚德计划今年把产出从去年的700兆瓦提高到1250兆瓦。该公司还在开发新一代高效冥王星(Pluto)电池板。 霍格强调了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随着行业走向成熟，只有成本基础较低的公司能够生存。” 过去18个月，太阳能电池组件价格暴跌约50%，致使一些公司处境岌岌可危。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今年3月，安东-米尔纳(AntonMilner)辞去了德国Q-Cells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此前，公司2009年出现了他称之为“非常负面”的业绩。Q-Cells曾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 FirstSolar公司副总裁卡伦巴赫(TKKallenbach)表示，光伏行业当前的状况与汽车业历史上的周期性整合类似。这家总部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公司声称自己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薄膜组件制造商。 他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规模很重要。拥有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吉瓦级产能，是有价值的。” 在被问及FirstSolar是否正准备收购其它公司时，卡伦巴赫答道：“我们关注着行业动态，日后会有结果。目前而言，我们并没有着手收购某家具体的公司。”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可再生能源部副总裁英格马-威尔海姆(IngmarWilhelm)表示，这家意大利公用事业公司无意参与预期的整合过程。Enel与日本夏普(Sharp)及意法合资企业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共同在西西里投资了一家工厂，利用最新的三接合点薄膜技术生产电池组件。 高管们谈到了去年太阳能电池组件市场的“痛苦”与“动荡”，并强调政府（尤其是意大利政府）在优惠上网电价方面做出可持续的长期决策十分重要。优惠上网电价是为太阳能发电支付的补贴，随着太阳能行业逐步实现“入网平等”（gridparity，即太阳发电成本下降至与传统发电成本相当），其价格相较其它发电模式将具有竞争优势。 卡伦巴赫表示，总体来说，今年可能出现的危险是供应不足，而不是产能过剩。“全球市场正在逐步复苏，”他说道。 在尚德和英利绿色能源(YingliGreenEnergy)等中国公司进军欧洲市场的同时，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市场开放速度之慢颇感沮丧。 英利绿色能源欧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斯图尔特-布兰尼根(StuartBrannigan)称，中国政府平均每月在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的投入为90亿美元，并正在研究确定优惠上网电价。“两三年内，中国将成为一个大得多得多的市场。现在这个市场还处于襁褓之中，”他表示，并强调中国希望向外资企业学习。 但FirstSolar表示，它认为中国政府要到明年才能就优惠上网电价做出决定。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在公平竞争时，卡伦巴赫称FirstSolar正努力鼓励中国开放市场，但就目前而言，中国采取的是特许权投标的方式——由各家公司报出自己能够接受的太阳能发电电价。


政府采购被称为“阳光下的交易”，被公认为最合理的公共财政支出制度，那么如何保证阳光普照，特别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表示，将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出台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管理办法。占我国企业总量99%的中小企业迎来重大利好。 　　中小企业发展，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近20处提到了中小企业发展，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决心可见一斑。 　　而在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方面，政府采购被寄予厚望。财政部的统计显示，2009年政府采购规模突破7000亿元。但“蛋糕”巨大，中小企业分羹较少。如何用政府采购手段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此前表示，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出台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管理办法，提高采购中小企业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比例。 　　为降低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的门槛，国务院法制办今年初公布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采购人不得向供应商收取履约保证金，不得将中标、成交供应商交纳的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 　　对于中小企业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相关专家建议，应充分考虑到中小企业的相关权益，为其“量身定做”扶持政策。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一般规定了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强制法定比例或幅度，或者制定相关办法，将适宜拆分的大项目分解，专门给中小企业招标。


全球电子产业的跨国转移呈现出新趋势：发达国家的企业已不仅仅是向中国转移外包制造业务，而是纷纷将技术研发、产品零售等产业环节整体搬进中国。而全球电子产业供应链整体向中国的搬移，就迫切需要展览服务业对技术、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进行高效配置，从而为这次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长期以来，中国的生产要素成本相对低廉，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为了降低制造成本，跨国电子公司纷纷将自己的工厂转移到中国，将中国作为廉价电子产品的加工基地。在这轮产业转移浪潮中，中国电子产业快速发展，彩电、空调、手机等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基地，“中国造”的电子产品涌向全球各地。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全面下滑，消费电子产品市场萎缩;而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政策，保障和促进了消费电子市场的快速增长。 　　为了贴近中国市场并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跨国公司纷纷将自己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带入中国。比如，日本和韩国的企业纷纷向中国转移液晶面板生产线，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电子零售企业也加速在中国开店。中国正由原来跨国企业单一的产品制造基地转变为研发、制造和产品零售等多位一体的整体运营基地。 　　伴随着这些产业环节的转移，发达国家的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也在快速向中国扩散。目前，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从芯片、关键部件再到整机制造的研发、制造的垂直供应链，并且这一供应链还延伸到产品零售领域。因此这次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层次高端化、产业链整体化、企业簇团化的明显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热土。


2009年，中国汽车工业产销量达到了突破性的1360万辆，与汽车工业有着密切关联的汽车零部件产业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谈及目前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现状，中国汽车工业资深专家安庆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有实力的零部件企业还是非常多的，如万向、法士特以及浙江的许多零部件企业都占有自己的一部分市场份额，而产品和技术也跟国外零部件企业相持平。 压力渐显零部件业挑战重重 “中国的确还存在很多小的零部件企业，但是只要它们通过正确的途径以及塑造品牌的意识并注重产品质量和技术，相信它们一定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并不断壮大。”安庆衡对此充满信心。 也有专家建议，为适应汽车和零部件同步开发与系统开发的要求，汽车零部件企业必须加大产品开发资金的投入，提高零部件自主创新的能力，以技术为核心，发挥自身优势，着力形成集团规模化、专业化。 面临双重压力 时下，媒体对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描述出现了一个新词汇——“三明治压力”，用这个词汇很形象地表达了目前我国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市场上所面临的压力，即高端产品开发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压力，产品成本优势受到来自新兴国家的低价压力。 跨国零部件商进入中国的目的便是看准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份额有目标而来，进入中国之前都制定了详尽的发展计划，它们的财力、产品规模都领先于中国大部分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依靠技术领先和对核心技术的封锁，外资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几乎已对核心零部件形成垄断。 在这样一个多面夹击的生存环境下，中国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更应注重自身形象塑造，无论从产品、企业管理运作、公司形象以及推广方式上都应该多下功夫，外资零部件商入驻中国市场也不尽是坏事，外资零部件商对于品牌的推广形式以及产品设计、企业推广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用一句话概括，即本土零部件企业要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同时，中国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在发展中需要严格律己，加强企业生产研发水平。改善目前所出现的散、乱、差现象。随着日韩系、美系、欧系汽车进入中国，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庞大的汽车需求市场，国际汽车配件企业看好中国稳定发展的汽车产业，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与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非常明显的低成本优势，加快了到中国合资或独资设厂的进程，使中国汽车配件产业得到进一步地快速发展。让产业具备一定规模，建一大批颇具实力的零部件生产企业，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在逐步开拓国际市场。 目前，日韩系、美系、欧系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相继进入中国大陆，带动了中国零部件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自主品牌的发展，为国内零部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良机。 出口遭遇壁垒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紧固件到汽车轮胎，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所遭遇的摩擦从未间断过，美国、印度、巴西等国纷纷对我国挥舞反倾销大棒。 众所周知，我国汽车零部件在出口方面有着固有的优势，较低的人力成本和出口优惠政策一直在刺激着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解决贸易壁垒问题有这样一些关键环节：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开发高精度度量设备和方法；权衡知识产权、专利保护和竞争之间的轻重关系。而最根本的环节在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是确保我国企业在全球标准竞争环境中生存和搏击的决定性力量。 同时，我国还应加快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建设。根据国家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结合出口基地发展状况，研究提出加快出口基地建设的长远规划，力争将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建设成为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规范出口秩序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示范基地，世界汽车产业转移、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承接载体。鼓励出口基地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重点支持基地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发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导向让中国零部件行业发展明确起来。 据官方统计，2010年，中国整车销售数量将有可能突破1500万辆的规模，而汽车零部件总产值也将达到1.4万亿元以上。这组数据让中国汽配业的企业对市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根据投资公司预测，未来也将会更加看好汽车零部件企业。 据了解，2010全年零部件行业的业绩增长确定性更强。2011年的零部件需求和价格形势依旧平稳；且零部件企业2010年的出口也将会处于复苏、上升态势中。 核心技术待解 汽车零部件产业业已存在的瓶颈同样不容忽视。专家认为，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差、产品研发项目管理水平低下，是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关键零部件技术缺乏，绝大多数被外资垄断。在我国汽车电喷系统、发动机管理系统、ABS和安全气囊等核心零部件的产量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0%、100%、91%和69%,进口自动变速器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也高达78%。目前汽车零部件关键技术市场也几乎被外资企业所垄断。 汽车工业资深专家陈光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近两年来，内资零部件供应商在这部分的市场占有率已从30%降到20%。这一骤减意味着在技术上和企业管理上零部件企业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技术研发往往需要巨额投入，成本的控制于是成了零部件制造商最为头痛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在技术、质量和成本之间寻求平衡。丰田在全球范围爆发的召回事件很好地证明了汽车产业链中零部件质量控管的重要性。中国零部件企业在寻求发展的同时也陷入产品质量的反思之中。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除了在创新和成本上下功夫外，还要大力提高产品质量的保证能力，这样才能满足汽车产业快速稳步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中部六省走着一条从大农业产业结构向大工业产业结构跨越、由农业省份向工业省份迈进的重工业化道路。在资源和环境约束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中部地区需要实现产业转型，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型产业的发展，促进低耗能低污染型产业发展。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为了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中部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状况选择适宜的“两型”产业，同时给予政策支持。 类同的重工业化发展之路待改变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艳琳说，中部六省拥有明显的资源优势，经济发展主要依托当地资源和传统特色发展的工业。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行业在各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1999年中部六省的支柱产业在工业增加值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而此后几年，六省的支柱产业主要是以煤炭、电力为主的能源工业和以钢铁、铅、铜等黑色与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为主的原材料工业等，这些产业大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同时，中部六省在支柱产业选择上存在严重的同构性。对相似产业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使得六省之间竞争加剧，容易受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周期波动影响。从1999年至2007年，中部六省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所占比重一直高于低能耗低污染产业所占比重，而且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比低耗能低污染产业要快得多。 专家分析认为，中部地区的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不断加剧。虽然中部地区的电力消费总量占全国电力消费总量的比重不高于该地区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但是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则高于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说明中部地区对全国GDP的贡献不及它所消耗的能源比重。中部地区的电力消费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且每年的增长率都很大。 据了解，中部地区发展不仅过多地依赖能源消费，还向自然界排放了过多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中部地区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占全国各类排放物总量的比重均超过了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GDP中的比重。尤其是其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特别突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较严重。中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万吨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万吨工业废水氨氮排放量的指标均不如全国平均水平。一般来说这两个指标都是越低越好，然而中部地区的万吨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从2004年开始就比全国水平高出0.2吨左右；万吨工业废水氨氮排放量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高出的幅度还很大。中部地区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部地区没有很好地利用固体废物，使得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恶化使中部六省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频频发生，这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 产业转型迫在眉睫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消耗资源和环境而实现的。由于高耗能工业多、能源的利用效率低，能源紧缺状况一直无法改善，能源短缺已经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同时，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的高峰期，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同样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全国性严重的“能源赤字”和区域性的能源危机要求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 一些专家认为，为进一步缓解中部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优势产业的选择导向应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产业。中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发展农副食品精深加工业便是其未来发展趋势之一。实际上，这几年中部地区的农副食品工业总产值、食品制造业总产值都不断加大，但仅仅局限于附加值较低的初级加工业。农副食品精深加工业的发展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资源和农产品。 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一直是中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优势。但是，经过多年的开采，中部地区的矿产资源日益枯竭，开矿成本不断上升，相应的产业生产成本增加，削弱了当地资源型产业的优势。依托当地自然资源，大力发展能源、矿产产品精深加工业，开发下游产品，提高能源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成为解决资源环境压力的重要选择。开发下游产品有利于减少工业“三废”排放量，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则有利于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随着中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快速发展使资源能源消耗日益增加，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而低耗能低污染的“两型”产业在中部地区的发展规模较小。若按当前形势发展下去，“两型”产业难以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所形成的外部约束，要求中部地区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中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起点低、发展滞后，如果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环境保护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将会加快这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并使资源环境压力得到缓解。 促进中部地区“两型”产业发展的措施 专家建议，中部六省应突破思想束缚，重新认识地区资源优势，将循环经济观念和低碳经济观念贯彻到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与主要环节之中。解决资源环境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强“两型”产业发展规划和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创新，并以此制定相关政策来限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和促进低耗能低污染产业发展。如采矿业及能源加工业，政府需要从企业层面对这些产业进行规制，按照“节能减排”要求对不符合国家环保规定的“五小”企业坚决关闭，促使相关产业的企业遵守环境保护的相关法规。 同时，政府要从财政、税收、金融、科技、土地等方面采取有利于农副食品精深加工业、能源矿产产品精深加工业和以IT技术和GT绿色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等“两型”产业发展的措施，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鼓励和促进这些产业加快发展。应该特别注意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给中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机遇，加速传统产业向“两型”产业转变。 中部六省之间的产业趋同现象严重，各省划地经营，造成资源严重浪费，不利于地区的长远发展。对此，专家建议，应加强省际合作，整合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进而促进整个中部地区的发展。虽然六省在地理空间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在具体的资源拥有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省际合作中各省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状况选择相应的主导产业，以打破现有的产业格局。同时应该加强区域内的环境合作，共同治理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另外，在沿海产业向中部转移的大背景下，如何控制和改造好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项目，也将成为中部六省即将面对的严肃课题。


近来，国内车企的海外并购传闻和行动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有许多高管把海外并购作为发展战略的优先事项。然而今年，由于中国政府出台鼓励行业并购的政策，并宣布计划到2012年将主要汽车公司从14个减少到不超过10个，今后国内市场的收购兼并活动将会增加。 　　去年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海外扩张方面屡有大动作，预计今年这些公司对海外并购的态度会更为谨慎，而国内的行业兼并速度将有所加快。 　　咨询公司AlixPartners根据对50位中国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调查而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其预测未来5年中国汽车销量将保持20％的增长速度。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中国汽车公司将专注于国内市场的技术升级、售后服务和内部管理。 　　报告称，中国汽车行业的分散程度居世界之首，最大5家整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仅有50％，而这一比例在日本和美国分别达到了87％和65％。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整车制造商在本土的市场份额仅为32％，远低于日本94％和韩国73％等同行的水平。而在德国、法国和美国，本土整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均超过50％。 　　中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商中，市场份额最大的是民营企业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占有率为5.5％。另一个本土汽车品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份额从2006年的1.4％增至2009年的5.1％。 　　目前，国外汽车制造商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大众汽车的两家合资公司占有中国汽车市场16％的份额，现代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分别为10％和9％。 　　调查显示，汽车企业高管认为外国汽车公司仍将保持市场主导地位，并预测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到2015年将缓慢提升到37％。


今年以来，一些由沿海地区转移而来的纺织,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新型工厂不断涌现河南，我国南方沿海产业向中部转移势头强劲。 　　河南交通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条件较好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综合交通枢纽和人流物流信息流中心。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河南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有影响的文化大省的历史性转变GDP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五。人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自然资源丰富工业水平不断提高,交通网络完善区位优势比较明显,开放氛围浓厚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所有这些都为河南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吸纳国际资本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河南省近两年针对沿海产业向中部转移的趋势特点适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方案的实施使该省正在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带外商投资重要目的地。 　　据河南省商务厅统计今年1至3月份该省新增省外资金项目979个同比增长17.2%；合同利用省外资金1280.5亿元增长66.7%；实际到位省外资金638.3亿元增长27.5%。 　　尤其是今年以来该省各省辖市更是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招商引资活动和强化项目跟踪落实措施一批批新的投资合同签约一个个新的建设项目落地。据统计一季度河南省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347个合同金额1393.48亿元其中引进省外资金6.8亿元以上重点在建项目100个。 　　今年1至3月河南省实际到位省外资金逐月攀升1月份实际到位省外资金123.6亿元2月份为225.6亿元3月份为289.1亿元。另据统计该省利用省外资金过程中产业转移特征明显。一季度河南省实际到位省外资金主要来自北京,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江苏沿海发达地区6省市占全省实际引进省外资金的65.1%。 　　据悉河南省正在进一步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建设全国重要的食品工业基地,全国重要的有色工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煤化工基地。同时做强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壮大装备制造业振兴纺织服装工业。


多晶硅因用于光伏发电而名声大噪，一度创造的财富神话更是吸引了大量企业争先上马项目。然而，如今面对日益严峻的成本难题，不少企业正骑虎难下。随着产业低利润时代的到来，再加上政府调控政策的影响，国内多数多晶硅企业的现状甚至可以用步履维艰来形容。 曾经的2007年，多晶硅最高卖到400多美元/公斤，国内许多企业正是在暴利的吸引下，蜂拥而至，产量迅速增加，截至去年上半年，国内多晶硅项目已建、在建或拟建的超过50个，投资规模将超过1300亿元，产能将超过23万吨。但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多晶硅价格骤降，从最高的每公斤的400多美元一路暴跌回几十美元。 据了解，2010年上半年国际多晶硅价格约每公斤50-55美元，而国内多晶硅企业的生产成本多在50-60美元左右。四川省新能源产业促进会有关负责人称，现在停产的多晶硅企业比较多，照目前的价格，企业只能勉强保本。即使在行业内处于龙头地位的企业，日子也并不好过。 业内人士介绍,全球多晶硅行业一度被德国瓦克、美国Hemlock等海外巨头垄断。国内企业自2006年以来,逐步突破了千吨级改良西门子法多晶硅生产技术,但因技术掌握不全、生产线运营经验不足等因素,生产成本普遍维持在50美元以上的水平，国内已经有些企业率先将原本作为废气的四氯化硅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不仅提升了原料利用率,单位能耗也大幅下降，目前的成本控制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作为具有业内成本控制领先优势的物理法，所生产的多晶硅，无论在硅料采购成本及生产成本方面，与改良西门子法比较来说，具有更加明显的成本优势，这类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将会更加明显。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多晶硅行业的两极分化趋势明显，这同时也是行业整合期如期到来的表现。多数企业由于核心技术缺失，管理水平低下以及成本控制的差距，国内多数多晶硅企业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企业微利甚至出现亏损经营的状况，短期或许可以承受，但若持续长久，企业就会不得不选择退出。


在全球“低碳潮”大背景下，全国各地车展纷纷倡导新能源。虽然新能源车已逐渐被消费者认识，政府也在大力支持新能源发展。但我国新能源汽车因受制于各方面因素，大力发展尚需时日。 　　各车展纷纷唱响绿色曲 　　不管是2009年4月20日以倡导“新能源”为主题的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还是2010年4月23日至5月2日以“畅想绿色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纷纷唱响了绿色曲，几乎所有厂商都带来了几款新能源车辆。基于传统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日益严峻的环保压力，“新能源”毫无疑问已经是下一步汽车业发展的大方向。但是，因为技术尚不成熟、价格高昂以及使用环境和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原因，新能源车要成为主流尚需时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在之前参加两会湖北代表团讨论会和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等会议中透露，在低碳社会的大思路下，中国走上新能源汽车提速之路是势在必行。不过，真正实施起来我国目前还是面临很多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比如：新能源发展的瓶颈——电池的问题。新能源技术得以论证并投入实施，其成败的关键是电池。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好的电池是锂离子电池，国内单体电池能量密度大概每公斤120瓦时，如何将电池的能量密度加大到每公斤150瓦时，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其次，国内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与配套设施不完善也是制约新能源发展的一大因素。 　　苗圩还表示，除了以上所述，使用安全更是第一要务。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电动汽车的电池大概是100伏—600伏电源，在实际驾驶过程中，万一车辆涉水或者整车没入水，几百伏的电压立刻会成为凶器，从目前的技术上看，解决起来仍是很大问题。苗圩指出，电池电机电控技术尚需完善，这是每个新能源产业人都无法规避的现实。 　　新能源公务车发展有政策 　　随着汽车品牌逐渐增多，公务车采购也呈现多元化。据悉，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起草《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更新管理办法》，新办法将主要向自主品牌汽车倾斜，尤其集中在一般公务车范围内。此外，新能源车将成为今年政府采购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新能源车在节能环保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受制于技术尚不成熟、价格高昂以及使用环境与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制约了其发展进程。新能源汽车进入公务车采购范围，则有利于国家推进新能源汽车战略。此外，随着国家在政策及资金补贴方面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今后还将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走向汽车消费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促进汽车企业自主创新和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保护民族工业等各种政策目标的实现，政府采购都可以从中发挥积极作用。 　　新能源个人用车发展有希望 　　继2009年支持试点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推广使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之后，我国已初步确定再次以财政补贴方式支持鼓励私人购买使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可达6万元。第十一届北京国际车展上，苗圩又一次明确表示个人购买无配备外接电源汽车将获补贴。 　　对于补贴的标准，苗圩表示，“节油越多补贴就越多，现在个人购买只限定于轿车，中央财政的补贴最高可以达到5万元至6万元人民币，当然是针对纯电动车，最低的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争取试点，还表示中央政府补贴多少，地方政府也出多少。” 　　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车展上，苗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虽然个人购买节能减排汽车的标准还在酝酿当中，但总体的补贴范围已经明确，具体补贴范围的划断标准是节能减排汽车是否带充电设施。总体来讲，不需要外界充电设备的节能减排的新车型，如果提前达到我国第三阶段燃油限制标准，无论采用哪种技术，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销售，会给予一定补贴额度。而另外带外接电源的新能源汽车也将获得补贴，但需采取试点模式逐步推广。 　　新能源车虽已逐渐被消费者认识，并且确定为将来发展的大方向，但受制于各方面因素影响，新能源车要成为主流还需要时间。


凤凰卫视5月4日《午间特快》节目播出“中国制造业扩张步伐逐步趋缓”，以下是文字实录： 姜声扬：中国制造业的扩张步伐，在4月份是有所趋缓，但是生产成本则是显著上升。中国官方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就显示，制造业整体PMI为55.7%，比3月份上升了0.6个百分点，分项指数当中，新订单指数为59.3%，按月上升1.2个百分点，购进价格指数显著攀升，按月大幅攀升7.5个百分点，达到2008年下半年以来最高点，反映出企业生产的成本压力加大，很可能会进一步拉高通胀压力。 而汇丰在星期二最新公布中国制造业PMI则是录得了55.4的6个月最低水平，显示扩张步伐放缓，不过指数今年是第13个月处于50以上的增长领域。


据河南省商务厅统计，今年1至3月份，河南引进省外资金增长趋势明显，其中，一季度，河南省实际到位省外资金主要来自北京、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江苏等地区，6省市占该省实际引进省外资金的65．1％，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趋势明显。 　　据统计，1至3月份，河南省新增省外资金项目979个，同比增长17．2％；合同利用省外资金1280．5亿元，增长66．7％；实际到位省外资金638．3亿元，增长27．5％。 　　据悉，今年以来，河南各省辖市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招商引资活动和强化项目跟踪落实措施，促使一批批新的投资合同签约，一个个新的建设项目落地。据统计，一季度河南全省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347个，合同金额1393．48亿元，其中引进省外资金6．8亿元以上重点在建项目100个。 　　今年以来，河南省实际到位省外资金逐月攀升，1月份实际到位省外资金123．6亿元，2月份为225．6亿元，3月份为289．1亿元，主要来自北京、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江苏等地区。 　　河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谷建全分析说，河南是人力资源大省，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产业集聚区建设也为外来资金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同时，河南的工业体系比较完善，工业规模比较大，能源原材料产业基础比较好，而且，河南区位优越，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吸引力比较大。


我国模具CAD/CAE/CAM技术近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模具行业已广泛采用了CAD/CAE/CAM技术，在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效益。其中最大的技术进步无疑是三维CAD方面的深入应用。一汽模具、天汽模、东风模具、福田潍坊模具等企业的的三维CAD普及率很高。其他骨干企业正在加快进行二维CAD到三维CAD的过渡。 　　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模具CAD/CAE/CAM技术水平尚低,差距较大,主要表现在： 　　CAD/CAE/CAM软件开发进度和水平低。目前三维CAD/CAM软件的核心技术仍掌握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手中，中国的三维CAD/CAM市场几乎被国外产品垄断。每年中国制造企业采购三维CAD/CAM软件的金额高达几十亿元。 　　CAM/CAE的发展跟不上CAD。在应用CAE进行模具方案设计和分析计算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大多还处于试用阶段；在应用CAM技术制造模具方面，由于缺乏先进适用的制造装备，制造工艺水平不高，加工精度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整体CAD/CAE/CAM应用水平低。目前，较有规模的模具企业都已采图，三维设计的应用尚处在开始阶段，数控加工在模具制造中所占比例仍然较低，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CAE在我国模具行业的应用还不普遍。 　　CAD/CAE/CAM缺乏知识的集成。在目前的注射模设计行业，这些知识主要以经验的形式由资深设计工程师所掌握，随着他们的退休与流失必将造成企业核心技术的流失。在国外已广泛应用知识型CAD/CAM系统。


“组织实施‘十城千辆’工程，不仅是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科技成果产业化在财政—科技联动新机制上的一次创新，更是决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能否赢得竞争、实现汽车工业跨越发展的关键。”近日，国家８６３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办公室副主任甄子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简称“十城千辆”工程）对我国汽车工业实现跨越发展至关重要，但同时任务十分艰巨，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国际竞争加剧 　　甄子健介绍，去年以来，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美国、日本、德国等汽车工业强国先后发布国家战略，通过加大政府研发投入、实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助等经济激励政策，同时实施更加严格的汽车燃料经济性和排放标准，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培育和产业形成。国际汽车巨头对于汽车动力系统电动化转型的认识趋于一致，产品研发和上市的步伐明显加快，企业间的战略联盟日益紧密，新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并不约而同地觑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巨大市场。 　　产业振兴任务紧迫 　　我国汽车工业目前已突破年产千万辆大关，产销量位居世界首位，但由于自主创新不足、核心技术缺失，我国汽车工业仍处于技术落后、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甄子健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为我国汽车工业赶超先进、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可能。“汽车动力系统电动化转型这一历史性机遇稍纵即逝，我们必须要有积极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勇气和行动。”甄子健表示，“十城千辆”工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期的长短，也决定着未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优势的大小，对我国汽车工业摆脱“大而不强”的被动局面至关重要。 　　产品亟待成熟 　　新能源汽车是汽车技术、产业、基础设施乃至商业化应用模式的一次大的变革。甄子健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总体处于国际第一梯队，在部分纯电驱动车型产业化推动方面具有一定特色和条件，但国内整车和关键零部件产品在可靠性和工程化能力上仍落后于国外先进产品，电池、电机与整车结合的系统技术存在差距，部分电机、电池所需部件、材料需进口，产业化技术相对落后，产品亟待通过示范考核，不断改进、逐步成熟。 　　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这一产业化初期阶段，能用于示范运行的自主创新车辆数量有限。甄子健建议，在示范推广中应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一方面在公务用车等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应用，扩展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市场容量；另一方面，应考虑私人用车补贴需求，以机制探索带动上量为主，积极稳妥地启动私人使用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贴。 　　自主创新面临挑战 　　甄子健指出，在“十城千辆”工程实施过程中，尽管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多次强调对自主创新产品的支持，但部分用户在选购示范车辆时，没有从国家政策补助自主创新产品产业化的内涵出发，对国外系统有近乎指定性的招标，并对采用国外系统产品照样足额拿国家财政补贴存在侥幸心理。与此呼应，部分企业不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的积累，有直接引进国外动力总成进行生产和销售的趋势。新能源汽车自主创新在技术、产品、市场、政策诸方面还面临挑战。 　　甄子健表示，我国要从汽车生产大国变为强国，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国家财政补贴应重点支持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各地示范推广方案应突出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企业则应在核心技术上下功夫，不断增强产品研发能力。 　　据了解，在“十城千辆”工程的进一步实施中，科技部将结合“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着力解决关键技术需求，并将继续加强与各部委的沟通与协调，及时发现并解决具体问题，大力推广各试点城市的成熟经验和创新措施，利用科技—财政联动新机制，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确保我国培育新能源汽车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的实现。


据经济参考报4月30日报道，郎咸平表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重要的不在于你有多少个下乡工程，有多少个振兴方案，而在于你是否给制造业提供了很好的营商环境。我一直说，我们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始终在恶化，到今天没看到好转。这就是我们悲哀的地方。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制造业开始，这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重大抉择。 我早就讲过微笑曲线。什么是微笑曲线？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库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这六大环节，再加上生产制造，就叫做6+1的产业链。可是为什么这条6+1的微笑曲线的底端就是制造呢？制造的价值为什么就是最低呢？我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因为谁控制了6+1的6，谁就控制了定价权，就可以把制造的利润完全吸干。只要我们是这条曲线中最弱的一环，一旦有风吹草动，我们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只有振兴了制造业，我们才有资格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政府该做什么？那就是推动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如何整合？还得靠企业。政府提供好的营商环境就可以了。 经济增长不能只看GDP。企业投到房地产的钱哪里来的？是制造业。企业越是把钱从制造业抽离出来，经济发展的内力就越枯竭。企业利润才是我们真正的内需，企业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才不会拿了钱全都跑去炒楼、炒股，做好了实体经济的产业链整合，才能藏富于企业、藏富于民，这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才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报纸上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60%，远高过世界平均水平，称这是一条“外向发展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 看看美国人如何对付日本就知道了，我们的经济不能过度依赖美国。 好了，日本都尚且逃不掉被美国人狙击，那么我们的企业呢？你要知道，我们的企业根本不掌握核心技术。不管“中国制造”可以堆成多高的山头，我们到现在还是做不了核心的东西。报纸上的文章说，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90%的出口是贴牌，靠着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赚取 (0)(0)评论此篇文章 其它评论发起话题相关资讯财讯论坛请输入验证码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称这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国际产业分工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一端是高利润的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而中国就长期停留在这个低端。 我们还是踏实下来，搞好我们的制造业。只要我们能整合和掌控产业链，传统的消费品制造业也仍能创造出很高的利润。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内需。我们不知道投了多少钱，包括税收的优惠，给了所谓的高科技产业，我想请问，结果是我们又创造了多少真正的“核心技术”呢？


如今，“用工荒”一词频繁出现于媒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逐渐感受到用工荒给企业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 由于“用工荒”背后还隐藏着对大批年轻工人的激励和保留，以及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管理的难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寻求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代为招聘和管理大量的基层员工。 根据雇主反映，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基层岗位，离职率高、用工紧张的现象长期存在，例如制造业工人、呼叫中心客服人员、保险业务员、零售业售货员等。近年来随着人才成本的上升，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已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加上如今的求职者并不仅仅“求职”，而更多的是“求职业发展”等，因此企业“招工难”的问题日益凸现。人才派遣的出现，则让企业不再直面大量基层人员的招聘问题，将招聘的精力和成本转嫁给专业的人才派遣机构。 面对逐渐严峻的用人问题，一些企业正逐渐转向一种称作“人事外包”的新的用人形式，也就是来自于一些人才服务机构的人才派遣方式。 人才中介培训或人员招聘机构提供的人才派遣能为企业省略的并不仅仅只是招聘环节。由于第三方人才派遣机构的牵线搭桥，用工企业不必再“临时抱佛脚”地招聘。相比于固定工制和劳动合同制，人才派遣更加方便人员的流动，尤其对于一些从事周期性工作的企业而言，在用工灵活性方面更占优势。从企业用人成本的角度来说，那些短期性、周期性的项目由派遣人才来完成远比雇用长期合同工划算得多。 “用工荒”显示了受教育程度提高和人才流动频繁，企业面临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迫切需要一种管人和用人相分离的、灵活的、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黄澜说，员工离职之后，从找新人到顺利上手，光是替换成本就高达离职雇员薪水的数倍，还有客户关系中断、组织及工作特定知识的流失等更多隐性损失。 2009年的经济波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使得中国企业，特别以出口加工为代表的生产企业订单机动性和随之而来的大量招聘促使他们需要的是流动但稳定的雇员。人事外包服务机构充当了企业临时性岗位的人才储备，即为企业提供能和项目同时出现的劳动力，又为企业代为管理这些员工，使企业不必和员工发生劳务关系，避免相应的成本和风险。 另一方面，“人事外包”的用工方式也开始受到年轻人喜欢。如今的新求职者中，80后、90后占到七成，和以往直接受雇于用人企业不同，80、90的年轻人受到了专业职业教育，更乐于接受人才派遣制这种用人模式，愿意寻求一个既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又能在自己喜欢的时间、场所获得自己满意收入的相对自由的职业。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人才派遣对于用工企业来说绝非简单的“用人不管人”，派遣员工和企业之间虽然少了劳务关系，但同样是企业的雇员。雇佣派遣员工后，HR摆脱的只是日常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更高层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包括员工培训、企业内部沟通等，仍是HR必须担纲的角色，并且需要将派遣员工纳入管理范围。尤其给予派遣员工必要的关怀和赞赏，为他们和正式员工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加强团队之间的融合，让派遣员工对企业也有一种归属感尤为重要。


多晶硅因用于光伏发电而名声大噪，一度创造的财富神话更是吸引了大量企业争先上马项目。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成本难题，不少企业正骑虎难下。 　　最近经常有多晶硅企业向国内元老级企业——新光硅业抛出“绣球”，希望新光硅业去对它们进行收购。但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新光硅业目前还没有发现感兴趣的收购对象。“这些企业基本没有价值。”在新光硅业方面看来，很多跟风而上的多晶硅生产企业大都资质平平。 　　这些企业不少是由山西河南的煤老板、浙江民企这类民间资金投资的。“我们看到很多多晶硅企业生产线还很新，就希望被收购，只是大多还是没找到合适的买家。”一位业内人士称。 　　事实上，意欲退出多晶硅行业的，并非只有这些民间资金，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市场价格下降已经到了很多国内企业的成本附近。多晶硅陷入了行业性亏损。 　　据了解，2010年上半年国际多晶硅价格约每公斤50-55美元，而国内多晶硅企业的生产成本多在50-60美元左右。四川省新能源产业促进会有关负责人称，现在停产的多晶硅企业比较多，照目前的价格，企业只能勉强保本。即使在行业内处于龙头地位的企业，日子也并不好过。 　　相比之下，2007年，多晶硅最高卖到400多美元/公斤。国内许多企业正是在暴利的吸引下，蜂拥而至，产量迅速增加。截至去年上半年，国内多晶硅项目已建、在建或拟建的超过50个，投资规模将超过1300亿元，产能将超过23万吨。 　　但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多晶硅价格骤降，从最高的每公斤约500美元一路暴跌回几十美元。“多晶硅的价格还将继续下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崔容强教授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这是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和实现平价上网的要求。 　　此外，价格下行还跟供求有关。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光伏专家王斯成的判断是，全球范围内，多晶硅供大于求的局势还将持续，自目前到2012年，全球多晶硅供过于求的幅度还将持续加大。 　　“光伏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市场。”一位可再生能源协会人士说，就多晶硅料方面，现在国内企业生产的多晶硅卖50-60美元每千克，国外生产的多晶硅料卖48美元每千克，到底买谁的，很明显。 　　国外低价多晶硅的大量涌进，正冲击着我国太阳能产业。前述人士分析，之所以中国多晶硅成本这么高，是因为多晶硅料并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企业都是规模化和高度自动化，而中国大多数多晶硅料企业都是成套引进国外设备，并不掌握核心技术。 　　分析人士指出，多晶硅产业整合再所难免。事实上，中央为了抑制低端产能重复建设，保证多晶硅产业的健康发展，《多晶硅行业准入标准》正在制定中。但由于各部委对多晶硅门槛准入标准无法达成一致，使得标准迟迟未推出。 　　崔容强表示，他认同通过规模效益降低成本，但同时，他强调，不能仅仅因为规模，就把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也切掉。“行业的整合应该在市场的环境下实现优胜劣汰，而不是单纯依靠行政力量。” 　　崔容强告诉记者，有些企业并不重视技术研发、成本控制、人才培养、管理提升等，造成自主创新能力差，无法与国外企业在硅料提纯领域匹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这些企业被淘汰，退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些企业虽然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技术设备和环保等都过关，而且管理和人才都能够适应市场，又有外部市场，最终必然生存下去甚至快速发展。 　　“一方面，政府要推动光伏事业发展，加快多晶硅价格下行，能够实现平价上网，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市场规律，保证行业健康发展。这才是我们整个行业所迫切希望的。”崔容强对记者说。


随着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国汽车产业对关联产业的促进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加大。但中国汽车业与相关产业的战略合作仍较为缺失。 　　1、与电子信息产业的融合：目前中国汽车电子信息产业面临核心技术空心化问题。国内乘用车汽车厂大多是中外合资企业，由外方掌握着技术的决策权，所使用的电子产品也多由外方传统配套商提供。国内汽车电子供应商一般选择为国际著名汽车电子供应商提供配套，或发展相对要求较低的如汽车音响、娱乐等产品等作为切入点。 　　2、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近十几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已经成为装备制造业消费的主体，约消费了全社会40%的机床装备。同时，汽车工业投资的一半以上又用于购买装备，其中进口装备约占80%。但目前国内70%-80%制造轿车零部件的金属切削机床生产线依赖进口，制造发动机的柔性生产线，进口产品占据了90%份额。绝大多数合资汽车厂建设中，只有土地和厂房是中方提供的；汽车生产的主要生产线和重大装备，基本上按照外方要求从国外进口。 　　3、与钢铁制造业融合：钢材是制造汽车的主要原料，据粗略统计，生产一辆汽车的原材料中，钢材所占比例约为72%-88%。当前中国汽车用钢材已经能够支撑国内自主品牌及合资品牌汽车企业的需求，而且有部分产品出口欧洲。但国内尚有一定比例汽车钢板、关键零部件用钢依赖进口。 　　4、与石化产业的融合：目前中国汽车消费增长已成为石油消耗增长的主要动因，而中国目前的汽车排放污染也是相当严重的。面对近几年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能源的需求将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问题，大力推广节能型汽车是大势所趋。


4月25日，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微型汽车项目开工仪式在开封新区举行，开封市市长周以忠宣布项目开工。奇瑞汽车微型汽车生产基地落户开封，打破了开封目前无整车生产商的历史。 奇瑞公司是中国最具创造力的汽车制造企业，在中国民族汽车工业乃至世界汽车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该公司已拥有整车、发动机、CVT变速器及部分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是中国最大的自主品牌乘用车研发、生产、销售和出口企业。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2500亩，其中一期占地1500亩，仅固定资产投资就将达到17.73亿元，总投资近百亿元，将建设年产20万辆微型车，8万辆轻卡及工程机械、农用机械的生产基地。 除了微型车，奇瑞在开封基地也将生产轻卡。奇瑞汽车于2006年收购了芜湖一汽扬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更名为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获得年产3万个底盘和2000辆客车的能力，迈出了在商用车领域的第一步。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年初公布的资料显示，在2007年~2008年，奇瑞商用车一直处于“零产量”状态。而此番布局开封，奇瑞或将重新弥补其商用车劣势。 在奇瑞入驻河南的同时，该项目还能为当地带来近百家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企业。同时，也将为河南本地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提供绝好的机会，根据汽车主机厂的日常运作要求，本地企业将在制造及运输成本、物流管理体系等方面赢得先机，这也将是河南本地相关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的一巨大商业机会。


2010年4月23日北京车展，全球汽车巨头悉数到场， 89台全球首发车惊艳亮相，95台新能源车现场展示。各跨国公司的CEO或董事会重量级人物纷纷努力克服冰岛火山灰的影响赶赴出席北京车展这一世界级汽车盛会。 　　中国市场以其高成长性不仅成为全球汽车企业加紧争夺的对象，更是全球资本眼中的掘金之地。 　　国内、国际资本中国大集合 　　最明显的案例莫过于3月28日，备受业界关注的吉利收购沃尔沃终于尘埃落定。这场收购凸显了中国车企前所未有的运用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各方资本积极逐利中国市场的重要信号。而整个吉利收购案，从某种意义可谓是一个国内、国际资本的大集合。 　　在国内，不仅上海嘉定工业区为背景的上海嘉尔沃出资支持，而且大庆给吉利30亿元的资金支持，有业内人士猜测，很可能大庆未来就是吉利和沃尔沃品牌的原材料供应商和工厂基地的着落处之一。 　　据消息称，吉利与沃尔沃签约前一天递交到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融资结构说明》文件中显示，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后续资金包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15亿美元，计划由欧洲投资银行、瑞典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各提供三分之一的贷款。本报之前亦报道，甚至瑞典和比利时政府也为此次收购提供了低息贷款担保。此前2009年9月高盛集团通过旗下一家私募基金向吉利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投资约2.5亿美元，引发人们对于这笔资金流向收购沃尔沃的猜想。而一篇来自于路透社的文章更是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出水面称其为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幕后推手。 　　抛开谈判细节不提，上述吉利集团错综复杂的资源利用和利益捆绑，已经展示了中国民营企业前所未有的强大资源整合与资本运营能力，在经营理念和手段上的更加先进，目标更加清晰，更懂得风险控制和利益制衡。与之前海尔、TCL、联想、上汽等知名中国企业海外收购都不同，吉利汽车开始通过国内利益共同体、全球各方资本的实力，而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资金积累，进行国际汽车市场上的拓疆拓域。 　　然而，资本的爱从来不是无缘无故，也不会是多方利益体被李书福面对沃尔沃工会质疑所发出的“I love you”三个字的魅力打动。 　　如果说李书福的吉利并购沃尔沃长期被称为是一场“冒险”，那么多方利益体的“赞助”意味着这场冒险的相对全球市场是安全的，相对平均市场收益是有超额利润可图的。 　　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那就是中国机会。 　　中国市场、企业的双重高成长性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消费红利和制造业红利。 　　其一，相比全球疲软的消费市场，中国汽车市场增长迅猛，潜力可期，全球资本看好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消费红利。 　　2009年1月至11月，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2009乘用车累计销量首次超过千万辆，当年共销售乘用车1，033.13万辆，同比增长52.93％。这项数据被多方引用，不断震撼着全球汽车企业的神经。 　　根据截至2009年底综合各主要车企公开的产能扩张计划，最终到2012年中国主要乘用车企总产能将达到2320万辆。届时，自主品牌产能为2009年销量的3.7倍，合资品牌产能为2009年销量的1.5倍。这些还只是传统产能的布局，新能源汽车产能不在之列。 　　其二，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本届车展上之前，大众中国范安德即表示将正式宣布在粤建厂事宜，计划中的新工厂有60万辆产能。而在去年11月12日,华晨宝马二期扩建项目签约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将新增投资50亿元人民币建设新工厂，该建设项目计划于2010年启动，长远的增长计划是逐步增加到年产30万辆。 　　众多厂商都计划在中国本土投资建厂、加紧增建合资生产工厂，甚至在中国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例如，今年三月已经是上海通用连续三个月超过公司在美国的销量，泛亚已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通用在中国市场的车型设计重任。 　　虽然随着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的日渐增长，有言论认为这个优势正在转移，但是以中国拥有各产业中诸多具备国际顶尖级别质量标准的制造业企业来看，中国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世界工厂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制造基地。这是综合了国情、民情和各种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结果。 　　深究跨国巨头们的产业链便会发现，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